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档案”新业态发展动力的新挑战
王协舟 李典诰 王露露
摘要：在“互联网+”思维下，“互联网+档案”新业态的发展面临巨大挑战。档案形成生态优化带来了生产主体自由化、生产频率无序化、生产资源多维化、生产深度社会化的挑战，档案用户需求改变带来了需求互动性、需求隐私性、需求差异性、需求精准性的挑战，档案价值互联带来了档案价值赋权、档案价值重组、档案价值共享的挑战，档案认知升华带来了解读档案内涵、剖析档案真相、树立档案权威的挑战，档案工作思维变革带来了以人为本与尊重人性、全面发展与开放生态、协调发展与跨界融合、可持续发展与创新驱动的挑战。面对以上新特点和新挑战，寻找“互联网+档案”新业态的新引擎迫在眉睫。
关键词：“互联网+档案”价值互联生态优化思维变革
Abstract：Under the "Internet +" thinking， the de？ velopment of the new format of "Internet + Ar？ chives" faces enormous challenges. The ecological optimization of file formation has brought about the challenges of liberalization of production， disor？ dered production frequency， multi-dimensional pro？ duction resources， and deep socialization of produc？ tion； changes in the demand of archive users have brought about demand interaction， demand priva？ cy， demand differentiation， and demand precision. The challenge of precision； the interconnection of file value brings the challenge of file value empow？ erment， file value reorganization， and file value shar？ ing； file cognition sublimation brings the challenge of interpreting the connotation of archives， dissect？ ing the truth of archives， and establishing the au？ thority of archives； Change brings the challenge of people-oriented and respectful humanity， compre？ hensive development and open ecology， coordinat？ ed development and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sus？ 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Faced with the above new features and new challenges， it is extremely urgent to find a new engine for the new format of "Internet + Archives".
Keywords：“Internet + Archives”；Value inter？ connection；ecological optimization；thinking change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动“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互联网+”是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1]冯惠玲认为，这是档案学更新的时代，也是档案理论发展的时代。[2]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凭借其强大的资源整合、技术融合、信息发布与交互等功能，给档案学与档案职业发展和变革带来了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档案形成生态优化的挑战
在互联网的冲击和影响下，档案部门利用微信公众号、微博、门户网站等平台对已有的档案资源进行升级，档案形成生态面临着生产者增多、生产频率加快、生产资源多元和生产参与度加深等多层面的挑战。
（一）生产主体自由化
传统的档案生产者是专业档案工作者，是一种职业化、组织化的生产行为。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广泛应用，理论上讲，每个人就是一个数据生产中心，任何人都可以介入档案生产领域，通过微信、微博等社交工具产生原始生活数据。档案生产不再仅仅是一个专业组织的封闭生产形态或机制形态，而是转变成了协调生产、共同参与的模式，档案部门必须以共享合作、广泛参与的方式进行档案生产活动，档案部门对档案资源的整合和挖掘决定了档案产品的真实性和优质性，也决定了档案内容的受众和传播效果。
（二）生产频率无序化
在互联网语境下，由于数據来源的社会化和数据流通的分散化，突破了档案周期性收集管理的时间限制，传统的档案周期性整理亦不复存在，24小时的档案更新逐渐成为常态。因此，档案部门必须在组织制度上做出相应的调整，产生新的收集生产流程和管理鉴定机制，主动打破重管轻用的思维限制，针对重要档案数据的收集去除门槛限制和固有的时间观念。同时，基于“互联网+”相对平等和开放的公众参与性原则，“互联网+档案”具有内在的“去中心化”能力，档案的产生、传播和利用是一个不断整合加工和传播发散的动态过程，档案工作者的专业技能、工作压力和工作强度也会随之提升。
（三）生产资源多维化
传统的档案生产过程是封闭的，很少为公众了解，但在互联网时代，档案生产需要公众了解档案生产过程并积极地参与生产互动，丰富档案数据库。由于档案的特殊性，过去的档案生产更多的是依赖档案工作者日积月累的工作经验挑选记载，档案来源更多的是偏向体制内部信息，造成专家精英人士、政府部门官员成为主要的档案信息生产源。“互联网+档案”需要从两个层面改变传统的档案形成结构：一是重点解读官方档案，官方档案源更具准确性和权威性，有利于推动国家和社会治理；二是敏感捕捉公众档案，在网络时代，公众档案源具有更强的社会性和代表性，更容易被档案部门吸收，产生与公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档案信息资源，在短时间内形成爆炸式的传播效果。
（四）生产深度社会化
在互联网时代，公众具有档案生产者、开发者和利用者的多重身份，他们为构建档案数据库提供了动力，但公众去“专业化”的参与会给档案工作带来更多的挑战。第一，公众广泛地参与到档案生产实践中，丰富了档案数据类别，改变了传统档案源的固定结构，但毫无疑问，这些档案的分类、保管和鉴定等业务增添了档案工作强度和难度。第二，公众档案的产生往往带着自我情感色彩，可以通过公共舆论干扰档案来源的真实性，这与档案收集所要求的客观性格格不入。第三，传统的档案生产由体制内的专业人士主导确立，但在互联网时代，公众开始向这种固有权利发起正面挑战，导致了档案工作者的自我认同感降低。第四，在改编、复制和聚合为主的网络生产模式下，传统档案工作技能被边缘化，技术变革也使得檔案工作者面临更多的挑战。二、档案用户需求改变的挑战
档案事业的发展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因素制约，这些因素构成了我国档案事业的生存环境。由于处在表层的用户需求本身所具有的个体多样性、时间可变性以及文化依赖性，它所表现出来的那些纷繁变化往往令人容易迷失其中。倘若我们能抽丝剥茧，鞭辟入里，从更深层次上去把握内在的人性与动机，也许会更容易触到用户需求的本质。正如丁海斌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不仅在档案创价过程中起着本源性的作用，而且在价值关系层面上，亦具有决定性作用。[3]
（一）需求互动性
信息技术进步、档案网站建设、档案云平台搭建等提供了海量的数字化档案信息资源，极大地满足了档案用户需求。但是互联网发展带来的各种档案线上服务方式杂乱无章，提供的各种档案资源数量有限，大多数档案用户对新兴利用方式无所适从，使得档案用户需求受到严重的影响，他们渴望在获取档案的同时能够得到档案工作人员的专业指导，从而便捷地获取所需档案。
（二）需求隐私性
档案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资源，其中包含一定量的隐私信息或有关个人隐私的内容。信息技术带来便捷高效的同时，也伴随着透露隐私的可能性，存在档案信息安全隐患。档案用户在利用档案时都希望自身的档案信息是安全的，个人隐私能够得到足够的保障，避免档案隐私泄露带来工作或学习上的一系列困扰。当然，档案隐私的泄露并非出于档案工作者的本意，但这不能作为忽视隐私问题的借口，这不仅仅是对档案用户的保护，更需要引起档案部门足够重视，加强完善网络数据共享、利用等安全管理和技术措施。[4]
（三）需求差异性
随着档案用户的信息素质逐步提高以及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越来越多的档案用户对档案形式的需求不仅仅是纸质档案，还包括图片、音频、电子文件等；对档案内容的需求也不再局限于政府文件解读和机关工作查考，而是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天气等生活的各个方面，学术利用需求、实际利用需求和普遍利用需求的差异化逐渐明显。但如今我国档案数据库建设还不够完善，档案形式和内容分离的检索方式略显复杂，因而在档案查询提供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四）需求精准性
现代生活节奏日益加快，档案需求者查找档案信息都希望能以最短的时间、最简便的流程得到所需资料。但从实际来看，我国的档案机构仍处于机构庞大、工作效率低下的状况。一方面，各档案机构分散保存档案，难以达到集约化、规模化的管理要求，造成了档案信息资源拆乱分散，影响了档案数据的一致性和准确性；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档案信息资源呈现来源广泛、数量剧增、种类和内容多样化的特点。而各档案机构各自为政的局面，使得部分档案信息多次采集、重复输入，无法将分散的、独立的档案信息整合成一个互联互通、业务协同、信息共享的大系统，造成了档案用户获取准确信息难的问题。三、档案价值互联的挑战
连接是互联网最基本的功能，价值是档案最本质的属性。以互联网为载体，不同的档案之间可以进行价值赋权、价值重组以及价值共享，这样档案价值之间能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承载着越来越多的功能。
（一）档案价值赋权
对于每一份档案而言，每个用户对其利用的目的都不尽相同。而每个用户不同的利用目的、利用需求和自身知识结构的差异，也将赋予同一份档案不同的使用价值。例如，一个城市的文化经济档案，企业可以利用它来判断投资方式，政府可以利用它来规划城市建设。用户需求的多样性会与档案客体之间构成多种多样的档案价值关系网，极大地提高了档案价值和增大档案的辐射范围。
（二）档案价值重组
在传统的档案管理中，档案工作者都是按照档案来源原则对档案进行严格的分类整理，使得部分具有价值联系的档案被归入不同的档案卷宗中，降低了档案的实际价值。在网络环境中，档案不再是实体保存，而是通过档案平台进行统一输入，只要具有一点联系的档案都能通过网络检索出来，重新组合成一个档案个体。这样做加强了档案之间的逻辑联系，促使了原本无法实现的档案潜在价值向现实价值的转变，涌现出新的档案功能及价值属性。例如，针对地理档案和天气档案等档案之间的结合，可以推出地图导航APP、环境监测报告和梳理文化脉络等一系列优质内容产品，使档案迸发更深层次的功能。因此，档案部门应使用互联网技术对所有档案信息进行科学整理，从而找到档案价值重组的规律，抓紧档案未来发展的趋势。
（三）档案价值共享
由于档案的数据化和互联网化，档案价值呈现复杂性的特点，档案工作面临极大的挑战。首先，用户对档案信息的需求不再是简单化，有些特殊用户更趋向于综合联系性强、加工程度高、信息密度集中的档案。档案工作者就需要将各种档案信息与外部环境结合起来提供利用，进行网络化、精准化、知识化的个性定制。其次，在互联网的视角下，档案不再是一个样本而变成了一个全体，档案工作者应该以互联网思维重塑档案工作的制度和流程，拓展档案的深度和广度。同时要加强与各类人员的协调同步，保证档案的原始性、证据性、安全性和合法性。如与信息技术人员合作解决档案信息资源数字化技术难题，与档案法律人员共同研究档案数据开发的合法安全问题。最后，档案工作者也需要提升自身的业务水平，对档案进行科学的分类，对档案价值进行准确的鉴定，促进档案价值的优化更新。因此，档案部门应该审时度势，更多地从“档案关系网”这个维度去研究档案价值，更加准确地认识到“互联网+”时代档案价值的内涵，促使档案工作朝开放化、多元化、社会化的方向发展。四、档案认知升华的挑战
“互联网+”时代，广大用户通过网络平台生产了海量的档案信息资源，但这些档案信息资源基本上都是一些初级、浅显的简单信息，缺乏深度的加工合成，使得档案用户对档案价值甄别和档案真实性判断的难度增加，也造成了对档案内涵认知的障碍。
（一）解读档案内涵
马克思曾说过，需要的形式是由于在人类社会中生产着需要的对象，因而也就产生着需要本身。[5]用户对档案的需要往往来源于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和用户本身没有太多关系的档案信息，用户很难产生兴趣。但是，有些档案与用户的利益息息相关，但由于用户不具备专业的档案知识，错过了使用该档案的最佳时机。例如，为推进新型城镇化，近年来各级政府采取诸多举措改善农民工待遇，涉及公共服务、社会保险等许多方面，近期已触及户籍制度，然而，人们忽略了这个重大社会进程中档案参与的必要与可能。[6]类似这种档案就需要档案工作人员的解读，使用户了解到身份认同的档案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
（二）剖析档案真相
在互联网时代，档案价值的蝴蝶效应越来越明显，档案用户已经不满足于一次档案信息的利用，他们越来越多地需要档案部门提供经过深度开发的档案信息。[7]因此，档案工作人员有义务运用专业思维去抽丝剥茧、鞭辟入里的剖析档案真相，提高用户对档案的深度认知。从时间来看，档案剖析就是用历史解释现实，揭示档案来源的真相，找出事物相互之间的联系并预示未来的走向；从空间来看，档案剖析可以阐释国外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全国变化对地方区域的影响，解读宏观层面的政策给微观层面的发展带来的影响。
（三）树立档案权威
互联网降低了公众自由发表意见的门槛，档案信息资源免不了出现鱼目混珠、真假莫辨的情况，导致部分用户对档案凭证价值心存怀疑，阻碍了档案工作的开展。因此，档案工作流程必须遵守严格的核查、校对等制度，档案信息资源的发布要设立一套专业的规范。档案工作人员要具备深度思考、理性判断、真实调查的专业思维，使得档案管理工作既不受个人因素控制，也不依附于市场经济，而是客观中立的服务于用户利益。五、档案工作思维变革的挑战
“互联网+”思维具有跨界融合、创新驱动、重塑结构、尊重人性、开放生态和连接一切等六大特征，与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等核心内容在理念上有着深刻的关联。“互联网+档案”新业态理应在思维理念上适应这一挑战。
（一）以人为本与尊重人性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与“互联网+”思维强调的尊重人性一脉相承，两者都强调深度挖掘公众需求，循环优化公众体验，创新提升服务质量，这样的服务理念脱胎于互联网打造出来的信息透明时代。档案部门作为档案信息流的关键节点，单方控制大多数档案信息资源的垄断现状被打破，普通用户有权、有意、有路通过各种网络渠道获取可公开的档案信息资源，他们的加入使得信息流网络出现无数中小型档案信息流通节点，通过档案信息的交换与获取，用户掌握了更多主动权和话语权，消除档案信息资源不对称成为用户参与档案信息资源的主要形式与最终目的。
（二）全面发展与开放生态
“互联网+”思维主张建设开放生态，可以说是新时代背景下对全面发展观的创新性阐释。“互联网+档案”新业态除了通过O2O（Online To Offline，在线离线/线上到线下）模式打通线上与线下的壁垒外，还在尝试打通线上各个独立服务平台之间的围墙，通过云技术实现服务平台之间的虚拟联合，面向移动用户提供实时存取的云端档案产品和档案数据服务。基于公共信息服务的大环境分析，档案信息公共获取本身就体现了开放生態这一发展趋势，档案信息公共获取面向一般用户提供无障碍档案信息获取服务，档案部门需要积极参与到档案信息服务生态圈的构建中，从而提升档案信息运行效率，推动档案科研活动深入开展，辅助政府治安管理和满足用户日常生活需求。
（三）协调发展与跨界融合
随着公民权利意识和知识能力的不断提高、档案部门开放治理模式的不断发展、普通公众创新成本的不断降低，跨界融合成为“互联网+档案”新业态实现颠覆式创新的重要手段之一，是科学发展观协调发展思想的一大现实应用。实现跨界融合，一方面，可以积极促成与档案信息公开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盈利性或者公益性社会组织开展合作，通过档案信息资源、市场竞争机制和社会集体智慧的优劣互补，从而提高档案部门的公共服务能力，实现档案部门治理模式的创新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众包和众筹相结合的“双众”模式，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到档案产品设计、档案服务创新和档案产品宣传推广等环节中，从而实现资金、创意、技术和内容等生产要素的高效集成，弥补档案部门内部资源的不足，降低实现成本、问题风险和技术门槛。
（四）可持续发展与创新驱动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动力。创新驱动是“互联网+档案”新业态的核心与关键。“互联网+”是一个数据、信息、知识和动态网络相互交织的时代，基于“互联网+”的开放式创新模式是新时代背景下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档案信息资源作为社会信息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兼具权威性、公共性和社会性，有必要主动建立开放式创新系统，打破封闭式思想对档案信息开放力度的约束，打破传统组织边界对档案信息资源聚合的桎梏，从而提高档案部门对档案信息公共获取进行科学决策的准确度，提高档案信息供给与公众获取需求的匹配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互联网+档案新业态研究”（批号：17ATQ010）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及参考文献：
[1][4]国务院.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EB/OL].[2015-11-26].http：//www.gov. cn/zhengce/content/2015-07/04/content_10002.htm.
[2]冯惠玲.档案技术革命带来的理论思考[J].档案学研究，1997（1）：36-37.
[3]丁海斌.档案价值论[J].档案学研究，2015（5）：6.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365.
[6]冯惠玲.当代身份认同中的档案价值[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1）：101.
[7]毕建新，郑建明.基于用户需求的档案信息资源建设机制研究[J].档案与建设，2013（2）：9.
作者单位：1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档案职业与学术评价中心
3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