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特会”前后的中、美、俄三边互动

    冯绍雷

    中、美、俄三边互动是国际政治的重大结构性存在，将会长期持续。但是中、美、俄三边关系缺乏专属工作框架的规范与制约，同时兼具地缘政治博弈的影响，因此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中、美、俄三边关系能够通过及时沟通得到一定调整和改善，但是中、美、俄之间存在战略利益的差异和分歧，若不经过长期艰苦努力，难以协调和共存。中、美、俄通过当下的危机处理转而共同推进区域和国际体制构建，这将会是三大国不可推卸的责任和权利。

    DOI： 10.19422/j.cnki.ddsj.2017.05.001

    2017年4月6—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会见的前后，中、美、俄之间的三边互动成了全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世界历史上还很少有过这样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三个大国关系之间发生如此迅速变化的戏剧性场景。

    不确定性挑战下的中、美、俄当前互动

    先从美俄关系和中美关系的两个侧面，来观察三边互动的展开。2016年美国大选中令人最感意外之一的是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在对欧洲和亚洲的传统盟友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更多承担防务责任的同时，对于美国传统对手的俄罗斯则表现出了极大好感。特朗普亲口声明，克里米亚本来就该是俄罗斯的领土，他反对以“谋杀罪”为理由妖魔化俄罗斯，一度曾否认俄罗斯在美国总统竞选期间对美国发动的网络战，特别是特朗普对普京总统本人的治国能力一再吐露出由衷的赞赏。

    事实上，近年来乌克兰危机、叙利亚战争不断激化，美俄这两者之间冲突一触即发，存在酿成全局危机的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如果特朗普真正希望调整和改善对俄关系，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来说，并非坏事。美俄之间的冲突激化，容易酿成世界性冲突，不光使得中国在一场具有复杂历史经纬的危机中难以选边站队，而且，本身也会遭受大规模冲突的波及。

    而今，虽然特朗普已经当选为美国总统，但是人们一度所预期的美俄关系的改善却并没有出现。特别是2017年1月20日的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之后，先是特朗普亲自任命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顾问弗林在国内巨大政治争议之下被迫辞职，特朗普班子成员竞选期间与俄罗斯的私下交往成为敏感政治问题；然后是对俄罗斯在大选期间通过网络“干扰大选”一事，美国各主要情报部门表明谴责俄方的不妥协立场，这迫使特朗普不得不予以让步；也包括总统战略问题特别顾问班农在压力下退出国家安全部门领导成员会议；尤其是4月7日特朗普亲自下令，以叙利亚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为由，对叙利亚空军基地发射了59枚导弹进行空袭，从而导致一度有可能出现的美俄合作态势顿时改变。不光2016年大选以来美俄间互相示好的合作氛围消失，而且，特朗普和普京两人就导弹袭击问题直接发表了针对对方的尖锐批评。美俄关系重回冷战终结以来的“历史低点”。

    再看三边互动的另一侧面——中美关系。特朗普竞选期间的对华政策一度要价颇高，不仅把中国称为“汇率操纵者”，大幅提高关税拟打压中国进口商品，甚至在极其敏感的“一个中国”的政策立场上一度倒退，一时间使得中美关系蒙上了极大阴影。从三边关系的结构形态上来看，似乎特朗普要逆转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美合作的态势，至少在客观上，使美俄关系的接近对中国形成压力。犹如多年来一直持“超现实主义”立场的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的公开声明：实现美俄联手，遏制中国。

    然而，一个鲜明的反差在于，与美俄关系出现恶化的情况正相反，特朗普总统就职之后，经过双方努力，中美关系趋于逐渐地改善。无论双边经贸问题，还是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特朗普本人和他的执政团队在施压同时，也不断释放改善对华关系的信号。中美关系所达到的高峰，自然是4月初的中美元首峰会。

    非常值得关注的是，正当中美两国元首开始于4月7日海湖庄园的首次会见之际，特朗普总统临时突然告知习近平主席有关美国已经对叙利亚进行空中打击的消息。本来，习近平主席远道前往进行的这次非同寻常的会晤，是要通过政治领导人之间的个人交往，深化沟通，为解决中美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提供良好基础，然而，特朗普总统的这一举动，显然又为这次举世关注的会见带来耐人寻味的戏剧性影响。

    尽管大国间的互动波谲云诡，但中国就当前重大问题所持的立场并未改变。就令人最为关切的朝鲜半岛事务而言，中方坚持推动美朝间和有关六方之间的两种谈判进程，坚持朝鲜停止核试验和美韩同步停止军事演习，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半岛事务。至少在目前有关各方一触即发的形势下，中方立场还是为以理性和稳妥方式解决朝鲜半岛冲突留下一线希望。而在叙利亚战场同时发生的扑朔迷离的“化武案”背景下，中國坚决反对使用化学武器，支持联合国机构对此进行独立、全面的调查，以确凿证据为据，寻求经得起检验的结论。中国对有关叙利亚问题的安理会提案所投下的弃权票，旨在为缓和目前剑拔弩张的国际气氛，推动叙利亚问题的稳妥和公正解决，提供了必要的政治空间。

    中、美、俄三边关系的历史

    特性与当下局限

    总体上说，中、美、俄三边互动受到这一组大国内部和外部关系发展特点的制约。

    第一，中、美、俄三国是当代综合实力相对最强大的三个大国，也是比较能独立自主地决定内外事务的三个大国。因此，中、美、俄这三国关系的亲疏远近、潮起潮落是当代国际政治的风向标，也深刻地体现了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未来国际发展的基本走向。经过多年来不懈努力，中、美、俄三边之间的关系能够通过及时沟通得到一定程度的相互尊重和改善，但是，中、美、俄之间的基本战略利益的差异和分歧，若不经过长期艰苦并有效的工作，难以协调和共处。

    第二，历史地看，中、美、俄三边关系重要性的提升，再一次反映出国际社会多元化发展的长期趋势。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1814—1815年的维也纳体系、1945年的雅尔塔体系，包括正在行进中的冷战后世界格局，凡是世界历史上较为持续稳定的国际秩序的每一次形成，几乎都曾是一个越来越走向国际主体多样化的历史过程。2017年2月慕尼黑安全峰会以“后西方”为主题，也说明倾向于多样化发展的世界认知景象，逐步开始为国际舆论——包括西方一部分战略家——所接受。这样一种认知的发展，并不否认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于世界事务依然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强调了世界越来越趋于多样化发展的事实，特别是中俄各自及通过合作取得的巨大影响力。总之，世界在越来越走向多样化，但是，国际体制的改造还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并会始终充满曲折与反复。

    第三，新一波中、美、俄三边互动的进程中，尽管经历诸多方面的挑战与考验，但是依然出现了较多的合作意向。中俄间保持着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诚如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在2016年5月莫斯科会议上所特别强调的“伙伴关系不封顶”，实际上，这已成为中俄关系的新现实。从俄罗斯方面来看，面对特朗普一度的亲俄姿态，从普京本人、政治精英乃至大众层面的反应来看，总体表现慎重稳健。2016年10月下旬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十三届年会（瓦尔代论坛）上，笔者曾有幸问及普京总统本人对当下热议的中、俄、美相互关系的看法。普京总统回答说：“中、美、俄之间应是一种互相尊重、互利互惠的相互关系。”同时，普京很明确地表达：“当今条件下，我们应该非常珍惜中俄关系。”在公众场合下普京总统的这一表达，简洁明了，很有针对性和导向性。笔者认为，这是他近十多年来一贯立场的阐述。这说明即使在俄美关系一度有可能得到改善的乐观局面下，普京总统本人和俄罗斯政治家依然是非常坚定地维护和推动中俄关系的发展。这是在新时期大国关系进程中非常值得珍视的可贵之处。另一方面，面临着特朗普总统就任前后对华施加一连串压力，中国的表现不急不躁、从容大度、主动沟通，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包括特朗普本人在与习近平主席“庄园谈话”之后所给予的高度评价，也表明了中国领导人的积极沟通和合作诚意，这使东道主对大国之间的合作进一步寄予期望。

    在强调中、美、俄三边互动重要意义的同时，须清醒地认识到，中、美、俄三方之间还难以形成专有的互动框架，也还没有专属于中、美、俄三国的合作平台。新世纪来，三国在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历史与文明背景、对外交往与结盟关系及国际影响力等方面，表现出各自取向和利益之间的差异。尽管恐怖主义、地区冲突、发展瓶颈等都是共同面临的挑战，但是，中、美、俄三国并没有因面对“共同敌人”而形成紧密合作动因。这一状态，将影响中、美、俄三国在较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无法形成三方都能够在其间进行同步合作的大国关系框架。中、美、俄之间较难在全球范围内再一次出现所谓的“新雅尔塔模式”。甚至，由于中、美、俄的相互间存在巨大分歧，他们之间也不太可能成为冷战后期20世纪70年代一度出现的西方内部的“美、日、欧三边论坛”。由于这样一种历史状况和客观现实，有些人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的“中、美、俄三边关系”。

    问题还在于另一个重要事实：“中、美、俄三边关系”较多地被理解为地缘政治的范式，并非没有一定的道理。地缘政治，讲的就是“大国力量的空间配置与博弈”。与以往的每次国际变化不同，冷战终结不是以战争、而是以和平方式结束。这样的好处是不打仗，但是，也留下了一个不太清晰的大国空间力量分布模式，为大国间的博弈留下了极大空间，这不仅是在欧亚、欧洲，也包括在亚太地区。“9·11”事件后，除了呈现一段较为短暂的共同反恐的合作之外，中、美、俄这三边关系就总体而言，其基本面：一是中俄的趋近，两者在着重构建双边自身合作框架的同时，也经常互相策应以应对来自西方的压力；二是间歇地出现过若干次美俄关系的“重启”，但每次都在内外影响作用之下而告中止，甚至出现重大反复；三是中美关系在各类挑战中得以持续推进，无论是以一系列统计数据所证实的规模和总量，还是对于这一关系的认知和思想深度，都不是30年之前所能够简单比拟的。

    从长时段的观点来看，大陆地缘政治因地理条件的连续性而注重大国周边稳定，而大洋地缘政治则因地理空间的阻断性，更加侧重于通过平衡对手而取得优势。这样的地缘政治法则，显然在中、美、俄三边互动中打下了深刻烙印。普京在2016年瓦尔代会议上曾说过：“地缘政治的博弈，比意识形态的竞争还要深刻得多”，这是他经历了多场危机之后切肤之痛的体认。显然，这也是中、美、俄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人类历史上，似乎还没有过这样具有全球影响的三大国在地缘政治领域紧密接触的同时，还能取得互利共赢的先例。中、美、俄三边之间的同步良性合作关系的建立，还有待时日。

    总的来看，中、美、俄三边互动所受到的高度关注，表明全球化进程所激发起来的世界多样化的格局，已达到相当高度，初步形成了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力量结构。然而，即使这样一种局面正在加速出现，依然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西方主导世界事务的基本面，中、美、俄三家之间也并没有形成专有的互动结构和专属的工作框架。中、美、俄三家在具备一定合作空间的同时，重大利益纷争、制度和观念差异、包括战略冲突的可能性，还将长期而大量地存在。

    中、美、俄三边互动的未来态势

    未来的中、美、俄三边互动，会出现以下态势。

    第一，中、美、俄三边关系的互动是一个较长期的学习过程。无论是对于历史积累丰厚的文明古国，还是对于较为年轻的后起国家，也无论是对于久经沙场的政治家，还是对于改换门庭、刚刚投身于政治的新手来说，当代崭新历史条件之下的中、美、俄三大国关系，都并不是一个轻而易举、容易把握的进程。尝试以“学习过程”这一词语来描述未来三边关系的特点，意思是要强调：不应以三边中任何一方的未经深思熟虑和在复杂状况下的草率行动而应对失当或者反应过度；更不能老是借用国际史上常见的“联合两家”夹攻“第三者”的做法，来谋取三边关系中于己有利的地位。国际关系历史上很少有这样老是由一方获利，而余者总是失手的先例。

    第二，在实力地位逐渐趋于接近、并且最有可能相互影响的中、美、俄三大国之间，非对称性的动态格局将会始终是今后的主导方面。无论是实力地位，还是潜在影响，中、美、俄三者之间在诸多方面的差距和鸿沟难以消除。而三方之间的均衡固然应该追求，但却始终是很难形成和维持的局面。不光在这三方之间相互担心被另外两家之间的合作所遏制，而且在客观上，这三大国又会受到其余各种力量中心，比如，欧洲与日本等方面的牵制，同时，也肯定会受到大大小小的诸多外部力量的寻租和影响。在这样的局面下，不光是要增强政治互信，而且，往往要更多地增强信念和勇气。坚定地相信多样化发展和对于先进理想的普遍追求这两者之间存在兼容和共处的可能，最大限度地探寻新老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互补和均衡。

    第三，尽管，中、美、俄三国间存在诸多问题，但是由于三大国的重要影响，因此，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三方之间的可能合作，共同为未来国际制度和国际秩序的构建做出铺垫，始终会是三边互动进程之中刻意求进的目标。而这一目标必然与解决当下最为紧迫的地区冲突相互连接：其一，朝鲜半岛问题的推进尽管困难重重。但是，一旦有机会摆脱目前困境和形成谈判机制，中、美、俄作为三个核大国的特殊身份，从逻辑上说，有可能、也有必要来为整个半岛安全共同提供保障；包括从一个相当长的时段来看，冷战时期在欧洲东西方之间实际上存在的“中立地带”（比如奥地利、芬蘭），为大国间的缓和提供屏障的先例，有可能为解决半岛事务提供借鉴。其二，中国在4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对叙利亚问题提案投下的弃权票，表明的只是中国希望首先通过核查弄清谁使用化学武器的事实真相，远不赞同类似于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局面重现，即在并未弄清萨达姆政权是否具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况下，首先采取军事打击的行动。叙利亚冲突中，首当其冲的是美俄两家，但中国愿意做出自己的努力，包括从周边地区加强维和力量投入的策应，更多承担地区经济的修复和援建，也包括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承担更多劝和促谈的协调与斡旋的功能。从一个较长时段看，中国人有能力和有责任，不但为地区安全逐步地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而且为中、美、俄三边关系走向健康，为未来的国际制度和秩序的理性重构做出贡献。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周边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魏银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