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苇：“中国第一编剧”的隐生活
呼东方
他是别人眼中与时代“脱节”的人，但从《霸王别姬》到《活着》等中国电影至今仅有的几部经典剧作，却都出自他的手。
他感喟：如今没有人想拍经典电影了。
他声称：要对电影负责，不能拿电影蒙钱。
芦苇避在铜川照金镇埋头写新剧本，已有些时日了。
10月11日晚，因为一场演出，陕西这个近几年刚刚火起来的红色旅游小镇来了很多知名艺人。“才旦卓玛就住在我对门，可惜我认识她，她不认识我。”芦苇说。
看来这位外人眼中的“中国第一编剧”，也有仰慕别人的时候。 但大部分时间里，他的名字是与张艺谋、陈凯歌等国内大导演，以及巩俐、张国荣这样的电影明星关联在一起的。
酒店书桌上，摆着几本芦苇爱读的书。他写剧本依然是传统的方式，用钢笔一字一句地写。他没有博客、微博，更不会玩微信。“有了这些东西，你就得和很多人联系，就没法安静。我的工作用不着和人多来往。”他说。
记者江雪曾写过《时代驶过，芦苇站在原地》，芦苇温和地边笑边点头，“我同意她这样的说法。”
而谈及剧本，芦苇则说：“经典的剧本，永不会过时。”
平凡中的贵族气质
芦苇的老友王天兵这样描述他：他属于又不属于这个芸芸众生。仿佛在某个时间点，他已做出了属于自己的选择，之后再也不愿在这上面多花费任何心思。他的平凡中，流露着一种贵族的奢侈。
芦苇乐呵呵地自嘲道：“我哪有什么贵族气质呢！我就普通人一个。”他的穿着倒是符合王天兵的描述，一双圆口黑布懒汉鞋，灰色的薄毛衣外面披着一件军绿色的大风衣。还有同色系的帽子和双肩包。
四十五年后，芦苇还在庆幸：“我这一生最正确的选择就是从工厂里‘逃了出来，要不然最宝贵的时间就被耽误了。当时即使我父亲不支持，我依然会这么做。”
1971年，21岁的芦苇和很多知青一样，被推荐到工厂当工人。他来到位于陕西省武功县的空军第十二修理厂（现在的702厂），当上了一名学徒工。很快，他发现这里太不自由了，“每天重复工作八小时，还得政治学习一小时，思想完全被禁锢了，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
当时的芦苇觉得自己的意识形态有很多问题，要急于搞清楚。“林彪事件出来以后，我开始怀疑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并且对整个‘文革产生了怀疑。而自己所知道的知识，不足以应付这个世界，所以急于想让自己安下心来学习。”
芦苇在厂里待了仅仅一个月，就提出了辞职。厂领导无法理解，因为建厂以来还没有人提出过辞职，除了一个神经病，芦苇是第二个。虽然也被怀疑精神有问题，但他义无反顾，揣着户口就离开了。
户口放到自己口袋后，芦苇才发现一个重要的问题，自己下乡的宝鸡县八鱼公社已经回不去了。“这样我就成了‘腰包户口，一塞就是四年”。
好在当时在西北局工作的父母都很支持芦苇回家自学。从1971年到1975年，芦苇一直靠父母生活，“但这四年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芦苇告诉记者，回到家后，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了一个秘密学习小组，小组里的几个人后来都赫赫有名，成为中国政坛和经济领域的风云人物。
“这个时期我们怀疑政府宣传的一切，但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那么如何才能形成呢？那就得通过学习，通过比较，通过互相讨论。我们确定了一些社会学、历史学方面的书，比如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费尔巴哈论》以及《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等，都成为他们学习的素材。
至今，芦苇个人履历里的学历仍然是初中。但是，他能在刚过20岁就从同龄人的生活轨迹中跳出来，除了因为他酷爱读书，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有一个能提供给他阅读条件和实现自我愿望的家庭环境。
提起童年生活，芦苇的回忆里全是愉悦。
芦苇的父亲曾是延安时代边区主席林伯渠的司机，当时延安这辆惟一的小轿车，让他父亲与中共很多高级领导成为朋友。解放后，他父亲被习仲勋亲自调到西北局工作。
“西北局有一个很棒的图书馆，是西北党校留下来的。我从10多岁开始，就用父亲的借书证借书，每次能借3本。我很早就接触到了大量的世界名著和中国古典书籍。”芦苇说，1968年，他18岁下乡插队的时候，就是带着一箱子书去的。“其中有套《契诃夫文集》被我反复地读，译者汝龙是个东北人，他译的这套书里有很多东北方言，像个东北人说话一样，非常有意思。”
地方语言的魅力，让芦苇一直欲罢不能。“陕西方言很有特点，一直没有一部能把这个地域语言魅力表现出来的影视作品。”直到后来他写《白鹿原》剧本时，才找到了机会。
当编剧是阴差阳错
西安大雁塔向东的这条路，因西安电影制片厂在这里，故被命名为西影路。以这条路的中轴为界，路南的就是西安近几年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曲江新区。
数十年间，西影路变化巨大，惟有西影厂还是路人眼中熟悉的样子。芦苇依旧住在西影厂红砖裸露的老楼房里，而与他曾住一起的很多老西影人都纷纷搬离了这里，其中包括当年他刚进厂时最爱与他私底下交流什么是电影本体的周晓文。
“如果说我的人生有过什么规划，当初也只是想当个画家。当编剧完全是阴差阳错。”回顾过去，芦苇这样总结道。
1976年年初，在家四年的芦苇终于通过招工进了西影厂。西影厂当时是以炊事员的名义招工，芦苇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只要先进了厂子再说。
进厂后，领导问他有什么特长，他说会画画，领导便很高兴，让他干上了厂里的美工。
芦苇并没有说谎，因为在这之前，他确实一直和西安的油画家张荣国学习绘画。他后来自认为，自己学编剧，也是得益于年轻时候有美术训练的基础，能将理性与感性统一起来，顾此而不失彼，也算是没走弯路。
如今，芦苇成了国内少有的讲创作技法的编剧。他在1990年代就明确提出电影编剧必须要有类型，“一如文学的文体，亦如建筑的格式，各有不同的功能及限度”。
如今来找他学编剧的人，他都会推荐《世界电影》这本期刊。在看不到太多电影的时代，他就依靠这本杂志接触到了许多杰出的外国电影。在他还从未看过黑泽明《七武士》时，他就已通读了多遍《七武士》剧本，并从中收获良多。
“我刚进电影厂时，厂里人都不谈电影。学摄影的周晓文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分配到我们厂，当时厂里就我们两个人私底下交流什么是电影本体？什么是好电影？忽然有一天，我意识到任何一部电影其实都是类型电影。”
1986年，时任西影厂厂长吴天明想让厂里的年青人做些事情，成立了青年摄制组，芦苇也被拉了进去。
芦苇非常怀念那个年代的创作氛围，“拍电影以前，主创全部要参与剧本的研究和讨论，美工也得参加。”芦苇记得周晓文拍的第一部电影是《他们正年轻》，“讨论剧本的时候，我老提意见，我说这不行，那不行。”周晓文便问，你觉得怎么行？“我说我写的肯定会比他这个剧本好。”
于是，芦苇就开始写，写着写着，大家都认可了，觉得写得还不错。他白天是美工，晚上改剧本。这个剧本，被他看做是自己的第一个剧本。
周晓文拍摄的第一部警匪片《最后的疯狂》，是芦苇关于类型电影的第一次实践。拿到剧本后，芦苇又开始骂剧本这个不行，那个不对，然后把剧本彻底改了一遍。1987年，《最后的疯狂》卖了300多个拷贝，还获得了1988年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最后的疯狂》成功后，西影厂让周晓文继续拍警匪片，周晓文又找芦苇当编剧，于是就有了《疯狂的代价》。这两部警匪片，成了国内迄今为止最成功的警匪片。后来，芦苇还按经典类型片的套路，为何平的《双旗镇刀客》写了剧本大纲。
拍完《最后的疯狂》，周晓文给了芦苇200元经费，让他准备下一个剧本。芦苇来到湖南湘潭齐白石的老家，与齐白石的孙子和侄孙子生活了半个月。接着，他用了七天时间，写了一个电影剧本《星塘的阿芝》。
“这是多年来我一直想写的剧本。”这个剧本最终没有拍摄成电影，但在十年之后，获得了夏衍电影文学奖。
两部电影成功的票房，刷新了西影人对芦苇的认识。吴天明找到芦苇，对他说：“你写的剧本不错，咱厂里就缺编剧，你当编剧得了。”当时芦苇还舍不得美工的活，“我当美工当的好好的，我还是业余写剧本吧”。
可是，找他写剧本的导演越来越多，他这才意识到，“美工这活干不成了”。
《霸王别姬》成功背后
多年之后，电影《霸王别姬》依然是个经典。
当年，这部电影的导演陈凯歌是通过摄影师顾长卫找到了芦苇。在这之前，芦苇早就知道陈凯歌这个人。“以前，我对中国电影不抱什么希望，直到看到《黄土地》之后，才觉得中国电影人还能拍出这样好的电影，有点希望了。”其间，陈凯歌也来过西影厂拍电影，也讲过课。尽管芦苇很欣赏这位年轻的导演，但从未萌生主动去结识的想法。
芦苇清晰记得，陈凯歌一见面就问他，对京剧有没有研究？“我说有啊，我是戏曲发烧友，平常就喜欢哼戏。凯歌就说，这儿有个小说你看一下，是香港作家李碧华写的，看看有没有兴趣改编。”
芦苇看完小说，就接下了这活儿。“小说对电影来说，只是个素材。这个小说有主题，有人物关系，还不错。”多年后，芦苇说起他与陈凯歌的这次合作，用了四个字来形容：“一拍即合”。
接了《霸王别姬》后，芦苇干脆就住在北影厂里，着手前期的调查准备工作。那段时间，他整天泡在国家图书馆，借书、看书、查找资料。后来，他又先后泡中央戏曲学院和中国戏曲协会，和那些管资料的人都成了朋友，“我请他们吃饭，套近乎，这样一些老的民国时期的书也能借出来”。
从北京回到西安写剧本时，芦苇还带回来一箱子借的书，关于梅兰芳、齐如山、袁世海、叶盛长、侯少奎的材料和书籍，他个个如数家珍。
芦苇写剧本的前提，就是要把自己浸泡在要写的时代里，熟悉自己所写的人物，“包括他们的语言和怪癖，这样在写剧本的时候，就会自然冒出灵感”。
《霸王别姬》中有句台词，“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贯穿始终。芦苇说，“程蝶衣是性别倒错的人，我写着写着，脑子里就蹦出昆曲里一句：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我就利用它、发挥它，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程蝶衣这个角色的扮演者，陈凯歌最初的提议是用尊龙，但芦苇觉得张国荣更合适。当时陈凯歌看中的是尊龙好莱坞背景，他希望《霸王别姬》能走向世界。但他当时的心态也很好，并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他说，那这样吧，我们开个会，让主创方进行表决，兼听则明。“于是我、他，还有执行导演、摄影师、录音师，我们五个人进行了投票，结果是四比一，他一票，我们四个坚持用张国荣。”
这部电影，是按着芦苇的创作意念，一改陈凯歌过去拍风格电影的叙事方式，用的是好莱坞的经典结构和经典正剧模式拍摄方法。1993年，《霸王别姬》获得第四十六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奖，随后它获奖无数，余温延续十多年。
而这部电影的精典台词，一直在网络上流传。
“这也是陈凯歌导演生涯的最高峰了，后来再也没有看到足以能匹敌的作品。”让芦苇怅然若失的是，电影获奖后，他曾要求陈凯歌和创作人员坐下来总结一下这部电影的得失，“他答应了，但再没有能和我静下心来坐着谈谈的时间了”。
多年后的这个秋日的下午，芦苇讲起当年这部电影的创作过程，依然充满了怀念和感伤。
再没有合作的机会
《霸王别姬》的成功，让芦苇一度非常兴奋。
“我以为中国电影的好时代来临了，可实际上是春梦一场。”惟一让他庆幸的是，“在第五代导演创作状态最好的时候，我和他们在一起合作，那是非常珍贵的一段时光。”
芦苇觉得，张艺谋在拍《活着》的时候，是很有抱负的。而在与他合作过的导演中，也只有张艺谋曾几次将他请去讨论一部电影的得失。
其实，早在1990年，芦苇就与张艺谋有合作。当时张艺谋想拍一个陕西皮影戏艺人，芦苇就写了《桃李满天红》，但这个剧本没能立项。
1993年春节，张艺谋邀请芦苇到北京，把余华的小说《活着》给他看。芦苇看了很感动，就应了这活儿。后来，余华坚持要当编剧，也写了第一稿，影片完成后，张艺谋在上字幕时，特意将芦苇定为“定稿编剧”。
《活着》获得了1994年戛纳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大奖，这是这届电影节为这部电影特设的一个奖项：最佳人道精神奖。但在国内公映仅仅一场，就被禁演了。
芦苇说，通过《霸王别姬》和《活着》，让他的创作达到了“关注生命，凝视灵魂”的境界。国际影坛也觉得中国电影突然具备了大片的叙事能力，电影故事能横跨数十年，而且人物命运与历史洪流相辉映，“有了史诗般的巨制”。
但是，在合作过程中，芦苇也发现第五代导演有两个致命的问题：不太会讲故事，不太懂表演。此后，他与第五代导演的合作也戛然而止，再没有找到合适的合作机会。
“陈凯歌后来又找过我写《杜月笙》，我写了个梗概后，没有拍成。张艺谋也再没有合作过。”芦苇眼看着与自己合作过的导演在变化，“他们似乎没有一种投身于电影的终极目标，而是通过电影取得个人成功后，就凌驾于电影之上。这是他们最大的问题。”
生活里芦苇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人，除了昆曲、京剧、老腔，他对几乎所有的中国地方戏曲和民歌都情有独钟。在去吃饭的路上，他哼着类似于信天游的民歌，因为他有一半的血统就来自陕北，可他说这是河套小曲。
芦苇对河套民歌的热爱，源自他对党项族和西夏的历史非常感兴趣。他在1992年写了一个有关西夏历史的剧本《西夏路迢迢》。陈凯歌觉得电影梗概写得很漂亮，但并没有拍。
于是，芦苇决定当一回导演。
《西夏路迢迢》在1997年获得包括瑞士洛加诺国际电影节在内的四项国际国内大奖，但芦苇却觉得说起来就脸红。“电影的品质不错，可活儿实在糟糕。每次电影放映前，我露一下脸就赶紧走人。有人鼓掌，我就恨不得钻地缝去。”
虽然如此，受黑泽明和贝布托鲁奇影响的芦苇还是崇尚史诗格局的电影和人文精神的表达，希望把史诗正剧做成一种中国电影的类型，于是就有了《秦颂》《赤壁》以及后来的《白鹿原》。
可随之而来的是，芦苇的剧本也进入了他笔下的那些时代人物所经历的无可奈何与无从逃脱的命运。
1998年，张纪中找芦苇写一部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李自成》。芦苇写得非常认真，用的是写电影剧本的方式和力道。但写完20集后，出现一个规定，农民造反题材不能拍了，项目就下了马。
最让芦苇难以割舍的是他至今没能拍摄的剧本《等待》。
美籍华人作家哈金的小说《等待》，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讲述的是1970年代中国城镇小民忍辱负重如何被命运戏弄的故事，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年。香港导演陈可辛通过导演黄建新，邀请芦苇改编这部小说。芦苇说，“剧本写完后，我拿着手稿去找人打印出来，结果没走到地方就晕过去了，醒来手稿丢了一地。”
这个剧本因题材敏感，也没能立项。但芦苇觉得，自己做编剧的活完成得很好，“对得起哈金和陈可辛”。
芦苇还有近十个剧本，因为各种原因，没能投拍。
其实是个被动的人
在好友王天兵眼中，芦苇是“拥有一个西化的大脑，一幅醇正的中国心肠”的矛盾体。
如今的中国电影界，似乎只剩芦苇这个激烈的批判者，但大多数时间里，他远离中国电影的圈子，安静地守在西影厂，只认识与他合作过的导演、明星和电影人，也守着他做电影的原则。
在芦苇的编剧生涯里，大多数时间都是别人找他，邀请他写剧本，包括吴天明、陈凯歌、张艺谋等人。他说，“我其实是个很被动的人，别人不来找我，我也不会去找他们。”
但这个被动的人，在2003年看到王全安导演的《惊蛰》后，于2005年主动找到王全安，并推荐他导演《图雅的婚事》。
“我一般都是写完就走，手伸得长的一次就是《图雅的婚事》，还干了策划的事，我要是不管，这部电影就拍不完了。我当时确实是想扶一下他，陕西本土出这样的一个人才很难得。”芦苇说。
《图雅的婚事》是1997年后的十年时间里，芦苇剧本惟一投拍的电影，荣获了2007年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
而在此之前，芦苇曾力荐王全安拍电影《白鹿原》。
从2003年到2007年，芦苇改编《白鹿原》，总共写了七稿剧本，每稿都超过6万字，合在一起有一尺半厚。在此过程中，芦苇逐渐发现王全安只能拍纪实性的作品。“电影一旦变化了风格，特别是经典的情节剧，他的掌控能力就有问题。他也难以进入到《白鹿原》乡土历史的语境中去。所以，我就开始反对他拍《白鹿原》了。”
2005年，国家电影局组织研讨《白鹿原》剧本时，芦苇发现送去的剧本不是自己的而是王全安的，但编剧名字仍署了芦苇。王全安解释，当时因为芦苇写了两稿剧本都没有通过，他迫不得已自己上阵，十六天时间写了一稿剧本，送去审查一举通过。而芦苇则坚持，当时他确实写了两稿剧本，但都只是交给西影厂，根本没有送到北京。
芦苇拒绝自己的名字出现在《白鹿原》电影的编剧名单中，他说，“我总要有自己的一个视角和一个价值观，遇到任何事情，都要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衡量。一旦丧失了自己的原则，那结果是很可怕的。”
而这些年来，芦苇对自己作品的选材从来都坚持要有绝对的自由权和有自己的尺度。“在选择被动接受还是离开的时候，我选择离开，绝不屈从。”他说，“这些年别人都成了国际大导演，而我一直待在西影厂的小院子里，挺好。”
《岁月如织》是吴天明去世前托芦苇写的关于陕西合阳一个农村妇女一生的剧本，吴天明去世后，他发现已经没人还想去拍农村题材的电影。
芦苇想知道，这个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去找《小时代》这样的电影来看，得出一个结论：“有什么样的环境，就有什么样的电影。”
芦苇的身上一直保留着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那份傲与静。有人高薪请他写剧本，他说“没感觉”，没有接。冯小刚找他，他说自己不懂喜剧。对于改编《水浒》《红楼梦》这样的名著，他同样拒绝，认为“这是吃了熊心豹子胆的人干的事儿”。
有人怀疑，芦苇的作品过气了，对此，芦苇并不在意。2015年，由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执导、芦苇参与编剧的电影《狼图腾》大获成功。芦苇说，这部电影足以让中国导演们反思，“一个外国人，能把中国的故事拍得这么好，商业和艺术性都做了很好的结合，这本身就是一个讽刺。”凭借这部电影，芦苇获得中国导演协会2015年度优秀编剧提名奖。
今年夏天，吴天明的女儿吴彦彦邀请芦苇去为一个编剧培训班讲课。芦苇说，和他学如何写剧本没用。“如同每个人的人生无法复制一样，我的也同样是。你就是把我所有看过的书全都看过一遍，也不可能成为我这样的人。”在他看来，当编剧就是一个“我歌我泣”的过程，“得白纸黑字一场场戏交出来，得流汗、流血，也流泪”。
芦苇说，编剧的过程其实也是在演戏，是在后面演。“我在写《霸王别姬》的时候，在角色中，把程蝶衣也调戏了一把。”后来他把这话告诉了张国荣，张国荣就送他一本精美台历，上面写着：献给我心目中的四爷。
对于搁置在家中的剧本，芦苇计划出个剧本集，“给想学编剧的人一个借鉴”。
至于这些剧本以后能不能拍出来，他觉得得看机缘，“作为编剧，我已经完成了我要做的一切，至于能不能拍出来，就交给时间吧！”
虽然说得淡然，但芦苇表情里还是闪过一丝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