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发展道路的总体定位与实现路径
黄真
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外交的战略抉择，之所以作出这一抉择，是由世界潮流、中国的基本国情以及实践基础所决定的。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具体化，体现在中国机遇、战略定力、同走此路、群众基础和核心利益五大路径上。
DOI： 10.19422/j.cnki.ddsj.2016.12.011
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重大目标，并深刻阐述了实现中国梦与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内在联系；明确指出，中国梦与和平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中国梦是我们的崇高目标，和平发展道路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正确途径。[1]此后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和几乎所有的外访活动中，习近平总书记都要强调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和意志。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的系列重要讲话为指导，尝试分析和平发展道路的总体定位及其可能的实现路径。
总体定位：战略抉择
2016年3月，外交部党委在《求是》发表文章《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与实践》。文章认为，随着中国外交实践的推进，新一届党中央外交新思想逐步系统化、理论化，初步形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为中国外交提供了顶层设计，指明了前进方向。其中的要点之一就是：中国外交的战略选择是坚持自身的和平发展，同时推动世界的和平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是中国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2]之所以特别强调“战略抉择”，是出于以下重大考虑：
一、世界潮流
当今世界依然不算安宁，但绝大部分国家和人民盼望天下太平，寻求安居乐业，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依然强劲。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正强化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和人类的命运与共，各种纷繁复杂的全球性挑战也日益增多，无一国能够幸免，无一隅可以偏安，更加凸显了多元主体福祸相依、荣辱与共的时代特征。另外，当今世界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大调整，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正在朝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这导致当前大国战略关系既充满竞争，又总体稳定。如果说美苏两强依靠核威慑打造了“恐怖平衡”的冷战时代，那么在权势格局日趋平衡的今天，大国之间越来越通过利益融合形成了“利益制衡”。这些都表明，中国只有走和平发展道路才符合自身的现实和长远国家利益。
二、基本国情
首先，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外交的根本遵循。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导中国外交，要求我们对内追求社会和谐，对外追求世界和谐。其次，中国是一个具有“和”文化传统的国家。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睦、和谐。中国自古就有“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和为贵”“和而不同”“国泰民安”“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传。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历史上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3]最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已经位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收入排名依然不高，依据联合国的标准，中国仍有近一亿的贫困人口，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在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差距。所以，中国外交的核心任务还是紧紧围绕“发展”这个中心，服务发展，促进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的目标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4]实现这一伟大目标，我们既需要和谐稳定的国内环境，也需要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这两大环境的打造都首先要求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三、实践基础
走和平发展道路，具有坚实深远的实践传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立为中国外交的宗旨之一，始终拒绝当头、称霸和扩张，始终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斗争。中国从政策、制度和实践三位一体角度确保和平发展道路不转向、不倒退。当下，中国需要继续夯实和平发展道路的实践基础。因为只有实践上这么做了，其他国家才会真正相信和接受中国的发展壮大是和平友好而非挑战威胁，是互利共赢而非零和博弈。
实现路径：五位一体
和平发展道路能否取得更大的成功，既依托世界，又依靠自己，概括起来，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中国机遇”
习近平总书记说：“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5]这表明，和平发展道路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两个机遇的相互转化”。一方面，我们要充分珍惜和利用世界提供给中国的“世界机遇”，那就是和平与发展构成主流的世界，这个世界与二战时的大国“热战”、美苏争霸的大国“冷战”极为不同，这为中国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与世界各国发展伙伴关系提供了最优外部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另一方面，中国需要更加奋发有为，为世界提供“中国机遇”。“中国机遇”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商业机遇。习近平主席说，预计未来五年，中国进口总额将达到8万亿美元，利用外资总额将达到6000亿美元，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7500亿美元，出境旅游将达到7亿人次。这将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更充足的资本、更丰富的产品、更宝贵的合作契机。再加上诸如城镇化的国内发展大战略，中国提供给世界的市场机遇只会越来越多。
第二，制度机遇。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稳步扎实推进，中国在制度方面同样可以给世界提供很多机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演讲称，“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不仅将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推动力量，而且将为世界带来新的发展机遇。”[6]经过艰辛探索和理论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这不仅大大便利和规范了世界与中国的全方位交往，也为世界各国治国理政提供了某些借鉴。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7]
第三，文明机遇。英国学者布尔（Hedly Bull）指出：“国际社会的未来取决于一个世界性文化能否得到保持和发展，一个真正的世界性文化不是西方化，世界性文化注定需要更多地吸引非西方的成分，这样它才能具有真正的世界性，并且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国际社会所赖以生存的基础。”[8]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无论是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大国责任还是世界的和平发展出发，中国都很有必要把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中蕴含的积极处世之道贡献出来。对此，中国应具有根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提炼概括，[9]充分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有益启迪。
突出“中国机遇”深刻表明，中国已经从强调顺应时代潮流而走和平发展道路，逐渐转变为通过积极主动发挥中国动能、展现中国力量来走和平发展道路，从强调客观和平环境到强调主观缔造和捍卫和平，这意味着和平发展道路的成功实质上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壮大，干好自己的事情是根本。
二、“战略定力”
随着中国与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外交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机遇和挑战。其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随着国力的逐步增强，中国已经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那就是“将强未强、将起未起”。中国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有不小的冲击，根据“力的相互作用原理”，那个体系对中国的反击必然也不小，这就是所谓的“崛起困境”。[10]因此，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会有许多“成长的烦恼”和“崛起的代价”。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有战略思维，增强战略定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不为一时一事所动，不因为某些局部问题而打乱阵脚，从而影响到中国最大的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
从20世纪至今的社会主义发展史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较之于苏联共产党更加富有智慧和战略眼光的就是：中国永远不按照美国所期望的那样“出牌”。在政治上或者说意识形态上，美国特别希望中国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希冀中国推行所谓的“新思维”“多元化”，然而我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上，美国特别希望建立一个排斥中国的经济联盟，然而我们实行改革开放，努力与所有国家发展经济伙伴关系，而且相当成功，以至于今日中国发挥国际影响力的主要手段仍然是经贸；[11]在军事安全上，美国特别希望中国被“激怒”，从而陷入与周边国家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军备竞赛，最终“耗死”中国，然而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维持有效的最小威慑力量，这正是中国的“太极”对付美国的“拳击”的高明之道。
三、“同走此路”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12]中国学者王存刚将中国外交的核心价值观概括为世界各国的共存、共享、共治、共赢、共进。[13]实际上，和平发展道路作为中国外交的战略抉择，同样体现了这一核心价值观，但如果只有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而其他国家不走的话，中国必然难以走下去，因为中国的生存、安全与发展无从保障。如果都不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要么兵戎相见，要么冷战对抗，对世界各国均无益处。
四、“群众基础”
和平发展道路的成功需要国际国内民众的支持。一方面，要培育“国内群众基础”，不断让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和平发展带来的利益，不断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任何一项对外政策能够有长期的生命力并得到公众的持久支持，必定是因为它能够反应一国之基本的国内需求和理解。“中国对外关系不论曾经历过什么样的形态，以及今后可能会出现多么复杂的变化，它最终还是要回应中国、中华民族的基本需求和愿望，任何政治集团如果不能有效治理国家，不能从中国社会中获得政治合法性，其对外政策都将是软弱无力和难以持久的。”[14]当下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基本需求和愿望，突出表现为三大方面：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经济和社会发展（即现代化），社会核心价值的构建与国家认同。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必须在这三大方面大有作为，才能夯实其民意和社会基础。
另一方面，要培育“国际群众基础”，需要广泛深入宣传我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思想，引导国际社会正确认识和对待我国的发展。今日之中国，一言一行均在世界聚光灯之下，不管出自无心还是有意，很多国家倾向于负面评价中国的善意善举，夸大中国的恶意恶行，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因而甚嚣尘上，非常不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要广为宣传中国的和平发展，尤其要着重宣传“和平基因”。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论”。和平基因从根本上限制了中国走扩张称霸道路的可能性。
五、“核心利益”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绝对的和平主义和无原则的妥协退让，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要坚持底线思维。两者是有机统一的，只有结合起来才能全面完整准确地理解和平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15]强调核心利益，有两方面助益：一方面打破外部挑衅性力量的幻想，认为中国会为了国内建设和国际形象而在国际争端中秉持“绥靖主义”；另一方面打破国内某些软弱性力量的幻想，认为中国为了国内建设和国际形象应该弱化强军备战、避免“示强示硬”的“投降主义”。
总之，新中国建立以来，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爱好和平始终是中国外交的本质特征。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中国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战略选择，也是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使命担当，同时也深刻体现了中国战略审慎、清醒忧患的外交气质。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国际秩序观研究”（批准号：16CKS00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市委党校社科教研部）
（责任编辑：张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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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毅：《坚持和平发展 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载《学习时报》，2014年2月17日。
[2] 习近平：《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载《人民日报》，2013年1月30日。
[3] 《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4年3月30日。
[4]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4月26日。
[5] 习近平：《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载《人民日报》，2013年1月30日。
[6] 《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4年4月1日。
[7]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8] 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页。
[9] 包括：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
[10] 孙学峰：《中国崛起困境：理论思考与战略选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11] 时殷弘：《关于中国对外战略优化和战略审慎问题的思考》，载《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6期。
[12] 习近平：《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载《人民日报》，2013年1月30日。
[13] 王存刚：《论中国外交的核心价值观》，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
[14] 牛军：《冷战与中国外交决策》，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409-410页。
[15] 同[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