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长征走出来的开国上将

    杜尚儒

    当代中国有两位叫李达的名人，一位是参加过建党的中共元老之一李达，另一位就是参加过宁都起义和长征的开国上将李达。

    开国上将李达作为我军高级将领，曾任师、军、军团，二野、志愿军及至总参谋部各级“参谋长”长达三十余年，是“胆正”又“心细”的“活地图”，为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立下奇功。

    “文革”后期，毛泽东曾问受到迫害的李达：你是怎么坐的牢，又怎么出来了？李达回答：“我是糊里糊涂进去的，又糊里糊涂出来的。”毛泽东说：“李达不糊涂。”

    在陕西省眉县政府官网上，有一首题为“秦岭丰碑”的长诗，诗的开头写道：“巍巍秦岭树丰碑，滔滔渭水传颂歌；太白山上杜鹃啼，将军魂魄归故里。”

    诗中所说的将军，正是从秦岭脚下走出的开国上将李达。

    红军“活菩萨”

    李达原名李德三，1905年4月19日出生于陕西眉县县城以东25公里的横渠镇横渠村一户农民家庭。

    横渠镇是北宋著名哲学家张载的故乡，据当地人介绍，张载是理学重要流派关学的实际创始人，人称“横渠先生”。李达自幼常听先生讲到先贤“横渠先生”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素有报国之志。20岁时考入甘肃平凉国民军第二军官学校，毕业后即参加了冯玉祥部西北军，先后任排长、连长和少校参谋。

    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军阀混战，李达随西北军开赴中原。同年10月，冯玉祥战败，蒋介石收编冯玉祥所部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

    1931年1月，蒋介石令该路军从山东开赴江西，参加对中共中央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7月，第二十六路军又奉命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李达随之进驻宁都。同年9月，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失败后，仅留下第二十六路军驻守宁都，其他部队先后撤出，使得该路军处于苏区红军包围之中。蒋介石企图借“围剿”红军之机铲除异己，引起第二十六路军部分高级将领的不满。

    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第二十六路军官兵要求回北方参加抗日，被蒋介石拒绝。1931年12月14日，第二十六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等人领导下，举行了著名的“宁都起义”，李达与全军1.7万多人宣布脱离国民党，参加红军。

    “宁都起义”在当时影响非常大，因为此前的红一、三军团总共只有两万多人。起义部队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番号，经过整编后，红五军团成为一支勇猛顽强、善打硬仗恶仗的铁血之师。

    据军旅作家吴东峰描述，李达“大高个儿，枣红脸，相貌敦厚，性情温和，就像个菩萨”。事实上，红军时期，李达即被称作“活菩萨”：临大事而不惑，罹大难而不畏，菩萨心肠，极少动怒。遇到不顺心的事，他的口头禅是三个字：“乱弹琴！”

    长征前，李达任红二军团参谋长。据其部下回忆，李达指挥作战，十分重视运用地图。有一次，红军攻克湖南大庸城，李达发现当地竟有石印局，立即派人翻印了比例尺为一比二十万的地图，下发给作战部队。

    1935年，红二军团、红六军团长征进入贵州毕节地区。当时，黔西重镇毕节因地处云、贵交界，成为国民党和地方军阀都管不着的地区。红军打算以黔西、大定、毕节为中心创建川滇黔边根据地。红六军团的领导人任弼时向李达问计，李达详细查看了地图后，坚决反对。他说：一、毕节地势，雄视云南，云南不会不管；二、毕节公路，四通八达，蒋介石调兵方便，也不会不管。不到十日，果然如李达所料，云南、湖南和贵州的军阀，相继进军毕节。红二、六军团及时撤离毕节，继续西行北上。任弼时感叹地说：“李达有先见之明。”

    据李达将军的部下陶汉章回忆，红二方面军长征过草地时，许多人得了“鸡婆眼”（夜盲症）。李达参谋长下令每个连队发一百块大洋，规定每人每天吃羊肝二两、羊肉四两、麦面一斤。半月过后，“鸡婆眼”不治自愈。李达“活菩萨”的美誉不胫而走。

    抗战立“奇功”

    李达的军事才能在抗战期间得到充分展示。抗战之初，李达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参谋处处长。他曾总结道，要做好参谋，须“四勤”：腿勤、笔勤、眼勤、脑勤；还须胆大包天，心细如发，守口如瓶。用陕西话说，“胆正”，“心细”。

    “卢沟桥事变”后，李达随一二九师自陕西韩城芝川镇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半年后，他出任一二九师代理参谋长。同年底，正式就任参谋长。当时一二九师师长为刘伯承，副师长为徐向前，李达的“胆正”和“心细”，给两位老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部队初入山西时，形势极为严峻，华北日军主攻山西，太原受到晋北、晋东两路日寇钳击。李达随刘帅临危不乱，准确探明敌情，于长生口设伏，一举歼敌千余。

    李达日后在回忆中披露，此役之前，他陪刘帅在前沿探察敌情时，两次近距离遭遇日军小股部队，距离近到能互相看清对方的面目。李达沉着镇静，指挥警卫排和参谋人员击毙数名日军，掩护刘帅脱险。著名的神头岭之役，李达再次到距日军最近的制高点刺探军情，为此役全胜提供了重要的情报。

    从1940年开始，李达随邓小平、刘伯承率领一二九师在河北涉县一起战斗、生活长达六年之久，组织了闻名中外的响堂铺伏击战，开辟了当时全国最大的抗日根据地—晋冀鲁豫根据地。

    史料介绍，李达直接参与指挥的邯（郸）长（治）战役，历时十八天，连克黎城、涉县，拔掉日伪据点近30处，歼敌700余人。战斗刚刚结束，李达即召集一二九师指战员，开总结会议。他提出，各参战部队注意协同、游击战结合运动战、游击小组应形成“拳头”、发挥地雷的威力，等等。

    李达的总结通俗易懂，又可操作，刘伯承、邓小平等人非常赞赏，下令将李达的经验下发各基层部队，又推荐到《新华日报》发表。

    在此期间，李达还参与组织了七亘村、黄崖底以及太行山反“六路围攻”、晋东南反“九路围攻”等战役。今人耳熟能详的百团大战，李达亦功不可没。八路军总部下达作战任务后，李达即受命起草一二九师作战计划。他遵照刘帅的命令，绘制出准确的情报地图，详细布置了通信、侦察、警戒、防空、防毒等具体工作。战斗中，他还整理出了一套《破路经验介绍》，对各参战部队的破袭作战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百团大战打响后，八路军总部任命李达为晋冀豫区交通司令员，有力保障了晋冀豫、冀南、太岳区域交通线的安全，使后方与前线之间的物资往来和干部护送、文件传递基本畅通。

    抗日战争期间，李达曾亲自组织制图人员，实地测量，用简易的测绘方法，将北起九里关、南至漳河畔一带的村庄、人口、水源、资源等作了标记，搞清了晋东南、太行山和晋冀鲁豫接合部的地形，并指导制图单位完成了《最新华北明细图》，绘制出了我军首份分层设色的《太行军区形势图》。

    作为参谋，李达对战场中的各种信息都非常重视，并根据自己的研究和判断，屡立奇功。1938年末，日军士兵已出现厌战情绪。到了1942年，日军投诚者渐增。李达据此提出，应加强对日宣传攻势，瓦解其斗志。1941年3月，一二九师政治部下发《关于加紧樱花时季的对敌工作》训令，指出“三四月间，为敌国樱花季节，是日本人民生活习惯上重大的行乐例事。必须抓紧这一良机进行宣传，以引起其厌战及思乡情绪，涣散其战斗意志”。

    李达在回忆录中写道，此后，每到樱花开放的季节，当地抗日军民都会开展各种宣传攻势，武工队给日军送去了慰问袋，里边装有点心、日文传单和到根据地来的通行证。“日军将我军民送来的桃花、杏花等鲜花用水供养起来，暗暗落泪。”有的日军士兵悄悄将传单和通行证揣在怀里，像收到家信一般。

    据李达回忆录《抗战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记载，1942年，日军第36师团随军摄影记者三三木及金井伊太郎二人，携带轻机枪一挺、子弹700发和摄影机一架向八路军投诚。日军该师团阿部工兵联队一名叫大正的士兵，杀死中队长荒田，然后投诚。1943年春节，冀南军区向日军发出大批慰问信，得到回应五次。冀鲁豫军区曾全歼日军一个班，随后将日军尸体送回，并附上宣传品，日军中队长特地写了回信，对八路军的人道主义表示感谢。此后，投诚者更多。同年12月，驻潞城一名日军小队长也向八路军投诚，受到八路军的优待。有投诚的日军士兵说：“到边区去死了的没有，还优待的有！”

    李达还写道，一二九师在冀南军区专门建立了一个“和平日军据点”，以对敌开展工作。日军小队长津金少尉在写给八路军的信中说，“谢谢贵军对我的慰问，祝你们快乐，八路工作员健康。”据送信人转述，这名日军小队长还说，“我的眼光是向远处看，不只看手心这一点。八路每天每天多多的，十年二十年的打不完。八路的打不完，回国的希望的没有。”

    军中“活地图”

    李达在军中素有“活地图”的美誉。

    1942年夏季，李达带队在检查工作途中遭遇日军“扫荡”，被迫连夜转移。行进到一个十字路口处，侦察人员一时辨不清方向。李达策马来到十字路口，反复观察，然后指着一棵大槐树的方向，果断地说：“走这条路。”工作组一行趁着夜色从敌人的间隙中穿插急行，最终脱离险境。事后，有人不解，问李达夜间如何辨别方向？李达展开地图说：“你看，这个符号是一棵独立树，不正是我们要走的那条路吗？”众人无不叹服。

    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在途经黄泛区时，李达带领参谋人员先行出发，刘伯承、邓小平一行随后跟进。到达指定地点后，安排好宿营地，却迟迟不见刘、邓的身影。李达料到途中有变，即派一位参谋去接应，并详细交待，经某山、某河、某庄，便可接到刘、邓首长。参谋按此线路，果然找见了刘、邓首长。刘伯承问李达：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迷路？李达将军答，这个村庄在地图上有重名，一东一西，因此断之。刘伯承赞叹：“李达是活地图！”邓小平说：“李达这一手真了不起！”

    据说，李达训练参谋时，态度温和，但要求严格。将军要求“背图”，即不看地图，也能将山川、城镇、村庄、道路、桥梁位置讲述清楚，做到倒背如流，图在脑中。李达的下属都知道，将军外出必带的“老三样”是：地图、指南针、放大镜。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李达这个习惯也没有改变。每到一处，必详细了解其地理特点。80岁高龄时，仍能记住全国2000多个县名。

    自解放战争起，李达先后任第二野战军参谋长、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志愿军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国家体委副主任、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顾问等职。陈毅元帅曾称赞他是“抱着电话机睡觉的参谋长”。朝鲜战场上，李达又辅佐彭老总取得抗美援朝的胜利。

    1955年，李达被授予上将军衔。有军史研究者指出，李达是参加宁都起义的幸存者中惟一一位上将，也是其中军衔最高的将军。

    1958年，李达被批判为教条主义，在国防部副部长任内调至国家体委副主任。“文革”初期，李达将军被非法关押四年。入狱时，尽管手被捆，眼被蒙，造反派还有意在北京城里兜了几个圈子。不料，车子刚进秦城监狱，李达即问：“为什么送我到秦城监狱？”造反派非常惊讶，也不得不佩服李达将军不同寻常的方位判断能力。

    1971年的一天，毛泽东遇见李达，问他：你是怎么坐的牢，又怎么出来了？李达将军回答“我是糊里糊涂进去的，又糊里糊涂出来的。”毛泽东说：“李达不糊涂。”

    1972年，李达复出，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刚一上任，李达即组织“全军教导队长集训”。集训期间，所有高官全部“降级”：大军区干部当连长，军级干部当排长，师级干部为战士，吃连队伙食，过士兵生活。不少人有意见，李达则说，刘帅讲过，领兵人夏不挥扇，雨不张伞。兵圣孙子也说，士兵没进帐篷，将帅不要进；士兵没吃饭，将帅不要吃。拿破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说，没过过士兵生活的将军当不好将军。

    据2008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记载，1976年，邓小平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免职，李达也受到牵连。夫人为他的处境担忧，李达却说：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不了再关我一回。他告诫自己的部属，那几个人是纸老虎，总有一天要垮台，你们不要性急，要沉住气，要顶住，千万不能腿软！

    粉碎“四人帮”后，李达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顾委委员。1993年7月12日，李达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根据李达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安葬于河北涉县将军岭。在此之前，他在一二九师时的老首长和老战友刘伯承、黄镇、徐向前等将帅已先后安葬于此。

    记者了解到，在陕西眉县横渠村，仍然保留着李达将军的故居旧址。村人说，建国后，李达的儿子进京找到了当“大官”的父亲，要求给自己找份工作。李达却送给儿子一辆架子车，说：我是农民出身，农民的儿子为什么就不能务农？当地人告诉记者，李达仍有后人生活在眉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