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是否从属于政治和文艺是否为政治服务，学术界的意见大体可以归纳为两类，即：坚持“从属”说、“服务”说的一类，反对“从属”说、“服务”说的一类。
张建业的《文艺应该为政治服务》(《文学评论》1980年第2期)认为：“文艺服从于政治与文艺的阶级性分不开。”“文艺为一定阶级利益服务”，“就必然要为最直接、最集中地体现了阶级利益的政治服务”。“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生活的本身就充满着政治，并对社会生活起着重大影响，文艺要真实地反映出社会生活的面貌来，是不可能离开政治的”。文章还指出，应该坚持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广阔道路，反对把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作片面理解的形而上学观点。王得厚的《论文学与政治》(《文学评论》1980年第2期)认为：“我们所说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是指为无产阶级服务。政治有革命的政治和反革命的政治，不能看名义，要看实质。”“否认文艺应该为政治服务的同志，他们的理论是自相矛盾的”。第一，他们一方面同意“文化革命”前17年我们的文艺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显著的，一方面却又否定这一路线的理论原则。第二，他们否认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却恰恰首先并着重从政治上赞扬暴露林彪、“四人帮”罪恶的作品。“没有谁贯彻自己的文艺不从属政治、不应为政治服务的理论而否定这批作品”。第三，他们否认文艺为政治服务，却主张文艺要干预生活。他认为，“文艺为人民服务和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完全一致的，因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文学史上越是著名的作品越有社会意义，也越具有政治性”。
很多人不同意上述观点，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对“从属”说、“服务”说提出质疑。杨越在《论当前艺术口号之争》 (《花城》1981年第1期)的论文中指出：“这个口号是经不起五十年来的艺术工作实践的检验的。”其作用是消极的，“文革”时期更是利用这个提法把文艺变成政治的奴婢，把口号变成打人的棍子。“文艺对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不只是再现生活，而且是说明生活”。“认为只是文艺从属政治，为政治服务，是不符合两者关系的客观实际的”。“生活中确实存在不带政治内容的生活领域，反映生活的文艺也就不都与政治有必然联系”。蒋国田《文艺的人民性与阶级性初探》(《学术研究》1980年第2期)认为，“文艺的阶级性不是它生来就有的，也不是它永恒存在的社会属性”。“把文艺的阶级性，把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部分社会功能夸大，认为它是永恒存在的，是适用于一切条件的那就限入了形而上学”。“从属”说、“服务”说把歌颂与暴露对立起来，限制了文艺题材的多样化。周杨在《文艺报》1981年第4期上撰文《解放思想，真实地表现我们的时代》，认为，“政治是上层建筑，文艺也是上层建筑，最后决定它们发展的还是经济基础”。“各种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密切联系，互相影响的。各种意识形态同时都各有其相对的独立性。”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讲过文艺要从属于政治”。他指出，“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容易把文艺简单地纳入经常变化的政治和政策框框，在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上表现狭隘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导致政治对文艺的粗暴干涉”。刘纲纪《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学评论》1980年第2期)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强调了文艺对政治的从属性，忽视了文艺的相对独立性；强调了文艺与政治的一致性，忽视了文艺与政治之间可能产生的复杂矛盾，强调了政治对文艺发展的作用，忽视了经济对文艺发展的最后决定作用。”夏衍在第五次文代会筹备组新闻发布会(《光明日报》1988年11月8日)中指出：“在革命战争年代，正直的文艺工作者为当时的政治服务，是应该肯定的。然而，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继续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甚至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那是中国原有的文化传统与接受前苏联早年文化思想的一种产物。这是束缚文化工作者创造性的框框。把‘文艺从属于政治’改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一种思想解放”。他在《振奋精神繁荣文艺——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人民日报》1988年11月15日)中又指出：“文艺不能从属于政治，但又不能超脱于政治之外。那种脱离生活、游离现实、淡化矛盾的倾向是偏颇的”。“那种认为文艺比政治经济更为重要的看法是不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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