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理论视域下的《唐人街》

    【摘 要】 文章以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为依据，对林语堂的小说《唐人街》进行了空间文本的分析，探讨作者构建跨文化文学空间的策略以及作者的文化空间想象，揭示小说对中西文化融合的启示：东西文化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文化融合下的第三空间性可以既传统又现代。以边缘性作为去中心性，突破白人中心论的霸权话语，摒弃狭隘的民族文化视野，从而构建第三性空间。

    【关 键 词】林语堂；第三空间；唐人街；现代性

    【作者单位】王锦丽，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河南工程学院外语学院。

    晚清以来，西方文化在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推介，与此并行的是对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思考和在一系列文学作品中得到想象性展现的文化策略，深受中西文化濡染的林语堂亦对此做了大胆的探索和想象。尽管从文化角度，林语堂是“既没有深深根植于东方文化，也没有深深根植于西方文化”[1]，从文学角度，“小说写得不算好，艺术上没有多少独创之处……相对忽视了人物的艺术生命” [1] ，但是，陈平原亦承认“他抓住了‘东西文化综合这么一个20世纪最激动人心的课题，发挥东西兼通的特长，为传播中国文化做出贡献……对今天提倡东西文化综合之人，不无借鉴作用”[1]。那么，这既不得中西文化精要，又无艺术创新的中西文化融合的借鉴之处究竟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如果抛弃文化精英主义而着眼于日常生活实践，注重开拓多元文化空间，那么林语堂在东西文化融合问题上所能够给出的借鉴便已显见了。《唐人街》（Chinatown Family）是一部林语堂用英文创作的小说，小说再现了纽约华人老汤姆一家在唐人街的移民生活。本文借以对小说空间建构方法的分析对上述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文化杂糅的第三空间与空间再现的策略

    “移民”作为社会现实和空间实践过程，其在先决条件和本体论上就是空间的，而“移民”这一词汇本身所具有的地理空间的转换意义和文化的间隙意义，使得我们如果不从空间来对其进行考察，则会错失这一主题所能带来的丰富的文化价值内涵。

    传统上位于纽约市百老汇大街以东，沃斯街以北，包厘街以西，运河街以南的唐人街[2]，是“移民”这一跨越国族边界的空间实践的结果。充斥于空间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和权力运作在空间实践和知识生产中得以具体体现，这一空间是列斐伏尔所谓的再现的空间，也即索亚的第三空间，是一个彻底开放的空间，也是社会斗争的空间。而文本的空间是“空间的再现”，可以被阅读，成为被构想的空间。任一文本空间都表达作者空间再现的策略，是作者对各种存在于现实空间中的关系和权力的选择，是空间知识和社会权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于复杂空间，二元认知不足以揭示空间重构背后的权力运作，非此即彼的二元模式只表达出浮于感知表面的冲突而无法反映深层的矛盾。正如索亚所言：“第三空间和列斐伏尔的那最具包容性的社会空间概念都包含三种空间性——感知的、构想的与实际的，谁也不具有内在的、先天的优先地位。”因此，空间的第三性作为始终存在于空间的他者，“打破、瓦解传统的二元对立，并开始将它重构为另一个他者。这个他者包含了原来的两个部分，但又大于二者简单之和”[3]，这一破坏和建构的因素将揭示作者对空间控制力量的拣选和偏爱。

    具体就唐人街这一移民空间而言，现实空间往往并存多种话语，而主导性叙事会反映出作者所构建文本空间的霸权力量。笔者认为，林语堂的《唐人街》是以文化杂糅为第三性来进行去中心的空间建构，通过日常性叙事在边缘的立场中获得一种特殊的中心性和永久的全局性。相对于纽约这一代表美国文化乃至西方文明的中心，林语堂将唐人街这一边缘空间建构为以道家文化（非主流，非中心）为核心，以西方文化为辅的中西杂糅的空间。如前所述，移民首先带来的是国家疆界和族裔边界的跨越，这样的空间位移势必带来一定的焦虑和躁动，因为“边界的不稳定性剧增，越界或维持现状的关切就会异乎寻常。边界一旦被穿越、骚扰、争夺，就会成为秩序的威胁，霸权力量就会千方百计来强化它们”[3]。然而，在小说的文本空间中，越界所带来的权力关系和空间秩序的改变，似乎并没有带给方家（除家中长媳外，其他人都是从中国移民到美国的）太大的困扰。即使是有，要么被美国的现代技术优势所掩盖，要么被主人翁所具有的奇特个人主义所消解。在这抑扬之中，林语堂有意突出其本身所理解的中西文化之长，着眼于日常生活空间，并以“各取所长”“求同去异”的空间建构策略，构建出中西互补融通的移民乌托邦。

    首先，为建构唐人街中西文化互补的日常生活空间，林语堂一方面以西方现代科技的先进性来弱化现实移民生活空间的局促性和窘迫感；而另一方面，则以中国传统道德准则抵制西方物质生活的奢靡和浪费。如小说开场，初到美国的小汤姆（方家的小儿子）对位于唐人街“八十街一条横道的一间半地下室”的“方汤姆手工洗衣店”是“大感失望”的，但是，很快这种“失望”就被“电灯”“升降梯”和火车的呼啸声所带来的“兴奋”感所掩盖了。噪音令他兴奋，究其原因是“美国是一个完全用机器造成的国家，机械當然很吵”[4] 。美国发达的机械文明不仅让他赞叹，还使他产生了极其浓厚的研究兴趣。于是，空间位移的不适也就这样被突显的现代文明调和了。除了对西方科技文明的赞叹，对于其物质文明的体验也使小说主人公感觉来到了“货品的天堂”“金元王国”。面对奢靡和浪费，深具中华传统美德的方家女主人，坚守勤俭的传统，谴责过度的物欲。这样的坚持抑制了物质文明的负面影响，从而使西方的现代文明成果能够被纳入一种非中非西、亦中亦西的、新的理想移民生活中。

    其次，中西两种文化的间隙性和差异性被“求同去异”的空间建构弱化。无论是在私人领域还是在公共空间，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合的即被纳入，相违的要么被去除，要么被忽略甚至盲视。在小说对私人空间的描写中，尤其是居室的划分和居家摆设等情节，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移民置身他乡，努力营造自我文化氛围的情形。比如，“……二哥的房间……一张华盛顿画像由眼角瞥见一张中国少女出浴的彩色日历……穿一件透明的薄纱……房间对面是祖父的放大遗像，两旁贴着各式各样的照片，大部分是二哥社交和政治活动的记录……还有周日杂志上剪下了的资料，是二哥喜欢的半裸女子……面对街窗的墙上有一张复制的孙中山像……” [4] 。

    这显然是个杂糅的空间，所以方大妈觉得“……房间不合礼俗观念……不对劲……没有对称感” 。改变是必需的，选择由此产生。“出浴少女”因为“在中国乡村已经被人接受”，所以方大妈可以任由其存在。但是，“半裸女子”则“淫秽不堪”，方大妈要“撕下来”。“祖父的遗像”要移到“中间的墙上，恰到好处，四平八稳地面对街景……这是主位” 。虽然是在纽约，但是在唐人街这个私人领域中，方大妈显然代表着强势的中国传统，对于空间的处理和使用要依照中国的价值标准来衡量。这是个有趣的日常文化冲突的细节，很耐人寻味。虽然身在美国，但是自始至终贯穿于整个小说的身份认同都是中国人，所以即使是“从众”，也是认同的本族人。这种“认同”的确立非常重要，因为只有确立伦理正统，确立“主位”以后，方能拥有“安稳”的空间。空间的整饬带来的是家族集体文化身份的确立以及文化价值取向的确立。

    同样，在公共领域和公共交往中，这种“和而不同”依然处处可见。虽然唐人街地处曼哈顿，可是小说中除了芙罗拉（方家长媳，意大利裔美国人），几乎见不到方家人与本地美国人的交往。在公园、广场、学校、教堂、医院、商城等场所，中国人安静地与自己人为伍，以中国文化的眼光打量着城市。于是，纽约呈现出一幅霓虹、电车、人流、超市等现代美与安静、祥和等符合中国审美的自然美交叠的城市景观，让人“沉迷在令人想起古中国的画面和气氛中”。除去纽约标志性建筑的名字，如自由女神、中央公园、曼哈顿桥等可以提醒读者场景的地域性建筑，其他则与中国现代都市所给人的感受无异。以非主流的方式独立发展，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考虑到巨大的文化差异，这一描写可以说极为写实。方家人所从事的洗衣和餐饮工作，是中国移民较集中的行当，究其缘由，大概是“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与纽约人面对面的交往” 。但是，这样的选择是否就一定避免得了文化冲突呢？当然不能，只是文化冲突被作者有意弱化了：仅有的也只是小孩子打架以及方家二哥与家人的隔阂。面对冲突，方大妈依然坚持“不能打架”，最为“西化”的二儿子，不常在家而且是“麻烦制造者”，在事业和家庭方面都遇到重大挫折。由此，作者对待中西文化差异的态度可见一斑。林语堂崇尚道家文化，在这样的文化观照下，由空间差异产生的冲突和矛盾被压抑，取而代之的是具有“静”“和”“不争”特点的空间景象。那么，同样文化观照下所形成的精神空间又是怎样的呢？

    二、居住在中心的边缘人

    当时的中国移民在纽约社会自然是处于边缘的，可是小说当中并无太多涉及种族歧视、政治权利、身份认同等通常会对移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甚至深切痛苦的描写。这不能不说是作者在中心和边缘之间所做出的身份选择、文化选择和政治选择的结果。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并都不是在美国本土成长的，即使在美国生活多年，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定位仍是中国人，并没有因为这一边缘身份或不被主流文化所认同而纠结、迷茫和痛苦。在注重个人修养和文化坚守下，他们以非主流的方式发展，比如，方大妈并不因为会被人耻笑而不穿短袄和裤子。

    “边缘性作为生产霸权话语的重要地点，它绝不仅仅是纸上谈兵，而是一种行为习惯、一种生活方式。”[5]如果把边缘看作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它无疑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建构性。这一杂糅的第三空间将会超越中心或边缘、东方或西方的二元思维模式，鼓励一种亦西亦中、非西非中的姿态，放弃中西或东西竞争、冲突的激进态势。可见，由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下所产生的身份纠结，难道不是那隐藏在留恋白人霸权秩序和权力的面具之后，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所赋予的吗？

    三、结语

    整体上看，林语堂的《唐人街》因为刻意构建中西融合的乌托邦想象而缺少社会文化和历史文化层面的深度挖掘和艺术表现，这极大损害了小说的文学意义和文化意义。然而，诚如陈平原所言，从中西文化这一主题来看，这部小说的确有其借鉴意义。

    首先，中西文化各有所长，秉持“互补”的理念远比“互斗”的理念高明。超越东西二元思维，避免两败俱伤而努力创建更具容忍度、建设性的第三性空间方是明智之举。“‘五四时期，在对中国文化和文学所进行的激进反思中，时间而不是空间成了决定性的范畴……如果‘五四知识分子想要在新的现代中获得重生，那么所有的中国‘传统就必须被毁灭。传统的死亡是中国向现代神奇跃进的前提条件……”[5]然而，在空间的意义上传统无可毁弃，如移民远离母国文化时，正是文化传统将移民凝聚为一个群体。再者，传统与现代虽常被对举然而并不对立。林语堂笔下的唐人街虽有浓重的乌托邦想象，但却曲折地回答了异文化空间可以既传统又现代。

    其次，在对待文化差异之时，我们不必强求一致，可以寻求价值认同而非身份认同。以边缘性作为去中心性，突破白人中心论的霸权话语，摒弃狭隘的民族文化视野，从而构建第三性空间。当然，在《唐人街》中所有可能造成文化冲突的因素都被忽略或淡化，突出的是价值观念相近或相似的部分，这显然是作者避重就轻地解决文化冲突构建乌托邦的策略。如果考虑到当时海外华工艰辛的生活和非人待遇，唐人街“和谐宁静”的空间氛围是十分可疑的，而且极大地抹杀了帝国文化的殖民性。但是，边缘解构中心所强调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染力和同化力，是一种悠久优秀文明对于西方人的影响力。这正是我们今天探讨《唐人街》所带来的启示：向西方人讲述东方要以西方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讲述，要在西方文化中找到彼此沟通的基础，以争取最大限度的理解。

    再次，日常生活实践是所有理论的豐富来源，现实空间实践所提供的中西融合的路径远非理论所能导引。小说以唐人街的日常生活为中西文化主要的探讨场域，生活于其间的饮食男女在生活的磨炼中发现应对文化差异的方法。这些人并非学贯中西的大家大儒，也非濡染欧风的新学智者，但是由他们的生存历练所阐发出的对中西文化融合的探讨却别有风致：现实的文化融合并非一定要“精通”或“贯通”中西文化，重视日常生活中两种文化的融合模式，重视日常生活研究也许正是我们可以从《唐人街》中得到的启迪。

    |参考文献|

    [1]陈平原. 林语堂与东西方文化[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3）：102.

    [2][美]艾瑞克·洪伯格. 纽约地标：文化和文学意象中的城市文明[M]. 瞿荔丽，译.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

    [3][美]Edward W. Soja. 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M]. 陆扬，等译.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4]林语堂. 唐人街[M].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

    [5]史书美. 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 [M]. 何恬，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