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昌炽与敦煌文物补说

    蔡副全

    内容摘要：关于叶昌炽与敦煌文物的接触与研究，吴琦幸《叶昌炽与敦煌研究》、李剑虹《论敦煌失宝及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等已作过专题论述。然而，吴、李二先生文章仅依据《缘督庐日记钞》并非《缘督庐日记》原本文稿，故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补充和深入探讨。本文以《缘督庐日记》和相关资料梳理了叶昌炽与敦煌文物接触的前前后后和是是非非。

    关键词：敦煌；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汪宗翰；索允钟；补说

    中圈分类号：G2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11)02-0095-09

    A complement explanation to YE Changchi and thecultural relics in Dunhuang

    CAI Fuquan

    Abstract：On YE Changchi and his relationship with the Dunhuang Cultural Refics and Study,Mr.WU Qixing and Mr,LI Jianhong had studied and published their opl—mons,However,their research arebased on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Yuandulu Diary not on the OHgin edition,so there are certainlvsome details to be completed and led to further study.This article tries to cleared up the imforrnation aboutYE Changchi and Dunhuang cultural relics.

    Keywords：Dunhuang；YE Changchi；Yudulu Diary；WANG Zonghan：SUO Yunzhong；ComplementExplanation

    叶昌炽(1849—1917)，字鞠裳，号颂鲁，自题缘督庐主人、蘧大夫等，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清末民初著名的金石学家、藏书家，又是晚清政坛上颇有影响的史官和学者。其著作《语石》和《藏书纪事诗》享誉海内外，其《缘督庐日记》为晚清四大日记之一。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五月初一，叶昌炽在兰州接印出任甘肃学政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闰四月十一日卸任南归。叶昌炽任甘肃学政整整四年，足迹遍及陇右各州县。“碑痴”叶君，“校士之暇，兼访古迹”，有人称他为“敦煌研究史上，第一个对千佛洞珍贵的文物宝藏作出记录并加以研究的学者”。关于叶昌炽与敦煌文物的接触与研究，吴琦幸《叶昌炽与敦煌研究》、李剑虹《论敦煌失宝及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等已作过专题论述。然而，“吴文”、“李文”只是依据王季烈《缘督庐日记钞》，而《日记钞》并非完全按照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原稿誊抄，辑录内容“约得原稿十之四”，且时有删减、改动和脱误，故还有诸多问题需要梳理和探讨，现依据叶君《缘督庐日记》影印本及相关资料补说如下。

    一沈模、朱瑶——两位早期向叶昌炽送赠敦煌碑拓者

    叶昌炽任甘肃学政期间，除敦煌县县长汪宗翰和玉门县训导王宗海馈赠敦煌文物外，另有二人也曾向叶君持赠敦煌碑拓，而且时间早于汪宗翰和王宗海。其一为沈模(号少襄、少芗)，“其父曾作敦煌令，有惠政”。他曾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馈陇上碑拓一包，其中包括敦煌《杨公碑》和《索公碑》(碑阴)，叶昌炽称此为“度陇以来墨林第一快事”：

    日前在浙馆，沈少芗遍数陇上石刻。今日馈拓本一包……敦煌学宫古碑两纸，签题“索靖碑”。发视乃一碑两面刻，其阳《唐□□都督杨公碑》，年月讳字已泐；其阴《归义节度使索玉裕碑》，景福元祀立，篆额皆完好。孙赵未录，南北亦从未见。拓本一夔已足，度陇以来墨林第一快事。(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廿九日)

    第二位向叶昌炽馈赠敦煌碑拓者是敦煌贡生朱瑶(号荆山)。光绪二十八年(1902)七月敦煌朱瑶以“五属岁考生正场”唯一正取者考取拔贡。叶昌炽此次按试酒泉，还以考题的形式向考生打探河西碑刻遗存状况。在七月初五日的复生古场，考题为：“问安肃两州如有宋元以前石刻，见在何地、撰书姓名、立碑年月，各举所知以对。”次年九月，朱瑶专程到省城兰州拜谒叶昌炽并贻敦煌碑拓：

    敦煌贡生朱璠(号荆山)来，执贽，并贻千佛洞唐碑两通，元碑两通。去岁科考所拔第一人也。(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十一)

    两年后(光绪三十一年)又以“莫高窟唐碑全分”见馈。

    二叶昌炽与汪宗翰的交往

    叶昌炽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五月初抵兰任事，半月后离开省城至凉州、张掖、酒泉等地按学。七月初一抵酒泉，次日接到汪宗翰第二封书信：

    得敦煌令汪君宗翰第二函，颖芝、莲溪之友，以吏部改官作令，签制镇原调补边缺，颇悒悒不得志。(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二)

    汪宗翰(一作“瀚”)(1845一?)，字栗庵，湖北省通山县人，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光绪二十八年(1902)四月“以吏部改官”作敦煌县令。颖芝，即吴荫培(1851—1931)，字树百，号颖芝、云庵。歙县人，寄籍吴县，光绪十六年探花，授翰林院编修。莲溪，即吴怀清(1864—1928)，字廉期，号莲溪，原湖北通山县人，清乾隆中迁至陕西省山阳县董家沟。光绪十六年二甲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汪宗翰与吴荫培(叶昌炽同乡)、吴怀清(汪宗翰湖北通山同乡)同为光绪十六年进士。又都曾在京都任事。叶昌炽与吴荫培情谊甚笃，亦曾和吴怀清有交往。很显然，汪宗翰想通过吴荫培和吴怀清两位故友拉近与叶昌炽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叶昌炽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就已得到汪宗翰馈赠的敦煌文物：

    1902年，甘肃学台叶昌炽通过敦煌县令汪宗瀚得到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物多件，建议将藏经洞出土古遗书全部运至省城保管，因运费难以筹措而搁浅。

    1902年，金石学家、甘肃学台叶昌炽就通过敦煌县令汪宗瀚，得到了藏经洞发现的一些文物。

    在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中并没有出现汪宗翰第一封信的收迄时间和相关内容的记载。其第二函也只是轻描淡写，可见叶汪最初交往并无文物持赠，不过，在书信中向叶昌炽透露发现藏经洞的相关消息是有可能的。遍阅《缘督庐日记》，叶昌炽度陇4年中共收到汪宗翰约10封书信，回复5书(附表)，首次收到汪宗翰敦煌文物的时间是光绪

    二十九年(1903)十一月十二日。附表

    

    

    那么，汪宗翰屡屡给叶昌炽写信并多次馈赠敦煌文物目的是什么呢?于公，想使敦煌文物得到重视和妥善保护；于私，欲通过叶昌炽改善自己“悒悒不得志”的处境——“调省”任事。然而，叶昌

    炽仅为一省学政，像县令一级的人事变动，他只有举荐权。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底，三年一度的考绩大计之典中曾褒举汪宗翰。不过，这次举荐并无效果。次年又以汪栗庵事告之陕甘制台崧锡侯(制军)并托人说项：

    午后崧帅来话别。以汪栗庵事告之。白头老母愿生入玉门关，亦人子之至情也。(光绪三十年二月十四)

    得陆蔚庭(字继辉，陆增祥之子)前辈函谢拓本，并为汪栗庵说项。(光绪三十年七月初一)

    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初，汪宗翰“调省一事”仍旧没有着落，为此也引起了汪的不满：

    得汪栗庵书，调省一事虽不无觖望，语气尚和平，其宗旨虽不出将伯之呼，亦尚不迫切。(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初二)

    光绪三十二年三月，藩府衙门(甘肃省政府)终于将汪宗翰从敦煌调往省城兰州，另委任云南省保山人黄万春为敦煌县知县。汪宗翰的调动，一方面是因为“土地税事件”，另一方面也与叶昌炽的积极运作有关。

    据范耕球先生回忆说，1947年春他在兰州见到一汪氏，“祖上湖北人”，“自称是1904年任敦煌知县的汪宗瀚的后人”，并从其手中购得敦煌写本“卅多卷”。

    三关于敦煌文物的转运与封存

    关于光绪三十年(1904)前后敦煌文物的封存与转运一事，以往论著涉及此段史实时，往往采撷他人书文，未详始末。所以，引起不少学者的怀疑。荣新江《王道士——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者》写道：过去学术界都传说，叶昌炽曾建议甘肃藩台把所有藏经洞古物运到省垣兰州保存，但因运费没有着落，没有成功。细检近年由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刊行的《缘督庐日记》全本，没有找到相关的记载，从叶昌炽当时不知有数万写本被发现的情形来推测，这个传说大概也是难以成立的。

    李剑虹《论敦煌失宝及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传说志疑》也说：

    世人传言，叶昌炽曾商请甘肃蕃司将莫高窟秘藏运兰州保存，因无运费未果，乃于光绪三十年三月令敦煌汪知县饬王道士封存。姜亮夫氏以之写入《敦煌》一书。但查《缘督庐日记钞》，不得实据。且叶氏于是年八、九月间才接汪宗翰、王宗海赠送敦煌文物，怎能于三月间已令封存。录此志疑。

    正如荣、李二君所言，《缘督庐日记钞》和《缘督庐日记》没有相关内容的载录是事实。姜亮夫《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的确论及此事：

    昌炽遂建议甘肃的藩台衙门，将此古物运省垣保存，但估计运费要五六千两银子，无由筹得，乃于光绪三十年三月，令敦煌县长汪宗瀚“检点经卷画像，乃为封存”。王道士用砖来砌断了这座宝库。

    姜先生的这段论述，其实源自1943年卫聚贤刊发在《说文月刊》的《敦煌石室》一文：

    石室遗物于光绪二十五年发现，时敦煌县长为汪宗瀚，字栗庵，湖北人，他对古物也有相当认识，因从王道士处取去若干写经及画像。叶昌炽(苏州人，于民国二十年左右病故)于光绪二十八年为甘肃学台，对古物亦好，托汪宗瀚搜讨，汪宗瀚以“宋乾德六年水月观音像，写经卷子本，梵叶本各二”送给叶昌炽了(见《语石》卷一第二十九页)。叶昌炽建议藩台衙门(甘肃省政府)将此古物运省垣保存，而估计运费要五六千两，以运费无着，乃于光绪三十年三月令敦煌县长汪宗瀚“检点经卷画像”(原文云：“光绪三十年四月朔，奉檄检点经卷画像”《艺术丛编》第三册)乃为封存。

    由上文可知，汪宗翰“检点经卷画像，乃为封存”确有其事，时间是“光绪三十年四月”。不过，卫聚贤也没见到“原文”，只是转引《艺术丛编》而已。从时间上讲，叶君在收到汪宗翰赠送敦煌文物前已至少与汪君有三次书信往来了(见附表)。姜洪源先生《劫余敦煌文献运京的前前后后》引《敦煌县志》补充说：

    敦煌人吕钟编纂的《敦煌县志》是这样记载的：“……时县令汪宗翰率同文武官绅大致翻阅一过，约数佛经两万余卷，当时人亦不知重也，有携回一两卷，也有不携回者。汪令即吩示王道人善为保存”。

    斯坦因《敦煌秘藏运英记》写道：“余等在敦煌已闻及此大批古写本发现，沙州之道台曾呈报甘肃巡抚，旋即批令妥存原处。其次蒋与道士谈，幸运从道士处得知发现品目录已为道士所毁，部分中文写卷确呈送兰州巡抚矣。”由此推测，此次“检点经卷”还编写了“发现品目录”。可是，根据伯希和在藏经洞内的阅经照片，有相当一部分还未曾动过，因此所谓清点作目亦仅是一少部分，且义被道士销毁。

    四叶昌炽所得敦煌文物的鉴定、转赠与流散

    叶昌炽得到沈模、朱瑶、汪宗翰、王宗海等人先后馈赠的敦煌碑拓(约一百纸)及经卷(5卷：汗宗翰赠“写经四卷，皆《大般涅槃经》”、王宗海赠“《大般若经》之第百一卷”)、画像(3卷：汗宗翰赠《水陆道场图》、《水月观音象》，王宗海赠《南无地藏菩萨像》)，其中汪宗翰所赠近八成，而且“毡墨稍精”。叶昌炽自谓为“墨林快事”，“摩挲之”、“考订之”，并先后约请裴景福(伯谦)、汪呜銮(郎亭)等师友鉴定。

    刘君瑜偕裴伯谦来，携示赵松雪十札墨迹，亦出《鲜于府君墓志》同赏，并以酒泉所得敦煌千佛洞写经卷子请其鉴定。亟叹为真唐经生笔，惟佛像三帧皆不甚许可，长谈至暮。(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七)

    五点钟始赴郋亭师之招……携陇上所得写经卷请郋师鉴定。颇许可，请留置文房，十点钟归。(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初四)

    裴景福(1854—1926)，字伯谦，号臆悟，霍邱县新店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曾任南海(广州)知县。裴景福收藏，精鉴赏。1907年10月，法人伯希和在乌鲁木齐逗留期间，结识了裴景福，裴将在叶昌炽处鉴定敦煌千佛洞写经和画像的事告知了伯希和，这也为伯希和进入敦煌加上了诱惑的砝码。其《敦煌石室访书记》云：

    余在乌鲁木齐即闻千佛洞自写本外，尚有画轴。裴景福先生道经甘肃，获睹数幅，此大鉴赏家谓石室写本确为唐代笔墨，至画则明代物耳。此说殊谬，是类画轴，仅绘佛像，不过充事佛者之供养而已，裴先生之谬是未能索得古名画家之结构意境，加之其平日所见者，遂肆訾议。且此类画皆洁净如新，最易启人之疑，裴先生之谬见，可以是二说解之，然其谬则无可致疑。盖画幅与写本实同时物也。

    汪鸣銮(1839—1907)，字柳门，号郎亭，钱塘(今杭州市)人，同治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督陕、甘、江西、山东、广东学政，吏部右侍郎。光绪十二年(1886)，叶昌炽与管礼耕应汪鸣銮之邀，抵广州担任幕僚。汪鸣銮“深于《说文》之学，能篆书”，喜绘画、精毡蜡。

    叶昌炽还将部分敦煌墨拓馈赠师友：

    汪栗庵大令自敦煌寄至唐元拓本。即以杨、索二公碑各一通贻之并赠介侯。(光绪二十九年八月二十)

    以敦煌石刻千佛洞石刻三通贻筱棠。(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一)

    其文物转赠者还包括日本友人——岛田。先是得到岛田寄赠的《古文旧书考》、《寒山寺诗》等

    古善本藏书，叶君则报之敦煌碑拓等，以示友好：

    复吾乡日本领事白须直一缄，附去谢岛田君函，赠以拙著《藏书纪事诗》一部、莫高窟唐碑四种，聊当报琼岛田君，但知其名翰，未知其字也。(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初一)叶君的敦煌碑拓也有持赠而不受者：

    署乾州事孔繁朴，号厚庵，山左圣裔，已丑通籍，同出周郁斋先生房……报以敦煌石刻十种、《藏书纪事诗》一部，石刻未收。(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廿九)

    叶昌炽晚年生活窘迫，身体日渐衰弱，爱子“彝儿”又英年早逝，迫于无奈，遂于民国五年(1916)将自己三十年来收藏的金石墨本以二千元低价转让给刘世珩(1875—1937，字聚卿，号葱石)，虽说是“物得所归，亦不必求高价”，“不过忍痛一割，为疗贫计”。而此举无异于心头剜肉，其《日记》写道：

    奴子自苏回，藏碑大小九箧，打迭为四板箱、一皮箱又一油布包(大于牛腰)，三十年心力尽在是矣。初何忍弃如敝屣，自顾崦嵫已迫此，累累者妇孺何知势必先饱虫鱼。葱石既坚不欲废约，不如及吾身而归之，尚可易米，未为非计也。(民国五年六月十一)

    售拓十天后，便会见法人毕利和(伯希和)。在售给刘世珩的碑拓中也许包括敦煌墨拓，而敦煌经卷与画像是否在列，便不得而知了。

    敦煌绢画“水月观音像”和“南无地藏菩萨像”在20世纪20年代初曾归南林蒋氏——蒋文藻(字孟蘋)所藏，王国维《观堂集林》收有《于阗公主供养地藏菩萨像》、《曹夫人绘观音菩萨像》二跋，并作初步考证。而吴琦幸《叶昌炽与敦煌研究》却说是叶氏后人售于上海中国书店主人金颂清，此后又转售日本人：

    叶昌炽所得敦煌两个绢画，一为地藏菩萨，一为水月观音，在其身后曾有流出。吾师周子美先生三〇年时在上海中国书店主人金颂清处获观，云每幅各有尺半见方，土黄色绢布。叶氏家人售与中国书店约数百元。后金氏以五万元之高价售与一日本人。

    王国维《观堂集林》书稿初成于1921年，1923年由蒋文藻在上海排印，而周子美获观在1930年。笔者以为，言“叶氏家人售与中国书店”或是为了掩人耳目，倒是由南林蒋氏处流落至中国书店，再转售日本人是有可能的。

    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弗利尔美术馆(FreerGallery of Art，Smithsonian Institution)收藏有一件绢本“水月观音像”，纵107.1厘米，横59.1厘米。王冀青、莫洛索斯基(Ms.Susan ElizabethMrozowski)《美国收藏的敦煌与中亚艺术品》一文描述说：

    彩墨挂轴绢画。绢画下部题记可辨释，纪年如下：“于时乾德六年(开宝元年)岁次戊辰五月癸午朔十五日丁酉题记”，相当于公元968年6月13日。中为观音坐像，右手上举，持柳枝，左手持净瓶，有圆形背后圆光和顶上光环，头饰上画一小阿弥陀佛。稍下画两供养菩萨，左上角题记“雨花大悲救苦水月观音菩萨”。绢画下方四分之一处以三条线相隔，线下为4个供养人像及题记。

    托玛斯·劳顿《中国人物画》(Thomas Lawton，Chinese Figure Painting)(弗利尔美术馆，1973年出版)收有此画(第16件)。劳顿书中对该画来自敦煌这一点不敢肯定。王冀青、莫洛索斯基认为此画正是汪宗翰送给叶昌炽的“水月观音像”绢画。

    从各家的描述看，二“水月观音像”皆系乾德六年(968)五月十五日所绘。纪年题记仅有一字之差：“叶昌炽本”，叶氏、王氏均识作“五月癸未”；“弗利尔本”识为“五月癸午”，笔者怀疑此“午”即“未”字误释。“叶昌炽本”没有准确尺寸记录，周子美先生上海所见者云有“尺半见方”；“弗利尔本”纵107.1厘米，横59.1厘米。“叶昌炽本”分上下两层：“上层画观音菩萨，下层中央写绘功德记”，写绘一男、三女供养人及题记；“弗利尔本”分三层，上层为观音坐像，稍下“画两供养菩萨，”“下方四分之一处以三条线相隔，线下为4个供养人像及题记。”“叶昌炽本”无题签；“弗利尔本”左上角题“雨花大悲救苦水月观音菩萨"12字。由此可见，弗利尔美术馆所藏“水月观音像”来自敦煌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否与叶昌炽曾得“水月观音像”同为一物尚缺少证据。

    无独有偶，在松本荣一《敦煌画的研究》之《附图》册第222图中，录有一幅日本山中商会藏“水月观音像”绢画，《佛教美术》第12册载题有“南无大悲救苦水月观音菩萨”等字的绢画，时间也是乾德六年。画面长106厘米、宽57厘米。“水月观音结跏趺坐在莲花上，左手持净瓶，右手持柳枝，面前的供桌上有三件供器，供桌两边各有一持花供养菩萨。”

    以上所述三件水月观音像，若不是同一作品的不同描述，则极有可能是相同功德主的同时姊妹作，可惜无原件作对比。

    五关于“叶藏本”《水月观音像》和《南无地藏菩萨像》绢画题记

    (一)《水月观音像》题记

    前文已述，王国维所见南林蒋氏《曹夫人绘观音菩萨像》即叶昌炽所藏故物“水月观音像”绢画，王氏跋云：

    南林蒋氏藏敦煌千佛洞所出古画，上层画观世音菩萨像。下层中央写绘像功德记，左绘男子一，幞头，黑衣，署曰“节度行军司马(中缺)，校司空兼(中缺)曹延(下缺)”，女子一，署曰“女小娘子□□持花一心供养”。记右绘女子二，一署日“慈母娘子□氏一心供养”，一署曰“小娘子阴氏一心供养”。记末署“乾德六年岁次戊辰五月癸未朔十五日丁酉题记”。

    王氏题记识文较叶氏识文(见附表，光绪三十年八月二十《日记》)已有多字缺损(括号内为王识所缺)：

    节度行军司马(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曹延(清供养)。

    女小娘子(宗)[持]花一心供养。

    慈母娘子(李)氏一心供养。

    (于时)乾德六年岁次戊辰五月癸未朔十五日丁酉题记。

    “小娘子□□宗(持)花”，“子”后尚有二字，叶氏略去，仅识得“宗”字，王识疑有二字，并识“宗”为“持”；叶识“曹延清”之“清”或为“瑞”字之讹。可见此绢画题识字迹早就不甚清晰，至王静安所见时已模糊不清，故王氏结论时有谬误，如“男司空则延恭也。时元忠已卒，延恭以节度行军司马知留后事”、“然则元忠之卒，当在乾德四年五月之后。六年五月之前，或在乾德五年矣。元忠卒年与延恭嗣位之岁，均得由此画定之”等。姜亮夫作《读王静安先生曹夫人绘观音菩萨像跋》一文辨王国维之误：

    男像不名延恭，而为延清，袭清即瑞之形讹。曹氏延字辈无名清者，瑞字剥脱滥形得近清也。又慈母娘子为元忠妻，余与先生说同，而此言氏李，则疑有误。元忠妻本翟氏，若非翟字形有误，则元忠或亦两妻，其一姓李也。然曹氏妇姓阴者有二，一为元忠伯母，一则延瑞第二妻。此画男像与阴氏为夫妇无可疑，则不得为延清祖辈至明。因而慈母不得为另一人，

    

    

    必为元忠妻无疑。

    姜亮夫先生的推论是：

    此曹元忠妻为次子延瑞新妇阴氏行将第一次生育，而为功德以荐福，故率延瑞与其妹(或姊)延鼎与新妇阴氏为此。

    姜氏推断极有说服力。可以肯定的是延恭乃元忠侄而非元忠子；乾德六年即开宝元年(968)，是时曹元忠尚在世，敦煌石窟遗书P.3827号卷子《曹延禄上表》明确记载曹元忠卒于开宝七年(974)：“权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谯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臣曹延禄，当道去开宝七年六月六日，臣父薨亡，臣兄瓜州防御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谯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延恭，充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寻便差臣权知瓜州军事。充归义军节度副使。”对照《缘督庐日记钞》和《缘督庐日记》原本影印，《日记钞》此段完全誊抄《日记》原稿。依姜氏推论，叶氏题记识文必有脱误。

    (二)《南无地藏菩萨像》题记

    《南无地藏菩萨像》绢画是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初五日晚王宗海馈赠给叶昌炽的，其《缘督庐日记》原稿载：

    夜，敦煌王广文宗海以同谱之谊馈塞外土宜拒未收，收唐写经两卷，画象一帧，皆寞高窟中物也。写经一为《大般若经》之第百一卷；一为《开益经》残帙。画象视栗庵所贻笔法较古，佛象上有贝多罗树，其右上首一行题“南无地藏菩萨”，下侧书“忌日画施”四字，次一行题“五道将军”，有一人兜牟持兵而立者即其象，左一行题‘道明和尚，有僧象在下，其下方有妇人拈花象，旁题一行云“故大朝于阗金玉国关公主李氏供养”。(光绪三十年九月初五)

    王季烈《缘督庐日记钞》略有剔改和误识：删去“馈塞外土宜拒未收，收”9字，将“忌日画施”误作“忌日画拖”。正因为如此，李剑虹《论敦煌失宝及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已提出叶、王二君的录文不尽一致：

    核之《缘督庐日记钞》，盖即王宗海送给叶昌炽的那幅莫高窟古画。两书所录有个别文字差异‘忌日画施，叶书作‘忌日画拖；‘五道将军，叶氏作‘五通将军。

    今重核之，《缘督庐日记钞》只是将“施”字误辨作“拖”(叶氏手稿中“施”字与“拖”字形极近)，并未将“道”字误抄作“通”。

    六关于索允钟

    民国张维《陇右金石录·唐》卷2载：“索允钟，在山丹县城，今存。”并引《甘肃新通志稿》云：

    《新通志稿》：山丹有巨钟，在雷坛。旧称“神钟”，似铜非铜，似铁非铁，形若缸而有耳有环，高四尺四寸，口径三尺二寸，内三寸上铸“沙州都督索允奉为法界众生及七代先亡敬造神钟一口”。铭及书人年号俱磨灭不可识。

    光绪三十年(1904)八月，叶昌炽至凉州、酒泉等地按学，十一日宿山丹县城，在雷坛访得一古钟——索允钟，据庙祝说是“自敦煌移来”，并以毡拓一事委于山丹县令巢凤冈(号岐村)：

    馨闻钟声访至雷坛，见巨钟一，铸工甚古，外无铭文，其腹镌字日：“沙州都督索允奉为……先亡敬铸神钟一口。”字如酒杯，阳文反刻。此钟至晚唐初刻，或竟在六朝五凉时。索允，史乘当有考。庙祝云：“自敦煌移来。”以“沙州”字证之，非誓也。即属巢大令拓十本。(光绪三十年八月十一)

    次日叶氏又作《宿山丹县城》诗一首赞索允钟：“惊喜沙州都督字，神钟光怪出雷坛。”因未得拓本，初次识文并不准确，脱“法界众生及七代”7字，“造”误释作“铸”。是年九月廿九日，叶昌炽自酒泉按学返回，得到巢岐村所拓索允钟款识：

    廿九日睛，早发至山丹县城尖，巢岐村接二十里，又见于行馆，以所拓“索允钟”款见贻。用朱文，其恶劣与黑河敕同，边徼无良工，非自携拓手不能得善本也。(光绪三十年九月廿九)

    叶君将得索允钟事补辑于《语石》中，并以拓本正前释之误：

    余奉使西征渡河登陇，所见古钟皆沉埋于野田蔓草中，贻未可偻指计，谛视其文大约皆前明刻。辅轩所经拓得三刻，其一最古在甘州山丹县城内雷坛寺。阳文在钟腹，无年月。其文云：“沙州都督索允奉为法界众生及七代先亡敬造神钟一口。”共二十三字，笔势雄伟，唐初刻也。

    索允钟今存青海省博物馆。P.3256v《释门书仪愿文》有云“伽蓝主故都督索公”。李正宇先生认为索允即吐蕃统治时代的索督都。

    七余论

    光绪三十二年(1906)叶昌炽离任南归后，敦煌文物相继被英、法、俄、日、美等考察队、探险家、学者大量掠取，流散海外。宣统元年(190g)年底，叶昌炽闻知斯坦因、伯希和掠取敦煌经卷、画像等文物后叹惜道：

    鄙人行部至酒泉，虽未出嘉峪关，相一距不过千里，已闻石室发现事，亦得画象两轴，写经五卷，而竟不能罄其宝藏。輶轩奉使之为何?愧疚不暇而敢责人哉!(宣统元年十二月初十)

    即便宣统元年(1909)，清政府学部下令查封敦煌石室，并将所余遗书悉数解运京师。然而运走的只是劫后余生的8000余卷，其解运途中和到京后又多次被各级官绅窃取。被王道士私下隐藏起来的部分敦煌文物，此后又屡屡遭到外国“探险家”的瓜分。

    叶昌炽是最早接触敦煌文物的中国学者之一，他所见敦煌文物相比浩瀚的敦煌宝藏只是沧海一粟，故谈不上深入研究。叶昌炽未能亲临敦煌“罄其宝藏”令人遗憾。然而，晚清政权衰弱，时局动荡，管理松弛、混乱，大批官吏腐败、昏庸。敦煌石室在这时发现，其文物流散，几乎成了一场不可避免的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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