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特森与莎士比亚跨越时间的对话

    【摘 要】 《时间之间》改编自莎士比亚的重要剧作《冬天的故事》，珍妮特·温特森以创新的叙事技巧和语言风格将原著故事置于当代背景中，探讨了“宽恕”与“爱”的永恒主题。文章通过剖析《时间之间》的典型人物、主旨意义与创作风格，探讨该书出版的现实价值与精神价值，即对人的个性与社会伦理的关怀，以及对原著改编的时代意义。

    【关 键 词】《时间之间》；宽恕；语言风格；时代意义

    【作者单位】王莹莹，商丘工学院。

    《时间之间》（The Gap of Time）是当代英国文坛最好且最具争议的女作家珍妮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1959—）的最新作品，一经出版便登上《纽约时报》《卫报》等权威媒体的畅销书榜，被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评为“2015年度最佳图书”。作为在莎士比亚辞世400周年之際，向大师经典致敬的八部作品中的“首发”作品，《时间之间》获得了广泛的好评。《纽约时报》称赞它是“一部闪耀着喜悦之光的小说”，《伦敦标准晚报》认为它是“一部让人感同身受，情感与智慧兼具的严肃小说，其丰富的魅力很难让人抗拒”。

    小说延续了原著的故事主线，融合当代元素，呈现给观众一个全新的故事。主人公列奥怀疑自己的妻子与挚友赛诺有不正当关系，凭借自己毫无依据的猜疑放逐了刚出生的女儿帕蒂诺，原本幸福的家庭因此变得支离破碎。帕蒂诺在养父的抚养下长大，十八年后终于得知自己被遗弃的真相，由此开始了一场关于“宽恕”与“爱”的救赎之旅。

    温特森自小被信奉基督教的夫妇收养，母爱的缺失和成长的不幸激发了其文学创作关于“爱”“找寻”等的主题。《冬天的故事》是莎士比亚对“爱”与“宽恕”等问题的反思，温特森的创作主旨与之不谋而合，因此，对莎士比亚作品具有强烈的认同感是这部小说创作的初衷。正如她自己所说：“这个剧本讲到了弃儿，我就是个弃儿。”[1]

    一、执着于创伤的人物群像

    “创伤的执着”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重要理论，他认为这类人都“执着于过去的某点，不知道自己如何求得解脱，以致与现在及将来都脱离了关系”[2]。在小说中，人物受到的真正威胁“来自他的内心世界”，即心理创伤掌控下的精神世界[1]。

    1.坠落的“历史人物”

    列奥是故事的始作俑者，他把自己尘封在过去。由于母亲的出走，他过早地被送入寄宿制学校，也因此结识了有着相同遭遇的赛诺。在塑造列奥的性格时，温特森又毫不留情地设计了列奥因过失差点害死挚友赛诺的故事情节，对此事的愧疚加重了列奥的心理创伤。成年后的列奥又经历了事业的挫折，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成为他性格养成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在小说中，列奥在一个精神分析医师的诊所出场显得毫不违和，作者也有意向读者暗示列奥的心理有问题，从而使列奥一发不可收拾的荒诞行为似乎变得有理有据。正如弗洛伊德所说：“一个人生活的整个结构，如果因有创伤的经验而根本动摇，确也可以丧失生气，对现在和将来都不发生兴趣，而永远沉迷于回忆之中。”[1]对列奥来说，回忆并不是简单的过往场景的一幕幕回放，而是那些已渗入骨髓的创伤在掌控着他现在以及未来的生活。因此，任由创伤心理掌控自己的列奥亲手毁掉了自己的幸福生活，走向了坠落。

    赛诺和咪咪是故事的失语者。赛诺的母亲是个酒鬼，他与列奥一起成长于寄宿学校，并与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尽管与列奥有着相似的创伤经历，赛诺的性格却柔弱如水。与列奥的残暴不同，他将心理的不安转换为沉静的思考，并指向了生活不幸的本质——“人际关系，道德难题”。但他企图通过编写“像书本一样美好”的游戏来启发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这种温和的抗争方式注定会像他自身一样弱不禁风，在支离破碎的故事漩涡中，他只能是一个失语者。咪咪是列奥的妻子，她在故事中的失语，是作为女性的失语。尽管咪咪有着幸福的童年经历，但在她十六岁时，父母的分居仍旧给她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心理创伤，而列奥的猜疑和放纵则造成了对她的二次伤害。作为一个歌星，她将自己的情感注入音乐，在小说中，温特森设计的《被抛弃的女孩》《恶之花》《黑暗天使》等曲目巧妙地揭示了咪咪遭受创伤后的心理。正如温特森提到奈瓦尔时所说：“诗人梦见一位天使从天堂坠落，被困于一个狭窄的庭院。”[1]咪咪也是一个被困在“时间之间”的坠落天使。

    2.觉醒的“未来人物”

    帕蒂诺与泽尔是未来的象征。

    帕蒂诺，正如名字的含义“失落的小东西”一样，她是列奥与咪咪遗失的爱情结晶，是坠入“时间之间”的折翼天使。尽管帕蒂诺被列奥遗弃，养父谢普仍旧给了她温暖的父爱。轻松愉快的成长环境并没有让她对自己的“弃儿”身份耿耿于怀，正如她所说：“所谓父母，究竟是给你原始生命材料的人，还是养育你的人？我爱谢普。他就是我的父亲。”[1]对自己“弃儿”身份的勇敢接纳是她自我意识觉醒的开始。因此在得知自己被遗弃的真相后，她勇敢地跑到伦敦寻找生父，积极地促成过去与未来的和解。

    泽尔是赛诺的儿子，八岁后与母亲相依为命。值得注意的是，泽尔是温特森在小说中设定的唯一一个缺乏父爱的角色，赛诺在泽尔成长过程中的缺席使他养成懦弱、敏感、悲观的性格，正如温特森向读者指出的：“他觉得自己受到伤害和打击，明知道伤害和打击他的只是他自己，但依然会这样想，一次又一次这样置身事外。”[1]泽尔像赛诺一样，选择了逃避和失语。他的柔弱和细腻与帕蒂诺的坚强形成了情感互补，在帕蒂诺看来，泽尔比她更需要安慰，她相信是命运之手将他们推到一起，“她想带上他，越过人海，回到灯火通明、温暖人心的地方”，她是泽尔的“救世主” [1]。

    帕蒂诺与泽尔的爱情是他们的最终觉醒。尽管他们都是过去遗留在未来的债，但正如列奥对帕蒂诺所说：“你还年轻。你拥有现在，是因为你没有过去。”[1]他们的父辈都被各自不幸的成长经历掌控，在爱和爱情面前显得无力、无能。虽然帕蒂诺和泽尔同样背负着沉重的过去，但这并没有压垮他们对爱的信心，过去失落的爱被他们找回，因此他们既是自己及未来的主宰，也是“历史人物”的救世主。

    二、时间语境下的二重主题

    《时间之间》延续了《冬天的故事》关于“爱”与“宽恕”的主题，而在这个大的主题背景下，温特森通过其敏锐的笔触，给予了女性主义恰如其分的主题重量。从这两重主题来说，该书的出版无疑打通了过去与现在的时间之隙，过去与现在的对话由此展开。

    1.“与时间的和解”——自我与群体的宽恕

    首先，是以列奥为主的人物主体的自我宽恕。正如弗洛伊德断定“不幸的人不一定成为神经病”一样，列奥也不必被过去的心理创伤掌控[2]。因此，在温特森的笔下，列奥所面对的真正威胁来源于他的内心世界，他也并不是一个“宁可毁灭世界也不想改变自己的男人”，幸福生活的可能性成为列奥宽恕自己的突破口[1]。列奥对自己的宽恕始于他与谢普的对话。“列奥一言不发……好半天才说：‘你偷了我的女儿，花了我的钱，现在跑到这来教训我怎么活？”[1]而在沉默少许之后，他“看到了自己的机会”，对谢普说“谢谢你” [1]。简短的对话却是列奥一生中最大的转折，他终于与自己和解，过去的创伤、内疚再也无法掌控他的生活。伴随着“救世主”帕蒂诺的到来，谢普、赛诺、咪咪、泽尔等也与自己达成了和解，他们宽恕了自己不幸的过去，并最终走向了新的生活。正如温特森所说：“宽恕与未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

    其次，是基于自我宽恕的群体成员之间的互相宽恕。列奥作为悲伤故事的始作俑者，成为被群体成员宽恕的中心对象。作为女儿的帕蒂诺，在决定去伦敦寻找生父时便做好了宽恕列奥的准备；赛诺在多年后重见老友，喊出了“列奥”的名字时，便已宽恕了他；咪咪重新登台演唱《帕蒂诺》（她写给帕蒂诺的歌）的那一刻，也已经宽恕了列奥。泽尔对赛诺缺席自己人生的宽恕，列奥对谢普的宽恕等也是群体宽恕的重要部分。而群体成员对个人的宽恕是对他人宽恕的基础，因此，“失落的被寻回”不仅仅是被遗弃的帕蒂诺回到了亲生父母身边，也是每个人心中失去的爱的寻回。正如温特森所说：“生活中确实有改变人生的事情，但没有人能够预见，我们能做的就是与自己和解。”[3]小说中的主人公宽恕自己与他人的过程，便是与自己和解的过程。

    2.女性主义关怀的凸显

    在《时间之间》中，温特森首先将视角放在了以男权为中心的婚姻关系中。作为小说中唯一的男权人物，列奥在与咪咪的婚姻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他可以决定婚姻的走向与咪咪的命运。因为他的猜疑与嫉妒，咪咪原本幸福的生活变得支离破碎，她被迫戴上“不洁”的帽子，被迫经历儿子离世、女儿遗失，被困在“时间之间”，她的生命在列奥的“幻梦”之中风雨飘摇，她用自己的未来偿还着列奥过去的债。作者虽将悲剧故事的原因指向列奥的心理创伤，给予列奥赢取读者理解、同情的机会，但是列奥的心理创伤之所以能够“统摄”众生，根源在于其作为男性对话语权和决定权的绝对掌握。这正是温特森对男权在婚姻关系中决定性地位的深刻认识，也是对男性强权的质疑。

    接着，温特森将视角转向了在小说中具有关键地位的女性主义。作者着力塑造了帕蒂诺这个人物形象，甚至在她还未出生时，温特森便通过赛诺游戏中可以拯救世界的婴孩为她的关键地位做铺垫，她是这个小说世界的“救世主”，一位女性“救世主”。小说一开始，温特森便让还在襁褓中的帕蒂诺拯救了因妻子离世而一蹶不振的谢普，如谢普所说：“似乎因为我夺走过一条命，所以又得到了一条命。我感觉这就是赦免，好像我得到了宽恕。”[1]在小说的最后，帕蒂诺又帮助被困在“时间之间”的人们寻回失落的爱，引导他们重建已经支离破碎的生活。在小说中，她始终作为一个美丽、有着强烈自由意志的女性形象出现。男性强权毁掉了生活，女性又将生活重建，这是温特森对女性生存处境的反思，也是对女性在社会上所处的关键地位的肯定。

    三、独具一格的创作手法

    温特森独具一格的创作手法，使《时间之间》的出版颇具探究价值。其主要体现在小说的叙事方式、语言风格以及对原著的多方面继承上。

    1.伦理叙事下的身体书写

    在小说中，主人公实现自我宽恕与群体宽恕的意义最终指向现实生活中的伦理关系，即婚姻、家庭、两性等的关系。身体书写是对身体的符号化，在伦理叙事中，身体与现实伦理规范的冲突是叙事的深层动力。在小说中，列奥服从自己的身体，听凭自己的心理对自己的自由掌控，而强大的自主性却与家庭、婚姻伦理形成了不可调节的冲突，这种身体属己性与传统家庭伦理之间的博弈则成为小说叙事的主要动力。在温特森笔下，列奥是一个男权符号，正是由于这个符号的排他性，才造成列奥在婚姻、家庭以及两性伦理中的种种不适，以至于只有跳出伦理与去符号化才能达到内心的平静。而在小说最后列奥对自己的宽恕，实际上是对自己身体属己性与属他性的認同，是他与传统伦理的妥协。温特森采用身体符号化的书写方式，将小说中的人物置于与他们发生冲突的伦理环境中，使他们的爱和宽恕最终着陆，从而使叙事更加真实和完整。

    2.简洁而有力的语言风格

    在小说中，温特森仍旧采用了以往作品中简短有力的叙事语言，通过人物犀利的对话，揭示人物的性格，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首先，在对话中揭示人物性格。主人公列奥的语言充斥着“该死”“基佬”“婊子”等低俗的词汇，但在温特森的笔下，这些语言一针见血，直戳人物的本质。例如他对赛诺说：“至少我是正常的。我不是假装直男的基佬，也不是假装基佬的直男，而且我不用把自己的小孩当作人肉盾牌。”[1]犀利的语言一方面揭示了列奥对自己心理创伤的不自觉，另一方面则揭示了赛诺懦弱的性格，也预示了他在即将发生的不幸中的逃避与失语。其次，语言对故事情节的推动。在小说中，故事往往在人物简短有力的对话中发生转折。例如前文提到的在列奥与谢普的短短两句对话中，列奥实现了对自我的宽恕，而故事情节也更近一步，正如谢普所说：“我们很快就到家了。”[1]正如评论所说的温特森通过“常在意料之外迅捷而至的句子，成功传达出小说的情感分量”一样，她通过人物简洁的语言，传达出爱与宽恕的深沉内涵。

    3.向经典致敬的创作回归

    温特森在小说中向原著的致敬是多方面的。在人物塑造上，小说保留了原著大部分的人物角色，并保留了人物角色的大部分性格；在创作主旨上，小说延续了《冬天的故事》关于宽恕与爱的主旨，阐述了主旨意义对现实社会的观照；在叙事结构上，小说采用了与原著相同的圆形结构，例如小说的故事在园厅开始，又在园厅结束，园厅本身也具有象征故事结构的意义；在语言风格上，一方面作者直接运用原著的词语作为小说分节的标题，例如标题“鸢鹰、乌鸦、狼与熊”来自《冬天的故事》第二幕第三场中的“但愿法力高强的精灵驱使鸢隼乌鸦来乳哺着你！据说豺狼和熊都曾经脱去了他们的野性”[4]，另一方面是对莎士比亚语言风格的模仿，例如列奥诋毁咪咪时说道：“你以为母猪怀了猪崽儿就不能兴奋的尖叫了？”[1]在原著中列昂提斯也是同样的口吻：“要是你不能厚着脸皮说你不生眼睛不长耳朵没有头脑，你就该承认我的妻子是一匹给人骑着玩的木马。”[4]在意象选取上，小说沿用了原著中“婴孩”“羽毛”“雕像”等意象，并加入了温特森常用的象征启蒙与自由意志的“光”的意象。总而言之，温特森的《时间之间》既完成了向经典致敬的使命，又向读者呈现出一个具有深刻人性关怀的故事。

    四、《时间之间》的出版意义

    温特森与莎士比亚这场跨越400多年的对话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时间之间》关于“爱”与“宽恕”的主旨最终指向人们生存处境中的“人际关系，道德难题”，作品中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两性、家庭以及婚姻等关系的伦理危机真实存在于现代社会中。在温特森的笔下，伦理危机产生的原因在于人不肯与时间和解，对旧债耿耿于怀，从而被困在过去，无法走向未来。因此，人只有与自己和解，学会宽恕，才不会受困于时间，才能找回失落的幸福。小说对当下社会中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伦理危机等问题的处理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英]珍妮特·溫特森. 时间之间[M]. 于是，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

    [2][奥]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引论[M]. 高觉敷，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2014.

    [3]骆文琳. 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一部同性恋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交织的文本[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9（5）.

    [4][英]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全集[M]. 朱生豪，译.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