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系南泥湾—北京知青林纪实
徐敏
半个世纪前，他们曾经是黄土高坡上一批批生龙活虎的知青；半个世纪后，他们都已两鬓斑白，却再次将自己浸淫进这片山沟沟里。
他们开建知青林的初衷，不仅为了能更多地帮扶困难知青，更是为了永久的记忆；他们艰难地坚守在这片热土上，用汗水滴灌出绿树成荫的南泥湾。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呀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风光……”
前往南泥湾采访的路上，脑海里一直鸣响着半个多世纪前的这首歌曲。
黄土连着天，沟壑草不生。这是曾经的南泥湾留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但是，到了新的世纪，经历了退耕还林的南泥湾已经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其中，位于南泥湾桃宝峪村的北京知青林，在整个南泥湾的万亩绿海中更为引人注目。
京腔京韵老知青
下了南泥湾高速收费站，继续前行五公里，在桃宝峪村的村口，立有一座醒目的“北京知青林”纪念碑，右侧是一块镌刻着“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南泥湾综合教学基地”大字的巨石。沿着村道继续前行，在一个僻静院落的门口，记者看到了一块“延安风华北京知青林”的牌子。
车开进院落，就有两个满口京腔京韵的人迎出来。其中一位面色黝黑，颇显苍老者，便是著名的北京知青林发起人周福生。另一位是比周福生大三岁，但从面容和精神状态上都与其有着天壤之别的张文川。
周福生1952年生于北京，1968年初，16岁的他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上山下乡，来到延安安塞县肖官驿插队落户。
“那会儿延安是多么令人向往的革命圣地啊，有宝塔山、延河水……我们那批来的知青，可以说都是义无反顾的。”坐定后，周福生打开了话匣子。
在周福生看来，今天还能留在陕北的知青，几乎完全属于仍旧义无反顾的一个群体。
“想想那会儿多单纯，多好啊。哪像现在的人，干什么都掺合进利益得失中。那会儿我们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思想意识极其纯真，心里根本没有任何杂念，就是一心想在农村改天换地，在这片广阔的天地里锻炼自己的意志，磨炼人生的斗志。”
周福生至今记得，下乡的几年里，虽然吃不饱肚子，但每天一大早照样热情饱满地出工下地，开着拖拉机突突突地满地跑。“那会儿心里存着党和人民的寄托，再苦再累也是甜的。”
1971年元月，周福生被招工到延长油矿当工人，之后先后在黄陵炼油厂和延安炼油厂工作。
张文川生得眉清目秀，与他的工程师身份十分搭调。他生于1949年，19岁插队落户来到延安市宝塔区李家渠公社，后来招工与周福生分配在一个单位。他俩“知根知底”，几十年来关系一直很融洽。
“我成婚在陕北，妻子是当时的厂矿子弟，我们育有两个儿子。1992年我们全家调回北京兵器工业部工作，我在工程师岗位上一直做到退休。”张文川自我介绍说。
张文川少言寡语，文质彬彬，打眼看很难将他与知青挂上钩。
2009年，张文川退休后，有了很多空闲的时间，加之拥有强烈的知情情结，他便对爱人说想回陕北走走，看望一下留守在陕北的北京知青。
2011年夏，张文川走访陕北多地，最后来到周福生创办的北京知青林，一住就是几个月。
“2013年，我决定留在这里，帮助知青林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儿。这个事情带有半公益性质，刚好投合我的志趣，我内心拥有强烈的知青情结，否则我干嘛来这儿？就因为我和老周一样，都想帮助更多的陕北知青，为知青林的发展出点力。”
张文川自2013年4月来到南泥湾，直到春节前才返回北京与家人团聚。“过了年，3月份我为老母亲祝完寿，又起身赶回了南泥湾。说心里话，大城市的喧嚣，不及这里的山青气爽。这些年来的植树造林，郁郁葱葱的山色，和我们半个多世纪前的陕北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作为工程师，张文川目前在知青林项目中做着“万金油”的工作，既是水电工，又兼林场的出纳。据他说，有事干了，整个人又一次精神起来了，每天都过得很充实。
与周福生、张文川交谈时，知青林场“五大金刚”中的惟一女性傅和平，拖着行李箱风尘仆仆地从北京赶回南泥湾，她向记者打了招呼，言语举止中透着老年女性少有的干练。“你们先聊，我得洗把脸，收拾收拾仪容，休息一会儿。”
傅和平急急赶回南泥湾，是为了给两天后要在知青林举办的延安干部学院新学员开班仪式做好准备。
1952年出生的傅和平性格外向，说话利落，说出的话没有商量的余地。之后看她在林场给员工们分配工作，那股子霸气劲儿与性格柔弱的总经理周福生，形成鲜明的反差。周福生办事活像个和事佬，两个人一致认为他们之间是一种互补。“企业领导层必须要有唱红脸和白脸的，绷得太紧会断裂，放得太松会疲沓。”傅和平说。
1969年元月，傅和平到延安市延安县梁村公社插队，后招工分配到延安卷烟厂，直到2000年退休。
傅和平算是周福生最初创办北京知青林场的元老级人物。“但当时老周找我老公（也是知青）商议创办知青林时，声明不要女的，我是作为家属，前前后后帮他们的忙。初创时期缺资金，租办公室，许多日常用品都是我从家里搬去的，我是被老周关爱知青的行为感动了。”
原本是傅和平夫妇与周福生一起创办起了北京知青林场，但不久由于发生意见相左的尴尬局面，傅和平的丈夫主动离开了林场，而傅和平却在林场坚持至今，她每年回北京的儿女那里小住一段日子，以享天伦之乐。
植树造林南泥湾
说起创办知青林，周福生感慨万千。
新世纪初，一次工伤事故，致使周福生昏迷了十多天。“我的命可以说一半是知青们帮着捡回来的。”康复后的周福生萌生了反哺知青的感恩之心，决心后半辈子要为昔日的知青们做点事。他四处奔走，联系留延知青筹措了6万余元，买了米面油等物，挨家挨户送给那些遭遇困难和家境生活艰难的留延知青。
目前知青林场“五大金刚”之一的刘二顺，不仅是2003年林场的创建者之一，也是当初周福生死活要帮衬的对象。
刘二顺1952年出生在北京，16岁插队来到黄陵县阿党公社河堤村，招工分配到黄陵县陶瓷厂，后在建筑公司直至病退。
由于长期哮喘、多次病危住院的二顺身体状况一直欠佳，提前内退，加之夫妻离异，对他打击极大，甚至一度出现过轻生的念头。
本着能帮一个帮一个的初心，周福生联络了留延的部分知青，开始筹办“北京知青林”项目，想以此挣些钱，更好地帮衬困难知青。但由于种种原因，最初参与组建的12个人，最终只留下了他和傅和平两个人。
说实话，坐在记者面前的周福生如今越看越像当地的一个普通村民，与其十三年前知青林揭幕时留下的影像判若两人。短短十三年，他在南泥湾数千亩坡地上植树造林，顶风冒雨，摸爬滚打，还与当地酒厂合作创建了“老知青”酒厂。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周福生眼看着比十年前苍老了许多，且苍老得让人心惊；短短十三年，初创林场时的意气风发，变成了今天的耄耋之相，残缺的牙齿像极了被乱啃过的玉米棒。
自2002年开始，没到退休年龄的周福生，就开始谋划知青林的事情。
“当时我就想着给后人留下点什么，又想到留陕知青境遇差别也大，大家伙就坐在一块儿商量，跟上退耕还林，咱弄个知青林，弄个经济实体，挣点钱，就可以更多地帮助困难知青，当时的出发点就是这么单纯。”周福生说。
谈起眼下的知青林，周福生直言不讳地坦言，就是“困难”两个字。
“当年插队到延安的北京知青，留下的有几百人，延安留下了二百多，西安留下二百多，这五百多人的青春挥洒在了这片土地上，所以我们创办知青林是个极具意义的事情。”周福生说，“2003年运作起来后不久，延安干部学院就来参观，觉得南泥湾这个地方很好，便达成了共建‘南泥湾综合教学基地的意向。中国有三大干部学院，上海一个，井冈山一个，延安一个，这个教学基地，实际上是干部学院为党和国家培养领导干部的基地。自2006年开始联合办学，截至今天已近十年了，效果很好，还获得过中组部精品课程奖，中组部的两任宣传部长都到过这儿。”
周福生介绍说，知青林这个地方原来并不是知青插队的地方，是经过政府审批让他们到这儿来建的。“政府方面极其支持，我们现在光耕地就有上千亩，林场占地就更大了。政府每年给我们拨付30万元的护林款，我们所有人在这里没有工资，拿的是各自单位的退休费。但在这儿管吃管住，靠和干部学院共建，收入一些学员的住宿费运营着，比较艰难。”
记者了解到，这里早先是西安市委五七干校所在地，干校撤走后，几排窑洞成了羊圈。2006年，知青林准备与干部学院共建后，获得延安市政府60万元支持，林场又自筹5万元，将羊圈翻建成了目前这60孔窑的标准间和教室，以此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省部厅局级干部学员。
关于资金缺口问题，周福生解释说：“五七干校距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包括窑洞、电路、上下水均年久失修老化，要想恢复很不容易，小修小补毛病不断，想建设好，让学员们住的舒适些，这笔费用显然不小。”
采访中，周福生一再坦诚，苦难出自他的责任，“缺乏运作能力，宣传不到位，理解的人和机构不多，所以造成眼下的困难局面。”同时他也意识到，现有的几个人思维意识已经落伍，林场急需要有聪明才智、懂运营的年轻人来打理。
“实际上我们背靠干部学院，条件应该算很好的。”傅和平坦言，“但老周人太实诚。比如说有一次，一名来自某市的书记学员听说我们这里的玉米丰收，但卖不出去，就给他们当地的一个企业打了电话。第二天老周看到路边停了很多辆卡车，就上前打问，接洽上后，人家说你们才这么点玉米啊。老周说有，有的是。他忙前忙后到四里八乡义务叫来乡村干部与企业谈收购。你说，如果咱自己去收，一斤就是赚一两分钱，就是个不得了的数字。”
虽说傅和平对周福生缺乏经营头脑颇有微词，但她骨子里正是看中了他的纯真，才一直与他搭班到了今天。
一生无悔延安人
如果像个别人所说，能留在陕北或再次返回陕北的知青都是出于无奈之举，那么知青林场“五大金刚”之一的林树彬告诉你，完全不是这样。
“人是有寄托的生灵，需要用心感知生活，而非简单的物质享受。”他说。
1950年出生的林树彬至今深刻地记着，1969年1月1日，18岁刚过的他背着行李卷插队来到延安市延安县郑庄公社，那时的延安留给他最深刻的印象是黄土连着天，沟壑草不生。“也就近十年吧，随着退耕还林，植树造林，陕北的沟沟峁峁都绿起来了，雨水也比过去丰沛了许多，这就是生态变好了，你看现在这蓝天白云多美？这些变化只有我们感受得最真切。”林树彬环顾林场四周对记者说。
1971年，林树彬招工进入延安机械厂，一直到2000年从保卫科长的职位上退休，根据当时的知青政策，全家户口转回了北京。
“退休后在北京没事干，便找了份小区物业队长的差事干了六年。”林树彬说，“2003年我回来参加了知青林场的揭幕式，被老周做的事深深感动，在林场一待就是两个月。几十年了，在林场又一次让我回味了一把知青生活。”
2007年，周福生给人在北京的林树彬打电话，邀请他回来一起建设知青林。具有强烈知青情怀的林树彬夜不能寐，“接了老周的电话，我屁颠屁颠就回来了，转眼已经在这儿待了近十年，老伴有时也会过来住一阵子。现在我每年农闲抽空会回北京一两次，但每次都住不到个把月，就急着往回跑，好像这里才是能睡得踏实的家。”
或许是岁月磨砺的缘故，林树彬说他越来越顺命，“我个人觉得当初响应号召上山下乡，至今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殊性，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说大话，我真觉得此生无怨无悔，这就是命啊。俗话说，该须有的终须有，莫须有的不强求。”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与林树彬一样，刘二顺也以不违天命而自居。从他举止到言语，浑身仍旧透着一股皇城根的大爷样儿，虽说说到动情处，他的眼眶里也会有眼泪在打转。刘二顺有两个孩子，儿子落实政策回了北京，女儿在南京工作。
“我每年冬季会回北京住一阵子，因为北京有暖气，哮喘可以减轻些。”而大多数时间，刘二顺都在知青林随叫随到，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头些年事还比较多，放牛种地收庄稼，现在我们都上岁数了，事儿不多，有些活也不让我们干。”
正如张文川所说：“北京的确比南泥湾繁华热闹，物质条件丰富。虽说我们完全可以和北京老人那样背着手信步在胡同里遛弯、遛鸟、遛狗，但谁能知道我们内心的眷恋呢？为了让人听得懂，我们才说北京空气不好啦，人多车多啦，实际上或许这些都不是主因，而是我们心里始终有着一种牵挂，一份难以明说，说了也没多少人能够理解的牵挂。就像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那样，我们的峥嵘岁月在这里度过，这里便成了我们的窝，只有在这里，我们才感觉到心有所系，心有所依。”
用周福生的话说，他们这些北京知青已经是“四不像”，在陕北被看成是外乡人，在北京也被看成是外地人。
“我父母去世后，北京只剩下姐姐和妹妹。落实政策时，我儿子回了北京，但我已经有好些年没回去了，回去也不适应了。”周福生幽幽地说，“原先返城的时候，我们家也给我联系好了北京的单位，但是我考虑在这儿比回北京强。那会儿我工作上还是比较顺利的，加上已经出来这么多年了，也习惯了在陕北。后来回北京住了一阵子，觉得压抑感特别强，北京人多，楼多，车多，整天心里空落落的。这么说吧，在心里总觉着不痛快，南泥湾这儿多好，空气好，四下里望去都是绿色，民风也淳朴。”
周福生膝下三个孩子，儿子在北京，两个女儿一个在西安上学，一个在延安炼油厂工作。他认为，他们那批北京知青都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再不及时发挥余热，恐怕时日就不多了。他深感目前能配合延安干部学院为党和国家培养高级领导干部而自豪。
时光荏苒，转眼周福生在南泥湾已坚守了十几年，一身潦倒模样的他还操着党建大心。“延安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也是我们北京知青的圣地，把这里建设好，美化好，发展好，我认为这是我们这代北京知青责无旁贷的责任。”
此次采访留给记者最深刻的印象是，在知青林的小饭厅墙上，贴着大幅醒目的毛主席画像。这些当年生龙活虎的知青，转瞬都已垂垂老矣。他们再次将自己浸淫进黄土高原这片山沟沟里，用汗水将南泥湾的沟沟峁峁滴灌得绿树成荫。人变了，环境变了，但不变的是他们仍旧怀揣着当年那种战天斗地的情怀，矢志不渝地守护着心中那曾经火热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