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明星介入对微电影形式内容的影响

    宫小卉

    微电影是后现代崛起于草根阶层的一种崭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微电影的崛起，为后现代泛娱乐化时代带来了一种更加公众化的扁平式的切近现实的艺术化表达。然而，受大电影中明星光环效应的影响，微电影中亦开始出现众多明星的参与、加盟、介入，这种明星的介入显然为微电影的形式与内容带来了一种现实化的影响，其对于微电影而言是利是弊、是喜是忧，从长期观察尚未可知。

    一、 明星介入的形式大于内容

    （一）明星的形式化影响

    无论影视艺术表达中的大银幕有多大，都会在现实的画框之中展现其整个叙事过程，微电影更是如此。微电影中的人物发展与流转、关系渐进与变迁、真相剥笋与还原等，全部过程均置诸于画框之内。微电影拥有独特的局限式时空、架构、构图等，其视听内容均囿于形式，同时，现代社会对于明星个体的盲目崇拜的甚嚣尘上，更是将形式无形之中进行了逐级放大，致使明星个体的形式反而凌架于微电影的形式之上，甚至凌驾于微电影的内容之上。明星所获得的形式化的溢出利益早已是大大超出其本身的实际价值。发达国家中明星星光的顿然收敛与发展中国家明星星光的大放异彩早已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微电影中的明星的参与，的确能够给微电影带来明星效应及其衍生影响，然而，明星的表演却在绝大多数微电影中直接造成了突凸化表达，使得微电影的形式与内容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失衡。微电影作为一种草根阶层的泛艺术化表达，其本质上是内容大于形式的，而明星的介入却适得其反。

    （二）明星的形式化效应

    微电影作为一种毫无门槛，大众皆可参与、皆可拍摄、皆可传播的后现代全新的影视艺术形式，与明星参与的微电影截然不同，明星参与的微电影在局限的时空之中不仅完全无法尽情展现明星的魅力、演技，而明星置身于其中，本身即会带来强烈的突凸之感，并非明星不能在微电影中参演角色，而是明星只适合在大制作的微电影中参演角色，方能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明星本身的光彩，否则不相称的角色形式显然会产生大于内容的严重失衡之感。例如，在微电影《再一次心跳》中，明星的介入则显得极为突凸，尤其是女主角略带趾高气扬气质的演出更是令这部微电影在艺术层面上漏洞百出。两位明星在大堂的一场戏，则更是尴尬得令观众无法忍受，只有两个人的空间中两次一来一往即能够意识到是对方，却刻意故作愚眜地反复多次才最终确认；打开行李箱就能立即意识到的问题，却一定要到房间里才手忙脚乱无从适从地翻检起来，经过一番折腾才意识到箱子拿错，可以说，明星的介入配合这样的滥造创制，将这部氛围场景还算不错的微电影彻底毁掉了。

    （三）明星的形式化表达

    中华传统的耕读文化，历来有着一种弘扬草根阶层自强不息风貌的精神气度；在新时期新常态下，更是凭借着微电影旨在可持续传递和谐社会的正能量与文明风尚，令更多的草根阶层参与其中、乐在其中、感于其中。相对于普通人真情实感的表演，明星们的表演反而更易流于形式化表达。所谓高手在民间，民间的草根创制者们不乏一些对于影视艺术整体创制精通的专才，他们的涌现对于现代影视艺术发展更是一大利事。例如，在《明星微电影2011贺岁党》这一系列微电影中，我们就能够清晰地看到明星流于形式化的表达，既不动人亦不走心，更谈不上视觉奇观的表象化刺激；这样的形式化表达对微电影本体而言显然没有太多的意义。再比如由纽约时报杂志所召集的世界级表演艺术家们所做的《十四位演员的一分钟》这部微电影，令全球观众看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表演，然而，即便是如此至高水平的表演，亦只不过是一种形式化表达而已，贾维尔·巴登的爆怒、詹姆斯·弗兰科的对镜而吻等都在浊重的音乐的硬性衬托之下，成為一种无关内容的形式化表达。[1]

    二、 微电影本质的内容大于形式

    （一）内容本体回归

    麻雀虽小的微电影有着完全遗传于大电影的五脏俱全的形式架构，在无论多么微小的时空、多么快的节奏攒促、多么压缩的叙事之中，形式永远都是形式，分毫不可或缺，而内容则自从微电影诞生之日起即与形式架构粘连得越来越紧密。同时，内容的致密与繁琐，在挤压局限时空的同时，亦挤压着形式架构的明显区隔，使之变得相对大电影而言越来越不明显。并且，主线化的清晰叙事更是将这种内容的过度凸显表达得呼之欲出。从实际的表达而言，形式大于内容已经成为中国大陆微电影新时期的一种新常态，明星的光环俨然神明一样高高在上令普罗大众顶礼膜拜，几乎到恍然不知内容为何物的地步。然而，消费明星光环的时代终将很快会过去，形式大于内容这种既不利于真正的影视艺术发展，亦不利于社会和谐稳氛围营造的失衡乱象，也终将很快黯然消退。

    （二）内容大于形式的要求

    不同导演风格截然不同，中国大陆的部分导演注重于形式表达，而欧美的绝大多数导演则更加注重内容的表达。然而，无论如何偏重于形式，都不能令形式表象大于内容本体。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好莱坞，都存在着这样的不争事实，即众多明星的出场费用远高于影视艺术作品的制作费用。这种明星为中心化的效应实际上已经使得形式出现了表象畸化、异化、恶化，使得内容反而成为形式的附庸。这种现象不仅将直接损害到影视创制本体的发展，而且更将成为影视创制未来的障碍。从微电影而言，内容大于形式既是格局所限，亦是影视艺术理论趋向的必然，因此，明星过度介入显然会将微电影的艺术天平向形式过度倾斜，造成微电影整体艺术失衡。微电影的低门槛不等于低内容，许多微电影在内容上甚至完全可以与某些所谓的大片一较高下，并且，微电影的快节奏，使得电影理论意义上的内容本质，在后现代有了更加形而上意义的凸显。内容中悬念的巧妙建构，陌生化氛围的微妙营造，区隔化间性的玄妙织造等，都为微电影内容大于形式带来了实例明证。[2]

    （三）内容本体大于形式表象的常态

    电影到微电影的嬗变与发展，昭示着一种后现代文明凭借光影与影像的勃兴。微电影的诞生，使得电影作为一种视听形式从此不再孤独，并且，微电影亦为电影家族补充了电影所无法比拟的海量的纷纭、异彩、鲜活的内容。在经济的一体化驱策之下，微电影有着远比大电影本身更强劲的生命力。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微电影更看重内容表达，在创制过程中采取的都是演员的草根海选制度，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微电影内容大于形式的表达。例如，由农民兄弟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而成的微电影《娘的梦》，即以完全符合新时期的正能量诉求的真人真事、真材实料、真情实感，将最底层普通农村妇女王兰最真实的梦想表达得意涵深刻，将其内心深处最真实的企盼与愿望，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种拥有核心诉求的微电影创制表达，以其内容中思想情感的权重而使得其形式变得无足轻重。对于有限时空的微电影而言，形式的过度注重，尤其是明星的过度表现，反而会因形式而影响内容的正确、正常、正向、正能量表达。由此可见，内容大于形式才是微电影应有的常态，即便从单纯的艺术考量而言，真正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微电影才是好的微电影。

    三、 形式与内容的水乳交融

    （一）相溶性

    好的形式就是内容，好的内容亦是形式。这句话可谓将微电影的创制奥秘揭示得一览无余，同时，更将形式与内容更深层次的关系揭示得精彩无比。形式与内容有着相系、相依、相契性，过度形式表达则微电影犹如空荡荡的躯壳，过度的内容表达则微电影宛如镜头的毫无意义的无序、无机、无理堆叠。可见，广义的形式亦是内容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画面、景别、运动等，以及特效、音乐、配乐、音效等，均具有形式与内容的双重不可分特质，其既为微电影的内容服务，又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微电影内容的有机组分；而抽象的内容亦是形式的重要实现途径与表现形制，有着形式与内容的相溶性，因此，好的微电影令观众看不到形式与内容的清晰界限。微电影是创意主旨内容与表演形式共荣的影视艺术作品，内容虽然是微电影的核心，但是，明星的正确加盟亦的确能够令微电影如虎添翼，例如，在《一触即发》中，明星的加盟即起到了平添形式与内容双重审美加成的视觉效果。

    （二）平衡性

    安德烈·巴赞在电影的形式与内容方面有过较为精彩的论断，其认为电影是一种有机构成，因此，形式与内容是互相依存的。换言之，在巴赞的理解中，电影与微电影同样存在着形式与内容的有机性，这一点与其他艺术略同。同时，赫曼·G·温伯格亦对此有过更加清晰的论断，其认为借以叙事的形式本身即是故事有机组分，故事略同唯述者有异，故事动听与否全在述者的形式与内容。由此可见，微电影的形式与内容绝非一种二元对立，而是一种有机性的二元一体，明星在微电影中的介入亦不能违反这种二元一体原则，即明星的参演应充当叙事形式中的令叙事生动的因子，而不能喧宾夺主，以形式等多元附加而对微电影内容本体形成倾軋、对立、失衡之势。[3]同样，在微电影《孵花》一片的四部曲式的内容格局架构中，每一部的内容脉络都由明星主角着力担纲演绎，尤其是其中的仪式感的表达、喜剧感的营造等更需要明星为这种艺术化内容提供一种画龙点晴式的平衡，从而更加艺术化地表现了新生代的炫酷，新势力的强劲，新旨趣的诠释。

    （三）深度融合性

    罗伯特·考克尔透过针对电影的解构，向世界展现了电影的形式与内容的核心。罗伯特·考克尔由视觉表象作为切入点，将形式的建构、内容的注入、形式与内容的深度融合等过程，以最为经典的好莱坞式创制表达而将二者的关系进行了一种形而上的升华。难能可贵的是，考克尔将二者的关系透过文化这一形而上模因进行了熔接、溶化、融汇，从而为二者注入了一种更加理性的有机、统一的灵魂。由此可见，微电影创制中的形式作为一种隐性的架构约束，在微电影的表现过程之中必然成为一种与内容相融的表达。[4]在微电影《创世纪》中，形式与内容达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水乳交融，明星在影片中的表现并未如其他微电影中那么突兀，反而是表现得特别的流畅、自如、生动、自然，并与草根演员、草根场景、草根氛围契合得天衣无缝、完美无瑕，由此该片成为微电影中抒情化艺术表达的上乘之作。明星男主角与草根女主角的对手戏，反而远比两位男女明星之间的对手戏表现得更加精彩，其根本原因在于参演明星能够彻底融入到平凡生活中来，以其平凡中见真章的功力而抑制了其明星自带的对草根阶层极度排斥的光环。

    结语

    微电影踵继了大电影的全部优秀基因，为后现代泛大众化娱乐带来了可持续化的艺术表达保障。微电影的形式与内容亦在草根阶层的介入中获得了最根本性的平衡。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明星的介入其中，微电影在创制大手笔的不断出现之下，却呈现出了整体水平的极速劣化。这种劣化现象为大众带来了对明星表演的强烈质疑，同时，更引发了业界对形式与内容的更进一步的反思。对于微电影而言，明星的介入参与本无可厚非，然而，绝大多数明星介入其中的微电影却出现了形式明显大于内容的逆反艺术化表达的倾向，这种失衡是微电影所无法承受之重。微电影的草根创制模因，既为其泛娱乐化创制带来了更加平凡的幻想与美丽的希冀，又为微电影突破形式的过度束缚带来了逆风轻灵飞翔的更加广阔的时空，无论明星是否介入参与其中，都应收敛其形式化表达，使得形式能够在内容的表达之下隐性无名。

    参考文献：

    [1]王绿欣.多元文化背景下广告微电影在“微电影时代”中的形态与创作特色分析[J].戏剧之家，2018（2）：74.

    [2]夏光富，胡媛媛.浅析微电影创作中的悬念设置——以《调音师》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2017（24）：22-23.

    [3]汲婷婷.媒体融合条件下的“潜意识”微电影广告传播方式探讨[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7（12）：192-194.

    [4]熊玫.论现代视域下的伦理题材微电影之伦理走向[J].南昌师范学院学报，2016，37（6）：102-106，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