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问政节目的困境与出路
杨礼平
【摘要】电视问政是新时期电视媒体舆论监督的重要形式之一，目前由于形式缺乏创新，曝光问题不能及时整改，以及监督过度存在“干政”的质疑等诸多原因，在风光10多年后趋于沉寂。但在自媒体时代，社会急需责任媒体占领舆论高地，呼唤电视问政能够突围鱼龙混杂的新媒体，走出困境。其存在价值不容置疑，其生存空间拓展刻不容缓。
【关键词】电视问政；舆论监督；困境；出路
一、电视问政节目的困境
一度风风火火的舆论监督性电视节目——电视问政，除了武汉、南京、温州、洛阳、合肥等部分城市，在全国许多城市出现水土不服，百姓认为它作“秀”，官员们对它有抵触情绪，收视看跌电视台也不看好。仅就安徽各地市的问政节目，有的“干扰”过多，整改阻力大流于形式，有的办不下去了干脆取消。究其原因，方方面面：有的城市交由宣传部或者人大主办，缺少纪委的有力支持，曝光问题得不到及时整改，虽然问政现场针对暗访短片面对市民代表的质询，政府官员先认错、再整改，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不是一问了之，就是仅仅停留在“曝光一处、查处一起”的阶段，“面”的问题解决不了，不仅做不到举一反三，反而会导致政府公信力的更大流失，加剧市民对政府的失望；有的城市由于领导打招呼等人为因素，问政成了作秀，接不了地气，生不了根发不了芽，自然开不了花结不了果；有的城市受新媒体冲击，传播有局限、影响大打折扣；再就是缺乏创新，形式大于内容，目前全国各地的电视问政节目形式大同小异，节目由暗访短片、场内互动、场外互动、监督报告、专家点评、现场打分、表态发言等环节构成，几年下来观众审美疲劳等等。加上学术界近年来，对于问政主体——电视台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也不断质疑；对于现场观众代表、行风监督员代表，是如何遴选出来的，有没有被“代表”，也有不同看法。
问政节目的异军突起，外因是政府政务公开、反腐倡廉、治庸问责呼声的日益高涨，老百姓参政议政的自觉，以及欧美电视媒体舆论监督理念的传入（像全国广播公司（NBC）的《与新闻界对话》、美国广播公司（ABC）的《这一周》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面向全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国际公司（CNN）的《国情咨文》、福克斯电视台（FNC）的《福克斯周日新闻》等）。内因是面对在舆论监督方面真真假假、鱼龙混杂的网络媒体，人们呼唤更权威、可信、阳光的舆论监督节目的出现，电视问政可以说是应运而生。电视画面的冲击力，演播室里政府官员、市民代表、专家代表等现场多方互动的真实感，以及民生问题的大胆曝光，政府官员的红脸应对，打破了人们的政治神秘感，百姓在获得情感宣泄的同时，大大激发了市民参政议政的热情。问政之风源于兰州电视台，2005年兰州电视台以《一把手上电视》在全国引起广泛关注。武汉电视台承上启下，在问政的力度尤其曝光问题尖锐度上不断升级，并借助网络助推，放大影响，电视问政就成了传统媒体在舆论监督领域的另一个平民化的“焦点访谈”。
二、电视问政节目的出路
谈电视问政节目的出路，首先要回答在新媒体时代，它的存在价值何在？它的存在价值会不会打折扣？既然自媒体时代，封不住悠悠众生之口，社会急需权威责任媒体占领舆论高地。处于目前政治生态下，作为党的喉舌、传统媒体的主力之一的电视，义不容辞站出来担道义著华章。阳光监督、权威监督，赋予了电视问政更多的生存空间。走出困境，突围鱼龙混杂的新媒体，笔者认为电视问政急需做好以下几件事：
首先，还“问”于民。百姓是问政的主体，虽然问政现场有市民代表，有行风监督员代表，有媒体观察员代表，但目前真正在“问”的还是代言人——电视问政的主持人。问政现场，暗访短片由媒体准备，主要问题由主持人提出，其他的话语也多数是主持人“借口说话”。为了接地气，还“问”于民，各地问政节目都有所动作。武汉电视台的问政节目，近年来选题从市民中征集，市民代表从全市征集，主持人减少质问，担当一个现场导播的角色，在官员与市民间搭建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总之，他们在做“去记者化”、“去主持人化”的努力。《问政合肥》创办之初，追求对抗、冲突、火爆的现场，官员不冒汗，问政不好看！力争每期让官员冒汗、下不了台，收视率上去了，市民关注了，领导也肯定了，但对问政对象逼问太过，甚至有官员反映节目播出后几天都不好意思出门。在问政的放大镜下，官员倒成了“弱势群体”，造成他们对上节目的逆反心理。上线单位领导班子的“畏惧”心理，必然给这档节目设置了人为障碍。所以从2015年开始，主持人放低姿态，更多地扮演调停人的角色，以质询代替质问、代替拷问，追求官员与百姓间的“平等”对话。主持人摆脱市民“代言人”的角色，现场虽有冲突，但理性化了，反而节目更有张力。开门办问政，初显成效。
其次，要舆论监督，不要舆论审判。2016年新年第一天，芜湖女大学生醉酒坠楼案，警方出了通报，认定是重度醉酒状态下的意外坠楼事件，并且在检察院、人大、政协、警风警纪监督员现场监督见证下，把警方的调查结果通知家属与校方，但民间依然质疑不断，谣言四起。聂树斌案也是如此，山东省高院按程序延期复查，是谨慎之举，无奈坊间甚至一些媒体还是不断拿“正义”说事，绑架相关职能部门。作为主流媒体的电视问政，首先要用事实说话，要用事实做判断，绝对不能以想象来“暗示”。在导向上，记者的偏执就会带来观众的极端。善意的舆论监督，目的是督促政府部门改变作风，提高效能，督促政府官员常怀敬畏之心，做好百姓的“服务员”。
第三，尊重各个城市的民风社情政情。问政是一个舞台，问政现场就是一出情节曲折的现场情景剧：政府官员本色出演、普通百姓由配角转为主角、主持人特约评论员充当他们之间冲突的调解人、“和事老”。这出戏好看与否，一看演员，二看剧情，三看结果即市民反映的问题、暗访短片曝光的问题的落实整改。《问政合肥》2012年初办时，第一期节目就考虑到当时的合肥政府部门，官员们比较“内敛”，缺乏与媒体打交道的经验，少有与市民在公众面前沟通的历练，所以专门有个“培训”，包括语言沟通方面、形象着装方面等等。要求他们放低姿态，这是一场平等对话，他们的角色是“服务型”的公务员，不能摆官员的架子。告诉他们镜头前的说话与日常报告的区别，口语化、简洁化，同时注重语气和现场回应。不能推诿扯皮，不能只说原因不说结果，不能以不了解情况为由，什么问题都先接下来，回头再办，最后不了了之。要把它当成现场办公会，说真话、办实事，才能赢得掌声。官员们要抱着“赶考”的心理，本着政务公开的心态，在全体市民面前，算细账、结硬账。问政话题的设置，必须是他们有能力解决而没有解决的，尽可能是一些有代表性的具体的民生方面的“小事”。同时，还要顾及地方性的法制法规（各地在大建设、大发展过程中，都有一些自己的“做法”，不能拿其他城市的做法来质询本市做法的优劣、对错、好坏）。《问政合肥》第一期就比较成功，下一期上线单位的领导班子在观摩并得到警示后，做好功课，并逐渐“适应”这种氛围，以后一期比一期顺畅。甚至一些部门还希望再次被问政，尤其是一些国有企业（《问政合肥》每期上线单位是一个政府职能部门，也包括服务型的国有企业如水、电、气、公交等）。因为每期问政，都能帮助他们发现许多他们难以发现的问题，促进他们提高效能、改变作风。电视问政，虽然是百姓问政，但在初期必须强化专家问政议政。专家能够以独特视角参与问政，给官员和决策者以启发或冲击，增加电视问政思想交流的活跃，对公众也是一种启迪。《问政合肥》除了建立特约评论员专家库，其行风监督员代表里，有多位律师，还有一些老干部，提问的质量很高。要是有一群各行各业的专家队伍参与到节目中来，以提升节目的品位。
第四，整改到位，落地生根。要让电视问政不沦为新的形式主义，必须做到“问政重在问责”。有人说，电视问政就是一档真人秀栏目，打破了人们的政治神秘感。但在问政过后，老大难问题得不到及时整改，反而会加剧市民对政府的失望，此类节目的生存危机随之到来。落实整改是国内电视问政专栏的生命线。所谓“事事有交代、件件有回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问政合肥》是一档纪委、监察局、纠风办主办，并由他们落实整改的专栏，从2012年至今，曝光问题400多个，查处率、回复率、承诺整改率均达到100%。对容易整改的问题，问政后立即进行了整改，占比达97%以上。对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有关方面拿出了整改措施与整改期限。电视问政要解决悬浮的问题，整改是关键。
第五，尊重电视规律，突出电视元素，同时整合新旧媒体的影响，放大正能量。武汉的电视问政的走红，离不开当年网络媒体的助推。2015年开始，《问政合肥》与所有合肥市属纸质媒体（《合肥日报》、《合肥晚报》、《江淮晨报》、《合肥广播电视报》）以及市属官方网络媒体（合肥在线、有巢网）的捆绑联动，做到了一加一大于二。除此之外，合肥市纪委还与移动信息平台合作，每期节目播放预告，当天发送到合肥市一万多名科级以上干部的手机上。2014年武汉的电视问政的传播，新媒体居功至伟。据了解，5天直播中通过武汉网络电视黄鹤TV收看的人数达到近70多万人次，通过手机客户端“掌上武汉”收看的人数达到近40万人次。新媒体的参与，弥补了单一电视媒体传播的不足，将问政这一政民互动的正能量放大到极致。
总之，电视问政作为舆论监督模式，其生命力取决于群众的欢迎，接地气；上线单位的认可，监督但不越位；政府的满意，导向正确；形式的不断创新，不丧失新鲜感；尊重电视规律，融合新媒体等，在这方面还需要更多的电视人的努力与探索。
【摘要】电视问政是新时期电视媒体舆论监督的重要形式之一，目前由于形式缺乏创新，曝光问题不能及时整改，以及监督过度存在“干政”的质疑等诸多原因，在风光10多年后趋于沉寂。但在自媒体时代，社会急需责任媒体占领舆论高地，呼唤电视问政能够突围鱼龙混杂的新媒体，走出困境。其存在价值不容置疑，其生存空间拓展刻不容缓。
【关键词】电视问政；舆论监督；困境；出路
一、电视问政节目的困境
一度风风火火的舆论监督性电视节目——电视问政，除了武汉、南京、温州、洛阳、合肥等部分城市，在全国许多城市出现水土不服，百姓认为它作“秀”，官员们对它有抵触情绪，收视看跌电视台也不看好。仅就安徽各地市的问政节目，有的“干扰”过多，整改阻力大流于形式，有的办不下去了干脆取消。究其原因，方方面面：有的城市交由宣传部或者人大主办，缺少纪委的有力支持，曝光问题得不到及时整改，虽然问政现场针对暗访短片面对市民代表的质询，政府官员先认错、再整改，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不是一问了之，就是仅仅停留在“曝光一处、查处一起”的阶段，“面”的问题解决不了，不仅做不到举一反三，反而会导致政府公信力的更大流失，加剧市民对政府的失望；有的城市由于领导打招呼等人为因素，问政成了作秀，接不了地气，生不了根发不了芽，自然开不了花结不了果；有的城市受新媒体冲击，传播有局限、影响大打折扣；再就是缺乏创新，形式大于内容，目前全国各地的电视问政节目形式大同小异，节目由暗访短片、场内互动、场外互动、监督报告、专家点评、现场打分、表态发言等环节构成，几年下来观众审美疲劳等等。加上学术界近年来，对于问政主体——电视台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也不断质疑；对于现场观众代表、行风监督员代表，是如何遴选出来的，有没有被“代表”，也有不同看法。
问政节目的异军突起，外因是政府政务公开、反腐倡廉、治庸问责呼声的日益高涨，老百姓参政议政的自觉，以及欧美电视媒体舆论监督理念的传入（像全国广播公司（NBC）的《与新闻界对话》、美国广播公司（ABC）的《这一周》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面向全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国际公司（CNN）的《国情咨文》、福克斯电视台（FNC）的《福克斯周日新闻》等）。内因是面对在舆论监督方面真真假假、鱼龙混杂的网络媒体，人们呼唤更权威、可信、阳光的舆论监督节目的出现，电视问政可以说是应运而生。电视画面的冲击力，演播室里政府官员、市民代表、专家代表等现场多方互动的真实感，以及民生问题的大胆曝光，政府官员的红脸应对，打破了人们的政治神秘感，百姓在获得情感宣泄的同时，大大激发了市民参政议政的热情。问政之风源于兰州电视台，2005年兰州电视台以《一把手上电视》在全国引起广泛关注。武汉电视台承上启下，在问政的力度尤其曝光问题尖锐度上不断升级，并借助网络助推，放大影响，电视问政就成了传统媒体在舆论监督领域的另一个平民化的“焦点访谈”。
二、电视问政节目的出路
谈电视问政节目的出路，首先要回答在新媒体时代，它的存在价值何在？它的存在价值会不会打折扣？既然自媒体时代，封不住悠悠众生之口，社会急需权威责任媒体占领舆论高地。处于目前政治生态下，作为党的喉舌、传统媒体的主力之一的电视，义不容辞站出来担道义著华章。阳光监督、权威监督，赋予了电视问政更多的生存空间。走出困境，突围鱼龙混杂的新媒体，笔者认为电视问政急需做好以下几件事：
首先，还“问”于民。百姓是问政的主体，虽然问政现场有市民代表，有行风监督员代表，有媒体观察员代表，但目前真正在“问”的还是代言人——电视问政的主持人。问政现场，暗访短片由媒体准备，主要问题由主持人提出，其他的话语也多数是主持人“借口说话”。为了接地气，还“问”于民，各地问政节目都有所动作。武汉电视台的问政节目，近年来选题从市民中征集，市民代表从全市征集，主持人减少质问，担当一个现场导播的角色，在官员与市民间搭建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总之，他们在做“去记者化”、“去主持人化”的努力。《问政合肥》创办之初，追求对抗、冲突、火爆的现场，官员不冒汗，问政不好看！力争每期让官员冒汗、下不了台，收视率上去了，市民关注了，领导也肯定了，但对问政对象逼问太过，甚至有官员反映节目播出后几天都不好意思出门。在问政的放大镜下，官员倒成了“弱势群体”，造成他们对上节目的逆反心理。上线单位领导班子的“畏惧”心理，必然给这档节目设置了人为障碍。所以从2015年开始，主持人放低姿态，更多地扮演调停人的角色，以质询代替质问、代替拷问，追求官员与百姓间的“平等”对话。主持人摆脱市民“代言人”的角色，现场虽有冲突，但理性化了，反而节目更有张力。开门办问政，初显成效。
其次，要舆论监督，不要舆论审判。2016年新年第一天，芜湖女大学生醉酒坠楼案，警方出了通报，认定是重度醉酒状态下的意外坠楼事件，并且在检察院、人大、政协、警风警纪监督员现场监督见证下，把警方的调查结果通知家属与校方，但民间依然质疑不断，谣言四起。聂树斌案也是如此，山东省高院按程序延期复查，是谨慎之举，无奈坊间甚至一些媒体还是不断拿“正义”说事，绑架相关职能部门。作为主流媒体的电视问政，首先要用事实说话，要用事实做判断，绝对不能以想象来“暗示”。在导向上，记者的偏执就会带来观众的极端。善意的舆论监督，目的是督促政府部门改变作风，提高效能，督促政府官员常怀敬畏之心，做好百姓的“服务员”。
第三，尊重各个城市的民风社情政情。问政是一个舞台，问政现场就是一出情节曲折的现场情景剧：政府官员本色出演、普通百姓由配角转为主角、主持人特约评论员充当他们之间冲突的调解人、“和事老”。这出戏好看与否，一看演员，二看剧情，三看结果即市民反映的问题、暗访短片曝光的问题的落实整改。《问政合肥》2012年初办时，第一期节目就考虑到当时的合肥政府部门，官员们比较“内敛”，缺乏与媒体打交道的经验，少有与市民在公众面前沟通的历练，所以专门有个“培训”，包括语言沟通方面、形象着装方面等等。要求他们放低姿态，这是一场平等对话，他们的角色是“服务型”的公务员，不能摆官员的架子。告诉他们镜头前的说话与日常报告的区别，口语化、简洁化，同时注重语气和现场回应。不能推诿扯皮，不能只说原因不说结果，不能以不了解情况为由，什么问题都先接下来，回头再办，最后不了了之。要把它当成现场办公会，说真话、办实事，才能赢得掌声。官员们要抱着“赶考”的心理，本着政务公开的心态，在全体市民面前，算细账、结硬账。问政话题的设置，必须是他们有能力解决而没有解决的，尽可能是一些有代表性的具体的民生方面的“小事”。同时，还要顾及地方性的法制法规（各地在大建设、大发展过程中，都有一些自己的“做法”，不能拿其他城市的做法来质询本市做法的优劣、对错、好坏）。《问政合肥》第一期就比较成功，下一期上线单位的领导班子在观摩并得到警示后，做好功课，并逐渐“适应”这种氛围，以后一期比一期顺畅。甚至一些部门还希望再次被问政，尤其是一些国有企业（《问政合肥》每期上线单位是一个政府职能部门，也包括服务型的国有企业如水、电、气、公交等）。因为每期问政，都能帮助他们发现许多他们难以发现的问题，促进他们提高效能、改变作风。电视问政，虽然是百姓问政，但在初期必须强化专家问政议政。专家能够以独特视角参与问政，给官员和决策者以启发或冲击，增加电视问政思想交流的活跃，对公众也是一种启迪。《问政合肥》除了建立特约评论员专家库，其行风监督员代表里，有多位律师，还有一些老干部，提问的质量很高。要是有一群各行各业的专家队伍参与到节目中来，以提升节目的品位。
第四，整改到位，落地生根。要让电视问政不沦为新的形式主义，必须做到“问政重在问责”。有人说，电视问政就是一档真人秀栏目，打破了人们的政治神秘感。但在问政过后，老大难问题得不到及时整改，反而会加剧市民对政府的失望，此类节目的生存危机随之到来。落实整改是国内电视问政专栏的生命线。所谓“事事有交代、件件有回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问政合肥》是一档纪委、监察局、纠风办主办，并由他们落实整改的专栏，从2012年至今，曝光问题400多个，查处率、回复率、承诺整改率均达到100%。对容易整改的问题，问政后立即进行了整改，占比达97%以上。对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有关方面拿出了整改措施与整改期限。电视问政要解决悬浮的问题，整改是关键。
第五，尊重电视规律，突出电视元素，同时整合新旧媒体的影响，放大正能量。武汉的电视问政的走红，离不开当年网络媒体的助推。2015年开始，《问政合肥》与所有合肥市属纸质媒体（《合肥日报》、《合肥晚报》、《江淮晨报》、《合肥广播电视报》）以及市属官方网络媒体（合肥在线、有巢网）的捆绑联动，做到了一加一大于二。除此之外，合肥市纪委还与移动信息平台合作，每期节目播放预告，当天发送到合肥市一万多名科级以上干部的手机上。2014年武汉的电视问政的传播，新媒体居功至伟。据了解，5天直播中通过武汉网络电视黄鹤TV收看的人数达到近70多万人次，通过手机客户端“掌上武汉”收看的人数达到近40万人次。新媒体的参与，弥补了单一电视媒体传播的不足，将问政这一政民互动的正能量放大到极致。
总之，电视问政作为舆论监督模式，其生命力取决于群众的欢迎，接地气；上线单位的认可，监督但不越位；政府的满意，导向正确；形式的不断创新，不丧失新鲜感；尊重电视规律，融合新媒体等，在这方面还需要更多的电视人的努力与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