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重点区域产业合作领域探索
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涉及亚洲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之间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经济体。为了达到共同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的目的，以产业合作为纽带落实“一带一路”区域的省际地缘经济关系是关键。为了切实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从经济、文化、历史等多个维度考虑，以我国18个省级区域为研究对象，即“一带一路”重点区域，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展开分析，分析区域之间展开产业合作的可行性，着重从产业维度研究，对“一带一路”重点区域的三次产业从产业结构份额和产业竞争力份额进行分析，以明确区域之间进行合作的产业选择。经研究，在“一带一路”重点区域，地理位置毗邻的地区进行产业合作的可能性较大，为此，应以地区为单位探讨产业合作方案，以落实“一带一路”重点区域的省际地缘经济关系。
关键词：“一带一路”；区域；省际；地缘经济关系；产业合作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3-0024-08
“一带一路”倡议是基于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结构互补性和相似性的产物，是顺应世界经济趋势和要求的结果。然而，唯有“一带一路”倡议落实在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有效合作中，现实价值才能真正体现。纵观区域经济合作的各个方式，产业合作是能够可持续深化区域经济联系的方式之一。本研究沿用筛选产业合作领域的偏离-份额分析法探索“一带一路”重点区域之间的经济纽带，以2006—2016年18个省份的产业结构优势和竞争力优势为基础，探索各地可能的产业合作领域，使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应用性。
一、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介绍
1.研究区域概况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新常态时期的举国之策（张可云，2015），但各个区域承载这一战略的权重有显著差异，本研究选取承载发展战略责任较大的18个省份作为研究区域，分别是西北六省（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东北三省（黑龙江、吉林、辽宁）、西南四省（广西、云南、西藏、重庆）和东部五省（上海、福建、广东、浙江、海南）。为了使区域经济合作的成果趋近国家关于“一带一路”战略的顶层设计目标，18个省份的产业合作应当以国家对各区域的战略定位为准绳。在西北地区，新疆依托特色化产业体系初步形成的相对优势，定位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陕西的定位是面向中亚、西亚、南亚国家的重要通道、商贸物流枢纽、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与甘肃、青海、宁夏联动发展；内蒙古则着力于联通俄蒙。在东北地区，3省份均需着重完善与俄远东地区陆海联运合作，构建北京—莫斯科欧亚高速运输走廊，建设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在西南地区，国家将广西定位为“一带”和“一路”的纽带，为此，必须发挥广西的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独特优势，加快北部湾经济区和珠江—西江经济带的开放力度，健全面向东盟区域的跨境通道；云南的定位是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经济辐射中心；西藏需要与周边国家加强边境贸易和旅游等领域的合作；重庆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在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基础较为坚实，国家对5省份的功能定位和战略明晰，上海着力深化自贸区建设，广东是国际枢纽机场的基础，福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海南朝国际旅游岛目标努力。18个省份在“一带一路”上的定位是开展区域经济合作、落实地缘经济关系的重要依据。
2.研究模型构建
综合已有成果的研究方法，偏离-份额模型具有广泛的应用性，本研究也沿用这一研究方法开展研究。选取2006—2016年“一带一路”18个重点地区以及全国的三次产业产值及GDP，将“一带一路”重点区域（研究区）的经济增长量（G）分为分享份额分量（N）、产业结构偏离分量（P）和产业竞争力偏离分量（D）3部分。其中，分享份额分量N也称为增长分量，表示全国（参考区）2006—2016年的GDP增长率，N表示研究区第i产业产值以全国的总产出增长率为增长速度所应产生的增加额。P表示研究区i产业的产值从基期到t期因参考区域此产业和所有产业增长速度的差异所得到的增长量，体现某一产业结构在区域范围内的优劣状况。研究区i产业的增长率与参考区GDP增长率的差额为结构分量系数，当研究区某一产业增长率小于参考区所有产业的增长率时，结构分量系数为负，表明i产业的内部结构劣势已经使研究区的经济受损，其产业结构需要改善；反之，研究区具有该产业结构优势，值越大说明该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大。D是竞争力分量，显示研究区i产业在全国i产业中的竞争实力，用研究区i产业实际增长速度与参考区i产业增长速度的差额做竞争力分量的系数。当研究区i产业增长率大于参考区i产业增长率时，竞争力分量系数为正，竞争力分量为正，说明研究区i产业的发展速度快于全国i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能使地区经济获得额外增长（指由于竞争力因素一单位地区基期GDP所引起的地区某一产业偏离量）；反之，研究区i产业缺乏竞争力。研究区及其所辖每一省份的经济总增加量是分享份额分量、产业结构偏离分量、产业竞争力偏离分量之和。由于研究区涉及18个省份，因此，研究区的每一考核指标总值均是18个省份该指标的算术和①。
二、“一带一路”重点区域经济增长的偏离-份额分析
1.整体经济增长低于全国水平与大部分地区快于全国经济增长并存
2006—2016年，“一带一路”重点区域的实际经济增长量（23.28万亿元）小于全国分享份额分量（24.57万亿元），说明“一带一路”重点区域的经济增长多源于全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从地区来看，陕西（1.33万亿元）、青海（0.18万亿元）、宁夏（0.22万亿元）、内蒙古（1.29万亿元）、吉林（2.05万亿元）、福建（1.84万亿元）、广西（1.21万亿元）、海南（0.26万亿元）、重庆（1.18万亿元）、云南（0.96万亿元）、西藏（0.07万亿元）等11个省份的经济增长水平高于各自在全国的分享份额分量，分别是：1.01万亿元、0.14万亿元、0.15万亿元、1.05万亿元、1.98万亿元、1.61万亿元、1.01万亿元、0.23万亿元、0.83万亿元、0.85万亿元、0.06万亿元，但程度极为有限。这主要是源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国家加大对“一带一路”重点区域的扶持。但由于时间较短、经济基础较薄弱等因素，11个省份的经济增长水平有限，但这些地区基本都已明确资源优势，且在市场竞争中均显示了不同程度的竞争优势，11个省份的竞争力偏离分量分别是：陕西0.34万亿元、青海0.04万亿元、宁夏0.07万亿元、内蒙古0.25万亿元、吉林0.08万亿元、福建0.25万亿元、广西0.22万亿元、海南0.04万亿元、重庆0.35万亿元、云南0.13万亿元、西藏0.008万亿元。同时，或由于主导产业、优势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内在关联尚未稳固，或由于各产业独立发展，这些省份的产业结构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合理现象，11个省份的产业机构分量分别为：陕西-0.02万亿元、青海-0.002万亿元、宁夏-0.001万亿元、内蒙古-0.015万亿元、吉林-0.012万亿元、福建-0.016万亿元、广西-0.02万亿元、海南-0.003万亿元、云南-0.014万亿元、西藏0.004万亿元，其中仅西藏的产业结构稍显合理。甘肃（0.45万亿元）、新疆（0.63万亿元）、辽宁（1.94万亿元）、黑龙江（0.89万亿元）、上海（1.46万亿元）、浙江（2.72万亿元）、广东（4.62万亿元）等7个省份的实际经济增长小于各省份在全国的分享份额分量，分别是：0.48、0.65、1.98、1.32、2.25、3.34万亿元、广东5.65万亿元。其中，甘肃、辽宁、黑龙江等3个省份由于对地区资源优势不明确，现有产业并未充分体现区域资源优势，生产要素效率较低，产业竞争力弱，3省份的竞争力偏离分量分别是：甘肃-0.026万亿元、辽宁-0.03万亿元、黑龙江-0.38万亿元，尚未形成以主导产业为核心的产业结构。新疆由于主导产业定位较精确，因此，产业竞争力逐渐体现，产业竞争力偏离分量为0.0056万亿元，但由于主导产业自身尚在发展期，对其他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有限，产业之间合理的结构性关联尚未建立，产业结构偏离分量为-0.024万亿元，使新疆经济的发展优势未充分发挥出来。上海、广东等2个省份产业结构较为合理，两省份的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分别为：上海0.12万亿元、广东0.06万亿元，但实证出现的产业竞争力贡献为负，两省份的产业竞争力偏离分量分别是：上海-0.91万亿元、广东-1.08万亿元，这是由于本研究的评价指标以大多数地区经济发展均有的指标为选择依据，对上海和广东贡献较大的产业在“一带一路”重点区域不具有普遍性，而在研究区域具有普遍性的产业在上海和广东不具有竞争力和发展优势，因此出现上述实证结果（下同）。而浙江由于正值经济结构转型时期，以现代经济模式连接各个产业的产业结构格局尚在打造之中，受制于发展模式的转变，产业竞争力下滑，尤其是传统产业的競争力快速下降，但是由于浙江自我发展能力较强，市场化基础坚实，因此，浙江能够以市场内生作用完成经济转型。
2.“一带一路”重点区域正值产业优势的培育期
2006—2016年，本研究涉及的18个省份均显示出较强的经济增长能力，但区域差异明显。从产业结构分量维度看，上海（0.12万亿元）、广东（0.06万亿元）、重庆（0.002万亿元）、西藏（0.004万亿元）等4个省份的产业结构相对合理，其中，上海的产业结构优势最明显，这主要得益于上海较为发达的第三产业的支撑。广东的产业结构优势也较为突出，主要源于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其余14个省份的产业结构显示出不同程度的不合理，14个省份的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分别为：陕西-0.02万亿元、甘肃-0.006万亿元、青海-0.002万亿元、宁夏-0.0009万亿元、新疆-0.02万亿元、内蒙古-0.015万亿元、辽宁-0.009万亿元、吉林-0.01万亿元、黑龙江-0.054万亿元、浙江-0.025万亿元、福建-0.016万亿元、广西-0.02万亿元、海南-0.003万亿元、云南0.014万亿元，尤以黑龙江的程度深，这主要是由于三次产业内部和之间发展不协调，一产比重逆工业化趋势明显，二产对资源的依赖度高，三产对一、二产的支持和引导作用有限。从产业竞争力维度看，陕西（0.34万亿元）、青海（0.04万亿元）、宁夏（0.07万亿元）、新疆（0.006万亿元）、内蒙古（0.25万亿元）、吉林（0.08万亿元）、福建（0.25万亿元）、广西（0.22万亿元）、海南（0.04万亿元）、重庆（0.35万亿元）、云南（0.13万亿元）、西藏（0.008万亿元）等12个省份的产业竞争力较强。其中，重庆的产业竞争力最强，一方面与行政因素有关，通过政府的强制性约束，大批工业企业迁入重庆，奠定了其以重工业为主的综合性国家工业基地的地位，目前，机械、冶金、食品和纺织等产业实力较雄厚，交通机械、仪器仪表等产业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同时，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资源使重庆的旅游产业快速发展。甘肃（-0.03万亿元）、辽宁（-0.03万亿元）、黑龙江（-0.38万亿元）、上海（-0.91万亿元）、浙江（-0.597万亿元）、广东（-1.08万亿元）等6个省份的产业竞争力较弱，甘肃、辽宁、黑龙江是由于对区域资源优势认识不清，主导产业选择不精准。浙江是区域经济尚在转型期的缘故。上海和广东产业竞争力不强的实证结果是本研究指标选择所致。实际上，上海的三产优势明显，金融服务、信息技术、信息传输、软件技术等发展强势，有效地支撑了其他产业的发展。广东的产业体系已经达到较高品质，目前，已形成以纺织服装、建筑材料、家用电器等8大产业为支柱的现代产业体系，尤其在二、三产业之间已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三、“一带一路”重点区域产业结构和竞争力的偏离-份额分析
为了将18个省份的地缘经济关系落实在产业合作中，必须明晰各省份的产业发展状况，因此，对“一带一路”重点区域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竞争力进行偏离-份额分析。
1.大部分“一带一路”重点区域的产业结构不合理
将“一带一路”重点区域视为一个整体，产业结构（-0.033万亿元）呈现出不合理的现状。进一步深化分析，上海（0.12万亿元）、广东（0.06万亿元）、重庆（0.002万亿元）、西藏（0.004万亿元）等4个省份产业结构较为合理，其余14个省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不合理。从三次产业内部结构看，18个省份的第一、二产业的内部结构均呈现为不合理，分别为：陕西（-0.02万亿元，-0.11万亿元）、甘肃（-0.02万亿元，-0.04万亿元）、青海（-0.003万亿元，-0.01万亿元）、宁夏（-0.004万亿元，-0.02万亿元）、新疆（-0.03万亿元，-0.06万亿元）、内蒙古（-0.03万亿元，-0.1万亿元）、辽宁（-0.05万亿元，-0.2万亿元）、吉林（-0.03万亿元，-0.08万亿元）、黑龙江（-0.04万亿元，-0.15万亿元）、上海（-0.005万亿元，-0.22万亿元）、浙江（-0.05万亿元，-0.37万亿元）、福建（-0.04万亿元，-0.16万亿元）、广东（-0.08万亿元，-0.59万亿元）、广西（-0.05万亿元，-0.08万亿元）、海南（-0.02万亿元，-0.01万亿元）、重庆（-0.02万亿元，-0.08万亿元）、云南（-0.04万亿元，-0.07万亿元）、西藏（-0.003万亿元，-0.003万亿元），其中，上海和广东的实证结果原因前文已述。“一带一路”重点区域一产和二产的这一产业结构现状，或是长期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的延续（如上海、浙江、广东等地的一产），或由于三次产业之间未形成良性循环（如陕西、青海、宁夏、海南、重庆、云南等地），或由于产业正值转型阶段（如浙江等地的二产），又或由于主导产业正在培育阶段，尚未与其他建构良好的联系（如新疆等地的三产关系）。18个省份的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均呈现出合理的发展现状，分别为：陕西0.11万亿元、甘肃0.06万亿元、青海0.016万亿元、宁夏0.018万亿元、新疆0.07万亿元、内蒙古0.12万亿元、辽宁0.24万亿元、吉林0.11万亿元、黑龙江0.13万亿元、上海0.34万亿元、浙江0.39万亿元、福建0.19万亿元、广东0.73万亿元、广西0.11万亿元、海南0.03万亿元、重庆0.1万亿元、云南0.097万亿元、西藏0.01万亿元，其中，陕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重庆等11个省份的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具有较高的合理性。
2.“一带一路”重点区域具有不同层次的产业竞争力优势
“一带一路”重点区域产业竞争力优势分布差异明显。从一产竞争力看，陕西（0.03万亿元）、甘肃（0.008万亿元）、青海（0.003万亿元）、宁夏（0.003万亿元）、新疆（0.02万亿元）、黑龙江（0.07万亿元）、海南（0.001万亿元）、重庆（0.01万亿元）、云南（0.02万亿元）等9个省份的一产竞争力较强，其中，黑龙江和陕西的一产竞争力极为显著。从二产竞争力看，陕西（0.25万亿元）、青海（0.03万亿元）、宁夏（0.04万亿元）、内蒙古（0.26万亿元）、辽宁（0.08万亿元）、吉林（0.19万亿元）、福建（0.31万亿元）、广西（0.27万亿元）、海南（0.005万亿元）、重庆（0.2万亿元）、云南（0.08万亿元）、西藏（0.02万亿元）等12个省份的二产竞争力较强，其中，福建的二产竞争力优势最显著。从三产竞争力看，陕西（0.34万亿元）、青海（0.007万亿元）、宁夏（0.019万亿元）、新疆（0.02万亿元）、海南（0.03万亿元）、重庆（0.13万亿元）、云南（0.03万亿元）等7个省份的三产竞争力较强，其中，重庆的三产竞争力优势极为显著。从综合三次产业竞争力的角度看，三次产业均具有竞争优势的区域产业结构整体已达到合理或趋于合理的水平，陕西（0.34万亿元）、青海（0.04万亿元）、宁夏（0.07万亿元）、海南（0.04万亿元）、重庆（0.35万亿元）、云南（0.13万亿元）等6个省份在每一产业均显示竞争力优势，产业总体竞争力优势明显，产业结构整体水平大都接近、达到合理水平，只有陕西相对较差，主要由于陕西各产业之间尚未完全搭建起科学合理的结构性联系。其他地区尽管存在各自竞争力较强的产业，但产业关联性弱，产业结构大多不合理。其中，上海、廣东各产业竞争力弱而产业结构合理性优势显著的实证结果成因前文已述。
3.“一带一路”重点区域产业结构与产业竞争力的内在关联性较弱
一般而言，竞争力强的产业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联动发展，最终促使产业内部进而产业之间结构的合理化，但是这尚未在“一带一路”重点区域得到验证。由于前文已从整体的角度分析了“一带一路”重点区域产业结构与产业竞争力的关系，因此，仅分析每一产业竞争力与内部结构的关系，下文中上海和广东的实践数据仅作部分性参考。
就第一产业而言，18个省份的第一产业结构份额分量均为负数，但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黑龙江、海南、重庆、云南等9个省份的一产具有不同程度的竞争力优势，其中，尤以黑龙江和陕西强。以黑龙江为例，凭借土壤、水热条件等自然优势，黑龙江的乳制品、畜牧产品和绿色有机产品等品质优势明显，且在全国已形成良好的品牌效应，如北大荒大米、飞鹤奶粉、完达山奶粉等，但特色一产尚未显示出较强的辐射带动效应，因此，尽管种植业和畜牧业优势显著，但是产业联系不强，第一产业难以通过内部各产业之间协调发展分担市场风险，并制约着一产的做大做强。
就第二产业而言，18个省份的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也呈现为不合理，但陕西、青海、宁夏、内蒙古、辽宁、吉林、福建、广西、海南、重庆、云南、西藏等12个省份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二产竞争力优势，其中，福建的二产竞争力最强，但由于在二产内部各产业关联度的制约，二产的内部结构呈现为不合理。以福建的二产为例，福建的制鞋、制药、电子、机械制造等产业在全国优势明显，但由于与其他产业关联度低，基本还维持着以单一产业对抗市场风险的产业发展态势，因此，福建已有的二产强势产业还难以从二产内部结构中获得外溢效应。
就第三产业来看，18个省份的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均显示为合理，陕西、青海、宁夏、新疆、海南、重庆、云南等7个省份的第三产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其中，重庆的优势最为显著，2016年，重庆的第三产业比重高达49.9%，较之2015年提升2.2%，这主要得益于国内贸易、批发零售、交通、邮电、运输、金融等产业快速发展，其他第三产业部分以此为核心，在第三产业内部建构起较为合理的结构性联系。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与竞争力之间的关系来看，“一带一路”重点区域的第三产业发展现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缺乏主导性产业的地区。这类地区按照现代经济要求搭建了第三产业體系，但由于对区域资源优势尚未精确定位，在第三产业的发展中缺乏支柱性的、主导性的第三产业，致使第三产业体系的增长点匮乏，产业竞争力分量显示为不同程度的劣势。甘肃、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11个省份属于这类区域，其中，上海和广东是统计指标选择导致的偏差，福建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中，二产中主导性产业改革落实有效，但二产内部新的结构性关联尚在搭建中，故服务于二产的第三产业尚未形成。浙江与福建的情况相似，但两省份第三产业发展基础扎实，产业内部的结构性关联强。二是产业结构推动主导产业形成的地区。这类地区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优势和竞争力优势俱在，但前者较后者明显。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市场内生动力不足，依靠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激活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形成能够充分体现区域资源优势的第三产业体系。陕西、青海、新疆、云南等4省份属于这类地区。三是主导产业推进产业结构合理化。这类地区第三产业竞争力优势强于产业结构优势，第三产业体系中有强势的主导产业，并且以主导产业为核心辐射带动其他第三产业的发展，在区域内形成以主导产业核心的关联度极高的第三产业体系，产业内部结构合理。这类地区立足资源优势和市场需求，以交易成本极低的市场化方式推进产业内部结构合理化进程，宁夏、海南、重庆等3个省份属于这类地区，如新兴服务业、“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业等已经成为拉动宁夏第三产业的重要产业，海南已经全面形成以旅游业为龙头、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结构，重庆的境内贸易、电子商务、旅游、金融等传统和新兴服务业龙头共同支撑着区域第三产业体系。
四、以产业合作深化“一带一路”重点区域省际地缘经济关系的方案
“一带一路”重点区域产业结构大多不合理，但各省份不乏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优势产业，这是落实区域内互补性为主的地缘经济关系的现实基础。由于只要在现有基础上强化省际合作就能进一步提升产业竞争力、推进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进程，因此，本研究仅深化对“一带一路”重点区域产业合作短期方案的探讨。
1.第一产业视角下的区域合作方案
一是着力打造一产优势区内部的竞合关系。在“一带一路”重点区域，陕西、甘肃、宁夏、新疆、黑龙江、海南、重庆、云南等9个省份具有较强的农业竞争力。不同于其他产业，农业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高，这9个省份的农业资源禀赋丰裕，部分产品已经具有较高的市场认可度和占有率，如甘肃土豆、新疆棉花等。借助区位邻近的优势，西北地区的5个省份应在多地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打造竞合关系，例如，在红富士苹果产业链上，通过研发新产品、开拓市场渠道、改善种植环境，陕西和甘肃联合提升产品竞争力。西南地区的两个省份之间的农业合作方式类似于西北地区，但黑龙江、海南则难以以这样的方式与其他农业优势区进行合作，这两个省份需要与邻近省份加强合作，提高所在区域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
二是一产优势区与西北、西南地区的传统工业合作发展。随着技术的升级，第二产业内部分化趋于细分化，以农产品、能源等为原材料的工业可以划归为传统工业范畴。陕西、青海、宁夏、内蒙古、海南、重庆、云南、西藏等9个省份的传统工业竞争力明显，而这些地区大多具有一产优势。“一带一路”的一产优势区应积极与西北、西南地区的传统工业建立合作关系，为二产提供品质优良的能源、资源、中间产品，将一产优势嵌入“一带一路”传统工业的产业链。例如，大量种植枸杞的西北地区（如甘肃等地）可以将一定比重的种植作为宁夏枸杞精深加工产业的原材料基地。
三是借助西北、西南地区的传统服务业提升一产优势区发展效益。在国家的统筹规划下，“一带一路”重点区域均形成了适应现代经济发展要求的第三产业体系，西北地区的陕西、青海、宁夏、新疆等，西南地区的重庆、云南，及东南沿海的海南，已经将商贸、旅游、交通、邮电、运输等产业培育成竞争力较强的传统服务业。例如，2016年，陕西的外贸依存度达到11.2%，其中，出口增长率比全国水平高出20.6%，进口增长率尽管同比下降7.1%，但仍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1%。在贸易方式中，加工贸易比重高达64.8%，一般贸易为26.7%，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进口设备仅为4.9%。一产优势区应当紧抓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传统服务业优势，将特色农产品销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拓宽我国特色农产品的境内外市场。通过高品质的商贸平台，把握市场需求，促使一产优势区调整一产内部结构，改良产品，将丰富的农业资源转化为农业经济优势。
2.二产视角下的合作方案
一是传统工业和中高端制造业优势区各自深化内部合作。陕西、青海、宁夏、内蒙古、广西、云南、西藏等7省份具有传统工业优势，例如，冶金、医药、机电、建材和煤炭产业是宁夏的五大支柱产业；烟草、生物产业、矿产、电力等能源型产业是云南的支柱性产业，其中，2014年，烟草业的利税占全国的1/3，烟草种植科技贡献率为42%，3项烟草工业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生物产业的经济贡献率高达30%。同时，辽宁、吉林、上海、福建、广东、海南、重庆、浙江等8省份在中高端制造业领域优势明显，但支柱性二产兼具相似性和差异性，辽宁的支柱性产业是装备制造业、冶金化工等，吉林的是汽车、食品加工、电子信息产品制造、医药等产业，上海是高技术制造业、“互联网+”产业等，福建的是先进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机械装备制造业等，广东是电子设备制造业等，浙江的是信息产业、时尚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等，海南的是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海洋技术等产业，重庆的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通用设备制造等产业。显然，西北、西南地区的传统工业发展与这8个省份的中高端制造业差异较大，短期内，同层次区域深化合作具有可行性，例如，宁夏可以依托宁东煤炭基地、西电东送火电基地和煤化工产业基地，推进宁东—鄂尔多斯—榆林能源型工业成为这些地区经竞争性地缘经济关系转化为提升区域经济品质的引擎。
二是中高端制造业优势区带动传统工业优势区升级转型。从产业链角度看，中高端制造业与传统工业关联度较高，这为两大层级的二产优势区落实互补性的地缘经济关系奠定了基础。例如，陕西与海南是强互补性地缘经济关系，与福建、广东、浙江、重庆是一般互补性地缘经济关系，陕西与这些中高端制造业优势区在高新技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生物医药等产业均具有巨大的合作潜力。通过合作，这些地区能够有效带动陕西同类及相关产业的升级，同时，也能检验陕西这些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对于竞争力弱且升级空间小的产业，这样的产业合作有助于明确产业转型方向。
三是传统工业优势区倒逼一产优势区提升产品品质。“一带一路”重点区域的一产优势区农产品多为传统工业优势区的支柱性产业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随着传统工业优势区的升级转型，对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品质要求不断提高，已经强烈倒逼一产优势区优化生产过程。例如，食品加工业是诸多“一带一路”重点区域的支柱性工业产业，随着跨境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加大，沿线地区和国家的需求诸多，我国的食品产品快速走出国门，但同时国际标准和经济利益等多重因素倒逼食品工业不断升级。为了充分确保食品品质，源头治理成为占优措施，市场机制将其与一产紧密结合。“一带一路”重点区域清真产品为了获得马来西亚清真认证，相关企业对产品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品质进行管控，有效督促了供给方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
四是二产优势区依靠三产优势区升级产业结构。二产优势区存在层次分明的主导产业，故三产的助力导向必然存在偏差。对传统工业优势区而言，过剩产能和积压库存是很多省份面临的问题，在商贸、交通运输、邮政等传统服务业领域具有优势，陕西、青海、宁夏、新疆、海南、重庆、云南等地能够为二产优势区的产品开拓市场，优化这些产品在“一带一路”区域的市场结构。对中高端制造业优势区而言，则需要与能够提供较高品质的现代服务业强化合作，主要强化与陕西、上海、广东等地的合作，为中高端制造业明确产品品质和产业链的改进升级方向，真正以市场化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手段落实“中国制造2025”战略。
3.三产视角下的合作方案
一是不同层次的三产优势区需要强化内部竞合关系。陕西、青海、宁夏、新疆、海南、重庆、云南等7省份在餐饮、旅游、住宿、商贸、交通运输、邮政、仓储等传统服务业中具有比较优势。上海和广东在信息技术、金融、跨境电商等现代服务业领域具有比较优势，目前，陕西的现代物流、金融服务、商务会展等现代服务业发展也较为迅速。例如，2016年，上海的信息技术服务业产值同比增长15.1%，金融业产值同比增长12.8%。在“一带一路”重点区域存在较为明显的第三产业层次，两大层次在各自内部深化联系，建立竞合关系极具可操作性。例如，交通运输产业优势较为突出的省份，可以通过延伸、打通交通线路拓展区域经济发展地理半径，宝兰线可以大幅提升“一带”的流通效率，如宝鸡至兰州的客运专列效率可提升164%。两大層级服务业优势区内部的主导性第三产业相近，使这些省份的三产在所处层级具有竞争性，但距离高品质较远的产品品质现状使这些区域的第三产业存在联动发展的内生需求，因此，应着力强化两大层级三产优势区各自内部的竞合关系。
二是现代服务业优势区为传统服务业优势区疏通升级转型通道。在“一带一路”重点区域，第三产业优势区的主导性三产产业存在层级差异，但也具有密切的内生关联。上海、广东、陕西等地可以利用在信息技术、金融、跨境电商、现代物流、商务会展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为青海、陕西、宁夏、新疆、海南、重庆、云南等地的餐饮、商贸、旅游、交通运输、邮政、仓储、住宿等传统服务业明确产业升级转型方向。例如，发展基础雄厚的跨境电商产业可以为传统商贸、仓储、旅游等产业破解发展瓶颈，传统商贸开拓线上市场，缓解实体销售因地理半径、区域经济影响等因素诱发的发展困境，引导交通运输、邮政、仓储等产业突破局域发展理念，以国际标准升级优化运输设备、物流技术等。通过与现代服务业产业合作，传统服务业能够明晰升级方向，一些升级空间极为有限的第三产业也能较快较准地把握转型方向。
三是优势的传统服务业倒逼一产和传统工业提升产品竞争力。陕西、青海、宁夏、新疆、海南、重庆、云南等7省份发挥传统服务业优势为一产优势区和传统工业优势区开辟“一带一路”区域的市场，在提升产品市场份额的同时使产品的地区结构融入更多的国际元素，显然，这必然对我国的第一、二产业产品品质提出新要求。例如，“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传统商贸活动将我国农产品的贸易市场稳步向西推进，国外消费者对我国土豆、中药材、畜产品等的包装、质量等方面提出要求，这促使相关企业、产业应对市场需求改善产品。传统服务也将一产、二产的产品以各种渠道推入市场，在市场竞争中，产品生产商逐渐明晰产品市场定位、明确改进方向。
四是现代服务业为中高端服务业开辟升级渠道。十八大以来，在宏观经济战略层面，我国已经明确了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重要支撑和基础的战略定位，并提出将“中国制造”发展为“中国质造”甚至“中国创造”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然而，“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落实，不仅需要现代科技的支持，还需要市场的高度认可，且只有市场认可的产品才能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可持续支撑，才有可能以市场信任为基础引领市场变化。曾经被国际市场广泛认可的“中国制造”就是有力佐证。随着低端制造业发展逐渐陷入瓶颈，中高端制造业成为制造业部门的唯一选择。为了使中高端制造业及其升级后的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强有力的可持续支撑，第三产业必须与二产紧密合作。客观分析当前市场，差异化和区域化已成为现状，以单一品质开拓世界市场的时代已经过去，因此，我国以经济结构的相似性和互补性为基础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重点承接这一战略的18个省份负有定向开拓“一带一路”市场的重任。辽宁、吉林、上海、福建、广东、浙江等6省份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生物医药、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互联网+”产业、电子设备制造业等中高端制造业领域具有相对比较优势，为了获得稳定的市场份额，除了依靠传统服务业大力开拓市场外，还需要与上海、广东、陕西等在现代服务业领域具有优势的省份大力合作。依据市场反馈的消费评价，现代服务业部门将市场条块分割，为制造业部门研发区域性产品优化升级的技术和方案，使我国的中高端制造业真正成为能满足个性化、多样化、柔性化需求的高端制造业，也就是说，同一种产品针对不同区域市场和消费群体的系列产品是制造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现代服务业与中高端制造业合作的结果。在“一带一路”区域，我国的中高端制造业优势显著，现代服务业优势区与中高端制造业优势区的产业合作能够加快中高端制造业在“一带一路”市场向高端制造业演进的进程。需要强调的是，某一中高端制造业产业在“一带一路”区域成长为高端制造业产业的产品在其他区域市场不一定也能划归为高端制造业产品，这是区域消费者偏好所致，但是如何找到升级路径的方式方法可以为我国其他区域市场升级制造业提供借鉴。
注释
①文中没有标注出处的数据均来源于本研究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实证分析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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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晓 立
关键词：“一带一路”；区域；省际；地缘经济关系；产业合作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3-0024-08
“一带一路”倡议是基于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结构互补性和相似性的产物，是顺应世界经济趋势和要求的结果。然而，唯有“一带一路”倡议落实在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有效合作中，现实价值才能真正体现。纵观区域经济合作的各个方式，产业合作是能够可持续深化区域经济联系的方式之一。本研究沿用筛选产业合作领域的偏离-份额分析法探索“一带一路”重点区域之间的经济纽带，以2006—2016年18个省份的产业结构优势和竞争力优势为基础，探索各地可能的产业合作领域，使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应用性。
一、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介绍
1.研究区域概况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新常态时期的举国之策（张可云，2015），但各个区域承载这一战略的权重有显著差异，本研究选取承载发展战略责任较大的18个省份作为研究区域，分别是西北六省（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东北三省（黑龙江、吉林、辽宁）、西南四省（广西、云南、西藏、重庆）和东部五省（上海、福建、广东、浙江、海南）。为了使区域经济合作的成果趋近国家关于“一带一路”战略的顶层设计目标，18个省份的产业合作应当以国家对各区域的战略定位为准绳。在西北地区，新疆依托特色化产业体系初步形成的相对优势，定位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陕西的定位是面向中亚、西亚、南亚国家的重要通道、商贸物流枢纽、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与甘肃、青海、宁夏联动发展；内蒙古则着力于联通俄蒙。在东北地区，3省份均需着重完善与俄远东地区陆海联运合作，构建北京—莫斯科欧亚高速运输走廊，建设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在西南地区，国家将广西定位为“一带”和“一路”的纽带，为此，必须发挥广西的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独特优势，加快北部湾经济区和珠江—西江经济带的开放力度，健全面向东盟区域的跨境通道；云南的定位是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经济辐射中心；西藏需要与周边国家加强边境贸易和旅游等领域的合作；重庆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在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基础较为坚实，国家对5省份的功能定位和战略明晰，上海着力深化自贸区建设，广东是国际枢纽机场的基础，福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海南朝国际旅游岛目标努力。18个省份在“一带一路”上的定位是开展区域经济合作、落实地缘经济关系的重要依据。
2.研究模型构建
综合已有成果的研究方法，偏离-份额模型具有广泛的应用性，本研究也沿用这一研究方法开展研究。选取2006—2016年“一带一路”18个重点地区以及全国的三次产业产值及GDP，将“一带一路”重点区域（研究区）的经济增长量（G）分为分享份额分量（N）、产业结构偏离分量（P）和产业竞争力偏离分量（D）3部分。其中，分享份额分量N也称为增长分量，表示全国（参考区）2006—2016年的GDP增长率，N表示研究区第i产业产值以全国的总产出增长率为增长速度所应产生的增加额。P表示研究区i产业的产值从基期到t期因参考区域此产业和所有产业增长速度的差异所得到的增长量，体现某一产业结构在区域范围内的优劣状况。研究区i产业的增长率与参考区GDP增长率的差额为结构分量系数，当研究区某一产业增长率小于参考区所有产业的增长率时，结构分量系数为负，表明i产业的内部结构劣势已经使研究区的经济受损，其产业结构需要改善；反之，研究区具有该产业结构优势，值越大说明该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大。D是竞争力分量，显示研究区i产业在全国i产业中的竞争实力，用研究区i产业实际增长速度与参考区i产业增长速度的差额做竞争力分量的系数。当研究区i产业增长率大于参考区i产业增长率时，竞争力分量系数为正，竞争力分量为正，说明研究区i产业的发展速度快于全国i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能使地区经济获得额外增长（指由于竞争力因素一单位地区基期GDP所引起的地区某一产业偏离量）；反之，研究区i产业缺乏竞争力。研究区及其所辖每一省份的经济总增加量是分享份额分量、产业结构偏离分量、产业竞争力偏离分量之和。由于研究区涉及18个省份，因此，研究区的每一考核指标总值均是18个省份该指标的算术和①。
二、“一带一路”重点区域经济增长的偏离-份额分析
1.整体经济增长低于全国水平与大部分地区快于全国经济增长并存
2006—2016年，“一带一路”重点区域的实际经济增长量（23.28万亿元）小于全国分享份额分量（24.57万亿元），说明“一带一路”重点区域的经济增长多源于全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从地区来看，陕西（1.33万亿元）、青海（0.18万亿元）、宁夏（0.22万亿元）、内蒙古（1.29万亿元）、吉林（2.05万亿元）、福建（1.84万亿元）、广西（1.21万亿元）、海南（0.26万亿元）、重庆（1.18万亿元）、云南（0.96万亿元）、西藏（0.07万亿元）等11个省份的经济增长水平高于各自在全国的分享份额分量，分别是：1.01万亿元、0.14万亿元、0.15万亿元、1.05万亿元、1.98万亿元、1.61万亿元、1.01万亿元、0.23万亿元、0.83万亿元、0.85万亿元、0.06万亿元，但程度极为有限。这主要是源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国家加大对“一带一路”重点区域的扶持。但由于时间较短、经济基础较薄弱等因素，11个省份的经济增长水平有限，但这些地区基本都已明确资源优势，且在市场竞争中均显示了不同程度的竞争优势，11个省份的竞争力偏离分量分别是：陕西0.34万亿元、青海0.04万亿元、宁夏0.07万亿元、内蒙古0.25万亿元、吉林0.08万亿元、福建0.25万亿元、广西0.22万亿元、海南0.04万亿元、重庆0.35万亿元、云南0.13万亿元、西藏0.008万亿元。同时，或由于主导产业、优势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内在关联尚未稳固，或由于各产业独立发展，这些省份的产业结构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合理现象，11个省份的产业机构分量分别为：陕西-0.02万亿元、青海-0.002万亿元、宁夏-0.001万亿元、内蒙古-0.015万亿元、吉林-0.012万亿元、福建-0.016万亿元、广西-0.02万亿元、海南-0.003万亿元、云南-0.014万亿元、西藏0.004万亿元，其中仅西藏的产业结构稍显合理。甘肃（0.45万亿元）、新疆（0.63万亿元）、辽宁（1.94万亿元）、黑龙江（0.89万亿元）、上海（1.46万亿元）、浙江（2.72万亿元）、广东（4.62万亿元）等7个省份的实际经济增长小于各省份在全国的分享份额分量，分别是：0.48、0.65、1.98、1.32、2.25、3.34万亿元、广东5.65万亿元。其中，甘肃、辽宁、黑龙江等3个省份由于对地区资源优势不明确，现有产业并未充分体现区域资源优势，生产要素效率较低，产业竞争力弱，3省份的竞争力偏离分量分别是：甘肃-0.026万亿元、辽宁-0.03万亿元、黑龙江-0.38万亿元，尚未形成以主导产业为核心的产业结构。新疆由于主导产业定位较精确，因此，产业竞争力逐渐体现，产业竞争力偏离分量为0.0056万亿元，但由于主导产业自身尚在发展期，对其他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有限，产业之间合理的结构性关联尚未建立，产业结构偏离分量为-0.024万亿元，使新疆经济的发展优势未充分发挥出来。上海、广东等2个省份产业结构较为合理，两省份的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分别为：上海0.12万亿元、广东0.06万亿元，但实证出现的产业竞争力贡献为负，两省份的产业竞争力偏离分量分别是：上海-0.91万亿元、广东-1.08万亿元，这是由于本研究的评价指标以大多数地区经济发展均有的指标为选择依据，对上海和广东贡献较大的产业在“一带一路”重点区域不具有普遍性，而在研究区域具有普遍性的产业在上海和广东不具有竞争力和发展优势，因此出现上述实证结果（下同）。而浙江由于正值经济结构转型时期，以现代经济模式连接各个产业的产业结构格局尚在打造之中，受制于发展模式的转变，产业竞争力下滑，尤其是传统产业的競争力快速下降，但是由于浙江自我发展能力较强，市场化基础坚实，因此，浙江能够以市场内生作用完成经济转型。
2.“一带一路”重点区域正值产业优势的培育期
2006—2016年，本研究涉及的18个省份均显示出较强的经济增长能力，但区域差异明显。从产业结构分量维度看，上海（0.12万亿元）、广东（0.06万亿元）、重庆（0.002万亿元）、西藏（0.004万亿元）等4个省份的产业结构相对合理，其中，上海的产业结构优势最明显，这主要得益于上海较为发达的第三产业的支撑。广东的产业结构优势也较为突出，主要源于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其余14个省份的产业结构显示出不同程度的不合理，14个省份的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分别为：陕西-0.02万亿元、甘肃-0.006万亿元、青海-0.002万亿元、宁夏-0.0009万亿元、新疆-0.02万亿元、内蒙古-0.015万亿元、辽宁-0.009万亿元、吉林-0.01万亿元、黑龙江-0.054万亿元、浙江-0.025万亿元、福建-0.016万亿元、广西-0.02万亿元、海南-0.003万亿元、云南0.014万亿元，尤以黑龙江的程度深，这主要是由于三次产业内部和之间发展不协调，一产比重逆工业化趋势明显，二产对资源的依赖度高，三产对一、二产的支持和引导作用有限。从产业竞争力维度看，陕西（0.34万亿元）、青海（0.04万亿元）、宁夏（0.07万亿元）、新疆（0.006万亿元）、内蒙古（0.25万亿元）、吉林（0.08万亿元）、福建（0.25万亿元）、广西（0.22万亿元）、海南（0.04万亿元）、重庆（0.35万亿元）、云南（0.13万亿元）、西藏（0.008万亿元）等12个省份的产业竞争力较强。其中，重庆的产业竞争力最强，一方面与行政因素有关，通过政府的强制性约束，大批工业企业迁入重庆，奠定了其以重工业为主的综合性国家工业基地的地位，目前，机械、冶金、食品和纺织等产业实力较雄厚，交通机械、仪器仪表等产业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同时，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资源使重庆的旅游产业快速发展。甘肃（-0.03万亿元）、辽宁（-0.03万亿元）、黑龙江（-0.38万亿元）、上海（-0.91万亿元）、浙江（-0.597万亿元）、广东（-1.08万亿元）等6个省份的产业竞争力较弱，甘肃、辽宁、黑龙江是由于对区域资源优势认识不清，主导产业选择不精准。浙江是区域经济尚在转型期的缘故。上海和广东产业竞争力不强的实证结果是本研究指标选择所致。实际上，上海的三产优势明显，金融服务、信息技术、信息传输、软件技术等发展强势，有效地支撑了其他产业的发展。广东的产业体系已经达到较高品质，目前，已形成以纺织服装、建筑材料、家用电器等8大产业为支柱的现代产业体系，尤其在二、三产业之间已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三、“一带一路”重点区域产业结构和竞争力的偏离-份额分析
为了将18个省份的地缘经济关系落实在产业合作中，必须明晰各省份的产业发展状况，因此，对“一带一路”重点区域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竞争力进行偏离-份额分析。
1.大部分“一带一路”重点区域的产业结构不合理
将“一带一路”重点区域视为一个整体，产业结构（-0.033万亿元）呈现出不合理的现状。进一步深化分析，上海（0.12万亿元）、广东（0.06万亿元）、重庆（0.002万亿元）、西藏（0.004万亿元）等4个省份产业结构较为合理，其余14个省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不合理。从三次产业内部结构看，18个省份的第一、二产业的内部结构均呈现为不合理，分别为：陕西（-0.02万亿元，-0.11万亿元）、甘肃（-0.02万亿元，-0.04万亿元）、青海（-0.003万亿元，-0.01万亿元）、宁夏（-0.004万亿元，-0.02万亿元）、新疆（-0.03万亿元，-0.06万亿元）、内蒙古（-0.03万亿元，-0.1万亿元）、辽宁（-0.05万亿元，-0.2万亿元）、吉林（-0.03万亿元，-0.08万亿元）、黑龙江（-0.04万亿元，-0.15万亿元）、上海（-0.005万亿元，-0.22万亿元）、浙江（-0.05万亿元，-0.37万亿元）、福建（-0.04万亿元，-0.16万亿元）、广东（-0.08万亿元，-0.59万亿元）、广西（-0.05万亿元，-0.08万亿元）、海南（-0.02万亿元，-0.01万亿元）、重庆（-0.02万亿元，-0.08万亿元）、云南（-0.04万亿元，-0.07万亿元）、西藏（-0.003万亿元，-0.003万亿元），其中，上海和广东的实证结果原因前文已述。“一带一路”重点区域一产和二产的这一产业结构现状，或是长期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的延续（如上海、浙江、广东等地的一产），或由于三次产业之间未形成良性循环（如陕西、青海、宁夏、海南、重庆、云南等地），或由于产业正值转型阶段（如浙江等地的二产），又或由于主导产业正在培育阶段，尚未与其他建构良好的联系（如新疆等地的三产关系）。18个省份的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均呈现出合理的发展现状，分别为：陕西0.11万亿元、甘肃0.06万亿元、青海0.016万亿元、宁夏0.018万亿元、新疆0.07万亿元、内蒙古0.12万亿元、辽宁0.24万亿元、吉林0.11万亿元、黑龙江0.13万亿元、上海0.34万亿元、浙江0.39万亿元、福建0.19万亿元、广东0.73万亿元、广西0.11万亿元、海南0.03万亿元、重庆0.1万亿元、云南0.097万亿元、西藏0.01万亿元，其中，陕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重庆等11个省份的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具有较高的合理性。
2.“一带一路”重点区域具有不同层次的产业竞争力优势
“一带一路”重点区域产业竞争力优势分布差异明显。从一产竞争力看，陕西（0.03万亿元）、甘肃（0.008万亿元）、青海（0.003万亿元）、宁夏（0.003万亿元）、新疆（0.02万亿元）、黑龙江（0.07万亿元）、海南（0.001万亿元）、重庆（0.01万亿元）、云南（0.02万亿元）等9个省份的一产竞争力较强，其中，黑龙江和陕西的一产竞争力极为显著。从二产竞争力看，陕西（0.25万亿元）、青海（0.03万亿元）、宁夏（0.04万亿元）、内蒙古（0.26万亿元）、辽宁（0.08万亿元）、吉林（0.19万亿元）、福建（0.31万亿元）、广西（0.27万亿元）、海南（0.005万亿元）、重庆（0.2万亿元）、云南（0.08万亿元）、西藏（0.02万亿元）等12个省份的二产竞争力较强，其中，福建的二产竞争力优势最显著。从三产竞争力看，陕西（0.34万亿元）、青海（0.007万亿元）、宁夏（0.019万亿元）、新疆（0.02万亿元）、海南（0.03万亿元）、重庆（0.13万亿元）、云南（0.03万亿元）等7个省份的三产竞争力较强，其中，重庆的三产竞争力优势极为显著。从综合三次产业竞争力的角度看，三次产业均具有竞争优势的区域产业结构整体已达到合理或趋于合理的水平，陕西（0.34万亿元）、青海（0.04万亿元）、宁夏（0.07万亿元）、海南（0.04万亿元）、重庆（0.35万亿元）、云南（0.13万亿元）等6个省份在每一产业均显示竞争力优势，产业总体竞争力优势明显，产业结构整体水平大都接近、达到合理水平，只有陕西相对较差，主要由于陕西各产业之间尚未完全搭建起科学合理的结构性联系。其他地区尽管存在各自竞争力较强的产业，但产业关联性弱，产业结构大多不合理。其中，上海、廣东各产业竞争力弱而产业结构合理性优势显著的实证结果成因前文已述。
3.“一带一路”重点区域产业结构与产业竞争力的内在关联性较弱
一般而言，竞争力强的产业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联动发展，最终促使产业内部进而产业之间结构的合理化，但是这尚未在“一带一路”重点区域得到验证。由于前文已从整体的角度分析了“一带一路”重点区域产业结构与产业竞争力的关系，因此，仅分析每一产业竞争力与内部结构的关系，下文中上海和广东的实践数据仅作部分性参考。
就第一产业而言，18个省份的第一产业结构份额分量均为负数，但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黑龙江、海南、重庆、云南等9个省份的一产具有不同程度的竞争力优势，其中，尤以黑龙江和陕西强。以黑龙江为例，凭借土壤、水热条件等自然优势，黑龙江的乳制品、畜牧产品和绿色有机产品等品质优势明显，且在全国已形成良好的品牌效应，如北大荒大米、飞鹤奶粉、完达山奶粉等，但特色一产尚未显示出较强的辐射带动效应，因此，尽管种植业和畜牧业优势显著，但是产业联系不强，第一产业难以通过内部各产业之间协调发展分担市场风险，并制约着一产的做大做强。
就第二产业而言，18个省份的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也呈现为不合理，但陕西、青海、宁夏、内蒙古、辽宁、吉林、福建、广西、海南、重庆、云南、西藏等12个省份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二产竞争力优势，其中，福建的二产竞争力最强，但由于在二产内部各产业关联度的制约，二产的内部结构呈现为不合理。以福建的二产为例，福建的制鞋、制药、电子、机械制造等产业在全国优势明显，但由于与其他产业关联度低，基本还维持着以单一产业对抗市场风险的产业发展态势，因此，福建已有的二产强势产业还难以从二产内部结构中获得外溢效应。
就第三产业来看，18个省份的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均显示为合理，陕西、青海、宁夏、新疆、海南、重庆、云南等7个省份的第三产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其中，重庆的优势最为显著，2016年，重庆的第三产业比重高达49.9%，较之2015年提升2.2%，这主要得益于国内贸易、批发零售、交通、邮电、运输、金融等产业快速发展，其他第三产业部分以此为核心，在第三产业内部建构起较为合理的结构性联系。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与竞争力之间的关系来看，“一带一路”重点区域的第三产业发展现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缺乏主导性产业的地区。这类地区按照现代经济要求搭建了第三产业體系，但由于对区域资源优势尚未精确定位，在第三产业的发展中缺乏支柱性的、主导性的第三产业，致使第三产业体系的增长点匮乏，产业竞争力分量显示为不同程度的劣势。甘肃、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11个省份属于这类区域，其中，上海和广东是统计指标选择导致的偏差，福建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中，二产中主导性产业改革落实有效，但二产内部新的结构性关联尚在搭建中，故服务于二产的第三产业尚未形成。浙江与福建的情况相似，但两省份第三产业发展基础扎实，产业内部的结构性关联强。二是产业结构推动主导产业形成的地区。这类地区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优势和竞争力优势俱在，但前者较后者明显。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市场内生动力不足，依靠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激活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形成能够充分体现区域资源优势的第三产业体系。陕西、青海、新疆、云南等4省份属于这类地区。三是主导产业推进产业结构合理化。这类地区第三产业竞争力优势强于产业结构优势，第三产业体系中有强势的主导产业，并且以主导产业为核心辐射带动其他第三产业的发展，在区域内形成以主导产业核心的关联度极高的第三产业体系，产业内部结构合理。这类地区立足资源优势和市场需求，以交易成本极低的市场化方式推进产业内部结构合理化进程，宁夏、海南、重庆等3个省份属于这类地区，如新兴服务业、“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业等已经成为拉动宁夏第三产业的重要产业，海南已经全面形成以旅游业为龙头、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结构，重庆的境内贸易、电子商务、旅游、金融等传统和新兴服务业龙头共同支撑着区域第三产业体系。
四、以产业合作深化“一带一路”重点区域省际地缘经济关系的方案
“一带一路”重点区域产业结构大多不合理，但各省份不乏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优势产业，这是落实区域内互补性为主的地缘经济关系的现实基础。由于只要在现有基础上强化省际合作就能进一步提升产业竞争力、推进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进程，因此，本研究仅深化对“一带一路”重点区域产业合作短期方案的探讨。
1.第一产业视角下的区域合作方案
一是着力打造一产优势区内部的竞合关系。在“一带一路”重点区域，陕西、甘肃、宁夏、新疆、黑龙江、海南、重庆、云南等9个省份具有较强的农业竞争力。不同于其他产业，农业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高，这9个省份的农业资源禀赋丰裕，部分产品已经具有较高的市场认可度和占有率，如甘肃土豆、新疆棉花等。借助区位邻近的优势，西北地区的5个省份应在多地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打造竞合关系，例如，在红富士苹果产业链上，通过研发新产品、开拓市场渠道、改善种植环境，陕西和甘肃联合提升产品竞争力。西南地区的两个省份之间的农业合作方式类似于西北地区，但黑龙江、海南则难以以这样的方式与其他农业优势区进行合作，这两个省份需要与邻近省份加强合作，提高所在区域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
二是一产优势区与西北、西南地区的传统工业合作发展。随着技术的升级，第二产业内部分化趋于细分化，以农产品、能源等为原材料的工业可以划归为传统工业范畴。陕西、青海、宁夏、内蒙古、海南、重庆、云南、西藏等9个省份的传统工业竞争力明显，而这些地区大多具有一产优势。“一带一路”的一产优势区应积极与西北、西南地区的传统工业建立合作关系，为二产提供品质优良的能源、资源、中间产品，将一产优势嵌入“一带一路”传统工业的产业链。例如，大量种植枸杞的西北地区（如甘肃等地）可以将一定比重的种植作为宁夏枸杞精深加工产业的原材料基地。
三是借助西北、西南地区的传统服务业提升一产优势区发展效益。在国家的统筹规划下，“一带一路”重点区域均形成了适应现代经济发展要求的第三产业体系，西北地区的陕西、青海、宁夏、新疆等，西南地区的重庆、云南，及东南沿海的海南，已经将商贸、旅游、交通、邮电、运输等产业培育成竞争力较强的传统服务业。例如，2016年，陕西的外贸依存度达到11.2%，其中，出口增长率比全国水平高出20.6%，进口增长率尽管同比下降7.1%，但仍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1%。在贸易方式中，加工贸易比重高达64.8%，一般贸易为26.7%，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进口设备仅为4.9%。一产优势区应当紧抓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传统服务业优势，将特色农产品销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拓宽我国特色农产品的境内外市场。通过高品质的商贸平台，把握市场需求，促使一产优势区调整一产内部结构，改良产品，将丰富的农业资源转化为农业经济优势。
2.二产视角下的合作方案
一是传统工业和中高端制造业优势区各自深化内部合作。陕西、青海、宁夏、内蒙古、广西、云南、西藏等7省份具有传统工业优势，例如，冶金、医药、机电、建材和煤炭产业是宁夏的五大支柱产业；烟草、生物产业、矿产、电力等能源型产业是云南的支柱性产业，其中，2014年，烟草业的利税占全国的1/3，烟草种植科技贡献率为42%，3项烟草工业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生物产业的经济贡献率高达30%。同时，辽宁、吉林、上海、福建、广东、海南、重庆、浙江等8省份在中高端制造业领域优势明显，但支柱性二产兼具相似性和差异性，辽宁的支柱性产业是装备制造业、冶金化工等，吉林的是汽车、食品加工、电子信息产品制造、医药等产业，上海是高技术制造业、“互联网+”产业等，福建的是先进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机械装备制造业等，广东是电子设备制造业等，浙江的是信息产业、时尚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等，海南的是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海洋技术等产业，重庆的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通用设备制造等产业。显然，西北、西南地区的传统工业发展与这8个省份的中高端制造业差异较大，短期内，同层次区域深化合作具有可行性，例如，宁夏可以依托宁东煤炭基地、西电东送火电基地和煤化工产业基地，推进宁东—鄂尔多斯—榆林能源型工业成为这些地区经竞争性地缘经济关系转化为提升区域经济品质的引擎。
二是中高端制造业优势区带动传统工业优势区升级转型。从产业链角度看，中高端制造业与传统工业关联度较高，这为两大层级的二产优势区落实互补性的地缘经济关系奠定了基础。例如，陕西与海南是强互补性地缘经济关系，与福建、广东、浙江、重庆是一般互补性地缘经济关系，陕西与这些中高端制造业优势区在高新技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生物医药等产业均具有巨大的合作潜力。通过合作，这些地区能够有效带动陕西同类及相关产业的升级，同时，也能检验陕西这些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对于竞争力弱且升级空间小的产业，这样的产业合作有助于明确产业转型方向。
三是传统工业优势区倒逼一产优势区提升产品品质。“一带一路”重点区域的一产优势区农产品多为传统工业优势区的支柱性产业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随着传统工业优势区的升级转型，对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品质要求不断提高，已经强烈倒逼一产优势区优化生产过程。例如，食品加工业是诸多“一带一路”重点区域的支柱性工业产业，随着跨境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加大，沿线地区和国家的需求诸多，我国的食品产品快速走出国门，但同时国际标准和经济利益等多重因素倒逼食品工业不断升级。为了充分确保食品品质，源头治理成为占优措施，市场机制将其与一产紧密结合。“一带一路”重点区域清真产品为了获得马来西亚清真认证，相关企业对产品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品质进行管控，有效督促了供给方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
四是二产优势区依靠三产优势区升级产业结构。二产优势区存在层次分明的主导产业，故三产的助力导向必然存在偏差。对传统工业优势区而言，过剩产能和积压库存是很多省份面临的问题，在商贸、交通运输、邮政等传统服务业领域具有优势，陕西、青海、宁夏、新疆、海南、重庆、云南等地能够为二产优势区的产品开拓市场，优化这些产品在“一带一路”区域的市场结构。对中高端制造业优势区而言，则需要与能够提供较高品质的现代服务业强化合作，主要强化与陕西、上海、广东等地的合作，为中高端制造业明确产品品质和产业链的改进升级方向，真正以市场化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手段落实“中国制造2025”战略。
3.三产视角下的合作方案
一是不同层次的三产优势区需要强化内部竞合关系。陕西、青海、宁夏、新疆、海南、重庆、云南等7省份在餐饮、旅游、住宿、商贸、交通运输、邮政、仓储等传统服务业中具有比较优势。上海和广东在信息技术、金融、跨境电商等现代服务业领域具有比较优势，目前，陕西的现代物流、金融服务、商务会展等现代服务业发展也较为迅速。例如，2016年，上海的信息技术服务业产值同比增长15.1%，金融业产值同比增长12.8%。在“一带一路”重点区域存在较为明显的第三产业层次，两大层次在各自内部深化联系，建立竞合关系极具可操作性。例如，交通运输产业优势较为突出的省份，可以通过延伸、打通交通线路拓展区域经济发展地理半径，宝兰线可以大幅提升“一带”的流通效率，如宝鸡至兰州的客运专列效率可提升164%。两大層级服务业优势区内部的主导性第三产业相近，使这些省份的三产在所处层级具有竞争性，但距离高品质较远的产品品质现状使这些区域的第三产业存在联动发展的内生需求，因此，应着力强化两大层级三产优势区各自内部的竞合关系。
二是现代服务业优势区为传统服务业优势区疏通升级转型通道。在“一带一路”重点区域，第三产业优势区的主导性三产产业存在层级差异，但也具有密切的内生关联。上海、广东、陕西等地可以利用在信息技术、金融、跨境电商、现代物流、商务会展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为青海、陕西、宁夏、新疆、海南、重庆、云南等地的餐饮、商贸、旅游、交通运输、邮政、仓储、住宿等传统服务业明确产业升级转型方向。例如，发展基础雄厚的跨境电商产业可以为传统商贸、仓储、旅游等产业破解发展瓶颈，传统商贸开拓线上市场，缓解实体销售因地理半径、区域经济影响等因素诱发的发展困境，引导交通运输、邮政、仓储等产业突破局域发展理念，以国际标准升级优化运输设备、物流技术等。通过与现代服务业产业合作，传统服务业能够明晰升级方向，一些升级空间极为有限的第三产业也能较快较准地把握转型方向。
三是优势的传统服务业倒逼一产和传统工业提升产品竞争力。陕西、青海、宁夏、新疆、海南、重庆、云南等7省份发挥传统服务业优势为一产优势区和传统工业优势区开辟“一带一路”区域的市场，在提升产品市场份额的同时使产品的地区结构融入更多的国际元素，显然，这必然对我国的第一、二产业产品品质提出新要求。例如，“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传统商贸活动将我国农产品的贸易市场稳步向西推进，国外消费者对我国土豆、中药材、畜产品等的包装、质量等方面提出要求，这促使相关企业、产业应对市场需求改善产品。传统服务也将一产、二产的产品以各种渠道推入市场，在市场竞争中，产品生产商逐渐明晰产品市场定位、明确改进方向。
四是现代服务业为中高端服务业开辟升级渠道。十八大以来，在宏观经济战略层面，我国已经明确了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重要支撑和基础的战略定位，并提出将“中国制造”发展为“中国质造”甚至“中国创造”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然而，“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落实，不仅需要现代科技的支持，还需要市场的高度认可，且只有市场认可的产品才能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可持续支撑，才有可能以市场信任为基础引领市场变化。曾经被国际市场广泛认可的“中国制造”就是有力佐证。随着低端制造业发展逐渐陷入瓶颈，中高端制造业成为制造业部门的唯一选择。为了使中高端制造业及其升级后的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强有力的可持续支撑，第三产业必须与二产紧密合作。客观分析当前市场，差异化和区域化已成为现状，以单一品质开拓世界市场的时代已经过去，因此，我国以经济结构的相似性和互补性为基础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重点承接这一战略的18个省份负有定向开拓“一带一路”市场的重任。辽宁、吉林、上海、福建、广东、浙江等6省份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生物医药、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互联网+”产业、电子设备制造业等中高端制造业领域具有相对比较优势，为了获得稳定的市场份额，除了依靠传统服务业大力开拓市场外，还需要与上海、广东、陕西等在现代服务业领域具有优势的省份大力合作。依据市场反馈的消费评价，现代服务业部门将市场条块分割，为制造业部门研发区域性产品优化升级的技术和方案，使我国的中高端制造业真正成为能满足个性化、多样化、柔性化需求的高端制造业，也就是说，同一种产品针对不同区域市场和消费群体的系列产品是制造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现代服务业与中高端制造业合作的结果。在“一带一路”区域，我国的中高端制造业优势显著，现代服务业优势区与中高端制造业优势区的产业合作能够加快中高端制造业在“一带一路”市场向高端制造业演进的进程。需要强调的是，某一中高端制造业产业在“一带一路”区域成长为高端制造业产业的产品在其他区域市场不一定也能划归为高端制造业产品，这是区域消费者偏好所致，但是如何找到升级路径的方式方法可以为我国其他区域市场升级制造业提供借鉴。
注释
①文中没有标注出处的数据均来源于本研究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实证分析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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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唐茹.宝鸡至兰州客运专线铺轨完成，全长401公里[EB/OL].（2017-04-10）[2017-04-10].http：//www.zgjtb.com/tielu/2017-04/10/content_111815.htm.
责任编辑：晓 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