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边环境与周边外交的战略选择

    近年来，中国周边外交奋发有为、积极进取，在外交实践和理念层面取得诸多重要成果。与此同时，中国周边外交也面临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领土领海主权权益争议等压力和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周边外交需进行系统的筹划和设计，根据形势变化进行进一步优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实现，提供更有力的周边战略支撑。

    自十八大以来，特别是自2013年10月中央周边外交工作会议召开以来，中国周边外交奋发有为、积极进取，取得了多方面重要成果，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在周边地区快速推进，一些具有标志性的项目，如中巴经济走廊、印尼高铁建设、中俄油气合作等取得重要进展。在南海问题上，中国顶住美国带来的强大压力，坚定维护主权权益和核心利益，强化了南海的主权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南海仲裁案”的负面国际影响，彰显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动员能力。此外，亚信会议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的成功举办、“9·3”大阅兵的成功举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顺利成立等，比较充分地展现了中国在周边地区的经营、塑造能力。

    与此同时，美国加大在中国周边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力度，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之间存在很长时期都难以得到妥善解决的领土领海主权权益争议，一些周边国家正在经历深刻的政治社会转型，显示中国周边外交面临十分复杂的外部环境和若干较为严峻的挑战。在问题头绪较多、形势不断演化的情况下，需要更好地从宏观上把握周边环境的总体走势，对周边外交进行系统的筹划与设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更有力的周边战略支撑。

    中国周边环境总体评估

    当前，中国崛起进入关键时期。周边环境的好坏程度，周边外交的成功与否，会深刻影响中国在周边地区利益的实现程度。总体来看，当前中国周边环境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从发展的阶段来看，周边环境处于过渡和转折时期。当前，东亚秩序正在从过去总体由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向新的地区秩序转型。[1]这个转型过程的起始，大致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及中国经济总量于2010年超过日本为标志。转型阶段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本地区国家就地区秩序的很多重要方面尚未达成有效共识，地区实力对比还在进行累积性的数量变化，国家关系结构还处于重新组合的过程中，大国之间尚未形成稳定的、能被各方接受的相互定位，中小国家对于在大国关系中如何自处还有较强的观望心态，主要相关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已经以比较激烈的方式展开。在过渡时期，东亚地区面临的核心问题是逐渐明确中国在该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力，并在中美关系性质逐渐明确的过程中，形成可持续的地区架构、稳定的国家间互动模式，对地区热点问题形成较为有效的管控机制。

    第二，美国通过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强化在中国周边的同盟体系，在地区秩序转型过程中，加大了对中国的战略压力。在周边地区，美国拥有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等盟国，还有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新加坡等安全伙伴。这些盟国和安全伙伴的存在，放大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实力优势，使美国在本地区采取的行动更容易产生体系层面的效果。[2]这样一种态势，使得中美在中国周边地区的竞争具有某种不对称性。总体来看，美国处于相对优势地位，中国在周边地区竞争的成本要明显高于美国，但这与周边地区对中国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大体是相称的。在周边地区不同方位，中美之间的不对称性存在差异。美国的优势更多地体现在东北亚和东南亚，在南亚地区，这一优势有所下降；在西北方向，美国并无明显优势，相反，通过中俄合作、上海合作组织作用的发挥，中国占据较大的主动性。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的优势并不是全方位和体现在所有领域的。

    第三，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存在复杂心态，其政策选择具有很强的两面下注性质。大多数周边国家认为，当前在中美两国之间，美国处于实力优势地位。但他们同时明确地认为，中国是一支上升中的力量，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仍然处于长期上升通道之中。此外，周边国家在其战略考虑中并不轻易排除未来某一时间中美两国实现重要战略和解的可能性。在这样的考虑之下，周边国家在没有十分特殊理由的情况下，虽然其政策时有一些机会主义性质，但一般不愿真正得罪中国，也不希望卷入中美对抗的大麻烦中。即使是跟中国存在现实争议的菲律宾和越南，也并不希望与中国的关系真正破裂，避免与中国发生直接武装冲突。

    2015年以来，美国通过实行南海巡航、推动南海国际仲裁、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方式，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对中国的战略压力，但无法达成“毕其功于一役”的效果，无法打破中美在周边地区战略竞争的僵持状态。中国表现出很强的抵御美国压力的能力，有助于打消周边国家可能产生的“美国可以通过加压的方式压服中国”的幻想，并对周边国家在中美之间如何进行策略选择产生影响。

    第四，本地区国家还没有找到格局转换的有效路径，美国仍在努力维护旧的地区秩序。中国周边国家存在较强的未来地区秩序会发生变化的预期，但东亚秩序的转换以什么方式实现，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找到明确的路径。美国试图通过大力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固它所主导的同盟体系和地区安全秩序，推动TPP建立对其有利的地区经济秩序，在这一地区排挤中国的影响力，从而导致地区秩序转型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

    大多数周边国家的态度并不是简单排除秩序转换的可能性，而是试图在这个过程中更好地维护和实现自身的利益，同时不希望现有格局和秩序在短期内发生重大的、转折性的变化，而是希望这种变化能够以较为平稳的方式进行，以便他们能够更好适应。

    当前周边地区格局正在经历从僵持局面中逐渐转型的过程。周边地区的秩序转型总体上会以和平的方式进行，但又有很强的战略竞争内涵。在转型过程中，中国、美国和不少周边国家都会承受较大压力，而中国则处在所有这些压力的核心，这将是一个比较长期的现象。

    中国周边外交的成果与经验

    近年来，中国周边外交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其中，有些成果的表现是显性的，有些成果的表现是隐性的，其真正价值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更好地体现。在积累实力、为未来崛起打牢基础的阶段，某些隐性的、其效用暂时不是明确可见的努力，有时可能具有更大的价值。这一阶段的努力，也为周边外交的持续推进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中国周边外交取得的成果和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积极主动出击，而不是被动应对，逐步提升在周边地区的战略主动性。[3]近年来，中国周边外交颇为主动，在预先筹划的基础上主动出击，取得了多方面成果。其中包括：“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中国东盟自贸区协议的升级、中韩和中澳两个自贸区协议的达成，等等。此外，金砖国家合作和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合作也有了新的进展。

    中国周边外交主动作为、积极进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周边地区“美国出牌、中国应对”的态势，加强了周边外交的统筹规划，而不是忙于应付眼前问题和具体挑战，不是展现“反应式的强硬”，而是“超越应对”“超越眼前和短期”，从战略高度审视不同领域和不同问题，更好地确定不同领域的轻重缓急和行动的先后次序，在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下，保持自身战略方向的清晰性和稳定性。

    周边外交主动作为的客观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部署，发挥了消解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效果的作用，使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主要议题的方向，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路径发生了改变，确保经济合作继续成为地区合作中的关键议题，并对美国在周边地区的作用形成较为明显的约束。

    第二，通过综合发挥经济、安全等不同手段的作用，周边外交手段更为丰富，组合更加灵活。在安全领域，中国应对压力的能力明显增强。在美国不断加大战略压力的情况下，中国依然能够坚决顶住压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设立了东海防空识别区，在南海有效维权并开展岛礁建设，军事能力也在快速稳步提升。这些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美国试图通过加压与升级的方式迫使中国在安全领域让步的设想落空。由此，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战略威慑力也得到一定提升，这对部分国家试图侵蚀中国南海利益的机会主义心理起到了较为明显的抑制作用。

    在安全短板得到一定程度弥补的同时，中国继续发挥经济手段在周边外交中的长期基础性作用，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不断深入，与大多数周边国家较为良好的合作局面继续得到维持和巩固。在周边地区压力加大、战略竞争有所发展的背景下，较好地维护了竞争与合作关系的平衡。

    第三，在安全理念方面推陈出新，大力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自身也从中受益良多。随着自身实力和影响力的继续提升，中国在地区秩序中的作用也在经历变化。中国在区域经济合作、地区机制建设等方面的引领作用处于提升的过程中。

    除了在功能性合作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以外，在地区合作理念方面，中国也试图取得突破，这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周边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和推进上。中国与周边国家试图着力的命运共同体，既是经济合作不断加深的关系，也是成员国在安全问题上互相谅解、相互提供支持，在发展与合作的过程中提升所有国家安全水平的关系。同时，它更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纽带。在命运共同体内部，各成员国具有共同的目标、一致的理解和相通的情感。由于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以及国家利益具有可变性，从长期角度看，对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认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归属感，是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周边外交未来优化方向

    未来一个时期，预期周边环境会继续经历复杂变化，美国不会轻易放松“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力度，中国在周边地区将继续面临复杂局面和诸多现实挑战。从政策层面看，中国周边外交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第一，继续发挥经济手段的作用，提升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力，发挥经济手段推动秩序转型的积极作用。从深层次来说，周边地区的很多问题是围绕地区秩序转型而展开的。和平的地区秩序转型符合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利益。为了充分发挥经济手段在推动地区秩序转型中的积极作用，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进一步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巩固和充实双边经济基础；在多边层面推进经济合作，重拾地区经济合作的动力；努力发挥经济手段在维护双边关系稳定、推动政治互信提升方面的作用；在外交层面发挥中国经济体量大、在周边地区经济活动日益增强的优势，使其更好地发挥对地区格局、地区秩序的塑造作用，以及对地区议题的引导作用。

    第二，以过程可控、负面作用较小的方式，从长期进一步提升中国的战略威慑力，稳定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安全领域的行为预期，抑制周边热点问题的升级。同时加强在安全领域的合作，维持总体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中国需通过军事能力建设，外交、安全政策上的坚定性，对某些无理挑衅进行强有力反击，继续提升战略威慑力。特别是以超越具体事件应对的方式，建立可靠的战略威慑，调整和优化处理周边关系的战略基础。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进务实安全合作，改善经济合作的安全基础，对周边热点问题进行较为有效的管控。

    随着自身能力的提升，中国在地区安全中承担的责任进一步增大。未来，可以通过积极为本地区提供更多安全公共产品，为本地区安全做出更大贡献的方式，推动地区安全环境的改善，在地区安全架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使中国倡议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在周边地区得到更充分的实践。

    第三，通过提升周边地区经济合作，以及更紧密的机制合作，强化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从国与国合作的角度看，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具有高度政治共识和稳定合作预期、能够经受一定程度压力考验的关系。它在政策层面的一个重要体现是，成员国不会通过向对方施压以获取利益作为优先的政策手段。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周边外交的手段，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一个重要目标。作为手段，它有助于提升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水平。作为目标，命运共同体与本地区长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本身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同时，命运共同体建设也高度契合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要取得成效，需要中国与周边国家同时走和平发展道路，在这样一条发展道路上相互支持、共同推进。

    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一项长期设计，但它真正要取得成效，还要靠逐步落实来体现。功能领域的合作，是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必需，但又远非充分。除此之外，它还需要有安全领域的实质性合作、地区主义理念的推进等作为支持。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轻易松劲，需以长期的愿景、可见的进展和成果、稳步扩大的交流与合作，巩固相关行为体的预期，努力用一个阶段的成功推动下一个阶段的成功，为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深入打开战略空间。

    此外，从中长期来看，中国周边外交需要在奋发有为的过程中，更好地实现外交信号释放的精准性和一致性。在中国周边环境复杂变化、中国外交主动作为比较密集的情况下，周边国家在理解中国的意图、方案、构想和倡议时，难免出现一定的困惑。为了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良性互动，周边外交需保持信号释放的清晰性、一致性、连续性和比较长时段的稳定性，使周边国家更好地理解中国维护自身主权权益的坚定、对和平发展的执着和对互利共赢的坚持。

    结语

    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周边外交除了要解决实力积累、如何有效应对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等问题之外，还要着力解决如何提高自身在本地区的可接受性和受欢迎程度的问题。中国一方面要利用当前时机，快速壮大自身实力，同时要关注实力上升和自身对外行为在国际体系与周边地区产生的社会性影响，发挥物质实力的软性作用，改善在周边地区的软实力和国际形象，提升在周边地区的国际威望，在地区秩序建设中发挥更大和更积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努力实现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共同发展。（责任编辑：张凯）

    [1] 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第4-32页。

    [2] 孙茹：《美国的同盟体系及其功效》，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7期，第9-15页；周方银：《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与中国的应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1期，第4-24页。

    [3] 阎学通：《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载《国际政治科学》，2014年第4期，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