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尝试

    凌胜利

    制度创新并不意味着权力博弈，相对于权力博弈的传统思维，亚投行更应被看作是一种制度革新，是一项重要的国际金融制度创新。亚投行的规则制定并非与当前西方主导的金融机构完全对立，而是存在借鉴、改善的地方，中国需要推动亚投行的良性运转，使其成为中国提供地区公共产品的品牌工程、中国制度贡献的典型代表、中国国际责任的突出体现。

    2016年6月25日，亚投行首届理事会年会在北京召开，标志着亚投行进入运营新阶段。亚投行的创设是中国主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尝试，但也引发了外界对其是权力博弈还是制度革新的争议。中国主动创设亚投行主要基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探索外汇合理使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提升国际金融地位的四点诉求，将产生助力周边外交实施、促进亚洲共同发展、倒逼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多重影响。对于亚投行的创设，国际社会的反应褒贬不一。亚投行的创设和运营离不开国际社会的支持，相对于创设亚投行而言，中国也需要向世界阐述中国行为本身的合理逻辑，将亚投行的创设更多地视为制度革新而非权力博弈，将其视为新时期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尝试、承担国际责任的重要体现。

    亚投行：中国的诉求

    亚投行是中国主导创建的地区性多边金融机构，其主要功能定位于为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本服务，以支持包括交通、能源、电信、农业和城市发展在内的各个行业的投资。这是新时期中国推进周边外交，配合“一带一路”战略，践行“命运共同体”、“亲、诚、惠、容”等外交新理念的重要举措。关于中国主导创设亚投行的原因，基本可以归结为四点。

    一是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肩负大国责任的历史使命。随着综合国力的持续增长，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亚投行是中国弥补区域及全球金融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尝试，是第一个由中国发起并拥有主导权的国际金融机构。亚投行的创设可以视为中国在国际制度领域探索强强合作、强弱守望相助的尝试，也体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身份与责任。

    二是积极探索外汇的合理使用。通过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断发展，中国已经积累了大量外汇，远远超出了国家正常所需的外汇规模，探索外汇的合理利用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外交的重要使命。通过创设亚投行，将部分外汇投资于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也彰显了中国的新型义利观。

    三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减少美元主导可能带来的风险。尽管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民币在国际结算中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与此同时，美国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阻挠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人民币虽然纳入SDR，但与中国的经济体量相比还是不相匹配。“西方不亮东方亮”，尽管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并不期望人民币国际化，但人民币在中国周边地区的信任度依然逐渐提升。人民币国际化在周边地区已取得初步成效，这对于促进地区经济合作具有重要帮助。亚投行的创设实际是顺势而为，对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积累人民币国际化的管理经验大有裨益。

    四是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在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中，中国当前并未取得与自身经济实力相当的地位。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愈发暴露出不稳定性和不公平性，[1]亚投行只是中国在地区金融机构改革中的尝试，并不意味着要颠覆现有国际金融秩序，挑战世界银行、亚开行等多边金融机构，而是在金融资本大行其道，市场经济主导世界的形势下，用国际通用规则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共赢。

    从中国主导创设亚投行的四点原因来看，中国无意挑战亚太和全球秩序，但对于一些国家而言，他们并非如此看待，这就需要对亚投行创设可能产生的影响有所关注。

    亚投行：多重复杂影响

    亚投行的创设不仅吸引了亚洲国家的广泛参与，更有来自非洲、大洋洲和欧洲的众多国家的积极加入，但也遭到了美日等国的抵制，亚投行的影响可谓深远且复杂。

    一是可以有力地支持中国周边外交。亚投行的创设可以有力地推动“一带一路”的实施，利用中国的资本使周边国家受益。亚投行抓住了周边国家发展中的关键问题，主要聚焦周边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不仅可以加强亚洲国家间的互联互通，也有利于促进亚洲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对于提升中国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具有重要价值。对于当前中国对外战略而言，最为关键的一环是如何将自身实力转化为相应的国际影响力，这就需要中国加强议程设置、机制创设、国际协调等方面的能力。周边地区是中国影响力提升的晴雨表，亚投行的创设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周边地区中的话语权、亲和力、影响力。

    二是可以促进亚洲共同发展。亚投行并非纯粹逐利的商业银行，而是具有扶贫开发的性质。亚投行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亚洲国家，为亚洲国家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这对于亚洲的共同发展与繁荣具有重要推动力。亚投行的运行将有效增加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推动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进程，[2]并将极大地促进亚洲地区资源互补、发展共享，促进亚洲各国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三是可以倒逼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亚投行的创设对于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具有一定的影响，可以起到倒逼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作用。西方国家因为历史原因等因素主导国际金融体系，但并未与时俱进地适时推进改革，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固守既得利益而缺乏改革动力。中国创设亚投行并非要颠覆当前国际金融体系，而是要促进国际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并且秉持开放、透明、包容的态度。[3]中国创设亚投行代表了国际金融的改革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动力，有利于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与完善。

    四是加剧了美国与盟友间的利益分化。当前，中美结构性矛盾使得中美之间的任何问题都容易被放大。从美国和其部分盟友对亚投行截然不同的态度来看，亚投行折射了美国与盟友并非铁板一块，但也不能因此过分强调亚投行分化美国联盟关系的效果。冷战后，美国与盟友间从来都不是在任何问题上均保持协调一致，这是由于他们之间的战略目标、利益诉求出现了分化，使得他们的战略和政策分歧不断增多。对于英德法韩等美国盟友加入亚投行，以及加拿大也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美国需要反思其劝阻为何失败。至少在亚投行的道义较量上，中国得道多助，美国失道寡助。不过从美国的盟友或伙伴加入亚投行来看，其更的地是追逐利益的产物，并且有的国家为了平衡加入亚投行的政策影响，也加强了与美国的关系，这从韩国同时参与亚投行和加入TPP的态度可见一斑。

    亚投行：

    世界各国的态度与原因

    亚投行的创设受到了亚洲和全世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已有近60个国家加入。据金立群行长透露，目前还有30个国家等待加入，年底亚投行成员或达100个。[4] 8月31日，美国的坚定盟友加拿大也正式申请加入，七国集团只剩下美日没有加入。对于亚投行的创设，绝大多数国家持欢迎态度，不过也有一些国家基于既得利益或意识形态偏见而抵制亚投行。世界各国对于亚投行的反应基本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积极参与的亚洲国家。亚投行的创设受到了亚洲国家的普遍欢迎，因为这是为亚洲谋求福祉的重要举措。从亚投行筹办以来，亚洲国家都积极参与，目前共有30多个国家参与其中，其中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等亚洲重要国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周边国家基本参与其中，这足以显示亚投行的吸引力。亚投行能够吸引众多亚洲国家参与，也折射了亚投行符合亚洲国家的需要，是一件造福亚洲的好事，是亚洲各国的共同利益所在。

    二是顺势而为的欧洲国家。除了亚洲国家，近20个欧洲国家也积极参与，而且俄、英、德、法、意等大国悉数在列。欧洲国家选择加入亚投行是他们在新时期顺应世界潮流的务实之举，一方面可以搭乘亚洲发展快车，摆脱欧债危机所导致的经济复苏乏力，另一方面则是拥抱中国以推动多极化，削弱美国对欧洲的影响。欧洲国家积极加入亚投行反映了意识形态差异并非国际合作的主要决定因素，互利共赢的国际共识效应正在逐步显现。

    三是滞缓抵制的美、日两国。在抵制的国家当中，美、日最为瞩目。美国对于亚投行持抵制滞缓态度，担心亚投行等新的机制创设会削弱美国的亚太主导地位，[5]因而美国起初不仅自己不参与，还阻挠盟友参与。不过随着亚投行成员的逐渐增多，美国也有一种“大势已去”的无奈，因而在官方表态中不得不对亚投行转为欢迎态度以免继续孤立。日本对亚投行的态度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过程。亚投行倡议之初，日本官方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关注，而且国内舆论也持怀疑态度。不过随着亚投行的快速发展，日本显得非常纠结，一则此前日本追随美国，反对态度非常鲜明，短期内政策难以更改；二则日本若不加入，将会在新的亚洲金融机构中被边缘化。尽管中国表态欢迎美日加入，但两国的加入将引发亚投行投票份额、治理机构等的大幅调整，因而并非易事。况且美日难以接受其作为配角加入亚投行，因而不管它们说再多有关环境保护、治理透明的托词，也掩饰不了他们对于一己私利的追求。

    亚投行：

    权力博弈还是制度革新？

    有关中国主导创设亚投行的原因，其中有一点便是中国在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当中无法充分发挥中国的正能量，而美日等国固守其既得利益，使得中国目前很难在既有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有所提升。尽管亚投行的创设不无中美日在国际金融领域协调不力的原因，但更为重要的是其代表了国际金融体系的未来发展方向，体现了制度革新的价值，是中国勇于承担国际责任的重要体现。

    就目前与中国利益最为密切的三大国际金融机构而言，中国在其中的地位都相对有限。在世界银行当中，中国的投票权经最新一轮调整上升到第三位，但份额出让并非主要来自美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美日的拖延态度使得中国的地位近期难有大幅改善。不过中国主动创设新的金融机构并不意味着要颠覆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而是为了更好地提供地区金融公共产品。尽管亚投行与亚开行在一些领域存在重叠和交叉，导致两行可能存在潜在的竞争，但就目前两家金融机构所能运用的资源而言，都不足以弥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的缺口，因而两者之间也并不存在零和竞争，并且可以谋求合作共赢。“中国主张加强亚投行与其他多双边发展机构和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合作伙伴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壮大多边开发银行的整体力量。”[6]

    相对于权力博弈的传统思维，亚投行更应被看作是一种制度革新。根据道格拉斯·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服从程序和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当现存制度不能使人们的需求满足时，就会发生制度变迁。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实际上面临着一个制度革新的问题。既有的国际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都存在诸多问题，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利益未能得到相应的改善。对于当今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美日等既得利益集团实际上存在“路径依赖”现象，使得在现有国际金融体系中改革有限。亚投行的创设可以视为绕开“路径依赖”等阻碍因素而进行的一项制度创新。无论是机构设置、组织原则，规则运行，亚投行相对于其他金融机构都有所创新，亚投行在治理结构、业务政策、保障和采购政策、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都体现出国际性、规范性、高标准，[7]这也成为亚投行能够吸引众多域内外国家参与的重要原因。

    制度创新并不意味着权力博弈，而是需要在规则制定上达成共识。规则重塑权力，当今世界的主要趋势是“规则政治”而非“权力政治”。相对于中国主导创建亚投行的表象，更应关注亚投行的实际运行规则的制定。亚投行的规则制定并非与当前西方主导的金融机构完全对立，而是存在借鉴、改善的地方，因而中国是有可能与美日等国在亚投行规则制定上达成共识的。亚投行是一项重要的国际金融制度创新，但远非中国可以欢呼雀跃的时刻。展望未来，亚投行还面临诸多挑战，中国需要推动亚投行的良性运转，使其成为中国提供地区公共产品的品牌工程，中国制度贡献的典型代表，中国国际责任的突出体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及其影响研究”（项目批准号：16CGJ013）阶段性成果】（责任编辑：魏银萍）

    [1]傅梦孜：《如何看待亚投行的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5期。

    [2]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会见记者，新华网，2015年9月26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9/26/c_1116685447.htm.

    [3]徐晏卓、薛力：《亚投行带给我们的“亚洲梦”》，载《社会观察》，2015年第5期。

    [4]徐刚、司文、陈璐：《欧洲加入亚投行的原因和影响探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5期。

    [5]赵柯：《欧盟亚太政策转向“新接触主义”？——理解欧盟国家加入亚投行的行为逻辑》，载《欧洲研究》，2015年第2期。

    [6]刘颖、韦磊：《国际智库学者视域中的亚投行》，载《南方金融》，2015年第6期。

    [7]王海滨：《拒绝亚投行，昭示日本零和思维》，载《社会观察》，201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