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群众观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郑祥福 范虹邑
摘 要：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历史悠久，自商周时期“敬天保民”到春秋战国“仁民”、“贵民”、“君舟民水”，再到汉唐宋明时期民本思想的发展，以及明清时期“民为主，君为客”、“忧民之乐”的完善。传统民本思想为毛泽东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来源，而毛泽东的群众观点尤为受其影响。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人民群众是国家主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及具体工作方法”为主的群众观。毛泽东的群众观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关键词：传统民本思想；群众观；毛泽东
DOI：10.15938/j.cnki.iper.2018.01.033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8）01-0038-05
民本思想在我国古代社会从萌芽形成到发展，逐步从“信鬼神”转为“重民保民”、“当于民监”等民本思想，其经过春秋、汉唐、明清时期的发展，逐步形成“民为国本”、“立君为民”、“安民养民”等思想。传统民本思想表明了政权取得及巩固的关键，同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建设时期，提出并完善了他的群众观点，结合相关民本思想，形成了“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体”历史主体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工作方针、“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和工作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
一、“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体”对“民为国本”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首先，在传统的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丰富和扩大了人民的内涵。我国传统民本思想家中的人民是指子民或百姓，是和君主及官吏相对应的，是统治者实施统治的对象。人民是一种等级的体现，处于被统治、被压迫的地位。君主是社会的主宰，官吏是命令的执行者，人民则是几乎没有政治权利的劳动阶级。传统社会将人民百姓作为与统治阶级相对应的阶级，人民的内涵简单化、与统治阶级的关系对立化。即使古代统治者及思想家重视人民的力量，也只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君主的统治。古代的“民本思想”只有“民享、民有”的含义，但是缺乏“民治”的内涵，不具备民众管理国家的意蕴。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社会实际的变化，不断地赋予人民以不同的内涵，扩大其适用范围。毛泽东将人民群众视为国家坚实的维护者，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只有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历史创造者。人民，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充分把握人民的伟大力量之后，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人民的范围，重视人民的力量。毛泽东所说的“人民群众”有多种表述，他认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1]毛泽东同志认为人口众多的农民、工人是人民群众，他们是国家的组成部分和构成基础。在不同的时期，毛泽东赋予人民群众不同的内涵。在第二次国共对峙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属于人民的范畴，后来随着实际变化情况，城市小资产阶级也被纳入其中。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2]毛泽东认为普通大众，只要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建设的就是人民大众。这与传统民本思想对于人民的涵义概括及阶级地位的划分有极大的超越。
其次，在传统的“民为国本”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深刻阐述了只有人民才能创造历史的思想。“民本”是对《尚书·五子之歌》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简称。在殷商时期，统治者就逐步意识到人民群众的重大作用，“桀不务德而武修伤百姓，百姓弗堪……汤修德，诸侯皆归商。”[3]牧野之战商朝灭亡，周公提出了“敬天保民”等思想。周公认为，统治者要善于体察民情，谨言慎行，不得骄奢淫逸。统治者需“知稼穑之艰难”，“知小民之依”[4]。这些民本思想家认为，普通民众是立国之本，与民为仇，民必胜之，国由民兴。西汉贾谊认为：国家以民众为本，君主和官吏的产生都是以民众意愿为根本，民不无以为本。除此之外无其他，灾难与福祸不在天地，而在士民。
民本思想家们看到了人民的重要性，人民是一个国家的根本。但是，毛泽东同志则更加注重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量，他对人民作用和地位的肯定，远超古代政治家，他认为社会历史均是由民众创造的，在我国近代社会急剧变化时期，工人阶级是革命的先锋队和领导者，是革命的最坚定的部分，而数量众多的农民是革命的坚强后盾，他们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在1925年前后，毛泽东同志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时认为，革命中需分清敌人和朋友，中国工人阶级和占人口多数的贫苦农民是革命的中坚力量。他号召中国共产党人要团结真正的朋友，重视农民和农村的作用。在《湖南農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认为农民运动的兴起，“其势如暴风骤雨，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5]毛泽东肯定农民的力量，认为农民是中国共党领导革命的依靠。他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更是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6]人民不仅是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同时也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人民群众为革命战争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及财力。民心向背、万众一心，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哪怕是在封建王朝时期，毛泽东认为农民组织的反抗、起义等，也推动了社会的改革和进步以及君主对百姓利益的关注。民众是社会发展的推动者。毛泽东曾经指出：“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7]
不仅在战争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坚持要坚定地依靠人民群众。他认为，人民有无限的潜力，要加强党和人民的团结，才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8]精神产品也是民众的杰作，是民众智慧的结合，同时它们深刻反映着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美好向往。“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9]在毛泽东早期思想中，就提及农民的辛勤劳动创造了文化，地主占有了由农民创造的文化。也就是说，在一定的物质财富创造基础之上，人民也创造了精神文化，而且任何精神文化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否则会变成“无源之水”。相较于传统民本思想承认民众为立国之本，君主要顺应民意、重视人民的作用而言，这样一种群众观，深刻且具体地体现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是创造历史真正动力”的思想。
再次，以“民为国本”的传统思想，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人民群众才是国家的主体”的思想。 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发展了古代“爱民尊民”等思想，主张社会历史的人民主体论观点。毛泽东称赞人民是创造历史的英雄，同时告诫党员自己可能是幼稚的，因此要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借鉴人民的创造性，尊重民众的意愿。
毛泽东同志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得出：人民是打不破的铜墙铁壁、能对抗任何力量的历史唯物主义结论。在对抗日战争的持久性问题上，毛泽东强调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寻找战争的决定力量，主张抗日战争是一场人民战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人民不再处于社会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可以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必须通过人民群众来实现。
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立君为民”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张思德同志时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中国传统“立君为民”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1.从传统的“立君为民”到共产党的权力由人民赋予
在春秋之前，中国古代流行“天立君为民”的说法。在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中，这种思想一直流传。《左传》有上天生了民众，为此设立君主来管民众，让其不失去本性的思想。师旷主张：上天生育百姓来拥戴君主。民众侍奉君主如父母，君主爱民甚矣。不能“困民之性”，让百姓绝望。荀子主张，统治者是为天下百姓而设而非相反，天立君为民。墨家认为，上帝是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贫众寡的。元世祖认为，“天树君为民”。古代思想家主张君主要顺从民心，天下立君是为民。在古代，君主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无论是孟子的“重民轻君”、荀子的“君舟民水”，根本目的在于强化人民在君主心目中的地位。民本思想只是约束统治者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式。
毛泽东同志认为，民心向背是党的事业成功的关键，人民是党的力量的源泉，但他反对君权神授、天赋皇权的思想。人民给予了党和其他一切国家机构权力，这些权力是占人口绝大部分的民众给予的，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给予的，我们要代表他们的利益，打倒敌人，获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肯定。在晋绥干部会议讲话中，毛泽东认为基于广大群众意志建立的人民代表会议是及其宝贵的经验。一切应有的权力要归于当地的人民的机关。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时，毛泽东提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代表人民执行自己的职权。在论证人民民主专政时，毛泽东强调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形成人民民主专政。在面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时，毛泽东坚信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团结起来，必能战胜一切。我们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党的权力由人民赋予。共产党是人民的先锋队，要为人民服务，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只有代表人民，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动员群众、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我们的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2.从“立君为民”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孔子推行仁政，宽恕民众，反对滥用民力
孔子主张君主要爱民所爱，恶民所恶。孟子继承了其思想，提出“故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0]主张维护民众的权利，尊重民众的意愿。行使仁政而称王的君主将不可抵挡。荀子对孟子的思想有所发展。荀子提出“君舟民水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11]道家的“立天子，教化不善之人”、墨家的“兼爱、非攻”、法家的“立法设度为民”等等，这些都体现了君主的设立是为了天下，为了公众的利益。明清的黄宗羲、唐甄等人都一一提出爱民利民思想，尊重民众的意志。唐甄认为，君主的“节俭”能减少与百姓的矛盾，如此百姓能生财致富。君主需要简政理国，替百姓着想，减少对百姓的控制和税收，给百姓以更多的自由，不劳民伤财，使百姓安居乐业。黄宗羲认为：“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12]他充分肯定百姓在社会中的地位，君主与大臣百官都由天下需求而设立，由百姓而生统治者。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始终强调，党员要有良好的群众观，时刻为人民服务。延安时期，人民把权力给了实际为人民办事的共产党员，而在建国后，党的一切活动还是为了人民。传统的民本思想强调君主通过身体力行，减少劳民伤财行为，简化朝廷机构等从而减少百姓负担。毛泽东继承发展了民本思想中利民、富民的思想，进一步提出干部都要为了人民，不论职位高低，在其位谋其政，一切服务于人民的生活，从执政价值理念上确立为人民服务，以人民利益的实现作为党和政府活动的评价标准，从人民的视角出发，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场，为人民作出牺牲奉献。在1949年追悼张思德时毛泽东提到：我们的党和军队是代表人民的，是为着人民服务的。人民的支持是我们党和军队一切工作的标准、人民的利益是党采取行动的依据。党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和态度，党是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人民利益是党一切工作的中心。
3.從“爱民惜民”到“对人民负责”
孔子主张“为政以德”、“节用爱人，使民以时”。在物质上使民富裕，而后在品德上教化民众。孟子主张轻徭薄赋，不违农时，并且极力反对刑罚严苛。在选用官员时，孟子主张，君王身边的大臣亲信都说贤能，未必是贤能的，唯有国人称赞其贤能，仔细考察后，就可以聘用了。同时孟子也倡导，君主要“忧民所忧，乐民所乐”。两汉时期均实行休生养息、体恤百姓的做法。唐太宗李世民更是实施均田制，减赋税，降低徭役，发展生产，出现了文化繁荣的“贞观之治”。朱熹主张君王推行仁政，将仁爱、恻隐之心推广到百姓中，亲近百姓、体恤万物。明朝的张居正进行赋税改革，量地计丁，实行一条鞭法，使得农民获得更多自由，促进农业的发展。
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人民群众的疾苦，关心群众生活，采取一系列措施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强调开发生产，建立公营经济和自给工业，确保供给。同时，注意农民赋税的限度，摒弃不顾人民困难，只顾军队需求的做法。在1942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要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领导军队帮助当地百姓发展生产，勤勤恳恳去研究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问题，例如：农具、肥料、开荒等。毛泽东在不同时期提出的土地改革路线也深刻体现其对农民的负责，为广大农民服务。从井冈山土地法到1934年他提出“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的兴国土地法，保护贫下中农的利益，再到后来的减租减息改善农民生活，激发人民抗战积极性的政策，都是毛泽东同志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的利民富民的举动。随后的《五四指示》更加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愿望，支持人民群众对土地的拥有。不侵犯中农利益，不变动富农财产。建国后，毛泽东同志领导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改革，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这些无一不体现着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根据实际情况对人民负责，实行相关的政策为人民谋取利益。
在经济领域，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保障民众的利益。在政治和文化领域，毛泽东更是带领共产党人履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建国后，毛泽东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他认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给予人民民主权利，例如：结社、选举等，但是对反动派实行专政。采用说服的方法来教导人民，尤其是农民，让工人阶级领导人民，对于反对派只要不干预国家就给予工作等。毛泽东完善地表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而这在古代民本思想家中并不存在。在文化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毛泽东强调：文艺工作者要站在人民的立场，学习群众的语言，以群众的社会实践作为创造的源泉，主张文艺工作者要为人民大众服务，文艺作品要反映人民群众的实践，用文艺作品歌颂人民群众，使文艺创作大众化，时代化。传统民本思想注重爱民忧民，用君主的恻仁之心体恤百姓，实现开明清廉之治。而毛泽东更加注重对人民负责，将人民置于首位，从经济、文化、政治制度方面表明实现对人民负责的目标。在各个历史时期，毛泽东的措施无疑都体现对广大人民负责任，让群众看得到实际利益，表明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和决心。
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对“听政于民，安民养民”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1.从“顺从民心，听政于民”思想到“向人民学习，从群众中来”
在中国古代就有“听政于民”的思想，“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统治者要顺承民意。例如：耕历山、做什器的舜；通大川、决河堤的大禹；为民众迁都的盘庚等都是顺应民心、替民做事的贤君。作为与人民相处的国君，如若百姓贫瘠，君主又怎能安逸富裕？周公主张，君主要修炼品德，了解民众心理，面对群众的不满，要以德捕获民心。孟子认为，国家的存亡都在民之所向。李贽强调，君主要始终顺应民心。他们认为，如果君主不顺应民意，听从民心，民众可以讨伐君主。孔子提出，武王灭汤，是顺乎天意和人民的。孟子相应地提出：“闻诛一夫，未闻弑其君也”。荀子提出，臣子弑杀君主，百姓起义叛乱都是君主自身引起的。黄宗羲发出“天下非为一人之私姓”的呼声。统治者不能为所欲为，剥削人民，君主施政时要顺从民意，听取百姓的呼声，实行德治，制定符合百姓心声的法令。
在1929年，毛泽东首次使用了“群众路线”概念，1943年系统阐述了“群众路线”。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13]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思想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要深入群众生活，通过调查研究掌握基本情况，听取百姓的心声，集中百姓的智慧，发挥广大民众的潜力。
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毛泽东告诫大家首先向群众学习，对于许多问题农民一看便知，知识分子往往缺乏实践而不知所云。他甚至主张报社的同志到群众中去工作，深入人民群众，多听多看、多研究来自人民群众的材料。大家要多向下面反应上来的材料学习，这样才能领导群众运动。
毛泽东认为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不仅要顺应民意更要向群众学习，无论军队、文艺工作者都要多学习来自群众的材料，甘当群众的学生。
2.从“听政于民，安民养民”思想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在古代传统思想中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不如小决以道”的思想，唐代魏征主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要求统治者要善于纳谏，给予民众恰当表达意见的渠道，给予民众意见表达的机会。但是，这是基于君主个人的品德与贤明，是否采纳也取决于君主个人的品质。
毛泽东同志则认为，党的宗旨和工作都是针对群众，在工作时要把人民的经验去粗取精、整理归纳，从而制定科学的决策和方针。在国内战争时期，为了提高红军战士的民众认可度，让红军真正成为人民的军队，毛泽东提出，红军不能仅仅打仗，更要帮助群众和组织群众，建立符合人民愿望的政权。毛泽东也关注群众的生活，在1934年发表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毛泽东提出，诸如妇女耕犁，小孩上学、生疮治病、公共木桥使用等一切关于群眾生活的困难都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调研、讨论，出台政策执行。毛泽东认为教条主义、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都是要不得的，必须予以纠正，因为这些都没有深入到群众中去。
自春秋战国时期的商鞅、吴起、李悝等的变法、两汉时期休养生息政策、宋朝的王安石变法，明清时期赋役制度变更，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提出政治制度改革无疑都是君主或者官吏自上而下的变动，施行于人民中，在具体执行时也是向全国推广随后各地方官吏进行管理。毛泽东在具体执行群众路线时，采用了一般与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办法。从许多个别的单位中去考察，集中新的经验，得出普遍原理后用于指导群众。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各个机关要提出一般号召，同时也要指导具体学校、部队的实际问题。广大群众要和领导密切结合，思想工作走在前，动员群众、发动群众。这是我们党和军队战无不胜的法宝。
群众观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观点之一，而毛泽东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影响。自古以来，民本思想就在我国古代思想体系中有显著地位，民本思想中的爱民敬民以及“重民轻君”等思想为毛泽东群众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文化资源。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以及社会建设实践，继承和发展了民本的传统思想，形成了人民群众主体论观点，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态度，确立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方法和工作路线。由此可见，毛泽东的群众观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同时在内涵上也超越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
不仅如此，毛泽东的群众观还在方法论上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超越。毛泽东的群众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重要体现，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具体运用。毛泽东的这些思想观点在今天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过渡的新时期产生着重要影响，特别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关人民主体论，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发展为了人民，发展的成果为人民共享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此可见，毛泽东的群众观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方法、领导作风、领导方式、工作路线等始终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13]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55-856，899.
[2][8][9]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64，278，277.
[3][4] 左丘明.左传[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57，145.
[5] 诸凤娟.民本思想的发展逻辑及其当代价值[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33.
[5]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
[6]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25.
[7] 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208.
[10] 孟子[M].北京：中华书避，2006：324.
[11] 荀子[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33.
[12]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1：14.
[责任编辑：张俊华]
摘 要：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历史悠久，自商周时期“敬天保民”到春秋战国“仁民”、“贵民”、“君舟民水”，再到汉唐宋明时期民本思想的发展，以及明清时期“民为主，君为客”、“忧民之乐”的完善。传统民本思想为毛泽东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来源，而毛泽东的群众观点尤为受其影响。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人民群众是国家主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及具体工作方法”为主的群众观。毛泽东的群众观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关键词：传统民本思想；群众观；毛泽东
DOI：10.15938/j.cnki.iper.2018.01.033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8）01-0038-05
民本思想在我国古代社会从萌芽形成到发展，逐步从“信鬼神”转为“重民保民”、“当于民监”等民本思想，其经过春秋、汉唐、明清时期的发展，逐步形成“民为国本”、“立君为民”、“安民养民”等思想。传统民本思想表明了政权取得及巩固的关键，同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建设时期，提出并完善了他的群众观点，结合相关民本思想，形成了“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体”历史主体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工作方针、“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和工作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
一、“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体”对“民为国本”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首先，在传统的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丰富和扩大了人民的内涵。我国传统民本思想家中的人民是指子民或百姓，是和君主及官吏相对应的，是统治者实施统治的对象。人民是一种等级的体现，处于被统治、被压迫的地位。君主是社会的主宰，官吏是命令的执行者，人民则是几乎没有政治权利的劳动阶级。传统社会将人民百姓作为与统治阶级相对应的阶级，人民的内涵简单化、与统治阶级的关系对立化。即使古代统治者及思想家重视人民的力量，也只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君主的统治。古代的“民本思想”只有“民享、民有”的含义，但是缺乏“民治”的内涵，不具备民众管理国家的意蕴。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社会实际的变化，不断地赋予人民以不同的内涵，扩大其适用范围。毛泽东将人民群众视为国家坚实的维护者，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只有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历史创造者。人民，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充分把握人民的伟大力量之后，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人民的范围，重视人民的力量。毛泽东所说的“人民群众”有多种表述，他认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1]毛泽东同志认为人口众多的农民、工人是人民群众，他们是国家的组成部分和构成基础。在不同的时期，毛泽东赋予人民群众不同的内涵。在第二次国共对峙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属于人民的范畴，后来随着实际变化情况，城市小资产阶级也被纳入其中。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2]毛泽东认为普通大众，只要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建设的就是人民大众。这与传统民本思想对于人民的涵义概括及阶级地位的划分有极大的超越。
其次，在传统的“民为国本”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深刻阐述了只有人民才能创造历史的思想。“民本”是对《尚书·五子之歌》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简称。在殷商时期，统治者就逐步意识到人民群众的重大作用，“桀不务德而武修伤百姓，百姓弗堪……汤修德，诸侯皆归商。”[3]牧野之战商朝灭亡，周公提出了“敬天保民”等思想。周公认为，统治者要善于体察民情，谨言慎行，不得骄奢淫逸。统治者需“知稼穑之艰难”，“知小民之依”[4]。这些民本思想家认为，普通民众是立国之本，与民为仇，民必胜之，国由民兴。西汉贾谊认为：国家以民众为本，君主和官吏的产生都是以民众意愿为根本，民不无以为本。除此之外无其他，灾难与福祸不在天地，而在士民。
民本思想家们看到了人民的重要性，人民是一个国家的根本。但是，毛泽东同志则更加注重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量，他对人民作用和地位的肯定，远超古代政治家，他认为社会历史均是由民众创造的，在我国近代社会急剧变化时期，工人阶级是革命的先锋队和领导者，是革命的最坚定的部分，而数量众多的农民是革命的坚强后盾，他们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在1925年前后，毛泽东同志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时认为，革命中需分清敌人和朋友，中国工人阶级和占人口多数的贫苦农民是革命的中坚力量。他号召中国共产党人要团结真正的朋友，重视农民和农村的作用。在《湖南農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认为农民运动的兴起，“其势如暴风骤雨，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5]毛泽东肯定农民的力量，认为农民是中国共党领导革命的依靠。他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更是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6]人民不仅是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同时也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人民群众为革命战争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及财力。民心向背、万众一心，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哪怕是在封建王朝时期，毛泽东认为农民组织的反抗、起义等，也推动了社会的改革和进步以及君主对百姓利益的关注。民众是社会发展的推动者。毛泽东曾经指出：“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7]
不仅在战争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坚持要坚定地依靠人民群众。他认为，人民有无限的潜力，要加强党和人民的团结，才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8]精神产品也是民众的杰作，是民众智慧的结合，同时它们深刻反映着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美好向往。“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9]在毛泽东早期思想中，就提及农民的辛勤劳动创造了文化，地主占有了由农民创造的文化。也就是说，在一定的物质财富创造基础之上，人民也创造了精神文化，而且任何精神文化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否则会变成“无源之水”。相较于传统民本思想承认民众为立国之本，君主要顺应民意、重视人民的作用而言，这样一种群众观，深刻且具体地体现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是创造历史真正动力”的思想。
再次，以“民为国本”的传统思想，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人民群众才是国家的主体”的思想。 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发展了古代“爱民尊民”等思想，主张社会历史的人民主体论观点。毛泽东称赞人民是创造历史的英雄，同时告诫党员自己可能是幼稚的，因此要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借鉴人民的创造性，尊重民众的意愿。
毛泽东同志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得出：人民是打不破的铜墙铁壁、能对抗任何力量的历史唯物主义结论。在对抗日战争的持久性问题上，毛泽东强调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寻找战争的决定力量，主张抗日战争是一场人民战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人民不再处于社会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可以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必须通过人民群众来实现。
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立君为民”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张思德同志时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中国传统“立君为民”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1.从传统的“立君为民”到共产党的权力由人民赋予
在春秋之前，中国古代流行“天立君为民”的说法。在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中，这种思想一直流传。《左传》有上天生了民众，为此设立君主来管民众，让其不失去本性的思想。师旷主张：上天生育百姓来拥戴君主。民众侍奉君主如父母，君主爱民甚矣。不能“困民之性”，让百姓绝望。荀子主张，统治者是为天下百姓而设而非相反，天立君为民。墨家认为，上帝是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贫众寡的。元世祖认为，“天树君为民”。古代思想家主张君主要顺从民心，天下立君是为民。在古代，君主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无论是孟子的“重民轻君”、荀子的“君舟民水”，根本目的在于强化人民在君主心目中的地位。民本思想只是约束统治者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式。
毛泽东同志认为，民心向背是党的事业成功的关键，人民是党的力量的源泉，但他反对君权神授、天赋皇权的思想。人民给予了党和其他一切国家机构权力，这些权力是占人口绝大部分的民众给予的，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给予的，我们要代表他们的利益，打倒敌人，获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肯定。在晋绥干部会议讲话中，毛泽东认为基于广大群众意志建立的人民代表会议是及其宝贵的经验。一切应有的权力要归于当地的人民的机关。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时，毛泽东提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代表人民执行自己的职权。在论证人民民主专政时，毛泽东强调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形成人民民主专政。在面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时，毛泽东坚信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团结起来，必能战胜一切。我们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党的权力由人民赋予。共产党是人民的先锋队，要为人民服务，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只有代表人民，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动员群众、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我们的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2.从“立君为民”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孔子推行仁政，宽恕民众，反对滥用民力
孔子主张君主要爱民所爱，恶民所恶。孟子继承了其思想，提出“故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0]主张维护民众的权利，尊重民众的意愿。行使仁政而称王的君主将不可抵挡。荀子对孟子的思想有所发展。荀子提出“君舟民水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11]道家的“立天子，教化不善之人”、墨家的“兼爱、非攻”、法家的“立法设度为民”等等，这些都体现了君主的设立是为了天下，为了公众的利益。明清的黄宗羲、唐甄等人都一一提出爱民利民思想，尊重民众的意志。唐甄认为，君主的“节俭”能减少与百姓的矛盾，如此百姓能生财致富。君主需要简政理国，替百姓着想，减少对百姓的控制和税收，给百姓以更多的自由，不劳民伤财，使百姓安居乐业。黄宗羲认为：“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12]他充分肯定百姓在社会中的地位，君主与大臣百官都由天下需求而设立，由百姓而生统治者。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始终强调，党员要有良好的群众观，时刻为人民服务。延安时期，人民把权力给了实际为人民办事的共产党员，而在建国后，党的一切活动还是为了人民。传统的民本思想强调君主通过身体力行，减少劳民伤财行为，简化朝廷机构等从而减少百姓负担。毛泽东继承发展了民本思想中利民、富民的思想，进一步提出干部都要为了人民，不论职位高低，在其位谋其政，一切服务于人民的生活，从执政价值理念上确立为人民服务，以人民利益的实现作为党和政府活动的评价标准，从人民的视角出发，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场，为人民作出牺牲奉献。在1949年追悼张思德时毛泽东提到：我们的党和军队是代表人民的，是为着人民服务的。人民的支持是我们党和军队一切工作的标准、人民的利益是党采取行动的依据。党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和态度，党是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人民利益是党一切工作的中心。
3.從“爱民惜民”到“对人民负责”
孔子主张“为政以德”、“节用爱人，使民以时”。在物质上使民富裕，而后在品德上教化民众。孟子主张轻徭薄赋，不违农时，并且极力反对刑罚严苛。在选用官员时，孟子主张，君王身边的大臣亲信都说贤能，未必是贤能的，唯有国人称赞其贤能，仔细考察后，就可以聘用了。同时孟子也倡导，君主要“忧民所忧，乐民所乐”。两汉时期均实行休生养息、体恤百姓的做法。唐太宗李世民更是实施均田制，减赋税，降低徭役，发展生产，出现了文化繁荣的“贞观之治”。朱熹主张君王推行仁政，将仁爱、恻隐之心推广到百姓中，亲近百姓、体恤万物。明朝的张居正进行赋税改革，量地计丁，实行一条鞭法，使得农民获得更多自由，促进农业的发展。
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人民群众的疾苦，关心群众生活，采取一系列措施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强调开发生产，建立公营经济和自给工业，确保供给。同时，注意农民赋税的限度，摒弃不顾人民困难，只顾军队需求的做法。在1942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要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领导军队帮助当地百姓发展生产，勤勤恳恳去研究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问题，例如：农具、肥料、开荒等。毛泽东在不同时期提出的土地改革路线也深刻体现其对农民的负责，为广大农民服务。从井冈山土地法到1934年他提出“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的兴国土地法，保护贫下中农的利益，再到后来的减租减息改善农民生活，激发人民抗战积极性的政策，都是毛泽东同志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的利民富民的举动。随后的《五四指示》更加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愿望，支持人民群众对土地的拥有。不侵犯中农利益，不变动富农财产。建国后，毛泽东同志领导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改革，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这些无一不体现着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根据实际情况对人民负责，实行相关的政策为人民谋取利益。
在经济领域，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保障民众的利益。在政治和文化领域，毛泽东更是带领共产党人履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建国后，毛泽东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他认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给予人民民主权利，例如：结社、选举等，但是对反动派实行专政。采用说服的方法来教导人民，尤其是农民，让工人阶级领导人民，对于反对派只要不干预国家就给予工作等。毛泽东完善地表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而这在古代民本思想家中并不存在。在文化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毛泽东强调：文艺工作者要站在人民的立场，学习群众的语言，以群众的社会实践作为创造的源泉，主张文艺工作者要为人民大众服务，文艺作品要反映人民群众的实践，用文艺作品歌颂人民群众，使文艺创作大众化，时代化。传统民本思想注重爱民忧民，用君主的恻仁之心体恤百姓，实现开明清廉之治。而毛泽东更加注重对人民负责，将人民置于首位，从经济、文化、政治制度方面表明实现对人民负责的目标。在各个历史时期，毛泽东的措施无疑都体现对广大人民负责任，让群众看得到实际利益，表明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和决心。
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对“听政于民，安民养民”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1.从“顺从民心，听政于民”思想到“向人民学习，从群众中来”
在中国古代就有“听政于民”的思想，“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统治者要顺承民意。例如：耕历山、做什器的舜；通大川、决河堤的大禹；为民众迁都的盘庚等都是顺应民心、替民做事的贤君。作为与人民相处的国君，如若百姓贫瘠，君主又怎能安逸富裕？周公主张，君主要修炼品德，了解民众心理，面对群众的不满，要以德捕获民心。孟子认为，国家的存亡都在民之所向。李贽强调，君主要始终顺应民心。他们认为，如果君主不顺应民意，听从民心，民众可以讨伐君主。孔子提出，武王灭汤，是顺乎天意和人民的。孟子相应地提出：“闻诛一夫，未闻弑其君也”。荀子提出，臣子弑杀君主，百姓起义叛乱都是君主自身引起的。黄宗羲发出“天下非为一人之私姓”的呼声。统治者不能为所欲为，剥削人民，君主施政时要顺从民意，听取百姓的呼声，实行德治，制定符合百姓心声的法令。
在1929年，毛泽东首次使用了“群众路线”概念，1943年系统阐述了“群众路线”。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13]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思想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要深入群众生活，通过调查研究掌握基本情况，听取百姓的心声，集中百姓的智慧，发挥广大民众的潜力。
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毛泽东告诫大家首先向群众学习，对于许多问题农民一看便知，知识分子往往缺乏实践而不知所云。他甚至主张报社的同志到群众中去工作，深入人民群众，多听多看、多研究来自人民群众的材料。大家要多向下面反应上来的材料学习，这样才能领导群众运动。
毛泽东认为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不仅要顺应民意更要向群众学习，无论军队、文艺工作者都要多学习来自群众的材料，甘当群众的学生。
2.从“听政于民，安民养民”思想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在古代传统思想中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不如小决以道”的思想，唐代魏征主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要求统治者要善于纳谏，给予民众恰当表达意见的渠道，给予民众意见表达的机会。但是，这是基于君主个人的品德与贤明，是否采纳也取决于君主个人的品质。
毛泽东同志则认为，党的宗旨和工作都是针对群众，在工作时要把人民的经验去粗取精、整理归纳，从而制定科学的决策和方针。在国内战争时期，为了提高红军战士的民众认可度，让红军真正成为人民的军队，毛泽东提出，红军不能仅仅打仗，更要帮助群众和组织群众，建立符合人民愿望的政权。毛泽东也关注群众的生活，在1934年发表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毛泽东提出，诸如妇女耕犁，小孩上学、生疮治病、公共木桥使用等一切关于群眾生活的困难都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调研、讨论，出台政策执行。毛泽东认为教条主义、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都是要不得的，必须予以纠正，因为这些都没有深入到群众中去。
自春秋战国时期的商鞅、吴起、李悝等的变法、两汉时期休养生息政策、宋朝的王安石变法，明清时期赋役制度变更，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提出政治制度改革无疑都是君主或者官吏自上而下的变动，施行于人民中，在具体执行时也是向全国推广随后各地方官吏进行管理。毛泽东在具体执行群众路线时，采用了一般与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办法。从许多个别的单位中去考察，集中新的经验，得出普遍原理后用于指导群众。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各个机关要提出一般号召，同时也要指导具体学校、部队的实际问题。广大群众要和领导密切结合，思想工作走在前，动员群众、发动群众。这是我们党和军队战无不胜的法宝。
群众观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观点之一，而毛泽东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影响。自古以来，民本思想就在我国古代思想体系中有显著地位，民本思想中的爱民敬民以及“重民轻君”等思想为毛泽东群众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文化资源。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以及社会建设实践，继承和发展了民本的传统思想，形成了人民群众主体论观点，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态度，确立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方法和工作路线。由此可见，毛泽东的群众观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同时在内涵上也超越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
不仅如此，毛泽东的群众观还在方法论上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超越。毛泽东的群众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重要体现，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具体运用。毛泽东的这些思想观点在今天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过渡的新时期产生着重要影响，特别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关人民主体论，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发展为了人民，发展的成果为人民共享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此可见，毛泽东的群众观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方法、领导作风、领导方式、工作路线等始终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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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俊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