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第２４４窟于阗太子题记再审查

    梅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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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窖摘要：莫高窟第244窟于阗太子题记发现于上个世纪80年代，是研究五代宋初于阗王统非常重要的学术新材料。然而，由于残缺带来的释读差异，此处题记的学术价值并未真正显露出来。本文在重新确认题记文字的基础上，就继李圣天之后为王的尉迟输罗(966～977)其人身份另辟新说。

    关键词：莫高窟；第244窟；于阗太子题记；尉迟输罗

    中图分类号：K871.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09)02-0004-04

    一第244窟题记再确认

    莫高窟第244窟为隋代洞窟，五代、西夏分别重修过。上个世纪40年代，甬道两壁西夏表层壁画被揭，露出下层篦伤严重的五代供养人像。据研究，此窟曹元德时(935—940年)重修。作为重修功德主，元德的肖像被画于甬道北壁，身后跟随三身侍从，其中一身为双髻童子形象。元德对面的甬道南壁是他已故的父亲曹议金(914—935在位)，身后侍从一如北壁，也有一身双髻童子。

    80年代初，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又在甬道两壁的中部各发现一则墨书于阗太子题记。北壁两行，从左至右书写，贺世哲录作“德从子／口德太子”，施萍婷录作“德从子／口(从)德太子”。南壁三行，亦从左至右书写，贺世哲录作“戊口口五／月十口日／口口太子”，施萍婷录做“戊辰口五／月十五日／从口太子”。

    贺、施二先生一致认为，以上二则题记不是元德修窟时所写，而是宋初于阗太子补写的。施先生说得更具体，题写时间在“戊辰”年，即968年。她还进一步说到北壁题记中的人物和身份关系：“德从子”中的“德从”，就是《宋史》记载的于阗国王李圣天之子“德从”。后者曾于乾德四年(966)到北宋朝贡；“从德太子”是“德从”的儿子，也即李圣天的孙子。

    因为涉及到五代宋初于阗史上的重要人物“从德太子”，早在题记刊布之前的1983年，于阗史家张广达、荣新江师徒便根据当年的考察笔记，对甬道北壁题记中的人物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看法与施萍婷截然不同：第二行“从德太子”即是乾德四年(966)奉父李圣天之命朝贡的“德从”，其名字的颠倒(写作“德从”)可能是由于传译或宋朝国史实录当时记录、抄写之误i至于第一行“德从子”，似乎是一位贵戚之子——于阗王尉迟输罗和尉迟达摩两朝重臣张金山的叔父张德从之子。

    贺、施录文发表以后，张、荣氏于1989年再次撰文，针对“施说”进行质疑。主要两条：

    第一，对南壁“戊辰”(968)的读法持谨慎的怀疑态度；

    第二，断定北壁“德从子”下有阙文，故从文理上很难把它和下一行连读为“德从子从德太子”。

    面对质疑，施萍婷教授一直没有回应。是狃于私谊不愿争论，还是放弃了主张，转从张、荣之论，我们不知。

    利用守在莫高窟的方便，我们依照于阗史家的存疑处，对壁审查了施录。结果如下：

    南壁，第一行“辰”字剩残划，其余全同施录；

    北壁，第一行后无字，第二行头确有“从”字残样，施录是也。

    施萍婷教授的录文没有问题，完全可以信从。此外，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北壁两行题记字体大小不一，第一行“德从子”三字略小。故两行之间似乎只能构成一种说明关系，即“德从子”是“从德太子”身份的解释。

    由上看来，对于244窟于阗太子题记的释读，我们还是应该以石窟专家的意见为准。

    顺带要说的是，贺、施也有疏误之处——他们认为以上两则题记分别指向两壁童子，两孩童乃于阗国王李圣天的孙子。这个说法不能成立。

    归义军时期的壁画和绢画中有不少童子供养像，如果稍加留意便会发现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凡系主要供养人的亲属，必然带有标准题记；凡是不带题记或者带有不规则题记的童子像都是侍从。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千手千眼观音绢画中的施主樊继寿与仆从供养像是这方面的好例。如果两壁童子果然是于阗太子，那么当画之日就应该带有标准的题记，而不会后来补写，更不会像现在这样随手题写。此其一。

    其二，从题写的距离观察，两则题记均位于前方元德父子与后方孩童中间，与孩童的距离若即若离，很难确认彼此的所指关系。

    严格地讲，第244窟于阗太子题记不属于供养人题记，只是洞窟中的杂写文字，类似的情形在莫高窟还不少见，略举一例，第53窟前室西壁甬道南侧天王脚前“禅师道安”所书文字即是。我们估计，它们可能是从德太子和另一位佚名的于阗太子在洞窟设斋时的遣闷物。当然，南壁“从口太子”同样有可能是从德。

    总之，将甬道两壁童子指认为从德太子等人是一种误会。

    二尉迟输罗王(966—977在位)不是从德太子而是德从

    接着施先生的结论(李圣天——德从——从德太子)往下讲，必然会修正目前对五代宋初于阗王统的某些共识，这也正是我们重审第244窟题记的目的所在。

    很遗憾，不得不指出，张、荣二位教授曲解了第244窟于阗太子题记。之所以如此，跟他们对敦煌文书中出现的“从德太子”的身份判定直接相关。他们认为，“从德太子”乃于阗国王李圣天(912—966)的长子，与继圣天之后为王的尉迟输罗(966—977在位)为同一人。有了这样的认识前提，题记处处可疑也就不奇怪了——既然从德与圣天为父子，“德从子”当然要作他解；既然968年“从德太子”已经为王，“戊辰”年号的出现焉得不疑?

    于阗史家为何认定“从德”太子即尉迟输罗呢?理由不外这几条：

    第一，据向达先生1942—1943年所见，武威民众教育馆藏一木塔，内有小银塔一座，原出敦煌千佛洞，银塔上镌刻“于阗国王大师从德”云云，可见从德太子后来做过于阗国王。

    第二，据敦煌于阗文书P.3510((从德太子发愿文》，从德太子的母亲是一位“大汉皇后”，来自沙州的和亲公主。

    第三，据莫高窟第98、61窟题记，曹议金之女、曹元忠之“姊”曾经嫁给李圣天，号称于阗天皇后。因为她是敦煌曹家遣嫁于阗的唯一女子，因此，从德太子的母亲“大汉皇后”非此曹氏皇后莫属。

    第四，P.5538a《天尊四年(970年)于阗王尉迟输罗致舅沙州大王曹元忠书》，信中称曹元忠为“大王”、“曹大王”、“母舅”，说明尉迟输罗为元忠的外甥，这跟“从德太子”的身份正相吻合。

    以上诸项多为事实，问题出在曹议金之女乃敦煌曹家遣嫁于阗的唯一女子的判断上。的确，现在确知于阗曹皇后者仅曹议金之女一人不假，但是否只有她一人，对此学界颇有异议，应该说是悬而未决。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德太子的汉家母后自然也可以被理解为其他于阗国王的皇后，未必非要跟李圣天挂在一起不可。也就是说，“从德”太子未必即是李圣天之子尉迟输罗。

    从莫高窟第244窟于阗太子题记显示的有关李圣天祖孙三代的血缘关系出发，我们认为，966—977年在位的尉迟输罗不是从德太子，而是从德太子的父亲李德从。这个结论既与968年“从

    德太子”题名于莫高窟的现象不冲突，又能为另外一些材料所佐证。

    据《宋会要》卷199和《宋史》卷490记载，开宝二年(969)有于阗“国王男总尝贡玉、橘刀”，北宋朝廷“厚赐报之”。这里的“国王男总尝”无疑是尉迟输罗的儿子。

    而敦煌文献显示，这位尉迟输罗的儿子“总尝”和从德太子为兄弟辈。北图丽字73号写本背面有七行于阗文《善财童子譬喻经》，第一行的前面残存三个不规则的汉字“口常宗德”。据熊本裕博士的看法，此处的“宗德”应即从德，而残名“口常”很可能是《宋史》所记开宝二年(969)人贡于宋的于阗国王男总尝，并推测“口常宗德”的排列应代表着兄弟次序。熊本之说很有道理。

    兄弟两人的爹，一个叫李德从，一个叫尉迟输罗，两相照合，输罗即是德从明矣!

    必须重申，“德从”就是“德从”，“从德”就是“从德”，二人不可混为一谈。所有关于两字颠倒的看法都是错误的。

    张、荣二氏曾论述于阗的王位继承制度是嫡长子继承制，对此我们毫无异议。从乾德四年(966)李圣天派“德从”朝贡、开宝二年(969)尉迟输罗(德从)遣“总尝”朝贡的事实来看，“德从”理当是李圣天的长子王储，“总尝”则是“德从”的长子王储。至于从德太子，先在敦煌出家，后来又做了于阗国王，这种经历本身十分奇怪。尽管目前不知他何时为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因为非长子，他绝对不是其父尉迟输罗预定程序上的接班人。

    三有待解决的新问题

    于阗史是一门国际化的学问，非常人所能预流。在中国，像张广达、荣新江教授这样既掌握敦煌材料，又熟知国际行情的于阗史名流，实在是凤毛麟角!或许因为名人效应的关系，长期以来，没有人怀疑过他们在第244窟于阗太子题记上的认识妥当与否，国际、国内学界俱如此。翻开近年有关从德太子的论述，统统张、荣之说一边倒。早年施萍婷教授的正确意见完全被淹没了。

    这篇小文旨在拨乱反正，并尝试在施萍婷教授的正确意见启发下向前迈进一步。

    重新认识尉迟输罗与德从、从德的关系之后，新的问题随之而来：

    既然从德太子不是过去认定的尉迟输罗，那么他在什么时候成为于阗国王的呢?

    既然从德太子是尉迟输罗之子，其母自然便是尉迟输罗皇后了。我们知道敦煌文献当中直接涉及于阒皇后的材料不少，究竟哪些与尉迟输罗皇后有关呢?另外，在莫高窟第98、61窟之外，敦煌石窟还有4个洞窟画有于阗皇后或于阗国王夫妇像，几乎都没有题记，其中能否找到尉迟输罗皇后的图像呢?

    莫高窟第444窟东壁门上有“大宝于阗国皇太子”“从连”、“宗原”的供养题名。一般认为，“从连”、“宗原”与从德太子为兄弟行。他们是否也是尉迟输罗的儿子?

    这些问题都需要重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