| 标题 | 数字乡村建设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
| 范文 | 胡一波 王铁山 牛文博 张红利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建设与县域经济发展成为我国新时期政府工作的战略方向之一。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乡村建设的指示和论述，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在这一背景下，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县域地区如何尽快实现创新发展，实现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期十分重要的使命和任务。而在持续创新的经济状态下，数字经济正在慢慢进入我们的视线，它与县域经济相结合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产业链，在数字经济的带动下县域经济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数字经济在参与县域经济发展工作过程中，充分考量了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县域地区脱贫工作的重要性和困难性，提升了其他产业的整合效率，显著带动了县域特色产业和工业企业的发展。本文基于这一背景，以陕西为例，对数字乡村建设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进行探索，重点分析数字乡村建设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遇与挑战、重点及路径，为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相应的对策。未来我们应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经济开发工作的指示，这样才能更好地完善各项措施，更好的完成数字乡村建设与县域经济融合发展的艰巨任务。 关键词：数字乡村;县域经济;县域经济发展;陕西省;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2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1）04（a）--04 1 综述 由于我国数字乡村是在科技创新和数字农业技术的现实条件下发展起来的，那么研究如何激发数字乡村的活力，带动乡村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变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重点提出“县域经济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提出对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与缩短城乡经济差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众多研究成果表明，县域经济发展与数字乡村发展具有很强的耦合协调发展特征，陕西省数字乡村的发展路径具有巨大的选择空间，且拥有十分丰富的数字化资源，新基建、新业态、数字乡村的创新思路更加多元化，可开拓新的乡村新基建市场。当前对于数字乡村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字乡村的发展模式、方法和对策、数字乡村发展动力机制等的研究中，还缺少对县域经济发展与数字乡村耦合协调发展方面的研究。在县域经济发展与数字乡村耦合协调发展的研究中，贾晋，李雪峰（2018）认为在将数字乡村特征，包括新基建、新业态、数字乡村、数字经济等理念融入乡村发展中，一方面可以拓展乡村发展的渠道，另一方面县域经济发展可以使当地的数字乡村更好地发展下去，实现数字乡村与县域经济发展的优势互补，具有很强的耦合发展特征。庞艳华（2019）提出构建县域经济发展与数字乡村两大系统发展水平指数上采用熵值法和加权法评价县域经济发展与数字乡村发展状况，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系统内各指标之间的关联度和数字乡村发展与县域经济发展之间的耦合度。赵永峰（2019）在县域经济发展与数字乡村发展的研究中，同样是构建指标体系于系统综合评价模型，采用极差标准化法统一量纲，再采用线性加权法测算综合发展指数、采用熵值法确定权重，最后借鉴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系数模型，确定耦合度模型公式，对耦合协调度区间进行划分，采用四分法，最后得出结果。李志龙（2019）分析數字乡村发展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提出数字乡村发展越来越大众化，返回原野愿望与需求，越有引人注目的效果，越能够增强数字乡村发展与县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度。 县域经济发展与数字乡村发展的融合与统一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如何将数字乡村发展更好地融入县域经济发展中去，从而创造出具有竞争力的乡村发展力，已成为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主要研究陕西省县域经济发展与数字乡村发展的问题，目的是得出县域经济发展与数字乡村发展存在的交互影响，进而为美丽数字乡村提供方向，达到双赢的目的，这对提升乡村经济发展的竞争力、缩短城乡差距将有所益助，也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2 数字乡村建设与县域经济发展现状及高质量借鉴 数字乡村、数字经济发展从全局的角度对乡村振兴发展进行详细规划，而数字乡村建设就是新基建的主体，因其具有融合性好、关联性强、覆盖面广等特点，决定了其在乡村发展中的独特功能。因此研究两者的协调程度对乡村的经济、政治、文化、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近年来陕西省数字乡村发展迅速，同时县域经济发展也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然而陕西省数字乡村的发展起步时间相对较晚，在乡村振兴发展模式的选择和运用方面面临一定的挑战，缺乏与陕西省乡村经济发展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用数字和新基建促进经济高质量赶超发展就显得尤为关键。 当前由中央网信办信息化发展局、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指导，农业农村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编制的《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在2019年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论坛上发布，全面总结了我国数字乡村建设的阶段性进展和经验探索，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展望未来发展前景，是对当前数字乡村发展情况的集中呈现。全国各地也纷纷开展关于数字乡村的建设工作。《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指出，到2025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占农产品总交易额比重增长到15%，农业数字经济占农业增加比重从2018年的7.3%增长到15%。全国各大区域，华南、华北、华中、华东、西北地区纷纷投入新基建新业态产业——数字经济产业生态的构建，从而实现重点突出西北，向东向西开放的新高地的格局县域集群高质量发展要素，比如加大物联网、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的应用和做好大数据中心建设，数字乡村建设持续推进，为乡村产业数字化和治理数字化的推进提供坚实的保障。 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年来陕西省积极贯彻《关于促进全域乡村新基建发展的指导意见》的相关指示，并推动当地农村新基建项目的建设，利用多项政策开拓全新的数字乡村发展形势，深挖当地数字乡村特色乡村新基建资源，丰富数字乡村发展的内涵。截至2019年底，陕西省县域全年总生产产值共计10956.42亿元，同比2018年增长了4.9%，经济平稳增长显著，数据体现出陕西省数字乡村的巨大活力。 经济总量增加的同时，陕西省县域经济结构得到不断优化。全省77个县（市）服务业增加值较上年增长9.4%，县域生产总值增速1个百分点;服务业占比31.8%，较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非公有制经济占比48.4%，较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城镇化率46.7%，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同时，发展动力不断增强。全省77个县（市）新增统计调查单位2500个，占在库统计调查单位的19.6%，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到179个，较上年增加了70个。从以上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近年来陕西省农村地区的综合经济实力呈现出不断增强的态势，在地区GDP、财政收支和各产业总值等方面都呈现出比较快的增长态势，充分体现出未来陕西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后劲。 3 数字乡村建设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脱贫攻坚在我国已经取得决定性进展和重大历史性成就。受新冠肺炎疫情在国际的蔓延以及国际形势严峻的多重影响，我国脱贫攻坚发展再次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县域经济作为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要能够在困难时期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数字乡村建设，新基建主体的确立，必须有持续创新的作风才能把工作做好，对数字脱贫、疫情下的业态重组，确保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务实、帮扶过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尤为关键。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我国充分展现了大国担当和经济韧性，数字治理和数字经济在国内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过程中发挥了十分积极有效的作用。然而未来风险因素仍然众多，在推动数字乡村发展，带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的挑战和风险，我们必须要坚持数字乡村与智慧城市的保障作用，实现两者的“并驾齐驱”发展。如当前疫情期间开发的各类小程序等，展现出社会力量参与数字化农村地区疫情防控的独特智慧，将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持续抗疫带去更多的中国智慧。 4 数字乡村建设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原则、思路、目标 陕西省是农业大省，发展农村数字经济是陕西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数字乡村建设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要坚持数字乡村和智慧农业发展的协调统一。一是要按照比较经济利益的原则，研究制定县域特色产业发展规划，主动参与县域外的经济分工与协作，突出自身特色，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劣中选优，切忌毫无特色的“大而全”“小而全”。只有坚持特色，才能使县域经济具有竞争力，才能在国内、国际市场对接中找到自己的最佳位置。 縣域经济在发展要素方面实现优势互补，关中地区与相对落后地区通过合作，实现要素互补，关中向落后地区输送科技与文化，落后地区向关中提供资源与人力资本。二是要理清思路，加强顶层设计。数字经济的全局谋划应进一步明确建设内容与目标。在发展数字经济新基建时，应坚持“布局合理、设计科学”的原则标准，加强探索资源汇集，加强数字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县域经济在产业结构上也可以实现互补，关中、陕南、陕北各自拥有不同的产业结构，关中的科技实力雄厚，陕北、陕南的资源优势明显，三大区域的产业结构差异提供了足够的产业对接空间，要抓住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积极进行产业对接，实现产业升级。 5 数字乡村建设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及路径 数字乡村建设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效应体现在多个方面，而探索数字乡村建设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入手： 一是要以信息化带动数字乡村的发展。促进县域经济往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使数字化和智能化结合的综合评分指数达到85%。集中力量发展互联网产业，建立网络、平台、安全等三大功能体系，充分利用产业基础的优势，将重点领域的智能化发展作为主要目标。 二是继续开展县域信息产业构建。打破城乡信息领域的核心技术障碍，以IT技术为主的信息产业为重点，加强县域地区的数字技术创新，如建立新型移动通信技术，进行新基建创新的探究，促进技术成果实现产业化。 三是打好大数据产业基础。通过推行一些有利政策吸引大数据的知名企业来进行投资，扶持县域龙头企业快速发展，建立陕西省县域经济大数据产业的有效联合，帮助数据资源快速聚集，建立大数据基础架构、处理与服务、行业应用的产业链结构，促进数字经济向县域等多个领域发展，建立数字经济的产业集群，融合基础资源，帮助当地经济发展收集云数据。 6 数字乡村建设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决胜之年，对于县域经济发展与数字乡村发展的研究在如今的新政策新形势下显得尤为重要，结合陕西省的数字乡村发展现状，如何更好地发挥两者协调作用为重中之重。 （1）要创新数字乡村建设模式，加大支持力度。创新数字乡村建设模式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延伸。创新数字乡村建设模式的概念是从传统农业发展模式衍生出来的，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结合实际，解放思想。相关部门通过创新、多元化的手段及时地向农民提供相关的经济产业信息，并提供相应的数字技术，数字金融等支持，意在通过创新农业扶贫方式使农村地区获得市场信息、资金和技术支持，进而实现与外界互通对等的发展机遇。在线上开通易捷商城，在线下将扶贫产品引入易捷便利店，组织了多场针对农村地区农产品扶贫为主题的订货会，并号召每一名员工和社会人士为扶贫工作作出自己的贡献。如依托当地乡村新基建产业，在当地建设电商直播经济，如今电商直播经济已成为乡村新基建扶贫的一大特色，为当地带来新的致富生机。可以说，创新数字乡村建设工作的开展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并且随着农村各项保障政策的推出，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的功能也日益多元化，带动了各项数字乡村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 （2）要健全农业经济信息化发展，发展农业电子商务。推动农业经济信息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经济发展工作中明确指出的措施，农村电子商务模式随着互联网+创新思维的提出而日益多元化，从当前农村电子商务模式的类型来看，基本能够适应各地区农业经济信息化发展的需求。因此，在开展精准扶贫工作时，也关注到了农业电子商务发展对扶贫的助力功能。一是发展电商+服务点+农户扶贫模式。“电商+服务点+农户”的数字经济模式是一种点对点的新路径，这种数字经济工作模式的核心是县级服务中心，以县服务中心辐射并带动周围乡镇的电商服务点和体验店。“电商+服务点+农户”的扶贫模式中不同企业的经营重点有所不同，但是数字经济的目标和本质是一样的。同时，将传统的农村小卖店升级为线下商品体验店，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农产品的线上交易，实现农产品与工业品在农村的上行与下行，发展壮大当地的特色农产业，带动了农村产业增收能力。与此同时，还应积极响应国家的脱贫号召，配合国家脱贫工作的进行，着重在贫困地区开展扶贫工作，带动精准发展特色脱贫产业。 （3）要实施特色产业扶贫模式， 提升农村数字经济增收能力。农村经济转型给农村数字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应继续加大力度出台一系列政策来促进农村数字经济转型的发展，如电商直播、“书记带货”等，并积极创造良好的数字营商环境为农村经济转型提供便利条件。积极做好新基建产业扶植工作，从新基建的发展过程来看，既满足农业数字经济多元化发展的需求，又能突破农业产业靠天吃饭的束缚，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必须要积极迎合时代的发展步伐，结合一带一路发展趋势。根据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原则，不能仅仅满足眼下的发展需求，而是强调数字产业发展的可持续。认识到数字产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进而在实际工作中不断优化数字产业结构，将数字产业系统的各要素有机统一，平衡分配，实现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杨秀芝.数字农业的发展态势与商业银行的策略选择[J].金融纵横，2019（08）：36-42. 周栋良.县域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湖南生态科学学报，2019（03）：60-64. 杜家方，刘思源，解金辉.中国农村发展现状和前景预测——县域经济发展任重道远[J].中国农业文摘-农业工程，2019（06）： 41-45+73. 赖媛媛，魏国青，周海霞.基于物流视角的智慧农村信息平台构建[J].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3）：34-39. 周岚，于春.乡村规划建设的国际经验和江苏实践的专业思考[J].国际城市规划，2014，29（06）：1-7. 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M].北京：中国统計出版社，2019. 葛丹东，华晨.城乡统筹发展中的乡村规划新方向[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0（03）：148-155. 师曾志，李堃，仁增卓玛.“重新部落化”——新媒介赋权下的数字乡村建设[J].新闻与写作，2019（09）：5-11. 胡青.县域经济发展背景下“数字农业”发展趋势与实践策略[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9（05）：69-75. 汪娟.数字乡村视角下“新零售”农村电商模式研究[J].武汉商学院学报，2019（04）：31-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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