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诸子文献分类刍议

    内容摘要：历代书目对诸子类典籍的分类多有不同。本文主要依据《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通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目的分类，结合敦煌文献所存诸子写卷的内容及数量等，对敦煌诸子文献作了界定和分类。

    关键词：敦煌文献；诸子；分类

    中图分类号：G2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11)02-0104-04

    Comment on classification of Belles-letters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ZHU Daxing

    Abstract: The category for classification of Philosophy and Belles-Letters varies time to time in the past.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definition and catalogue of Belles-Letters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by taking greatconferences on the catalogue of Records of Elegant Compositions in The Han History Book, The Records ofClassics in The Sui Dynasty Books, Tong Zhi

    (Comprehensive Records) , Si Ku Quan Shu Zong Mu (TheGeneral Category of Encyclopedia of the Four Categories) and in addition, consideration of the contents andquantity of Belles-Letters in existing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Keywords:DunhuangManuscripts; Belles-Letters; Classification

    (TranslatedbyBAOJingping)

    在中国学术史上，先秦诸子之学占有重要地位。吕思勉先生在论及我国学术分期时，将先秦诸子之学与两汉儒学、宋明理学等并列为七个时期，并云“历代学术，纯为我所自创者，实止先秦之学耳……欲知后世之学术思想者，先秦诸子之学，固不容不究心矣”。冯友兰先生曾将中国哲学史分为两段，一为先秦之“子学时代”，一为汉以来之“经学时代”。可以说，先秦学术史主要是子学史，是后来各种本土思想的源头。

    由此看来，先秦诸子之学地位重要，对后世影响深远。关于先秦学术派别，《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即已论及。汉初司马谈则将先秦诸子之学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并对各家加以评骘。其中“儒”、“墨”是先秦已有的名称，其他各家名称则不一定有，但其派别是存在的。将先秦诸子之学分为六家，这是司马谈在诸子学上的创造性贡献，对后世影响很大。之后，刘歆在其父刘向工作基础上撰成《七略》，其中即设有《诸子略》。实际上，《七略》是将图书分为六大类(《辑略》相当于总论)，即《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汉武帝以后，儒学地位日隆，故以六艺居首，而以诸子次之。这也从侧面表明了诸子在当时的地位。如今《七略》一书虽已亡佚，但其内容尚保存于《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是据东汉班固本诸《七略》而成的，将诸子分为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除去小说家，便是“九流”)，并对各家的渊源作了系统追溯。共著录诸子书一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数量相当可观。总体来讲，《汉书·艺文志》九流十家的分法反映了先秦及汉初的学术发展情况，当然主要还是就先秦学术和典籍而言。至于具体某部图书归入何家何派，则往往受到图书内容、编者喜好、学术观点及当时社会形势等的影响。如《管子》，《汉书·艺文志》人道家，而《史记·管晏列传》张守节《正义》引《七略》云“《管子》十八篇，在法家”，《隋书·经籍志》亦人法家。法家本与儒、道两家关系紧密，但追根溯源，还是与道家的关系更密切。因此，《汉书·艺文志》将《管子》入道家，也是有其原因的。

    《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方法，对其后的诸家目录之作影响甚大，如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隋书·经籍志》以至《四库全书总目》等有关诸子的分类，即多依《汉书·艺文志》分类而有所损益。

    魏晋时荀勖著《中经新簿》，突破《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格局，创立甲、乙、丙、丁四部分类法，其中乙部著录古诸子家、近世诸子家、兵书、兵家及数术类图书。刘宋时王俭著《七志》，采用七分法，诸子志即为其中一类。至《隋书·经籍志》则按经、史、子、集四部著录图书，而将《汉书·艺文志》中的《诸子略》、《兵书略》、《数术略》及《方技略》合而叙之，分为儒者、道者、法者、名者、墨者、纵横者、杂者、农者、小说者、兵者、天文者、历数者、五行者、医方者凡14类，称为子部。并对以上14类归入子部的原因作了说明：“儒、道、小说，圣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医方，圣人之政也，所施各异。世之治也，列在众职，下至衰乱，官失其守。或以其业游说诸侯。各崇所习，分镳并骛。若使总而不遗，折之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隋书·经籍志》将诸子类图书并入子部，而诸子各家名称基本未变。赵宋王尧臣等编次《崇文总目》，共分66卷，其中卷24至29为儒家类、道家类、法家类、名家类、墨家类、纵横家类、杂家类、农家类、小说类、兵家类。郑樵《通志·艺文略》亦设有“诸子类”，并在“诸子类”下分儒术、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兵家等。《四库全书总目》将诸子各家并入子部，并对子部的分类作了说明，其“子部总叙”云：“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区而列之，名品乃定。其初亦相轧，自董仲舒别而白之，醇驳乃分。其中或佚不传，或传而后莫为继，或古无其目而今增，古各为类而今合，大都篇帙繁富。可以自为部分者，儒家之外有兵家，有法家，有农家，有医家，有天文算法，有术数，有艺术，有谱录，有杂家，有类书，有小说家，其别教则有释家，有道家，叙而次之，凡十四类。”

    总的来说，隋代以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逐渐成为我国图书分类的主流。由于非经非史非集之类的典籍皆入子部，使得子部的内容显得十分庞杂，但也正是因为子部的这种包容性，使得四部分类法能够化解因为学术发展而面临的各种危机。在这种分类体系下，诸子类典籍皆入子部，而诸子各家名称则基本沿袭《汉书·艺文志》。

    以上是历代主要书目对诸子的分类情况，从中可以看出诸子的名称及内涵在不同时期皆有所

    变化。20世纪初发现的5万余件敦煌遗书中，保存了一些诸子文献。而要对敦煌诸子文献加以研究，首先必须界定什么是敦煌诸子文献。我们现在对敦煌诸子文献的分类主要依据《汉书·艺文志》，同时参考《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崇文总目》、《通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目的分类，并酌情考虑敦煌文献所存写卷的内容及数量等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兵家是否也应归入诸子范畴。在先秦典籍里，兵家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思想流派。《孙子兵法》里就有“兵家”的称法。《吕氏春秋·不二》亦云：“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兄良贵后。”此处虽未冠以“道家”、“儒家”、“墨家”、“兵家”之名，但各家思想特色鲜明，实际上相当于后世所言的诸子百家。《汉书·艺文志》将兵书与诸子典籍并列，似乎是将兵家独立于诸子之外。而阮孝绪《七录》中设有“子兵录”，郑樵《通志·艺文略》则将兵家并入诸子类。多数学者亦认为兵家是诸子之一家。考虑到敦煌文献所涉时间下迄11世纪，加之敦煌兵家文献数量极少，难以与诸子并列而独成一类，因仿《通志·艺文略》之例，将兵家归入诸子。

    根据上述原则，拟将敦煌诸子文献分为儒家、道家、法家、农家、杂家、小说家、兵家七类。据粗略统计，与以上各家内容有关的敦煌写卷数量约300件。

    一儒家

    儒家主要有S.1891《家语卷第十》及敦研328《说苑·反质》。另外，敦煌文献保存的一批蒙书中，也有一部分可归入儒家。郑阿财先生曾依据内容性质，将敦煌蒙书分为识字类、知识类、德行类三个类别，并将德行类进一步细分为一般类、家训类、格言诗类。其中家训类蒙书主要以儒家思想为主，杂以佛道，用以教示童蒙，与儒家最为切近。今仿《通志》以《颜氏家训》、《司马温公家范》入儒术，《四库全书总目》以袁采《袁氏世范》、吕本中《童蒙训》、刘清之《戒子通录》入儒家之例，以敦煌家训类蒙书如《太公家教》、《武王家教》、《辩才家教》、《新集严父教》、《崔氏夫人训女文》等，入儒家。

    二道家

    道家与道教关系复杂，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很难截然分开。此处所言道家主要指《老子》、《庄子》、《文子》、《列子》及其注疏、《抱朴子》等。此类写卷数量不少，仅敦煌本《老子》写卷(不包括《老子道德经序诀》)就有78件(单件)，缀合后共52件。内容除《老子》白文外，另有河上公注、想尔注、李荣注、成玄英疏、唐玄宗注疏及其他佚名注疏。在上述注疏中，想尔注、李荣注及部分佚名注疏不见于传世典籍，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又《庄子》写卷有P.4988、散0208、P.3204、P.2563、S.796、S.1603、散0868(书道博物馆藏本)、P.2508.1、S.615、P.2531、BDl4634(散0669／北新0834)、P.3789、散0905(书道博物馆藏本)、P.2508.2、S.77+P.2688、P.2495.2、S.3395V、S.998781、P.3602、S.6256、P.4058V，2，内容包括《庄子》白文、郭象注、陆德明《庄子音义》及唐徐邈《庄子集音》。与《文子》相关写卷有P.3768、S.2506B+P.2810A+S.2506A+P.4073+P.2810B+P.2380，P.2456、P.3635V。《列子》写卷有S.10799、S.12087+S.13496+S.13624+BDl2335、S.12728+S.12288+S.12951+S.12991+S.9928+S.13441+S.12124+S.11422+S.12971+S.12710+S.12285V+S.12295+S.13219+S.777、P.2495.1、S.6134、P.2456d，内容包括张湛注及佚名古注。《抱朴子》残卷有散0907(书道博物馆藏本)及文求堂藏本。收藏在日本书道博物馆的葛洪《抱朴子》写卷，存内篇《畅玄》部分文字，此卷原为孔宪廷藏本。

    敦煌文献中所见《秾冠子》写卷为傅增湘旧藏，《敦煌遗书散录》著录为704号，傅增湘《跋唐人写秾冠子上卷卷子》，以为注文为隋以前人所作，但近来不少学者认为此卷系伪卷。既然是伪卷，即加以剔除。

    又敦煌文献中有S.6836《叶静能诗》、P.3866《李翔涉道诗》、Ⅱx.6654+Ⅱx.6722V+Ⅱx.3861《瑶池新咏集》等写卷，此类写卷虽有较浓的道家色彩，但相较而言，其文学倾向更为明显，故不收入。

    三法家

    敦煌保存法家著作极少，今仅见两件《治道集》写卷，即S.1440、P.3722。《治道集》一书今已不存。《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在子部法家类著录《治道集》，并云李文博撰。《隋书》卷58载有李文博传，云其“商略古今，治政得失，如指诸掌……性长议论，亦善属文，著《治道集》10卷，大行于世。今依两《唐志》，将《治道集》入法家。

    四农家

    P.3303V《五印度用甘蔗造沙糖法》，是关于印度制糖法的记载。《汉书·艺文志》云：“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隋书·经籍志》亦云：“农者，所以播五谷，艺桑麻，以供衣食者也。”以此之故，人农家。

    五杂冢

    《刘子》，《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皆入杂家。目前所知敦煌《刘子》写卷有P.2546、P.3562、P.3704、S.6029、S.12024、S.10441及BD，14488(新688)与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本(存《去情》至《思顺》)。又P.3636《残类书》中引有大段《刘子》文字，亦可资参考。

    六小说家

    《汉书·艺文志》云：“小说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间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这是当时对小说概念的经典概括，对后世影响深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小说”的概念内涵也有变化。明胡应麟曰：“《汉艺文志》所谓小说，虽曰街谈巷语，实与后世博物、志怪等书迥别，盖亦杂家者流。稍错以事耳。”此处表明胡氏已注意到汉代小说与后代小说的差异。而对于敦煌小说的界定，学者看法也不一致。兹依王吴说法，将敦煌小说分为古体小说与通俗小说。据此，敦煌小说类写卷则有近百件，内容包括《启颜录》、《搜神记》、《黄仕强传》、《周秦行记》、《唐太宗入冥记》等。《敦煌小说合集》著录敦煌小说写卷凡95件，可资参考。

    七兵家

    目前所知敦煌文献中兵家写卷有3件，P.3454

    《太公六韬残卷》、P.4837A《兵阵》、Ⅱx.17449《黄石公三略》。Ⅱx.17449《黄石公三略》为目前所见最早的手抄夹注残卷孤本，系北魏、西凉刘晒《黄石公三略》注本，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以上是对敦煌诸子文献的大致分类。相较而言，上述各家中，道家及小说家类写卷数量较多。出现这种现象，与当时的社会形势及学术发展等因素是分不开的。隋唐时期是道教发展的鼎盛时期，特别是唐代统治者尊崇道教，《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皆被尊为经典，影响广被，因此敦煌道家类写卷较多是很自然的。另外，魏晋至唐代是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相应地在敦煌文献中出现较多的小说类写卷也就不足为奇了。

    参考文献：

    [1]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5:3—4。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61。

    [3]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M]，北京：三联书店，2004:289—290。

    [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3288—3289。

    [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724—1746。

    [6]魏徵，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1003。

    [7]王尧臣，等，崇文总目[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27—174。

    [8]郑樵，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7:7856—799c。

    [9]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769a。

    [10]吕氏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1954:213。

    [11]李桂生，诸子文化与先秦兵家[M]，长沙：岳麓书社，2009:270—283。

    [12]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5—8。

    [13]朱大星，敦煌本《老子》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4]王卡，敦煌道教文献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80—183。

    [15]小岛桔马，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所见录(一)[J]，支那学，1929，(5卷4号)。

    [16]许建平，伯三六○二残卷作者考[G]／／敦煌文献丛考，北京：中华书局，2005:235—257。

    [17]矶部彰，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卷中[M]，东京：二玄社，2005:292—295。

    [18]傅增湘，跋唐人写秾冠子上卷卷子[J]，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29，(3卷6号):719。

    [19]施萍婷，敦煌研究院上海图书馆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遗书巡礼[C]／／浙江与敦煌学——常书鸿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311。

    [20]朱凤玉，“二十一世纪敦煌学的展望”座谈会纪要[J]，敦煌学，2D03(24)。

    [21]孙福喜，论敦煌唐写本《秾冠子》[J]，敦煌研究，2000(4)。

    [22]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2031。

    [2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532。

    [24]许建平，残卷定名正补[G]／／敦煌文献丛考，北京：中华书局，2005:308—309。

    [25]荣新江，两种流散的敦煌《刘子》写本下落[C]／／鸣沙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295—300。

    [26]许建平，《残类书》所引《刘子》残卷考略[G]／／敦煌文献丛考，北京：中华书局，2005:287—295。

    [27]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上海：上海书店,2001:283。

    [28]王昊，敦煌小说及其叙事艺术[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1-22。

    [29]窦怀永，张涌泉，敦煌小说合集[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

    [30]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98。

    [31]刘景云，西凉刘晒注《黄石公三略》的发现[J]，敦煌研究，2009(2):8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