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风险生成的三重追问

    龙柏林+潘丽文

    ［摘要］生态风险作为生态建设的重要议题，正日益受到关注。要认识和减少生态风险甚至更严重的生态破坏，就必须洞察生态风险生成的原因。生态风险的生成主要可以从观念成因、科技成因、制度成因三个方面加以考察与追问，其中“控制自然观念”与“人类整体观的缺乏”是观念成因的主要内容，科技自身的自反性与科技的不当使用是科技成因的主要方面，国内不平衡发展与国际联合博弈则是制度成因的重要内容。只有厘清了生态风险生成的原因，才能使人们树立更理性的生态方案，更好地应对当前的生态风险问题。

    ［关键词］生态风险；观念成因；科技成因；制度成因［中图分类号］Ｂ０［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４２６（２０１４）０６－００１４－０４美国学者蕾切尔·卡逊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一书敲响了生态风险的警钟，人类开始将关注的焦点转向威胁人类安全的生态风险问题上，我们正进入生态风险时代。生态风险作为风险类型之一，与生态方面的“危险”“损害”“灾难”等都不同，因为“风险当然不会在已经发生的影响和破坏上耗尽自身。这里必须存在一种已经发生的破坏结果和风险的潜在要素间的区分。在第二种意义上，风险主要表现了一种未来的内容”。［１］３４由此可以得出，生态风险指的是在目前或将来可能对生态造成损害的一种可能性，是对整个生态系统将要遭受损失的一种判断。为了使这种判断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就很有必要对生态风险的生成问题进行追问式分析。

    一、生态风险生成的观念追问

    在远古蒙昧时期，人类崇拜神与自然，茹毛饮血的采集和狩猎生活使人与自然浑然一体，在观念上人类也就没有把自己与自然完全区别开来，思想上则崇尚“天人合一”、“阴阳调和”与“天地人和”。到了农业文明时期，农业和畜牧业开始取代原始的采集和狩猎，人类在敬畏和顺应自然中过着和谐的农耕畜牧生活。但工业革命以来，伴随科学技术水平的巨大提高，人类对自然的短期局部控制能力大大增强；与此同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显著的质的变化。那就是伴随疯狂的资本积累，导致人类对自然生态的大规模破坏，从整体长远来看这是缺乏人类全局观念的表现。

    一方面，“控制自然”的观念从根本上促进了生态风险的生成。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主体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挥，对自然的敬畏也开始被“祛魅”所取代，并进而在观念上逐步形成了“控制自然”的理念。人类开垦土地耕种以获取自身的生活资料，按照四时而动并对土地实行休养生息，本是农耕时代的朴素智慧。但如今在高产增收和利润至上的导向之下，常常出现过分利用土地和大量使用化肥的情形，从而导致土地天然肥力下降，继而被迫弃耕转到别处再度开垦。这样一来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森林被砍伐成农田和牧场，接踵而至的是农田和牧场的进一步生态退化，在这一过程中往往催生了巨大的生态风险。正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威廉·莱斯在他的著作《自然的控制》中所提出的那样，生态问题的根源是“控制自然”的观念，而“控制自然”的观念就是人类为满足自己不断增强的欲望的产物。也就是说，人类为了增强自己在世界中的力量，克服自己在环境中的不便，便试图设计出科学的工具和技术性的中介手段，把自然的一切置于为了满足人的需要的纯粹对象的地位，解决所遇到的限制性问题。在此“控制自然”的观念指导下，人类把全部自然作为满足人的欲望的对象加以理解和占用。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种普遍的观念便产生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是可以实现的，并认为这种日益增长的对自然的控制为社会结构和过程的更加合理奠定了基础。这种观点中的基本错误，是期望科学方法论本身（在控制自然的第一种意义上）的合理性原封不动地被‘转移到社会过程中去并通过加强开发自然资源（控制自然的第二种意义）满足人的需要来缓和社会冲突”［２］１０６。也就是说，人类为了缓和生存或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冲突，不断增强着控制自然的观念。这样的控制自然的观念，必然会带来两个灾难性的后果：一个是广泛威胁着有机生命赖以生存的生物圈的生态平衡，另一个就是不断扩充的控制自然的强大欲望，二者之间相辅相成构成恶性的循环链。正因如此我们可以说，“控制自然”这一意识形态，是生态风险生成的观念成因。

    另一方面，缺乏“人类整体观”也加剧了生态风险的生成。这种人类整体观念的缺乏，在当代社会，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第一，个人中心主义。这是一种以个人为所有事物的中心的观念。在价值论意义上，它是一切从单子式的自我利益和价值出发，并以自我为根本尺度去评价和对待其他所有事物的态度。这种只考虑自身利益而忽视他人利益的倾向，在实际生活中就可能出现为一己之利而损害公共生态环境的可能。第二，利益集团本位观念。这种观念主要是指把小集团的利益凌驾于社会整体的利益之上，对同类、其他动植物的生存环境漠不关心，甚至损害他人和其他生物的生命安全。当前某些企业过度排放废气污水损害公共环境就是典型事例，是利益集团本位主义观念催生的产物。第三，本代利己主义。这是一种只考虑当代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短视观念，是对后代人利益的极大忽略，并在有意无意中将后代人的生存环境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人类极力倡导征服自然、掠夺自然，无视自然界其他生命的存在价值；表面上似乎是人类中心的立场，实际上并非如此。它的真相背后是追逐自我利益、本团体利益与本代利益，真实的整体人类的利益却在此追逐中被驱逐和边缘化了。缺乏人类整体的大历史观念而片面地囿于个人与局部的利益，是加剧生态风险生成的又一观念成因。

    二、生态风险生成的科技追问

    虽然生态风险从根源上追问是观念作用的结果，但“任何对控制自然观念的考察都必须面对几个世纪来对这一观念的共同理解：人征服自然是通过科学和技术手段实现的”。［２］９１也就是说，人们控制、驾驭甚至改变外部环境的能力的巨大增长显然是从现代科学和技术中获得的，人们只有在科学的帮助下才能实现对自然的控制。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们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对生态风险的生成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在探讨生态风险成因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科学技术这个重要的成因。

    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自反性潜藏着生态风险。从鸦片战争时期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五四启蒙运动时期的“民主”与“科学”，再演进到近代的“科玄论战”中科学战胜“玄学”，这是一段中国国人接受科技洗礼的重要时期。在此过程中，科学技术逐渐主宰中国人的大脑，科学技术至上日益成为国人的重要价值取向。诚然，科技确实给现代社会的许多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农业方面，科技的进步使粮食增产增收，实现产量翻倍。比如说，我国粮食生产的多年增收就是得益于粮食增产技术的发展与运用。在轻重工业方面，生产技术、网络技术、高分子生物技术等的不断提高，推动着现代工业转型升级，丰富了工业产品的种类与数量。久而久之，在人们的心目中便形成了对科学技术的顶礼膜拜，在强调科技的巨大作用的同时却忽略了科技本身的发展有其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人们通过科技手段制造出诸多复杂多样的人工物品，这些人工物品进入生态圈后，会与生态环境中的其他物质发生多样化的、复杂的反应，其产生的后果往往因其滞后性、复杂性和多变性，很难预料与判断。特别是一些本身无害的化学产品进入自然之中与本身也无害的微量元素相遇时，由于协同化学作用就可能产生有毒物质。但是由于条件的有限性和世界物质的无限性，科学无法准确计算哪些物质与哪些物质会发生反应并形成有害化合物。比如杀虫剂的使用，当它刚刚出现并运用于农业生产时，的确能达到杀灭害虫从而提升农作物的产量的效果，在当时被认为是重要的研究成果。但是经过若干年的检验，它的负面作用逐渐显露出来了，它的残留物在自然循环中对其他生物产生了极大危害，并通过水果蔬菜等进入人体，直接损害人类的健康，并且这种损害是难以消除的。因此“科学的真理性是相对于实验室中所建构出来的世界而言的，而不是关于外在于实验室的自然世界的……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恰当的还是应该坚持相对的科学真理观：虽然科学只是对有限对象的有限认识”［３］。由此，不难看出科技本身在实践运用中确实存在着自反性的生态风险，并且在现有条件下科技本身也很难完全准确地预测这一生态风险。因此，我们应该舍弃对科技的顶礼膜拜和科技能打理一切的神话，在审慎的科技观念中保持对科技的敬畏，在发挥科技重要作用的同时能对科技自反性保持辩证的理解态度，从而自觉认识科技自反性是生态风险生成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科技的不当利用也加剧了生态风险的生成。“在技术充斥的世界，我们责备着科学，科学也忍受着此类责备。”［４］是的，尽管科技本身潜藏着风险，但人们对科技的利用方式也事关生态安全。正如“刀之于凶者，持刀者之过也”，生态风险的生成也与人们利用科技不当甚至滥用科技有着重要的关联。当今时代科学系统变得更加复杂化和精细化，这种复杂性和精细程度愈高，对其把握和控制也就愈困难，因而在实践操作中很容易出现科技利用不当的情况。例如，核能和核技术以及放射技术被广泛运用于工业、农业、医疗、科研和教育等各个领域，在运用过程中由于保管不善而泄漏就会成为生态安全的威胁，可能威胁到高级物种的生存和生物物种的生命安全。最典型的个案便是１９８６年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灾难性事件和２０１１年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另外就是一些企业与个人为了自身利益，在明知此类科技运用会带来生态风险的情况下，仍然将某项科技成果应用于生产，这就是滥用科技。这种滥用科技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一些企业与个人为了最大限度获取利润，毫不顾及企业活动以及此类科技运用所产生的负外部性，包括对大气、水质和土壤等所产生的污染和生态环境的退化变质等，进而影响周边人群的生活环境与生存质量。当然也包括我们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无节制地使用汽车、空调等生活用品导致大量温室气体产生从而引发生态风险等。总之，“在这样的环境中，再也没有什么‘旁观者，参战者和那些没有卷入战争的人都会深受其害。”［５］在这个意义上，对科技的不当利用确实是生态风险生成的又一重要原因。

    三、生态风险生成的制度追问

    除了反思生态风险生成的观念与科技成因之外，制度体制的追问是更为可操作的重要因素。“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改造制度本身，这意味着并不是简单地改变该制度特定的‘调节方式，而是从本质上超越现存积累体制。能解决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６］９５由此可以推断，制度因素是生态风险生成的关键性因素，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的重视。

    一方面，国内发展的不平衡与生态风险的生成。“不平衡发展这一范畴通常是在政治经济的和社会经济的维度上加以界定的（分别对应于国家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阶级与经济之间的关系）”［７］３０１尽管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在战略目标上日益强调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但是在实际推进中却又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紧张状态，在财富驱动型经济的强势和生态保护的弱势不平衡博弈格局中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生态风险。一旦这些生态风险超出生态自身的可修复能力，就有可能对当代乃至后代人的生存与生活环境构成严峻的挑战。“生态学告诉我们，在数百年乃至一千多年发展形成的原生林中，其复杂的生态系统有个临界点，破坏程度超过这个界线，生态将无可恢复。因此，我们必须寻找一条通往更理性的经济社会形态的途径，这种形态不是建筑在以人类和自然为代价的积累财富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公正与可持续的基础上。”［６］１２８－１２９所以，在生态风险从隐蔽到可见可触并展现生态系统脆弱性的同时，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强调经济发展不能以忽略或淡忘生态环保这一带有前提性的预制性条件。不仅如此，我们还应关注在唯ＧＤＰ中心与经济主义的指挥棒引导下引发的生态环境破坏等负外部性问题，特别是要对生态破坏者将生态风险转嫁给社会大众的行为进行反思。事实上，隐藏在这种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不平衡发展的表象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体制结构性原因，这些原因既包括对污染企业的环境处罚过轻，导致企业宁愿受罚也不愿意主动寻求生态环保的投入与行动；也包括地方政府环境监管的乏力和环境监察的积极性不高，地方经济的发展似乎比生态环保更能带来短期见效的政绩利益；还包括各种与环境资源有关的产权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有待建设与进一步完善，在这种制度空档期被某些污染企业钻了法律空子，从而造成环境损害与生态风险加剧，诸如此类。因此，治理生态环境就必须依靠制度。只有制度设置科学合理，才有可能从体制结构上告别以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单兵突进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合理平衡，在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中遏制生态风险的生成。

    另一方面，联合发展的国际博弈与生态风险的生成。奥康纳在其《自然的理由》中指出：“联合的发展这一范畴也许可以被解读为那些‘发展了的地区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形态，与那些‘欠发展地区（或城镇和乡村）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形态之间的一种独特的结合——社会经济或政治生活的新、旧形态的混合”。［７］３０２当今世界，由国家政策、利益、国际趋势等因素促成的国际联合也即全球化的过程，将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前所未有地整合在一起展开力量博弈与交锋，正对各个社会领域发生着深刻影响。这一交锋除了造成国际冲突和金融危机等显性问题外，还对全球气候问题与生态风险的生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气候变化问题——尤其是与日益严重的能源稀缺问题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可能走向军事化并受安全风险的摆布。结果可能是国际合作逐步变质，安全越来越成为一种引发分歧的因素。本应该成为压倒一切目标的减排，有可能蜕变成一场相互角力的资源争斗，加剧当前已存在的紧张和分歧。”［８］这种生态风险主要体现在，发达国家凭借其全球化格局中的资本与技术优势，在全球产业链中将落后产能与资源消耗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自己占据产业链的高端与高利润的主要端口。这样运行的结果便是将生态污染与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留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主要的利润和收益却牢牢控制在发达国家手中。比方说，在一些北部发达国家中被淘汰的高污染、高消耗的落后产能，纷纷转移到南部欠发达国家进行生产；而南部的国家和地区因生态治理技术水平有限，无法抵抗这种生态风险以及由此造成的环境问题。其结果必然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利用全球合作来为自身的局部目标服务，而将这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置于高生态风险的境地。不仅如此，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还将自身的有害或高危垃圾转移到这些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造成的生态风险是无法估计与量化的。所以，国际的联合发展已经蜕变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源耗竭与污染加剧，发达国家却凭借全球资本与技术的力量从生态责任中予以解脱。在这个意义上，生态风险与贫穷欠发达便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了生态政治的重要部分。但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贫困是等级制的，化学烟雾却是民主的。“那些生产风险或从中得益的人迟早会受到风险的报应。风险在它的扩散中展示了一种社会性的‘飞去来兮效应，即使是富裕和有权势的人也不会逃脱它们。”［１］３９所以，联合发展的国际博弈不仅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们，而且也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带来严峻的挑战。人类作为一个“鸡犬相闻”的地球村在生态风险的风暴中必须团结起来，创造新的国际合作之道方可对全球生态风险的生成进行有效控制。

    总之，面对生态风险的严峻挑战，我们必须树立健全的生态观念，合理地运用科学技术，依靠更加完善的制度体制，调动国内各方面的资源，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生态问题，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与社会氛围。

    参考文献：

    ［１］［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Ｍ］．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加］威廉·莱斯著，岳长龄、李建华译．自然的控制［Ｍ］，重庆：重庆出版社，２００７．

    ［３］肖显静著：环境·科学——非自然、反自然与回归自然［Ｍ］．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９：４．

    ［４］Ｕｌｒｉｃｈ Ｂｅｃｋ．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ａｎ Ａｇｅ ｏｆ Ｒｉｓｋ［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押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１１２．

    ［５］［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Ｍ］，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１：１１１．

    ［６］［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耿建新译．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Ｍ］，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６．

    ［７］［美］詹姆斯·奥康纳著，唐正东、臧佩洪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８］［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曹荣湘译．气候变化的政治［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２２８．

    责任编辑姚黎君 彭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