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欧盟时代的英国政治经济与中英关系
王鹏
虽然英国脱欧将对英欧经贸、人员、双边关系造成巨大冲击，国际机构对脱欧后英国经济前景的预测也都不抱乐观态度。但客观地讲，无论英国选择留欧还是脱欧，都会付出代价，在选择脱欧的英国政客和选民看来，脱欧是另一个角度的趋利避害。无论在移民、国家安全还是经济主权方面，脱欧都具有相当的正面效应。而英国脱欧给中英关系也带来了机遇与挑战，或许可以展望包括中英关系在内的“四环外交”。
尽管英国从“公投脱欧”到“实际脱欧”，在司法和技术层面上仍存在一定阻碍，但英国与欧盟渐行渐远是毋庸置疑的。英国新任首相特雷莎·梅（Theresa Mary May）曾追随卡梅伦持留欧立场。但在担任首相后她多次公开表示，将尊重英国民意，按照人民公投出来的决议执行外交政策，落实脱欧。为此，她甚至任命颇有争议的脱欧派中坚力量、伦敦前市长鲍里斯·约翰逊为新任外交大臣。那么脱欧之后，英国将何去何从？后欧盟时代的英国政治与经济、安全将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中英关系有何变数？对此，中国又宜采取何种举措以利用英国脱欧带来的机遇或规避由此产生的挑战？本文试做浅析。
脱欧的负面影响：
加剧经济衰退并刺激分离主义
显然，英国脱欧将对英欧经贸、人员、双边关系造成巨大冲击。英欧贸易占英国对外贸易近一半的份额。因此，失去欧盟成员国身份的英国在进入欧盟单一市场时将面临苛刻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而英国若要“复关”，则需要与欧盟各成员国重新展开谈判，这又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鏖战。
因此，国际机构对脱欧后英国经济前景的预测都不抱乐观态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结论是：由于短期内英国将经历复杂且未经考验的退出过程，故而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或将破坏英国的投资、消费和就业，并导致到2019年其经济规模缩减5%以上。而英国工业联合会的估计更为直观：英国由脱欧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到2020年时将达到1000亿英镑，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5%。损失不仅在国家层面，英国家庭与个人似乎也将为其选择付出一定代价。乔治·索罗斯在英国《卫报》上发文指出：从正式脱欧到英国经济完全稳定之前的大约五年时间里，每个英国家庭每年都将承受3000到5000英镑的损失。
经济上的损失是一方面，更大的挑战来自主权与国家领土完整的保持。两年前，英国侥幸通过苏格兰独立公投而保持统一。然而种种迹象表明，英国政府维护统一的能力在不断弱化。苏格兰与北爱尔兰从英国分离出去的可能性正在增加。脱欧的结果曝光后，苏格兰民族党立刻公开表示，将推动进行二次公投以“脱英入欧”。照此趋势发展，苏格兰独立的可能性将大为增加，其原因是：原先就持独立立场的选民将受英国脱欧的鼓舞而更加坚定立场，同时中间派则将受英国脱欧的影响而倒入独立派阵营，并推动苏格兰独立后再加入欧盟。
脱欧的正面效应：
移民、安全与经济主权
尽管英国退出欧盟有种种弊端，但客观地讲，英国最终选择退欧也有其不得已之处。无论选择留欧还是脱欧，都会付出代价，只是在选择脱欧的政客和选民看来，脱欧的代价相对而言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罢了。
首先是国家安全与国民安全，而这都与欧盟的移民政策、难民政策密切相关。在公投前两派激烈的辩论与攻讦中，脱欧派一个主要观点是：欧盟没有意愿和能力限制主要来自中东战乱地区的难民潮，而这股潮流的涌入，不仅将使欧盟申根形同虚设，更会使尚未从经济衰退中恢复过来的欧洲各国雪上加霜。而比这更重要，也同时因为“政治不正确”而往往被建制派政客委婉提及的是，随难民潮涌入的国际恐怖组织网络对英国国家和公共安全所构成的巨大威胁。时下，欧洲各地愈演愈烈的恐怖袭击（尤其是由难民或中东移民后裔所发动的），正一次次挑动英国人愈加脆弱的神经，也给右翼政党源源不断地送去选票。
抨击欧盟移民政策的不仅是英国脱欧派。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等多国执政党政要或在野党领导人都持有类似观点。他们认为欧盟不切实际、被人道主义情怀所裹胁的移民政策已经超过了欧洲国家的实际承载能力，而欧盟强制性分摊难民的做法正在瓦解欧洲人民间的联盟。
英国作为岛国，在历史上长期享受着海峡的保护以及由此所带来的高于欧陆人民平均水平的安全感。这种对自身自由的珍惜、对“光荣孤立”历史的缅怀，已经深入其国家安全文化的骨髓。故而在英国脱欧派看来，既然现今无力左右欧盟的难民政策，那么就只有与欧盟切割才能守住自己的家园。
另一方面，从经济角度讲，英国脱欧的抉择也并非一无是处。近年来欧盟的经济活力在持续下降，因而其对英国的吸引力也在下降。欧盟的前身是欧共体，再往前追溯是以法德等国为核心的煤钢联营集团。创立的初衷虽然是为了将德法这对宿敌捆绑起来，化解千年冤仇，防止下次欧洲大战，但出人意料的是德法两国迅速实现和解，并展现出巨大的经济效率与整合能量。这正是当年欧共体吸引英国加入的大背景。
冷战后美国主导的北约迅速东扩，给意图加强欧洲自主性、独立性的德法带来一定压力。为阻止美国的势力彻底主导欧洲从而将其变成美国的私家后院，德法启动了欧盟同步东扩的步伐。[1]俗话说得好，“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新整合的东欧国家在制度、经济、民众心态上与西欧存在巨大差距，而“老欧盟”内部其实也有南北之分：北方日耳曼—新教世界相对工业发达、经济活力强，如德国、英国、北欧国家等，南方拉丁/希腊—天主教世界则相对落后，其民众也更乐意享受高福利而不愿意承受相应的劳动强度。这也是近年来希腊债务危机、“欧洲五猪”的历史渊源——葡萄牙Portugal、爱尔兰Ireland、意大利Italy、希腊Greece以及西班牙Spain五国被国际投资界戏称为“欧洲五猪”，他们长期经济低迷以至于拖累了欧元的整体走势。
对希腊等国的经济状况与财政政策，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大国显然不满，也试图通过施压迫使希腊等国实行国内改革，然而并没有什么成效。以希腊的税收和福利改革为例，欧洲议会的决议几乎没有任何效用；而民选上台的希腊诸政党，在执行欧盟决议（事实上从长远看也是有利于希腊经济发展的）与满足选民对福利诉求间，毫无悬念地选择了后者。而这种民众的福利诉求远远超过希腊本国实际经济实力，所以本质上是竞争性政党牺牲国家整体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来贿赂选民，赚取选票；同时将本国的经济压力、负担转嫁给其他欧盟国家。英国既然无力促使欧盟对这些改革采取强制性措施，那么权衡利弊退出欧盟也是合理考虑。
不仅如此，2008年经济危机后，英国相对其他欧洲国家能够较快地恢复活力，也是得益于其经济上的独立与自主。由于英国没有加入申根协定和欧元区，故与欧盟保持一定距离，从而保有自己的经济主权。事实证明，保持英镑发行权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英国通过大规模投放货币来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而其他欧盟国家并不具备这种较为有效的政策工具，因而在应对危机、走出衰退的泥淖过程中有所滞后。譬如，希腊因为在欧元区内无权自行发放货币，因而在恢复经济时无法有效自救。该成功案例也成为脱欧派说服选民的极好例证。
英国脱欧给中英关系带来的
机遇与挑战：展望“四环外交”？
熟悉英国外交史的人都知道所谓“三环外交”一说。二战后，面对千疮百孔、日薄西山的“大英帝国”，时任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于1948年10月正式提出该战略，以应对战后初期的国际形势。其目的在于通过强化英国在英联邦环（“英联邦和英帝国及其所包括的一切”）、跨大西洋环（“英国、加拿大和其他英联邦自治领域以及美国在其中起着如此重要作用的英语世界”）、欧洲环（英国与“联合起来的欧洲”）三个环节中的特殊联系，充当三者的联结点和纽带，以维护英国的传统利益和大国荣耀。
然而，丘吉尔的如意算盘很快落空。战后印巴独立，摘去了帝国王冠上最亮的明珠；苏伊士运河一战，英法颜面扫地。20世纪60年代，殖民地独立浪潮风起云涌，更使英联邦面临土崩瓦解的败局。美国稳坐西方阵营霸主之位，尽管与英国保持着“特殊关系”，但英国显然是被领导者；在美军、美元、美式消费主义文化的冲击下，昔日英帝国的尊荣早已不复存在。至于欧洲一环，德法的联合与欧盟的兴起，更让英国有被边缘化之感。当初英国两次被戴高乐否定入欧申请，最终力排万难得以入欧；如今英国却又自己将这最后一环“投”走。三环尽失，英伦又将何去何从？
脱欧之后，时隔数日，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便发表讲话，称英国有能力应对未来三大挑战：应对金融市场可能持续的波动、重塑英国与其欧洲的新伙伴关系、确保英国能够与欧洲其他国家结成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相互提供最优条件的、长期的经济关系。他尤其强调英国的眼光要突破地缘的限制，即不仅面对欧洲邻国，更要与北美的友国、英联邦各国以及中国、印度等重要的伙伴建立最强大的经济联系。与之遥相呼应的是，卡梅伦告诫英国商界领袖时说：不要再纠结于欧盟，而要抓紧与欧盟以外的新兴经济体寻求合作。其具体行动方案是：一面启动退欧进程，一面向中国、印度、美国以及英联邦国家派出高级别贸易代表团。这会是英国未来外交的“第四环”吗？
如何看待英国退欧对中英关系的影响？有弊也有利。首先，英国退欧削弱英镑国际货币的地位，这对于急于借助英国伦敦金融中心的独特地位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中国而言，显然是不利的。但反过来讲，英国“欧洲环”的再度塌陷也必然使英国提升对华战略、经济需求，而这对于提升中方在双边关系、对话、谈判中的筹码与主导权，又是利好消息。如何趋利避害，利用脱欧带来的机遇提升中英关系中的中方话语权，同时规避脱欧带来的可能损失，是下一步中国对英、对欧外交战略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170年前中国乾隆年间，乔治·马戛尔尼率领庞大使团造访中国，旨在“通商”。他的无功而返坚定了大英帝国日后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华帝国国门的决心。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携一众中国政商精英的庞大使团访英，意在促进商贸、战略合作。英国的历史已经翻开新的一页，中英关系、中欧关系也将书写新的篇章。
（责任编辑：徐海娜）
[1] 阎学通：《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三章“昔日的大国：2023年的俄、日、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