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城镇居民体育消费人口的结构耦合模型构建与分析 |
| 范文 | 葛书 林代刚 摘要 探索体育消费人口的结构耦合，构建相关模型是促进体育消费人口增长，扩大体育消费市场的重要参考。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归纳与演绎方法分析了体育消费人口的概念，结果表明：作为人口亚概念的体育消费人口应该是指面向生活，在一定时间，一定区域，通过选择、购买、使用与处理体育产品与服务用于实现其身心健康与休闲娱乐为共同目标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进而，运用案例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了北京高碑店村体育消费人口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结果表明：组织与家庭结构是推动村内体育消费人口形成的重要结构性力量，并且当体育消费人口形成之后会改变人们的体育消费意识与体育消费行为，形成一定的体育产业集群，促进体育消费的增长，推动村内社会结构的调整。最后，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了体育消费人口结构耦合模型，结果表明： ①当下职业相对比较固定的中青年年龄阶段的中国城镇居民体育消费人口结构特征略偏向于物品密集型，所占比例为53.1%，也就是说人们更愿意选择具有收费性的体育运动项目进行消费。②在收入、阶层与教育三个社会结构变量的嵌入下会促使人们的体育消费意识、可选择的体育消费资料以及相应的体育消费行为之间产生一定的耦合效应，从而对体育消费人口的形成有一定的建构，解释率可达到8%。因此，建议优化在职城镇居民的收入结构，提升城镇居民的教育水平，打通阶层之间的壁垒，使其有能力购买、使用各类体育消费资料，促使选择收费性体育运动项目的消费偏好进一步增强；注重培育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民间类体育产业，使其成为促进社会结构转型，引导人们绿色消费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城镇居民；体育消费人口；结构耦合模型 中图分类号C924.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8）07-0167-10DOI：10.12062/cpre.20180202 自1995年6月国务院颁布《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以来，历经20多年的发展，一大批全民健身器械已经被广泛安置在各级各类社区之中，并且，不论安置的地方大小，这些地方都已经成为人们经常去锻炼的重要场所，全民健身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已经形成。一大批诸如广场舞、太极拳、慢跑以及快走等喜闻乐见的全民健身项目正走进人们的生活之中，深刻影响并引领着人们参与体育锻炼，参与体育锻炼的人口数量与规模不断扩大，全民健身活动得到了广泛开展。截止到2014年底，中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的比例为33.9%，具有了相当的规模。但是，这一比例与美国49%的体育锻炼人口比例仍然有很大的差距[1]。并且这些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有很大一部分并没有真正参与体育消费的过程，使得我国参与性体育消费水平偏低，2014年人均体育消费约为140元[1]。体育消费不仅仅指参与体育锻炼过程的消费，还包括体育休闲娱乐方面的消费，有许多体育竞技项目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性和人类极限的新奇性，使得体育消费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享受。因此，探索体育消费人口的结构性特征以及变化规律，可为进一步推动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向着体育消费人口转变，扩大体育消费人口的规模与质量，为推动我国居民消费的绿色转型提供理论依据。 1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无论是在人口学学科领域中，还是在体育学学科中，甚至是经济与管理相关学科领域中，体育消费人口都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或许是太边缘化的一个概念，至今还没有比较深入的、独立的系统研究。何建文[2]在论述体育人口理论时提到了体育消费人口是指在参加体育活动或关注体育的过程中，对体育物质产品和劳动力进行消耗的人群。胡平[3]定义旅游人口概念时提到了购买旅游产品的“消费人口”概念。當然，与之相关的研究还有包括刘剑荣[4]、王磊[5]等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体育消费者人口数量与质量对于促进休闲体育产业发展的研究。Eime，et al[6]从澳大利亚的澳式橄榄球、篮球、板球、曲棍球和类似篮球的五大赛事消费场景下探讨青少年参与人口的变动趋势研究。Tainsky & Stodolska[7]也是从全国橄榄球联赛的赛事消费场景下探讨观赏性体育消费人口规模在不同城市间流动的研究。可以说，这些研究只是或多或少地与之有一定的联系，都没有围绕着体育消费人口这一核心主题或概念进行更深入的解释与探讨，所以有必要先讨论与界定这一概念，从本质上发现此概念的内在逻辑性与科学性。从人口学的角度来分析，人口是指生活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一定时间、一定地域，实现其生命活动并构成社会生活主体，具有一定数量的人所组成的具有一定规模和质量的社会群体[8]。也就是说人口首先是一个数量性单位，必须要形成一定的规模；其次，在特征上既要有包含年龄与性别的自然规定性，还要有包含教育文化、家庭、职业以及阶层等社会规定性；最后，人口要有一定的空间分布，呈现区域性特征。只要满足这三个条件都可以作为人口的亚概念。目前，来自《经济学人》的“中国体育健身产业报告”表明，2016年中国体育健身市场规模接近1.5万亿元，可间接地反映出参与健身的体育消费人口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同时，依据李刚、孙晋海以及代刚[9]的研究表明，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收入以及不同教育文化水平的消费者在体育旅游消费过程中有心理层面上的差异性，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体育消费人口在特征上有结构性的差异，当然，还有涉及城乡、不同少数民族体育消费人口的空间分布等等。所以，综合规模、结构以及分布三个要素，体育消费人口显然可以作为人口的亚概念，并具有一定的条件成为应用人口学或工商人口学的一个分支。 另外，从体育学的角度来分析，虽然国内外很多学者都认可体育人口是体育社会学领域中一个通识性的概念，并进行了广泛的定义[8，10-12]。但是这一概念仅是指直接参与体育活动的体育人口，强调通过“体育”获得身体活动的实践性，忽略了诸如通过新闻、电视以及到现场观看体育赛事的体育人口[13]，这就限制了体育人口的外延，直接影响了体育人口的科学性[14]，以致于在第三次全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报告中“体育人口”已经被“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所取代。与之不同，体育消费人口既可以指直接参与体育消费的人口，强调通过“体育参与或体育锻炼”获得身体活动的实践性，又可以指间接参与体育消费的人口，强调通过“消费”获得休闲娱乐的目的，从而保证了体育消费人口的外延。最终，在确定了与之相关概念的内在逻辑之后，依据代刚[15]对于体育消费的定义，消费者在选择、购买、使用和处理体育产品与服务过程中所引起的一切现象和关系的总和，将作为人口亚概念的体育消费人口，定义为：面向生活，在一定时间，一定区域，通过选择、购买、使用与处理体育产品与服务用于实现其身心健康与休闲娱乐为共同目标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为进一步突出体育消费的物质特性与效用实现属性，也就是不只是单纯的一次性购买行为的完成而是包含有购买后的使用与评价过程，表现出对于体育商品的完全占有，充分反映出“消费”的效用实现过程，呈现“支出”与“消耗”的统一。本研究尝试引入Gronau & Danie[16]提出的“密集度”的概念对体育消费人口进行适当的分类，也就是根据消费者在一年之内选择收费类型或不收费类型体育产品与服务的情况进行划分。在逻辑上，选择收费类型的体育产品与服务的消费时间较少，属于物品密集型体育消费人口（每月物品消费金额与每月时间消耗比值大于1），而选择不收费类型的体育产品与服务的消费时间较多，属于时间密集型体育消费人口（每月物品消费金额与每月时间消耗比值小于1）。当然，这也是为后续所涉体育消费人口的测定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2体育消费人口结构耦合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2.1理论基础与模型构建 从体育消费人口的概念界定中可以发现，相比较规模与分布而言，结构是界定体育消费人口概念的最核心要素，所以要构建与体育消费人口相关的模型也必然要与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提到“结构”，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理论基础，一个是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该理论认为社会是一个体系，是由相互联系的各个部门构成的有机整体，这个体系的运转离不开体系中存在的结构。之后围绕着“结构”，相继有帕森斯将结构划分为价值、制度、角色以及组织四个比较抽象的层次来分析其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发挥的功能。彼特·布劳[17]提出的用水平方向的性别、宗教、种族、职业等类别参数和垂直方向的收入、财富和教育等级参数共同分析整个社会结构构成。这两类具体参数之间可以相互交叉，相互合并，不仅能够全面地解释社会结构这一变量，也为进一步解释体育消费人口结构奠定了理论基础。 另一个是英国社会思想家吉登斯[18]提出“结构的二重性”。不同于以往观点将结构定义为类似于某种有机体的骨骼系统或某种建筑物的构架等传统的狭隘认识，吉登斯认为，结构本身是有生命力的，结构是作为被反复不断地组织起来的一系列规则或资源，除了具有记忆和协调功能以外，还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通过相互间的耦合，不断建构着行动者的具体行动，生产出与行动者密切相关的金钱、赞同、地位与权力等等，使其具有了生产的属性。并且，在生产过程中也会随着行动者的变动而发生改变，它既是行动的中介，又是行动的结果。基于此特性可知，当人们有选择地进行体育消费实践时，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已经“内在于”人们的活动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购买、选择、使用与评价体育产品与服务的整个过程。比如选择什么样的体育运动项目进行消费，花多少钱进行消费，所消费的运动项目是否能够与我的社会身份、社会地位相符合等等。Dukes & Coakley[19]、 Laberge & Sankoff[20]的研究发现，富有阶层的人们都会倾向于将高尔夫、帆船、网球、滑冰以及其他昂贵的体育俱乐部活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与消费品位，而中间阶层或低收入阶层的人们往往只能选择在一些免费的、公共基金赞助的、公共学校的体育空间内参与体育活动。也就是说当人们成为带有某种符号标记的、特定的体育消费人口时，一些与之匹配和期望的社会身份、社会地位就会被生产出来。这时，新的社会结构关系也就随之诞生与发展。 基于以上两个理论基础，首先提出了体育消费人口的基本假说，也就是说当社会行动者进行体育消费文化实践活动时，某些社会结构变量会内化于个体的消费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促进消费的发展，最终促成体育消费人口的形成。 在这里不能就此结束，仍然需要进一步考虑的是，这些社会结构变量是如何内化其中并与体育消费人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实，体育消费人口本身也有自己的内在結构。依据代刚[21]关于体育消费的研究，人们在体育消费过程中包含了体育消费意识、体育消费资料、体育消费行为共计三个内在结构变量，这三个结构性变量相互影响，共同促进体育消费的发生。因此，随着体育消费的继续与发展，这些社会结构变量就会与体育消费人口本身的结构性变量发生耦合，使之在体育消费意识、体育消费资料、体育消费行为这三个结构性变量中呈现出共性的特征。最终，体育消费人口的基本假说应该修正为，当社会行动者进行体育消费文化实践活动时，某些社会结构变量会内化于个体的消费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行动者的体育消费意识、体育消费资料以及体育消费行为的变化，并通过相互耦合作用促进体育消费人口的形成。随后，这种变化了的、新耦合生成的体育消费人口会反作用促使社会结构也发生一定的改变。 2.2研究假设 根据“社会结构”对于体育消费人口的影响，研究将假说进一步转化为一个可进行检验的理论模型（见图1），并进一步提出7条测量模式假设： （1）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结构变量都能改变体育消费人口特征，都能对体育消费人口有一定的作用影响。 （2）社会结构的嵌入对于体育消费意识有着正向的 作用影响。 （3）社会结构的嵌入对于体育消费资料有着正向的作用影响。 （4）社会结构的嵌入对于体育消费行为有着正向的作用影响。 （5）社会结构的嵌入对于体育消费人口有着正向的作用影响。 （6）社会结构的嵌入，使得体育消费人口、体育消费意识、体育消费资料与体育消费行为之间相互影响，并发生耦合。 （7）随着人们体育消费意识的改变、体育消费行为的变化，会促使体育消费人口的增长，最终推动整个社会结构的发展。 3体育消费人口结构耦合理论模型的案例分析 3.1北京高碑店村案例选择的依据 始于1983年改革开放初期，为响应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北京高碑店村的大量耕地被用于北京市经济建设发展，村中的人口、环境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高碑店村一度成为“叫农村无农业，称农民无耕地，农转居无工作”的城中村。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村党委统一领导下，村子立足于高碑店村原有“高米店漕运文化”的历史底蕴，以民俗体育文化产业为纽带，以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为契机，大力发展民俗体育文化产业经济，齐心协力为全村上下谋发展，走出了一条主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支持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创新之路。据2007年调查，高碑店村的现有常住人口为5 970人，流动人口已达到10 784人，到2008年全村共实现总收入18.8亿元，利润为9 200万元，全村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村中的人口、环境与社会结构又一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千年古村的繁荣景象正逐步从尘封已久的记忆中走出来变为现实。所以，在这一难得的历史背景下所蕴含的人口、环境与社会结构变动线索成为本案例选择的重要依据。 3.2社会结构对于北京高碑店村体育消费人口的建构过程 其实，能够准确分析北京高碑店村社会结构本身就并非一件易事，更不要说进一步分析社会结构对于体育消费人口的建构过程。在这里，按照罗纳德·伯特关于将社会结构和过程化化约为个体行为者的理论趋向，研究将北京高碑店村的社会结构表示为一组网络，在这组网络中主要包含两个要素，一个是一组社会单位，比如组织结构、阶层结构、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等等，二是社会单位之间的一组关系。如果假定北京高碑店村这组社会网络有M个社会单位，那么这个社会网络可以表示为如下： P={Pi}，Pi是一个社会单位，i=1，2…M R={ 那么这组社会结构就可以表示为 U={P， R} 如果用图形来表示，U代表的是图形，P代表的是点，而R代表的就是线，这时候需要定义Zij=1或0，如果i和j之间有联系，即{P，R}∈U，反之则不属于这个U代表的社会结构。 进一步假定网络中包含体育消费人口P1在内有M个社会单位，那么第L种关系的密度就是网络中社会单位之间的实有关系与最大可能关系之比： Uit=〔∑i∑zjil〕/n（n-1） 假设有5个社会单位P2（组织结构）、P3（性别结构）、P4（人口结构）、P5（家庭结构）、P6（职业结构）与P1（体育消费人口）有直接关系，使得体育消费人口从无到有，也就是从0到1。但事实上，来自于北京高碑店村的田野调查显示，组织结构和家庭结构是促成北京高碑店村体育消费文化实践活动的重要结构性力量。组织结构中的党员干部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先是一门一户做思想动员工作，让大家积极参与村中的民俗体育文化实践活动，如果实在做不通工作就自己顶上去，先做起来再求发展，就这样通过示范引领，村民的自觉性不断提升，再加上爱党、爱国以及爱村情怀的感染，最终村民们从不情愿到情愿、从服从到主动参与，包含有高跷会、小车会等各种民俗类体育消费活动应运而生，参与民俗类的体育消费人群开始出现。这时，组织力量也逐步从统一管理向村民自治转变，一个促使体育消费人口形成的社会文化环境已经产生，体育消费人口进入初期发展阶段。如图2所示，在村内体育消费人口形成的初期，对于网络中的P2（组织结构）来说，是由4个社会单位组成，n=4，与之有联系的网络有3个，与之有直接联系的社会单位之间的网络有7个，代入公式所得网络密度为0.83，网络密度值非常高，这就说明组织结构在整个网络中的重要地位，可以有效建构北京高碑店村的体育消费文化活动，推动着体育消费文化活动从无到有。 另一方面，从家庭结构来看体育消费人口的建构过程，如图2所示，对于网络中的P5（家庭结构）来说，是由5个社会单位，n=5，与之有联系的网络有4个，与之有直接联系的社会单位之间的网络有9个，代入公式所得网络密度为0.65，这说明家庭结构在整个网络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以有效构建北京高碑店村的体育消费人口。其实，高碑店村有着比较深厚的传统家庭文化积淀，这主要来自于高碑店村漕运历史文化的影响。那时，高碑店村被称为“高米店”是一个重要的漕运中转码头，每逢集会，各路大小商贩、农民都会汇聚于此，一边相互买卖，一边共同娱乐，观看打赏集会中的各类民俗表演，是最早期的体育消费人口。这时，高碑店的很多村民就以漕运文化中的集会为生，相关的民俗类体育文化知识与技术就被作为“家学”传承，从而保证一个家族的经济来源，维系一个家族的稳定，提升一个家族的社会地位。以高跷世家张家为例，他们家的高跷文化就是出现于集会中的表演娱乐，并在集会中发展成名，成为流世百年的传统家庭。家族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责任、有义务来维持这个家族的“家学”，从而获得全村上下对张家高跷文化的集体认同，保持家族在村中的社会地位。所以，当村委会要求张家负责复兴高碑店村的高跷文化活动时，张家就义不容辞地接受了这一工作任务。在这个传统家庭的影响下，高跷会回归了，小車会出现了，其他民俗类体育消费活动在其带动下也逐步发展壮 大，已被历史沉淀的体育消费人群再次形成与发展。可以说，传统家庭结构对于高碑店村民俗类体育消费人口的建构有着重要的作用。 当然，高碑店村的人口结构也对体育消费人口有一定建构的作用，比如人口结构中的常住人口是建构高碑店村民俗类体育消费活动的主体，只是网络密度n<2，也就无法计算其网络密度。 3.3体育消费人口对于北京高碑店村社会结构的建构过程 随着北京高碑店村体育消费文化活动的不断发展，在党政组织的进一步领导下，村中的人们已经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参与民俗体育文化表演，开始定制服装、编排节目，定时训练，逐渐成为名符其实的体育消费人口。之后，随着体育消费人口的市场效应增强，高碑店民俗体育文化品牌的打造与升级，带动了与之相关的体育文化旅游产业。一些原有处于无业、失业状态的村民有了多元化的职业选择，或是演艺工作者，或是演艺策划人，或是租赁服务者，或是餐厅老板等等，村中的流动人口数量也在逐步增加，一个全新的高碑店村社会结构网络正在形成。如图2所示，在已建构的、正逐步形成的、全新的社会结构网络作用下，村内体育消费人口形成进入发展期，P6（职业结构）正逐渐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在网络中处于比较重要的地位。对于网络中的P6（职业结构）来说，是由5个社会单位组成，n=5，与之有联系的网络有4个，与之有直接联系的社会单位之间的网络有12个，代入公式所得网络密度为0.8，与P2（组织结构）的网络密度值一样，都比较高，职业结构与组织结构一起已经成为整个网络中比较重要的结构力量。而P5（家庭结构）的网络密度值已经从原有0.65下降为0.6，家庭结构在新形成的社会网络中的力量正在减弱。可以说，从消极到积极体育消费行为的提升，从不认可到认可的体育消费意识的转变，从随意到自觉定制体育消费资料的改变，一个全新的体育消费人口结构已经激活了北京高碑店村体育消费文化活动，体育消费人口规模不断增加，村内体育消费人口进入一个平稳发展阶段，同时正在改变的体育消费人口结构反过来也在影响并建构着高碑店村的社会结构。 4体育消费人口结构耦合模型的路径分析 4.1模型数据来源及分布 实证数据来自于北京、济南、郑州、贵阳四个城市的不同职业阶层抽样数据，抽样对象仅限于有职业的、在职城镇居民消费人群，不涉及已经退休的老人以及尚没有固定职业的学生群体，以便更好地反映出中国统计年鉴中所涉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数总体以及特征。其中交通、邮政、电力工作者样本数为100人， 制造、建筑和采掘业工作者样本数为541人，文化、卫生和体育工作者样本数为181人，党政机关公务员样本数为191人，教育、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工作者为311人，批发零售、餐饮休闲与居民服务业工作者为305人，计算机、金融与房地产销售工作者为188人，总计1 817人。这些数据是采用概率抽样法中的分层抽样方法，根据每个城市所在地区各职业阶层就业人数占抽样总体各阶层就业总人数的百分比分配样本量进行的。 抽样数据所涉四个城市的样本分布情况大体均衡，频率分布在15%（贵阳）至35%（北京）之间。性别维度方面，男性样本频率59.2%，女性样本频率为40.8%；年龄维度方面，21～50岁的样本累积频率为91.1%，以中青年消费群体为主；教育文化维度方面，样本主要分布在大专学历与本科学历，所占频率分别为40%和17.9%，比较符合当下中国有职业群体的学历结构特征；收入维度方面，月收入6 500元以下的样本累积频率达到85.7%，与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统计数据大体相符合；支出维度方面，年均花费900元以下购买衣装鞋帽的样本累积频率为79.5%，年均花费900元以下购买体育运动器械设备的样本累积频率为98%，年均花费900元以下购买体育培训教育、预定场地等劳务方面的样本累积频率为79.9%，选择收费性质的样本频率为53.1%，选择不收费性质的样本频率为46.9%，比较符合当下中国体育消费现状的相关统计描述。总之，本样本的分布比较合理，在年龄、教育以及收入方面的偏度系数（Skewness）分别为0.569、-0.215、0.491；峰度系数（Kurtosis）分别为-0.471、0.490、-0.805，这些系数值都小于1，可认为近似于正态分布，可以表征当下有职业的体育消费者的特征，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4.2路径分析模型的构建 依据前面所示的理论模型，首先确定理论模型中的变量有社会结构、体育消费意识、体育消费资料、体育消费行为和体育消费人口总计5个变量。然后，根据理论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转化为可供假设检验的路径分析模型。在这个转化过程中，不仅要指明哪些变量是潜在变项，还要指明这些潜在变项分别包含哪些观测变项。观测变项的确定是至关重要的，必须要与潜在变项有着直接的逻辑关系，这样才可以进行接下来的模型识别与拟合。 下面就逐一确定这5个变量的变项性质。①社会结构。这个变量相对比较复杂，李培林[22]、陆学艺[23]都是从性别、宗教、种族、职业、收入、财富、教育、权力等结构参数中选择合适的观测变项对其进行解释。为此，本研究也从中选择性别、年龄、阶层、职业、收入、教育和组织共7个观测变项对其建构。②体育消费意识。这个变量采用代刚[24]所编制的“体育消费意识量表”，将学习意识、社会认同意识、健康与技能意识、社会交往意识和社会身份意识作为其观测变项。③体育消费资料。这个变量依据1998—1999年澳大利亚居民体育休闲娱乐消费支出调查目录，将运动服装、鞋帽、运动设备、运动设施与培训三个方面的支出情况作为其观测变项。④体育消费人口。目前尚没有关于体育消费人口的测定，根据前面对于体育消费人口的分类，将选择收费类型的体育产品与服务的体育消费人口划定为物品密集型体育消费人口，将选择不收费类型体育产品与服务的体育消费人口划定为时间密集型体育消费人口。⑤体育消费行为。体育消费行为这个变量也比较复杂，既包含有社会行动者的购买行为，也包含社會行动者在购买之后的使用与评价行为。相对来说，后面的使用与评价过程更重要，更能体现商品的“效用”与消费价值。所以，本研究引入“卷入度”的概念进行适当解释，也就是说社会行动者投入体育消费的时间与次数是多少。卷入的程度不同，社会行动者的消费行为就会有差异。 最后，依据理论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有机联系，本研究勾划出一个初步的路径分析模型。如图3所示，包含诸如性别、年龄以及职业等诸多观测变量的潜在变项社会结构会对潜在变项体育消费资料、观测变项体育消费人口、潜在变项体育消费意识以及观测变项体育消费行为有一定的建构，从而促使相互之间发生耦合，两两相互影响，促进体育消费人口的形成。 4.3模型变量的转化与赋值 在构建了路径分析检验初步模型之后，如表1所示， 4.4模型的拟合与修正 经过反复拟合，最终得到体育消费人口结构耦合的路径分析模型1和模型2。按照适配检定指标标准检验，结果（见表3）表明，这两个模型的各统计检定指标并不是很理想，不能接受为可适配模型。并且，模型中的社会结构这一潜在变量与其观测指标之间的因素负荷量有很多小于0.5的参数估计，按照Bogozzi & Yi[25]提出的模型基本适配指标准则，出现这一现象，就需要对模型进行修正。所以，本研究又进一步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修正，删除了因素负荷量小于0.5的观测变量，同时，又考虑到当两个观测变项的误差变量存有某种程度的共变关系时，会直接影响到模型的适配效果。因此，为获得严格限制策略下的最佳适配模型，本研究又重新设定存有共变关系的误差变项，最终得到模型3，如图4所示。如表3所示，经过修正，模型3各统计检定量与统计指标都得到了优化，特别是SRMR值已经下降到0.056，可靠性进一步增强。 4.5路径分析模型的效果分析 5结论与建议 从最终的路径分析模型结果来看，当下中国有职业的体育消费人口特征偏向于物品密集型是成立的，人们倾向于选择收费特性的体育消费意愿正在不断增强，但是受制 于结构性力量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结构变量都能影响到体育消费人口的结构特征，只有收入、阶层以及教育三个社会结构变量才能促进体育消费人口的形成，从而验证了研究假设（1）。同时，这三个社会结构变量对于体育消费资料、体育消费意识、体育消费行为以及体育消费人口均表现为正向作用影响，从而验证了研究假设（2）、（3）、（4）、（5）。最后，社会结构的嵌入可促进体育消费意识、体育消费资料与体育消费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并发生耦合，促进体育消费资料改变的解释率为43%，促进体育消费意识改变的解释率为1%，促进体育消费行为改变的解释率为2%。并且，这种嵌入的影响只有通过体育消费意识与体育消费资料作为中介变量对于体育消费人口才有一定的直接影响，解释率为8%，只能说是部分验证了研究假设（6）。最终从解释率的大小可知，嵌入的社会结构变量对于体育消费资料的影响最大，城镇居民的收入、教育以及阶层的变动会优先影响其购买体育消费资料，其次才会影响到体育消费人口的成长，当然如果没有体育消费资料、体育消费意识以及体育消费行为之间的耦合作用，也就不可能对体育消费人口有直接影响。 从北京高碑店村的个案分析来看，也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结构变量都能促进体育消费人口的形成，只有组织、家庭结构二个结构变量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从而也进一步验证了研究假设（1）。随着体育消费人口的初步形成与发展，民俗类体育文化产业随之出现，并使得大多数村民成为了乡镇企业的工人、文化工作者、餐饮服务人员、租赁服务人员等，其个人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地位也不断提升，个人角色结构日趋多元化。最后，整个高碑店村的人口结构、阶层结构、组织结构等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验证了研究假设（7）。 上述结论所蕴含的政策建议包括：①进一步深化体育产业供给侧改革，特别是增加体育劳务劳动力的供给，为有职业的中青年消费群体提供更多优质的服务，引导并巩固现有体育消费人口的规模与质量。②重视结构性变动所带来的影响，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惠及民生，进一步优化在职城镇居民的收入结构，广泛开展继续教育培训，提升他们的教育水平，打通阶层之间的壁垒，使其有能力购买、使用各类体育消费资料，促使选择收费性体育运动项目的消费偏好进一步增强，为培育更多物品密集型的体育消费人口，或促使时间密集型体育消费人口向着物品密集型体育消费人口转变提供基础。③进一步推进全民健身活动，加强对城镇居民体育消费活动的宣传教育，提升人们对体育消费的认知，强化城镇居民的整体体育消费意识，特别是以社会认同意识为驱动，形成全民参与、大众认同的社会氛围，促使其优先成长为时间密集型体育消费人口，再通过不断创新的体育消费资料的引导，逐步促使物品密集型体育消费人口增长，使体育消费人口总规模逐步扩大。④关注地方性（乡镇）体育消费人口的成长，深入挖掘地方性（乡镇）有特色的民俗、民间体育文化活动，逐步形成生产性体育消费资料，培育新的产业经济增长点，优化地方性居民的收入来源，吸引更多劳动力人口的职业转变，推进具有地方特色的社会结构转型。 （编辑：李琪）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司，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 [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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