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知青情怀

    徐敏

    他们是一群北京知青，曾经的激情并未因离开而冷却。

    他们是一群热血之躯，并不因身份的变化而清高。

    他们是一群分散到四海的个体，但却拥有着一颗相同的反哺之心。

    马力是个极热心的陕北当地知青，记者此次采访多亏了他的帮助。几天里，他带着记者在延安、延川、子长等地四处奔走，对北京知青的感情之深，很难用言语描述得清。

    马力是土生土长的陕北人，1974年插队落户到延川县关庄镇关家庄生产队，与著名的北京知青赤脚医生孙立哲（原名孙立喆）分在一个村。

    年过半百的马力不无激动地坦言，“和孙立哲等北京知青两年多的相处，让我的世界观、价值观得到了全新的洗礼。特别是孙立哲的理想主义品性，至今还影响着我。”

    如今的马力是北京知青在延安几乎所有活动的协调人和接待员，因而见证了北京知青几十年间对第二故乡念念不忘的反哺之情。

    第二故乡

    1977年招工，马力被分配到了延川农副产品公司，半年后调入延川县公安局。1984年作为本地最年轻的干部，升任县公安局副局长、政委。

    马力秉性正直，为人直爽，刚直不阿，不吸烟，不喝酒。“所以我很难适应官场环境，在位上得罪了不少圈内人。”

    2001年，单位竞聘上岗，马力主动要求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经组织协调，调到延安公安局石油安全保卫支队做纪检工作，直至2014年退休。

    在北京知青的微信圈里，马力是个活跃的热闹分子，任何有关北京知青的事，他都深知一二。大凡回陕北来探望的北京知青，都冲着马力的助人为乐而首先联系他，而他大多情况下也会陪着他们四处走访。

    由于下乡时马力与孙立哲在一个村，深受孙立哲一心为老百姓精神的感召，至今仍感受得到他对孙立哲的敬佩之情。“那会儿，条件很艰苦，孙立哲在窑洞中没白没黑地为农民看病，在简陋的窑洞里做了上千例手术。医疗站外人山人海，当时的许多老照片可以为证。由于当时根本没钱买医疗器械，很多手术器械都是孙立哲在医院学习时偷的。”

    1983年，孙立哲考入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器官移植免疫博士学位，后在多国攻读多学科的学位，并在美国创办美国万国集团；1993年回国创业，并兼任清华大学等著名大学教授。

    据说，2014年10月14日，当北京知青孙立哲要回关庄镇的消息一经传出，三乡八村沟沟峁峁里的一千多名村民涌到村头。他们扯起大横幅，扭起大秧歌，把整个村口围得水泄不通。从村头到合作医疗站只有短短的一公里，孙立哲却走了一个多小时。著名编辑张守仁先生惊叹：“这是人民的节日！”

    马力感慨地说：孙立哲是当年活跃在清平川山沟里救死扶伤的知青赤脚医生，今天50岁以上的人没有不记得他的，此番回到第二故乡，乡亲们咋会不激动呢？

    据马力说，由于目前身在海外的孙立哲已是身体多病，所以他最近打起十二分精神，决心将已经残破败落的昔日医疗站重新修葺一新。近几个月来，马力自筹并向热心人士运筹了几十万元，在关家庄医疗站的旧址上施工建设。记者看到，四孔窑洞已经初见雏形。“我们会尽量依照旧时的资料，将当年的医疗站还原，让那段记忆永留人间，也让清平川的父老乡亲心有所系。”

    马力告诉记者，近年来，他一直在四处奔走，联络昔日的北京知青，准备策划在关家庄搞一个文化园区，让后人更多地了解孙立哲等优秀的北京知青，再现知青插队落户那段峥嵘岁月。

    在去关家庄的路上，马力特意带着记者去了延川县关庄镇齐家坪村，那里留有齐家坪村村民们至今对北京知青王汉光难以磨灭的记忆。

    王汉光生于1951年，1969年1月插队来到齐家坪，1972年招工返京。上世纪末，王汉光在北京成立了“中友百货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多年来，王汉光数次返回齐家坪村看望村民。

    在齐家坪村口，记者路遇村民霍进亮。提起王汉光，霍进亮和另外几个上了年纪的村民，拉着记者的手去看桥边矗立的一块石碑，那是齐家坪村村民为王汉光立的功德碑。更有村民执意带着记者去参观已经空置的小学，和王汉光等知青当年住过的窑洞，以及当年磨包谷用的那盘碾子，他们要保存好它们，以期为后生们讲述王汉光的故事。

    “这座桥和那所小学都是汉光捐资修建的，过去没有这座桥，进村都得淌着河水过，水大的季节就没办法了。”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外面人进不了村，村里的粮食运不出去……”

    据“百事通”马力介绍，2000年，王汉光发现自己身患肺癌，知道时日不多，他对妻子和家人隐瞒了病情，开始在全国各地做起了公益，对曾经留下了青春岁月的齐家坪，他更是一直挂在心上。

    正如齐家坪村民在功德碑上镌刻的那样—1999年捐资8万元在村里建了一所希望小学；2003年向该村全体400余位村民每人发放200元现金及米面油肉等食物，共计22万元；2006年再次出资54万元，修建了进村的齐家坪大桥（当地人也有叫它“知青连心桥”的），被村民们谓之“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2009年传来王汉光去世的噩耗，整个齐家坪村民不敢相信。“他多次来村里额（我）都见了，他总是笑呵呵地与每个村民握手手，挨家挨户坐坐，喝口水水，问问寒暖，根本看不出他得了那么严重的病。你说老天为什么总和好人过不去？”村民霍进亮哽咽着说，眼里满含着泪水。

    随着几年前农村撤点并校的实施，如今的齐家坪小学已经改成了党员活动室。据当地村民介绍，2003年陕北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洪涝，被雨水冲垮了窑洞的两户村民，被迫搬进了学校。

    虽然学校已经失去了朗朗的读书声，但齐家坪大桥却终日人来人往，成为齐家坪村民与知青心连心的永久记忆。

    植树先锋

    北京知青王子敏坐在自己和妻子共同打造的一间四面通透的阳光房里，衬衫西裤，除去岁月让他的腰杆不自觉地微弓起来，想象得出他年轻时一定是个帅气小伙。交谈中也能感觉到，“北京爷”走到哪，言谈举止都会透着一股皇城根子民的那种自信和优越感。

    这间房舍颇具艺术感，欧式壁炉，中式画案，现代派透明玻璃景观坐榻，五层高的楼房，在这僻壤一隅显得既特殊又突兀。房间里的一切让记者惊讶不已，夫妻俩是怎么把这些家伙什一件件折腾进来的？这里可不是北京，交通不便，是从国道拐入数公里乡间小路后的陕北延川县关庄镇，一个叫张家河的小村落。这处风雅舒适充满生活情趣的生活空间，每每惹得来串门的回乡知青羡慕不已。

    从阳光房四周的玻璃窗望出去，周边的黄土塬是他几十年前就熟悉而亲切的风景，眼前的青山是他从北京辞职后，回来帮着乡亲们搞退耕还林至今一年年一点点换上的绿妆。

    2000年，王子敏辞去了在北京外贸部门的工作，重返张家河，和当年一起劳动的老乡在村里搞退耕还林，一干就是十六年。

    据王子敏回忆说，那一年，张家村的书记和村长跑到北京找了他三趟。村里几十年摘不掉贫困的帽子，老乡们供不起娃娃读书。他深知张家河淳朴的村民们有供孩子念书的传统，可那些年，供一个孩子读大学几乎要压垮一个农村家庭。他决定回村里看看，替他们想想办法。

    “离开这么多年，山沟沟里的张家河还是这个张家河，时间好像停留在了这里。”王子敏说。

    王子敏生于1956年，从小在总后勤部的部队大院长大。1974年5月插队来到张家河村，1977年1月招兵到甘肃酒泉当了三年兵，复员后一直在北京外贸系统工作。

    2000年，王子敏回到张家河，在村里村外走访了几天，一时找不到合适的项目。“后来经过多方求教和了解，适逢当时国家大力倡导实施退耕还林政策，觉得这么做，首先让村里的孩子们能上得起学应该还是有保障的。”王子敏说。

    由于插队落户时曾学过移花接木，2001年，王子敏先引进了一批树苗试种了一年，觉得还行，2002年便找人托关系开始给村里跑指标，在全村红红火火地搞起了退耕还林。2002年，王子敏为延川县要来了两万亩退耕指标。

    “当时想得很简单，指标一要到，地一分，树一种，就完事了，但具体做起来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国家政策一亩地给50块钱育苗费，但是谁的树谁种，种上验收合格才能拿到钱。”农民买不起苗子，王子敏一咬牙，拿着多年来的100多万元积蓄，辞职回来种树。

    他花82万元买了树苗，整天钻在山沟沟里和农民一起种树。“我是2002年辞职的，要不咋办？只能是破釜沉舟了。”

    指标要回来后，他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分地。最开始没经验，想着量出来的地最准，实际上并非如此。“仅量了一天地就差点把我累死，爬坡下沟的，而且丈量得乱七八糟。农民偷偷地把绳子往回拽，都想多报点。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山地是斜坡，和平地不一样。到最后我一看，也别量了，干脆就先做版块。”

    张家河位于偏僻的深山沟里，坡地比较多，农民根据牛耕作的天数来估算自己的土地。土地分户承包时，近山地一般都估的比较准，远山地由于没人要，都是大概估算出来的，这些因素都给退耕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退耕办当时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用航拍图划分地块。王子敏带领村民按照严格的测算方法把这些地块做出来，然后统计每个板块都是谁家的地，让农民们自己去分开，再报上来，这样既科学又省劲儿。“实际农民是很清楚自己的地的，包产到户自己的地有多少亩都很清楚，这样很快就分好了。”

    “我们村现在基本全退了，耕地退了4900多亩，四荒地退了5000多亩，一共退了将近11000亩。村里有111户，一年能领到国家发放的80万元补贴，一户平均下来七八千元，多的有两万多元的。村民们现在基本凭补贴就能维持生活了，关键是解决了孩子们的上学难问题。近年来，800人的村子，考出去了200多名大学生。”说这话时，王子敏显得颇为自豪和欣慰。

    十几年下来，张家河的生态发生了显著变化，就连房前屋后都绿树成荫。退耕政策的长期性和连续性，是王子敏目前最关切的问题。

    “现在看来国家好像对退耕还林要有个长期的打算了，过去好像是临时性的。我刚看到一个生态保护方面的文件，其中有一条就涉及到退耕还林，国家打算采用类似于西方的碳交易来保障这项政策。”王子敏乐观地向记者分析说，“退耕还林作为一项长期政策是必须要执行下去的，如果不这样做，农民的现实吃饭问题就会出现，没饭吃了，就只能砍树，就只能把这么多年苦心经营起来的林子重新变成耕地。”

    采访过程中，有几户老乡来王子敏家里领补贴款。

    “你领谁的钱？”

    “领额（我）的嘛，没拿身份证咋办？”

    “么事，额咋就会不认得个你咧？”和老乡交谈时，王子敏换就一口地道的延川话。

    王子敏用十六年把自己变成了延川人，现在他每年除了过年和妻子回北京待一两个月，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在张家河。他说他每次回北京，都会把野生的沙棘带回去榨汁，送给在北京的知青们。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淳朴的延川人把王子敏的造林故事编进了歌谣《七大嫂夸知青》：“七唱王子敏，一心为陕北人；重返张家河立新功，退耕还林当先锋；王子敏决心大，把山川来美化；脱贫致富的领头人，山川秀丽你描画。”

    回乡支教

    俞捷在《子长情怀》里这样写道：多少年过去了，不管走到哪里，子长人、子长事、芽坪人、芽坪事，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随着年龄的增长，思乡的情怀越来越重。几次从美国回北京和当年的知青聚在一起，聊起子长的时光，恍如昨日。

    俞捷，一位如今的美国博士，几十年来，她一次次攀上人生的高峰，却被难以割舍的知青情怀牵引着，一步步回到芽坪，似乎只有在这里，才能治愈她的“思乡”病。

    5月18日，记者专程前往陕北子长县瓦窑铺镇芽坪小学，去采访这位传说中的支教老师，但该校副校长乔连江却告诉记者，俞捷已于日前15日离开学校返美。

    芽坪小学是子长县的一所贫困小学。副校长乔连江提起俞老师，便是一脸的钦佩。“俞老师近两年都待在学校，除了特殊情况才回一趟美国。她来了以后，给我们的英语老师提供辅导；给所有年级的孩子上英语兴趣课，帮我们争取资金，改善硬件设施，学校两套多媒体设备，一台速印机和电子排版设备都是她通过公司、个人寄过来的，她还发动清华校友群多次为孩子们募集图书，帮扶建设现代化教学设施。”

    2014年10月，旅居美国的俞捷回到芽坪小学支教，她是四十年前在子长县芽坪村插队的五个北京知青之一，1978年考上大学后离开了芽坪村。

    旅居海外几十年之后，俞捷为什么又回到这个小山沟？ 乔连江说，他第一次见到俞捷是她从美国到学校支教那天，他记得当时场面颇大，市县领导都来欢迎这位重返芽坪的老知青。“那场景像极了1976年4月当地群众欢迎这批北京知青时所拍的老照片。”

    在校方的资料片中，俞捷一头短发，穿一件轻便的羽绒外套、牛仔裤、棕色皮鞋。而在昔日的一张老照片上，知青们和村里的学生娃娃合影留念，其中的一个学生娃已成为今天芽坪村的村支书。

    从老照片上能够看出，几十年过去了，天安门前戴着大红花，以及宝塔山下青春激昂的俞捷，与今天的变化实在太大，但不变的是她脸上充满热忱的笑容。

    对于芽坪村年轻的教师们来说，俞捷的到来至今像个谜。“我只知道她1976年插队落户到芽坪，1978年考学走的，其他事我并不了解，她也很少提及。”乔连江说，“但让我惊奇的是，插队短短两年，她却能讲一口地道的子长话。”

    俞捷在美国加州曾写下了回忆插队往事的文章《子长情怀》，这些往事回忆在老知青群里默默流传着，勾起知青们的共同怀念。

    在俞捷的记忆里，当年的芽坪大队有900多口人，四面都是黄土高坡，队里主要种植高梁和玉米，产量很低。每天早上，知青们还没起床，就有老乡替他们生好火，暖水瓶灌好了热水，走夜路总有好心的女社员陪伴。“许许多多事儿，他们不声不响替你做了，有时你也不知是谁。”

    开始知青们自己烧火做饭，总做不好。一次轮到俞捷，她用了很多柴还燃不着，光冒烟，老乡说：“看这价糟践成了甚。”队里可怜这几个北京娃，就派一位大娘天天为他们做饭，从此他们顿顿有可口的饭菜吃。

    “在物质那样贫乏的年代，大部分人家半年糠菜，半年粮，有的还要在饥荒的年景，打发娃娃们出去要饭。而村民们却把珍贵的粮食让给我们。这是何等的淳朴。逢年过节，家家请我们吃饭……经常是吃不过来， 每家只能尝一点罢了。”俞捷在文章中回忆说。

    艰难的岁月里，北京知青和陕北老乡打成一片，建立起深厚的感情。

    1977年恢复高考，芽坪村的五位知青两年内全部考上大学。俞捷成为1978年子长县理科状元，考入北京航空学院 （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1985年她获得硕士学位，留校任教。后又到英国读了博士，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

    离别芽坪时，一位村干部代表全村送给俞捷一个笔记本，扉页上写着： “三春风雨与共，一朝日月相送，莫忘当年壮志，而今再攀高峰。”对俞捷来说，思乡病可能就是从那个时候就不知不觉地种下了。

    “来子长插队虽只有两年半的时间，却在我的人生中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那山，那沟，那川，那水，那人，那事，那儿已变成我的第二故乡。”俞捷说。

    1982年，俞捷在清华读硕士期间，曾回过一次子长。“多少年过去了，不管走到哪里，子长人、子长事、芽坪人、芽坪事，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随着年龄的增长，思乡的情怀越来越重。几次从美国回北京和当年的知青聚在一起，聊起子长的时光，恍如昨日。”

    2010年8月，俞捷和当年在延安插队、工作的北京知青一起，再次回到阔别多年的子长。子长早已变样了，曾经的黄土高原，如今郁郁葱葱。但是村里的小学校依然贫困简陋，缺水缺电，没有像样的图书馆，没有多媒体教室，只有几台老式的486电脑。

    俞捷想到芽坪支教的念头，就是这次回乡之后萌生的。

    “这次在子长停留的时间也非常短暂，盼望有一天能在子长小住一段，治一治我这思乡的病。”俞捷回到美国后这样写道。

    2014年10月，俞捷终于回到芽坪小学支教，这回不是三两天，而是在学校的一间办公室里，一住就是两年。

    乔连江告诉记者，“芽坪的生活习惯和美国有很大差异，俞老师吃不惯辣子，夏天热，冬天冷，住宿条件有限，最难以克服的是没办法洗澡。今年学校综合楼盖起来，争取能建一个淋浴室。”

    一位班主任说：俞老师和孩子们处得很融洽，每次假期离开孩子们，都会拥抱、哭鼻子。

    教师们讲述的小插曲颇有画面感，和俞捷在《子长情怀》中回忆的往事奇妙地重叠在一起。

    “俞老师很低调。上次延安有个评奖，我想给她写个材料报上去，她说千万别写，只想实实在在做点事。”乔连江说。

    离开学校时，记者不想再刻意与俞捷联系，好像没有这个必要再去追问为什么要回来支教，因为答案就在这片土地上，在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中。

    俞捷的故事像个谜，一个合情合理的谜。

    （俞捷照片翻拍自芽坪小学，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