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快销品到艺术品
陈端端 许炎骏
一、 概述
电影自问世以来产生了数不胜数的作品，尽管其中良莠混杂，却不可否认电影中的精品代表作、才华横溢的电影导演与演员，他们所绽放出的魅力是如此具有美学价值和学术深度。然而，电影这种文化产品的审美价值与学术价值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在电影刚刚诞生的一段时期内，无论是电影的生产制作者还是观影大众都普遍认为电影是一种快速消费品，只提供猎奇和娱乐的功能。它廉价，虽然可能在刚一上映时能够赚到票房，但它的经济价值衰变速度如此之快、根本没有保存与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电影的这种状态引起了多方面人士的不满，他们出于各自的立场与利益联合起来，专家知识与各政治权利阶层在这场讨论的过程中不断产生构想与立场上的变化，互相助力与对抗，最终将电影的掌握权拿到了自己手中，组建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设立美国奥斯卡电影金像奖，并建立现代电影艺术博物馆。以及相关的商业组织、政府机构及各种非营利性组织。它们通过这一场讨论也完善了自己。各种各样的相关机构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的行为，事实上潜在地服务于一个更大的国家目标，即重新划分美国的阶级。
而要理清这个过程，要从以教学研究为出发点的课程与院系建立以及以电影拷贝放映为出发点的收藏计划两个方面来展开论述，这两者的形成与发展也逐渐促成美国电影艺术学院以及奥斯卡奖的形成。
二、 通过课程与专业建构电影的学术研究价值
大约在1915年前后，就有电影制片商与哥伦比亚大学一同计划要将电影引入大学，他们开始考虑在哥伦比亚大学设立电影研究课程并建立电影拷贝的收藏库。1938年，哥伦比亚大学附属学院与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电影资料馆共同设立了一个电影研究系，20多年后，出现了第一个电影课程。可以说，哥伦比亚大学的电影计划，对未来大学电影课程的设计起到了重要影响。哥伦比亚大学的管理者们将他们于1938年与现代艺术博物馆所达成的合作设想为一种教育模式，在这一教育模式下，既可以遵循通才传统，也可以遵循专家传统。
与如今的数字时代不同，那一时期，电影和画作与雕塑一样，存在于实打实的电影拷贝中，没有电影拷贝就无从讨论电影教授与研究，而电影拷贝在制片商手中，这些电影拷贝是他们的商品，他们不会将其随意供他人使用，但对于电影制片商来说，他们需要通过大学的电影研究和教学来保持电影业兴盛——使电影从快销品的低价值转变为更具有审美和收藏价值，也更具有经济价值。而对教授们来说，他们需要找到新的研究方向、建立新的研究所，并且他们也认为电影具有国家战略意义。当然，教授们和商人们对电影收藏的构想并不一致，但这并不影响电影资料库从空想变为现实。他们抱着不同的需求目标，互相妥协并付出各自的努力。
哈佛的电影课程与收藏计划，是好莱坞继哥伦比亚大学计划之后对大学教育进行支持的第一次真正落地的尝试，一些电影产业的代表人物也参与了这项计划，比如拉斯基（Lasky）、朱克（Zukor）和迪米勒（DeMille）等。一开始，哈佛大学在是在其商学院开辟了电影案例分析课程，因为哈佛大学认为电影课程非常适于采用商学院的案例研究方法，他们深感兴趣，因为始于20世纪20年代案例研究法让商学院培养的许多学生成为美国各类产业的非官方顾问，商学院也得以获得收益。
詹姆斯·西蒙（James Seymour），哈佛大学工程管理学院的一位教职人员，在听了好莱坞大亨关于融资、销售以及宣传的电影经营知识后，产生开授电影案例分析课程的想法，也是他，向福格博物馆的保罗·萨克斯（Paul Sachs）建议成立一个电影资料库来增加福格博物馆的电影储备量。萨克斯对此很感兴趣，并和同样感兴趣的一些员工进行讨论，联系威尔·海思（Will Hays）和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 ）协助他们与好莱坞沟通，制定收购电影拷贝的协议。虽然一直处于草案状态，并没有进入执行阶段，但这一协议显然是文化机构与电影商之间合作共建电影收藏与研究项目的尝试。
除此之外，哈佛大学还设立电影鉴赏与分析领域的课程进行人才培养，与其艺术学院的原有学生分层体系完全不同，在这里不以出生论英雄，评估的标准来自那些可以通过学习获得并可以量化的技能，由此哈佛得以囊括更多人才进入这一行业。
这项计划也从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当时的美国电影产业正由起步迈向成熟，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开设电影课程和倡议电影精选集的那个过渡期里，电影作为快销商品的自然属性正在逐渐改变①。
经过哈佛大学电影课程的尝试，好莱坞制片商与学者们吸取已有的经验进一步运作，在美国南加州大学创设了“电影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Photoplay）项目，并建立起好莱坞自己的电影艺术学院——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
谈及此必须提到约瑟夫·肯尼迪②。带着卓越的经商意识，约瑟夫·肯尼迪一直强调要将电影变成一种可以量化的商品，将电影制作变成主流的稳定行业。他明确提出专业化要求，要彻底明确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在教育和管理上的目标。在这之前，他和其他电影制片人就曾将他们在经济与管理上的目标，直接附加到哈佛大学电影资料库协议里，这个干劲十足的企业家，先是找到哈佛大学商学院，从里面物色合适的学生，协助他突破欧洲贸易壁垒和电影配额制度，将美国电影从街头马戏和技术试验转变成像样的生意。他曾经在关于欧洲电影配额制的激烈演讲后，鼓励在座的学生把学习美国电影对国际市场所起的文化传播与经济效用当作他们毕生的任务。
三、 建立收藏机构及确立电影的被收藏资格
关于电影的收藏（选择哪些电影并将其拷贝收藏到博物馆中，就像收藏那些真正的绘画与雕塑艺术作品那样）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进程。早期电影是谈不上被收藏的，那些拷贝一旦过了具有票房收入的放映期，就失去了其全部商业价值。电影商们希望改变这一现状，在他们努力推动电影迈向更高的商业价值时，电影潜在的审美与保存潜在价值也被认识到了。那些电影制作人所创作的最优秀作品，为什么不能像书籍一样，长久的受到珍藏与喜爱？创建一个电影资料库是理所当然的，必须赋予电影拷贝以保存价值，让它们在上映后仍然被研究、欣赏和珍视，让它们（原本并不为人认可的）审美价值带动商业价值一并延续下去——电影资料库的出现是商业和藝术的完美结合。
在哥伦比亚大学电影收藏计划中，波坦金和格里菲斯都提供了他们的思考与建议。哈里·艾伦·波坦金还在哈佛大学期刊《猎犬与号角》发表了关于建立电影资料库和电影学校的建议。在艺术化和产业化的进一步推进中，出现了对电影进行选藏的突出需求，1927年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开设电影区的提议被提出，好莱坞制片商与高等学府在这一层面上的联盟，使得哈佛大学的课程以及相关收藏计划被进一步推进，这是符合电影发展需要的一个关键节点。与波坦金的计划相比，哈佛大学电影收藏计划更加明确的提出要建立电影分类系统，他们希望让更多专家关注到电影，希望他们发现电影值得研究与审美的内涵，让电影不仅仅是一种对大众快速消费的文化产品，观看后即淡出视线。
而对于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来说，电影选藏已经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活动了，自学院开始运作以来，学院就计划建立自己的电影拷贝选藏以及与这些电影相关的文献资料。到1928年底，学院通过捐赠渠道获取到许多电影相关的文献资料，这些资料被用来搭建电影资料馆的基本框架，同年，学院又考虑开始收藏电影拷贝，但要拿到电影拷贝比获取纸质材料更难。没能成功收集到电影拷贝，学院便修订计划，将电影改为用于课堂教学，这样便拉开了为教育服务的收藏品与商业市场上产品的差别。到20世纪30年代，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电影资料库与主要的大型电影制片厂都确立了合作关系，学院很乐意做由现代艺术博物馆派送来的经典影片的筛选放映工作，而这种让电影为了能够获取成为电影收藏品的资格的竞争，似乎可以让人联想到奥斯卡金像奖。
奥斯卡金像奖的流程，首先起于对某部电影进行提名，然后那些被提名选出的电影要在一年一度的会议上放映，让参评人欣赏、审视和评价某部电影所具有的艺术方面的价值，最后电影制片公司还要出具正式的通知书。经过操作，好莱坞发现通过这些做法，既可以将电影定义成一种不朽的艺术作品，也赞美了那些为制作电影而投入的具有高超水平的艺术家，这让已经超出公映期的电影的商业价值得以延续。另外，由于奥斯卡金像奖依照电影工作者的具体职能，将他们明确到包括编剧、导演和演员的各种类别并分别予以颁奖，尽管起初奖项的类型经常变化，但是，对于具体的奖项仍有着精良和专业的定义和要求，这样就非常有效的将原本混在一起的劳动者与艺术家区分开，也推迟了电影工会的形成。首届奥斯卡颁奖典礼（由威廉·德米勒主持）将奖项划分为最佳影片《翼》和最佳特色艺术影片《日出》，将商业片与有威望的艺术片区分开。珍妮特·盖诺（Janet Gaynor）获得了第一届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得益于《日出》《七重天》和《马路天使》。那年的颁奖是基于几部影片而颁发的，对大家来说，颁奖晚会本身就是一件艺术作品，而不只是一场出众的演出，他们更不会把它只当成工作。
终于，人们已不再对电影胶片的易燃危险心存恐惧，而好莱坞也成功摆脱其底层阶级娱乐消遣的快销品性质，成为艺术。
结语
电影制片公司和学术界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改变了电影在人们心目中快消品的形象，赋予电影美学价值、收藏价值、学术价值，以及更多更久的经济价值。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各方目标和立场差异，存在彼此之间的合作、抗衡与博弈。整个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不同的群体和组织中经过失败，并将每一次试错的经验与方法加以延展和继续，才得以使电影逐渐成为一种具有美学价值，值得收藏和研究的，值得在最高学府进行相关知识教授的文化產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