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产业转型升级、贸易开放与中国劳动市场波动 |
| 范文 | 李娟 万璐 唐珮菡 摘要 在产业转型和贸易开放深入开展的同时，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波动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通过推导基于垄断竞争的劳动需求模型、利用我国1998-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库检验产业转型升级中劳动市场波动是否加剧，并进一步考察贸易开放对两个产业部门的劳动市场波动差异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当外生冲击致使工资价格上升（或降低）1%时，高技术部门劳动需求将减少（或增加）0265%-0.272%，而低技术部门企业的劳动需求将减少（或增加）0.258%-0.260%，高技术产业部门的劳动需求比低技术部门更富有弹性，意味着产业升级过程中劳动者将面临增大的就业风险和收入波动；进一步地，产业转型中的劳动市场波动加剧将在贸易开放背景下进一步扩大，且该结论具有稳健性。该实证发现为我国产业调整下完善劳动力市场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启示，如组织开展劳动权益监督、鼓励劳动者参加职业技能培训以提高劳动者的谈判地位，针对高技术企业劳动群体建立就业预警、救助和帮扶机制，熨平就业过程中面临的经济、精神和生活上的波动。 关键词产业转型升级；贸易开放；劳动力市场波动；劳动需求弹性；高新技术企业 中图分类号F241；F7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4）01-0140-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01020 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在资本、资源、环境等硬约束下难以为继，已经不能适应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产业结构的调整及优化升级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重要课题，自主创新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高新技术企业在政策支持下快速增长，高新技术产业对我国传统产业的渗透日益增强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1]。同时，开放经济倒逼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尤其是2009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转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外贸出口形势的恶化对我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企业造成了市场压力，迫使企业转向技术难度更大、附加值更高的产品，低技术产品在市场困境、成本压力、产业政策下逐步实现升级。在产业转型和贸易开放深入开展同时，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在经历就业迅速扩大、遭遇劳动力市场冲击的同时，就业形式和就业增长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过程又是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以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通过扩大对外开放而实现的 [2]。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对外贸易和外资流入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放缓，就业市场压力也随之增加，特别是对于那些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企业和严重依赖外资的产业部门，就业问题更为严峻。2012年，不熟练劳动力“短工化”现象作为一种新的劳动市场特征和社会问题被广泛关注，劳动者频繁更换工作带来一系列的弊端，例如就业质量低下、劳动者漂泊无依感增强、社会管理成本增加、就业市场波动加剧、不利于企业人力资本的形成和产业转型升级等。那么，如何衡量就业市场的波动和风险？中国产业转型以及贸易自由化的深入发展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是否存在着某种关联？中国出口产品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背景下高技术产业和低技术产业的就业风险呈现怎样的差异性？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正是本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是本研究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在中国产业调整和贸易开放宏观背景下，本研究对高、低技术两种产业的劳动需求波动进行比较，期望能为我国产业调整下的劳动力市场完善提供有价值的思考角度，为中国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如何减轻就业波动、完善就业保障带来政策层面的启示意义。该研究能够从三个层面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参考：国家层面，劳动市场的剧烈波动会影响到社会的和谐安定。社会中相当一部分成员一直在换工作，人口流动异常频繁，增加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同时，人口频繁流动和迁徙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的社会问题，比如子女教育不连续、户籍人事关系调动、社保养老的缴纳等，都会增加社会的运行成本，检验产业转型及贸易开放过程中劳动市场尤其是就业波动的影响，可以为我们认识就业市场波动、防范就业风险、维护社会安定提供一个新颖的角度，把握两者之间关系的规律性，在政策层面做到未雨绸缪，及时采取措施，有利于熨平经济波动，减小社会运行成本，更有针对性地搭建预警、救助、培训、再就业等就业服务体系，有利于推动社会公平；企业层面，劳动市场波动增大不利于中国企业的长远发展和转型升级，员工频繁跳槽不利于企业人力资本的集聚与积累，尤其是对于从劳动密集型转型为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或知识密集型的中国企业，稳定劳动关系、打造稳固的人力资本团队更为重要，本文在贸易自由化宏观背景下检验高新技术企业劳动需求弹性的变化，可以为企业主动建立适应自身状况的劳动保障体系带来某些启示；劳动者层面，就业的平稳性和连续性事关劳动者的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较高的劳动需求弹性会给劳动者带来焦虑和不安定感，本文基于劳动者的就业风险，判断产业转型升级为就业波动带来的影响，相应改善措施的推动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生活质量。 1劳动市场波动的衡量及作用机制 1.1劳动市场波动和风险的衡量 劳动市场波动以及就业风险一般用劳动需求弹性来度量。本文中劳动需求弹性指劳动需求的自身工资弹性，即劳动力需求对工资的弹性，劳动需求弹性反映劳动市场的敏感度，较高的劳动需求弹性意味着外生冲击发生时将会导致较大的就业波动和就业风险。劳动需求弹性受到外生冲击后的变化是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领域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同时也是政策制定者的一个重要考量方面。因此，劳动需求弹性具有丰富的政策含义。劳动需求的价格弹性反映劳动市场结构的敏感度，劳动需求弹性的增加意味着外生冲击将会产生较大的就业波动和就业风险，会影响到收入分配、就业风险、工作的稳定性与劳动雇佣关系[3]，较大的劳动需求弹性会给劳动者带来焦虑和不安定感，从而关系到社会稳定。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面评估贸易开放对劳动需求弹性的影响将有助于针对性地完善就业保障制度以减轻劳动市场波动、化解劳动者就业风险。 1.2劳动需求弹性的作用机制 最早进行劳动需求弹性的关系研究的是Rodric，他总结了劳动需求弹性上升会带来三个重要的后果[4]： 一是劳动需求弹性提高将导致非工资劳动成本由雇主向劳方转移，劳动者将承担更大份额的非工资劳动成本；二是在外生冲击导致劳动需求变化时，较高的劳动需求弹性将导致更大的工资和就业波动。劳动需求弹性较大的情形下，劳动需求曲线更为平坦，工资增长的幅度以及就业增长量都要大于劳动需求弹性较低的情形；三是在享有超额利润的企业中，较高的劳动需求弹性将增强资方的地位，削弱劳动者在企业盈余分配谈判中的话语权，损害劳动者的利益。工资实质上是劳动力的租金[5]，工资议价实际上是劳动者与雇佣方相互博弈讨价还价确定如何分配共享企业租金的的过程，基于该视角，劳动需求弹性增加意味着工人的可替代性增强，进而博弈力量受到制约，所获租金份额下降，进一步的后果是工会地位及其影响力的下降。IMF的研究指出劳动需求弹性的上升可以解释收入中工资份额不断下降的现象[6]。 其他学者如Scheve和Slaughter [7]从不确定性角度阐述了劳动需求弹性与就业稳定性的关系。他们认为劳动者的就业安全与工资和就业的不确定性密切相关。不确定性大的工作会给劳动者带来较大的不安全感，也就是说，厌恶风险的劳动者更偏好较稳定的工作。外资企业劳动需求弹性较大可以部分解释外资企业工资较高的现象，因为较高的劳动需求弹性意味着更大的就业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增大要求更高的工资来予以补偿。Fabbri， Slaughter & Heskel [8]也认为劳动需求弹性增加可以有力地解释劳动力市场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劳动者的工作不安全感越来越严重，表现为较剧烈的收入波动，越来越短的工作合同期限等；其次，劳动需求弹性有助于解释工资谈判相对力量的演变，劳动需求弹性增加将会削弱劳动者在工资谈判时的地位。Bertrand [9]认为劳动需求弹性可以影响劳方与资方共担风险的比例，例如劳动需求弹性较大的情况下，处于强势地位的资方可以签订长期的固定工资合同，这样劳动市场的波动风险就完全由劳动者来承担。 Slaughter [10]最早对劳动需求弹性进行了实证研究，他运用美国制造业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估计了生产性劳动力和非生产性劳动力的需求弹性，然后引入贸易、技术、劳动力市场制度三类解释变量检验贸易自由化是否增加劳动需求弹性，共采用了10个贸易变量、3个技术变量和1个劳动市场制度变量，得出1960-1990年美国行业整体以及五个细分制造业行业的生产性劳动力变得更富有弹性，非生产性劳动力弹性没有增加，但有稍微降低。Krishna， Mitra & Chinoy、Fajnzylber & Maloney、Haouasa & Yagoubi、Bergin、Feenstra & Hanson [11-14]等分别对土耳其、拉丁美洲国家、巴基斯坦、突尼斯、印度的劳动需求弹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由于各文献使用的数据、模型、变量、计量方法存在差异，致使实证结论并不一致[15]。 在研究我国就业和劳动力市场问题中，大部分文献集中于对水平变量如就业、工资收入、非熟练劳动力与熟练劳动力之间工资差距、劳动要素市场扭曲、女性就业与家庭收入不平等、户籍与收入等的影响方面[16-23]，但是劳动市场波动这个隐蔽但很重要指标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对我国劳动需求弹性方面的研究做出创新性工作的是南开大学的周申以及盛斌和牛蕊 [24-26，3]。周申首次对中国的对外开放与劳动需求弹性进行了检验，证实了中国的贸易自由化能够在统计意义上和经济意义上显著地增大劳动需求弹性；盛斌和牛蕊利用中国产业层面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进口贸易能够显著提高劳动需求弹性，而出口贸易和汇率则会降低劳动需求弹性。上述研究中一个重要的不足是所运用的数据均为中国行业面板数据，应用行业数据进行研究相对于企业层面数据只是次优的，因为行业面板数据无法满足劳动供给完全由弹性的假设，因此无法克服劳动需求模型中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和异质性问题，同时以上研究也缺乏必要的稳健性检验。 在推导劳动需求模型基础上，本文利用中国大型微观企业数据库检验高技术产业和传统工业产业的劳动市场波动和就业风险是否存在差异，并进一步考察我国贸易开放对两种产业的劳动市场波动差异的影响。该研究有助于丰富现有的文献体系，同时对于产业转型和贸易开放双重背景下识别我国的劳动市场波动状况、维护就业市场的稳定具有现实意义。 2模型、数据及计量方法 2.1模型 为了说明产业转型中的劳动市场波动差异以及贸易开放对这种差异的影响，本研究借鉴Krishna， Mitra & Chinoy建立的垄断竞争模型[11]，并做出进一步改进：即假设每个企业具有不同的全要素生产率。假设市场是垄断竞争的，市场上有多个生产厂商，出售相近但不同质的商品，厂商之间不存在战略互动，但每个厂商对自己的产品有一定的定价权。要素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且要素供给为充分弹性。因此，产业j中的企业i的逆需求函数为： 2.2数据 本文所用的企业层面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维护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区间为1998-2007年。该数据库提供企业劳动力人数、工资、总产业、工业增加值等关键变量信息。企业数量在1998年为165 118家；至2007年增加到336 767家，占到中国工业总产值的95%左右。 按照技术水平的高低，将35个部门分为两类：高技术产业部门与低技术产业部门，两个部门的生产函数、劳动需求结构及增长速度、劳动——资本投入比等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受到外部冲击时对劳动市场的影响也不相同。尤其在中国现阶段，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处于国家战略首位，高新技术产业快速成长，劳动力由低技术部分流向高技术部门，因此有必要比较考察高技术产业与低技术产业的劳动市场波动受到的不同影响。 本文采用两种分类方法对高技术产业与低技术产业进行划分，分别进行实证检验，以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第一种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编写的《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以下简称《高技术年鉴》）中高技术产业的分类目录，高技术产业包括核燃料加工、医药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航空航天器制造、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公共软件服务等部门，其余的其他制造业部门划为低技术产业；第二种是借鉴盛斌和牛蕊（以下简称“盛斌方法”）研究中对高技术产业的分类，具体地，高技术产业部门包括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其他制造业部门为低技术产业。 按照《高技术年鉴》分类为例，图1描述了高技术产业与低技术产业劳动需求增长率的对比。可以看到，近年来高技术产业的劳动需求增长要快于低技术产业部门，在2007年，高技术产业的劳动需求较2006年增长4.46%，而低技术产业劳动需求增长率只有2.60%。 3实证结果分析 3.1产业转型中的劳动市场波动 对依据两种分类方法划分的高技术产业和低技术产业应用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对式（11）进行估计，同时控制企业规模和年份固定效应，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应选取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汇报在表2中。结果显示： （1）两个部门lnWijt的估计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例如按照盛斌方法划分，高技术产业部门的劳动需 求弹性值为-0.265，而低技术企业的劳动需求弹性为-0.260；以《高技术统计年鉴》方法划分，高技术产业部门的劳动需求弹性值为-0.272，而低技术企业的劳动需求弹性为-0.258。这与Hamermesh[30]所提出的“劳动需求弹性应在-0.15～-0.75之间”的论断相符，说明利用此模型估算的中国工业企业的劳动需求弹性在合理取值范围内，意味着当外生冲击致使工资价格上升（或降低）1%时，高技术部门企业劳动需求将减少（或增加）0.265%-0.272%，而低技术部门企业的劳动需求将减少（或增加）0.258%-0.260%。 （2）高技术产业的劳动需求弹性绝对值相对较大，并且在两种产业划分方法下实证结果呈现出良好的稳健性，说明高技术产业部门的劳动需求比起低技术部门更富有弹性，意味着我国产业由低技术产业升级为高技术产业的过程中劳动者将面临增大的就业风险和收入波动。分析其中可能的原因，一是目前我国的高技术产品没有形成明显的比较优势（见图3和图4），最终产品容易被替代，意味着最终产品的需求弹性较大，引致该产业部门对劳动需求的弹性较大；二是相比较以低廉的不熟练劳动力为主要投入要素的低技术企业，高技术企业的熟练劳动力具有较高的可替代性，在遇到诸如贸易自由化等外生冲击后，这些成本比较高的要素可能被国外成本低的其他中间投入品替代，导致劳动力市场波动加剧。 （3）其他变量如全要素生产率lnTFPLPijt显著为负，意味着我国生产率的提高带来了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降低劳动需求；企业规模lnoutputijt符号显著为正，与预期相符，即企业规模与劳动需求正相关。该固定效应模型的总体R2在0.439-0.554区间内，显示了该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3.2贸易开放、产业转型与劳动市场波动 为了检验贸易开放这种外生冲击对产业转型中劳动需求弹性的影响，在式（10）基础上，加入贸易开放变量进口渗透率IMPjt以及贸易开放变量与工资价格的交互项，回归模型为： 第一种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编写的《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以下简称《高技术年鉴》）中高技术产业的分类目录，高技术产业包括核燃料加工、医药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航空航天器制造、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公共软件服务等部门，其余的其他制造业部门划为低技术产业；第二种是借鉴盛斌和牛蕊（以下简称“盛斌方法”）研究中对高技术产业的分类，具体地，高技术产业部门包括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其他制造业部门为低技术产业。 按照《高技术年鉴》分类为例，图1描述了高技术产业与低技术产业劳动需求增长率的对比。可以看到，近年来高技术产业的劳动需求增长要快于低技术产业部门，在2007年，高技术产业的劳动需求较2006年增长4.46%，而低技术产业劳动需求增长率只有2.60%。 3实证结果分析 3.1产业转型中的劳动市场波动 对依据两种分类方法划分的高技术产业和低技术产业应用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对式（11）进行估计，同时控制企业规模和年份固定效应，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应选取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汇报在表2中。结果显示： （1）两个部门lnWijt的估计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例如按照盛斌方法划分，高技术产业部门的劳动需 求弹性值为-0.265，而低技术企业的劳动需求弹性为-0.260；以《高技术统计年鉴》方法划分，高技术产业部门的劳动需求弹性值为-0.272，而低技术企业的劳动需求弹性为-0.258。这与Hamermesh[30]所提出的“劳动需求弹性应在-0.15～-0.75之间”的论断相符，说明利用此模型估算的中国工业企业的劳动需求弹性在合理取值范围内，意味着当外生冲击致使工资价格上升（或降低）1%时，高技术部门企业劳动需求将减少（或增加）0.265%-0.272%，而低技术部门企业的劳动需求将减少（或增加）0.258%-0.260%。 （2）高技术产业的劳动需求弹性绝对值相对较大，并且在两种产业划分方法下实证结果呈现出良好的稳健性，说明高技术产业部门的劳动需求比起低技术部门更富有弹性，意味着我国产业由低技术产业升级为高技术产业的过程中劳动者将面临增大的就业风险和收入波动。分析其中可能的原因，一是目前我国的高技术产品没有形成明显的比较优势（见图3和图4），最终产品容易被替代，意味着最终产品的需求弹性较大，引致该产业部门对劳动需求的弹性较大；二是相比较以低廉的不熟练劳动力为主要投入要素的低技术企业，高技术企业的熟练劳动力具有较高的可替代性，在遇到诸如贸易自由化等外生冲击后，这些成本比较高的要素可能被国外成本低的其他中间投入品替代，导致劳动力市场波动加剧。 （3）其他变量如全要素生产率lnTFPLPijt显著为负，意味着我国生产率的提高带来了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降低劳动需求；企业规模lnoutputijt符号显著为正，与预期相符，即企业规模与劳动需求正相关。该固定效应模型的总体R2在0.439-0.554区间内，显示了该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3.2贸易开放、产业转型与劳动市场波动 为了检验贸易开放这种外生冲击对产业转型中劳动需求弹性的影响，在式（10）基础上，加入贸易开放变量进口渗透率IMPjt以及贸易开放变量与工资价格的交互项，回归模型为： 第一种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编写的《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以下简称《高技术年鉴》）中高技术产业的分类目录，高技术产业包括核燃料加工、医药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航空航天器制造、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公共软件服务等部门，其余的其他制造业部门划为低技术产业；第二种是借鉴盛斌和牛蕊（以下简称“盛斌方法”）研究中对高技术产业的分类，具体地，高技术产业部门包括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其他制造业部门为低技术产业。 按照《高技术年鉴》分类为例，图1描述了高技术产业与低技术产业劳动需求增长率的对比。可以看到，近年来高技术产业的劳动需求增长要快于低技术产业部门，在2007年，高技术产业的劳动需求较2006年增长4.46%，而低技术产业劳动需求增长率只有2.60%。 3实证结果分析 3.1产业转型中的劳动市场波动 对依据两种分类方法划分的高技术产业和低技术产业应用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对式（11）进行估计，同时控制企业规模和年份固定效应，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应选取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汇报在表2中。结果显示： （1）两个部门lnWijt的估计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例如按照盛斌方法划分，高技术产业部门的劳动需 求弹性值为-0.265，而低技术企业的劳动需求弹性为-0.260；以《高技术统计年鉴》方法划分，高技术产业部门的劳动需求弹性值为-0.272，而低技术企业的劳动需求弹性为-0.258。这与Hamermesh[30]所提出的“劳动需求弹性应在-0.15～-0.75之间”的论断相符，说明利用此模型估算的中国工业企业的劳动需求弹性在合理取值范围内，意味着当外生冲击致使工资价格上升（或降低）1%时，高技术部门企业劳动需求将减少（或增加）0.265%-0.272%，而低技术部门企业的劳动需求将减少（或增加）0.258%-0.260%。 （2）高技术产业的劳动需求弹性绝对值相对较大，并且在两种产业划分方法下实证结果呈现出良好的稳健性，说明高技术产业部门的劳动需求比起低技术部门更富有弹性，意味着我国产业由低技术产业升级为高技术产业的过程中劳动者将面临增大的就业风险和收入波动。分析其中可能的原因，一是目前我国的高技术产品没有形成明显的比较优势（见图3和图4），最终产品容易被替代，意味着最终产品的需求弹性较大，引致该产业部门对劳动需求的弹性较大；二是相比较以低廉的不熟练劳动力为主要投入要素的低技术企业，高技术企业的熟练劳动力具有较高的可替代性，在遇到诸如贸易自由化等外生冲击后，这些成本比较高的要素可能被国外成本低的其他中间投入品替代，导致劳动力市场波动加剧。 （3）其他变量如全要素生产率lnTFPLPijt显著为负，意味着我国生产率的提高带来了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降低劳动需求；企业规模lnoutputijt符号显著为正，与预期相符，即企业规模与劳动需求正相关。该固定效应模型的总体R2在0.439-0.554区间内，显示了该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3.2贸易开放、产业转型与劳动市场波动 为了检验贸易开放这种外生冲击对产业转型中劳动需求弹性的影响，在式（10）基础上，加入贸易开放变量进口渗透率IMPjt以及贸易开放变量与工资价格的交互项，回归模型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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