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时期儒佛关系初探

    曹书嘉 常新

    摘要：晚明时期的佛教处在由一种正统佛教向近现代佛教转变的关键节点，同时，儒家思想从明初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向王门学派发展转移。因此，晚明时期的学界在思想上呈现一种高度张扬个性的特征，虽然各家思想仍然遵循儒、释、道所既有的表象并在各自范畴之内“运行”，但各家思想内涵却发生了一些改变。本文着重研究三教在晚明时期思想上的特点和发展内容，明确三教合流的发展趋势及各家思想在这一时期的新的、不同内涵。

    关键字：晚明;佛教;儒家;三教合流

    1. 佛教在明代的“圆融”发展

    有许多学界的声音都在讲明代的佛教发展可以用“衰微”二字来形容，但其实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经过近1000年的发展，经过了最恢宏的禅宗时期，也经过了最低谷的三五一宗灭佛时期，到了明代已经深深植入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形态之中。甚至有学者说明代的佛教乃是所谓的“庶民佛教”，这一称呼一方面体现了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在人文及风俗上的高度融合，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当时的佛教发展的掣肘之处。在禅宗之后佛教的理论发展已经达到了瓶颈，后世的佛教尤其是明代之佛教并非是所谓“正统的”佛教，而是含有迷信、低俗意识的佛教。“按历来之见解，皆指明代佛教几无一顾价值，若单就教学方面而言，明代三百年的佛学发展或可如此批评。然若转就当时佛教如何弘布于社会，及时人如何实践之观点以言‘明代之庶民宗教，则彼虽属外来宗教，实已同化于中国内部，呈后世所见之佛教实态”。然而并不能以“庶民之宗教”以偏概全地定义整个明代的佛教发展，也并不能就此便给明代的佛教印上“衰微”的标签。

    中国之社会发展，人文风俗的形成往往与政治、政策相互关联。从明代既有以来，太祖朱元璋定下“祖制”，从百姓日用到社会仪轨，从皇帝到农夫都受“祖制”规矩，自然对于宗教信仰乃至宗教观都受到当时“政策”的规范。先不谈此政策在社会中的是非利弊，单论“宗教观”这一点，“祖制”中對于佛教的核心政策就是“隔离”，这也是官方给出的宗教政策，可是这一政策却并不适用于所有社会阶层。因此在明代的佛教发展中，每个阶层都有着不一样的宗教观，而每个阶层在宗教发展的方方面面都做出了不同的贡献。在此我们将明代的阶层宗教观进行简单的划分：“官方宗教政策”、“士大夫宗教观”与“民间信仰宗教观”，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士大夫宗教观”，这一阶层代表了明代“精英”阶层，其中有后世扬名的“大师阶层”，有当时官员形成的“居士阶层”。但这所谓的士大夫阶层宗教观却与官方政策有着很大的冲突，这也就是明代的佛教在他人眼中呈现出“庶民宗教”的原因。究其根本，是由于士大夫阶级对于佛教在民间的传播是有着深刻影响的，不过在当时的情境下，这种影响也只能是在“祖制”发挥出张力的时候才体现得出来罢了。可见晚明时期的佛教是处在由一种正统佛教即所谓“出世宗教”向近现代佛教也就是所谓“入世佛教”转变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上。这种转变与皇权结构的强化、僧伽组织的变革、士绅阶层的支持都有着很深的联系。这一转变正体现出来了晚明佛教世俗化转变是中国佛教向现代迈进的标志，也足以体现出晚明时期的佛教对于传统正学的深远影响。

    2.晚明时期儒家、佛教在思想上的相互汲取

    晚明时期的学界在思想上呈现一种高度张扬个性的特征，虽然各家思想仍然遵循儒、释、道所既有的表象并在各自范畴之内“运行”，但各家思想内涵却发生了一些改变。关于三教在晚明时期思想上的特点首先呈现为三教合流的趋势越发明显，其次则是三教思想都有了新的、不同的内涵在这一时期呈现。

    先就儒家学派而言，姚江之学及王门后学于当时成为学风主流，而明初占统治地位的程朱之理学则渐渐有了萎钝的态势，“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足可见当时的王门学派规模上的宏大以及影响上的深远，可谓“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王阳明虽然属于中晚明时期为数不多的有过辟佛言论的人之一，但他对于佛教的批驳也仅限于佛教于治世补益有限等范围，而其受到佛教影响巨大以至于着意于融通儒释二道，才是其向往之方向，阳明甚至还曾以《六祖法宝坛经》做为教导门人的教材。当门人问到儒学所谓“三更时分，扫荡胸中思虑，空空静静”中的“静”，与佛教常言之“静”有何区别之时，阳明说：“动静只是一个。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只是存天理，即是如今应事接物的心。如今应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天理，便是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心。故动静只是一个，分别不得。知得动静合一，释氏毫厘差处亦自莫擦矣。”由此可得王学之与程朱理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强调“心”的自主自律原则以及其不可改变的主体性，而良知之不同于天理的地方，就在于其是自身所固有的属性，并非外在的规范。王门后学则将这一思想又进了一步，发展到所谓任心适性的高度上来了。就这一儒学理论的提出与发扬，使得身处晚明文学思潮有着革新意愿的代表人物皆崇信于阳明之学，更是有甚多关于王学的著述不断被发表，连众多佛教人士都学习与表达了三教合流的学术意愿。如云栖祩宏尝作《儒释和会》、《儒佛交非》、《儒佛配合》等著述以表明立场;又如憨山德清曾说过：“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再如憨山德清与藕益智旭二位大师曾对儒家典籍《四书》《易》《老子》《庄子》等加以著述，直接继承了宋代智圆、契嵩等人儒佛融通之遗志。

    就佛教方面而言，相对明代整体上所谓佛教的“衰微”亦或是说更趋向于平民化的表现，晚明时期的佛教则算得上行复兴之趋势。表现出来的几个特点：一是禅净合流之风甚是流行;二是居士佛教发展大为兴旺。

    一方面明代四位高僧皆于佛法融通兼修，但是究其根本则均出自净土与禅宗二门，而晚明时期所谓佛学的复兴也确实仅限禅、净二宗。四位高僧涉及多方却又兼容并蓄，如云栖祩宏大师虽多研究禅宗与华严妙法，但旨归仍在净土;紫柏达观大师虽想要多方调和佛教众法，但仍以禅师自命;憨山德清大师亦主张禅净双修，但其根本上则是中兴了曹溪禅宗一脉;藕益智旭大师虽精通看禅、看教、学律诸多法门，却依然被后人奉为净土第九祖。

    另一方面晚明居士学佛也有突出表现，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说：“万历而后，禅风寖盛，士大夫无不谈禅，僧亦无不欲与士夫结纳。……其时京师学道人如林，善知识则有达观、郎目、憨山、月川、雪浪、隐庵、清虚、愚庵诸公，宰官则有黄慎轩、李卓吾、袁中郎、袁小修、王性海、段幻然、陶石篑、蔡五岳、陶不退、蔡承植诸君，声气相求，函盖相合。”僧众与居士走得颇近，佛学与心学互通渗透。时人确流行参禅论道，一时蔚然成风。而就居士佛教在晚明的发展与走向，台湾的圣严法师也曾有过深入调查研究，并对于晚明的佛教居士在行持方面进行了细致分类：其中禅行12人，净土行28人，修念佛三昧6人，禅净双修5人，先禅后净8人。显然，晚明居士修行正是以禅行与净土行为主。而同时对于晚明文学的深远影响也主要在禅、净二宗。可见晚明的佛教禅净合流之风之盛行与佛儒融通之势确实出奇相似。

    在思想上佛儒人士相互汲取，王阳明的心学思想都是如此，更遑论其弟子。阳明心学源于孟子却融禅宗“即心即佛”之理论，正如明末清初学者张履祥所说：“三教合一之说，莫盛于阳明之门。察其立言之意，盖欲使墨尽归儒，浸淫至于今日，此道日晦，彼说日昌，未有逃禅以入儒，只见逃儒以入释，波流风煽，何所底极！”虽说逃儒入释之人在少数，但确实大多数阳明后学人士均对佛门思想有所了解，亦有所融摄。据传罗汝芳嗜禅学，其家中常常接待方外人士，以致“两子皆为所诱，一旦弃父母妻孥去，莫知所终”。王畿亦曾说过：“吾儒极辟禅，然禅家亦有不可及者。”从其为学之道或是说其学理的部分宗旨来看，其学确是多方借取佛、道二教之法。这既体现了儒佛二道或有异同，又说明学界发展至中晚明时期，渐渐出现了儒佛调和的趋势。如张履祥还说：“近世袁黄、李贽混佛老于学术，其原本于圣人之道不明，洪水猛兽，盖在于人之心术也。”或许这说明了晚明时期受到狂禅风气的影响，如袁黄、李贽等学者相对更加偏于释家之学说。又譬如在三教合一论这一议题上，李贽更是直言：“儒释道之学一也，以其初皆期于闻道也。”有这一说法的人还有李元阳：“天地之间，惟此一道，初无儒、释、老庄之分也。”到了林兆恩则直接创建前无古人之“三一教”，其通过民间活动得来此法，得到许多三教合一论人士的认同，“以儒为表，以道为里，以释为归，故称三教也。”是管志道弟子顾大韶对林兆恩学理的总结。

    对于当时处于学术主流的儒门各方提出的三教合流之说，佛教人士亦很快有所回应。如释清上人就曾找到了很多儒、佛相同之处，诸如：儒曰“无极”、“太极”，即佛所谓“万法归一”、“一归于何处”;儒曰“读书不如静坐”，即佛所谓“不立文字，直指明心见性成佛”;儒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佛所谓“真空绝相，事事无碍”。又如“释戒征喜读儒书，而词翰俱妙，有前人风”;“太仓海宁寺僧善定能讲四书，里中子弟从之游。”等等佛门人士多参照儒家经典的事迹，不胜枚举。这也正是儒佛合流的证明，也是佛教人士在与诸儒交往过程中通过阅读儒家典籍得来的认识。

    同理，儒家众多士子亦是从阅读和理解佛教经典这一过程中体悟佛法真意的。其中既包括了一些印度佛教传至我国的经论典籍，还包括有一些本土僧人阐释佛典宗旨的神典文献。而阳明学者对待佛教经典的态度主要表现出来两个相对明显的特征点：重经轻论与以禅解经，相对较少注疏解经。阳明学者们好像对于那些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的佛教经本极具兴趣，但是彷佛却對那些影响同样广泛佛教论典兴致索然。这或许就是阳明学者学佛与晚明佛教其余众多信众及护法居士的信佛个中差异所在。

    晚明佛教世俗化转变是中国佛教向现代迈进的标志，其原因与皇权结构的强化、僧伽组织的变革和士绅阶层的支持都有着很深的联系。与此同时，儒学理论向崇信阳明之学发展转移，在两股思想的发展、变革之际，相对明代整体上所谓佛教的“衰微”亦或是说更趋向于平民化的表现，晚明时期的佛教则算得上行复兴之趋势。本文就晚明佛、儒思想的特征、内容，及佛儒思想之间的相互汲取、融合做出研究，明确三教合流之发展特征与佛儒各家在当时的思想发展，对晚明儒佛关系研究进行初探。

    参考文献

    【1】[日]牧田谛亮著，蓝吉富主编.《中国佛教史》下 [M]台北华宇出版社，世界佛学名著译丛，1985年9月，第45页

    【2】 张廷玉纂修，徐元文监修.《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列传第一百七十·儒林传序》），中华书局，1974年

    【3】 王守仁著，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三），《传习录下》[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4】参见周群著.《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3，第5-6页

    【5】 沈祩宏著.《竹窗随笔》[M]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金陵刻经

    【6】 蔡澄印著，《憨山大师梦游全集》（卷三十九《学要》），《续藏经》本

    【7】陈垣著.《明季滇黔佛教考》（上），[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35页

    【8】参见圣严著.《明末佛教研究》中第四章《明末的居士佛教》[M]台北东初出版社，1987

    【9】张履祥著.《杨园先生全集》（卷二十八《愿学记》三）[M]同治十年（1871）江苏书局刊本

    【10】伍袁萃著.《林居漫录畸集》（卷二）[M]见陈宝良著，明代儒佛道的合流及其世俗化[J]浙江学刊2002年第2期，第155页

    【11】张履祥著.《杨园先生全集》（卷二十七《愿学记》二）[M]同治十年（1871）江苏书局刊本

    【12】李贽著.《初潭集》（卷十一《释教》）[M]中华书局，1974年

    【13】李元阳著.《中溪家传汇稿》（卷五《重刻法华要解序》）[M]云南丛书本（民国刻）

    【14】顾大韶著.《炳烛斋稿·易外别传序》[M]清道光二十年鈔本

    【15】庄昶著.《定山集》（卷六《赠禅老清上人授僧录左觉义序》）[M]见《丛书集成续编》第139册，台北市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第621页

    【16】吴宽著.《匏翁家藏集》（卷四十二《雨庵宗谱序》）[M]见影印《四部丛刊初编》版

    【17】陆容著.《菽园杂记摘钞》（一），见沈节甫辑《纪录汇编》（卷一百八十）[M]景明刻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

    【18】参见陈永革著.《阳明学派与晚明佛教》，[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