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世言》：回归传统伦理的典范之作

    吴金梅

    [摘 要]《型世言》是20世纪90年代发现的一部湮没数百年的明代短篇小说集。其发现，对于中国古代话本小说的研究意义重大。但与“三言二拍”相比，《型世言》具有明显的回归伦理的内容转型特点，这与社会转型期的晚明时代中，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关切意向不无密切关系。

    [关键词]《型世言》；忠孝节义；回归伦理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4）04-0073-03

    明代话本小说，世人皆知“三言二拍”，堪称佳作，但另有“一型”，即《型世言》奇书，湮没数百年后重新面世，引起文学界轰动。其发现，为中国古代话本小说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意义重大。本文试对《型世言》概况及文学史价值略作论述，并联系当时社会现实对其思想内容作一简单探讨。

    一、奇书重见天日，解答研究疑惑

    海外孤本《型世言》是近年发现的一本湮没数百年的明代短篇小说集，堪称“三言二拍”的姐妹篇。它由韩国学者、明清小说研究专家朴在渊先生和法籍华裔学者陈庆浩先生分别发现，并分别同时向世人宣布，交有关出版社出版。1991年，朴在渊先生在朝鲜王妃图书室乐善斋发现朝文本《型世言》，其后又于朝鲜国王图书馆奎章阁发现了《型世言》，并对其进行校注。他在1992年6月宣布了这一发现。韩国江原大学1993年7月出版了署名“明陆人龙著 朴在渊校注”的汉文本《型世言》。又据陈庆浩称，他于1987年访问汉城大学，在奎章阁发现了《型世言》。1992年6月，他将在汉城发现的《型世言》本文和在巴黎发现的《型世言》插图交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影印出版。而中华书局1993年7月版《型世言》，是以韩国汉城大学奎章阁所藏孤本《型世言》为底本，参校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别本二刻拍案惊奇》（简称《别刻》）中相关篇章，和今存的两种《三刻拍案惊奇》（简称《三刻》）整理而成的。

    《型世言》全称《峥霄馆评定通俗演义型世言》，是一部明代崇祯年间刊行的优秀拟话本小说集。今存十一册，但非原书旧貌。原书首册为总序、总目和40页80幅插图，已佚。《型世言》的作者系陆人龙；刊行、评点者是陆人龙之兄，著名的杭州书坊峥霄馆主人陆云龙。陆人龙字君翼，钱塘人，其兄陆云龙字雨侯，号翠娱阁主人。《型世言》每回回首都有陆人龙的署名，并标明“演”、“演义”、“辑”、“撰”、“编”等字样，以示成篇的不同。另外，《型世言》每回回前都有题为“翠娱阁主人”所作的小序，称“序”、“叙”、“小叙”、“引”、“小引”、“题词”等，这在明清小说中是一特例。《型世言》的每回都有眉批和回末评，回末评多称“雨侯曰”，自是陆云龙的手笔。

    长久以来，由于《型世言》的湮没，使得人们在研究明代通俗小说，尤其是话本小说时，发现许多不能解决的问题，如《三刻拍案惊奇》（《幻影》）和《别本二刻拍案惊奇》两部话本集的作者、来源、时代等问题。《型世言》的发现，为这些疑问提供了答案。对此，陈庆浩先生在台湾影印本《型世言》的导言中，作了详细的考证和研究。据此指出：《三刻拍案惊奇》30回文字，均由《型世言》原本覆刻而成，只删去回前序和雨侯评等，回目、版心有所改动；其出现是在改朝换代，清初文网未密之时；《别本二刻拍案惊奇》34卷，入清以后才刊行，前十卷出自《二刻拍案惊奇》，后面24卷出自《型世言》，但据原书覆刻时，略有改动。由此可知，《型世言》的发现，在话本小说研究方面意义重大。除此之外，《型世言》全书40回，据有关研究者指出，几乎全写明代事，从朱元璋建明到崇祯朝亡，明代各期，均有涉及。因此，它集中反映了明代的社会状况和时代风貌，尤其是市井细民的音容笑貌、思想举止，历历如现。所以，《型世言》也是一代封建帝国民情世相的风俗画，有助于我们从侧面了解明代的社会现实。

    书名《型世言》，正如评者在回末评和回首“小引”中所说的那样：“纪之以为世型”（《型世言》第一回），“真可树型今世”（《型世言》第三回），也即通过一个个“典型”的树立，达到劝世教化的目的，这与“三言”之“喻世”、“警世”、“醒世”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苦心塑造典范，以为世人楷模

    《型世言》重新面世之后，研究者便多以“三言二拍一型”并称，以示对其高度评价。诚然，“一型”与“三言二拍”有相似之处：《型世言》有不少篇目取资旧材，并以朴实的笔墨展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面貌，特别是明末浊世的黑暗衰朽，广泛而深刻的揭示了明末社会的种种矛盾及众生世相，此一成就，为拟话本少有，确可与“三言二拍”并称；但与“三言二拍”相较，《型世言》几乎全写明代事，因而更加贴近现实生活，而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型世言》中，读者已很难发现类似“三言二拍”中鲜活的人物形象，曲折生动而跌宕多姿的故事情节和倡言功利、尚情言色的晚明人文思潮中文学作品的特点。而更多的是对传统儒家道德规范的张扬，是对明末黑暗社会中世风颓败而发出的恳切又有些陈腐的劝戒，说教之词，处处可见。因此亦常有故事牵强，人物概念化之嫌。

    如开宗明义的第一回铁铉故事：“烈士不背君，贞女不辱父”，作者为了树立忠臣贞女的典型，不惜对史有其人的铁铉及二女故事作某些依据传闻的改写，使本是刽子手的永乐，倒成了救世主，一场大悲剧，被美化而“曲终奏雅”。雨侯在回末曰“若屡抗王师，殚谋报国，人不能胜天，卒以死殉，是为公。而高贤宁之作《论》，又不食禄，见之史册；铁氏二女之诗，见之传闻，固宜合纪之以为世型也”。而为了达到这种合目的的劝惩，作者也有感于故事的牵强之处，于回末便直接站出来说教，并假“天意”来弥补故事的疏漏，昭显“忠臣、烈女、义士，真可鼎足，真可并垂不朽”的忠义范型。

    在“忠臣”、“义士”之外，作者还塑造了不少“孝子”、“孝女”的典型。最为人惊叹的是第四回“寸心远格神明，片肝顿苏祖母”中，塑造的十四岁女孩刳肝疗亲的形象。小说叙述浙江处州府丽水县女子陈妙珍，父母双故，与祖母林氏相依为命，侍奉祖母极孝顺，她十四岁时，祖母身体衰弱，她就割股给祖母吃，祖母生病，她又刳肝给祖母用，使祖母得以生还，过了三年，祖母身故，她落发出家到尼院，因尼院淫乱，就出来住在祖母坟墓旁边至死。作者于此撰写了现实中绝非可行的事例，但为了避免惨痛场景，又只好借助神灵来辅佑，保住她年轻的生命。正如其于文中所赞“割股人曾见，刳肝古未闻。孝心真特异，应自感神明”。而神明之感的目的则是为了宣扬其“千经万典，孝义为先”的观点。妙珍孝则孝矣，但其事读之令人毛骨悚然，对它的真实性也颇有几分怀疑。作者之所以不惜将孝行推到极端，也只是为了以此感化人心。因为在他看来，忠、孝皆值得勉力而行，而死忠死孝亦是人杰所为之事，因而值得褒扬称赞。

    除君臣、父子之外，作者不忘树立夫妇之伦的典范，以作“世型”。如第十回“烈妇忍死殉夫，贤媪割爱成女”的故事，即是叙写“烈妇”、“贤媪”的典范之作。烈妇陈稚儿，嫁给归善世后，夫妇情笃，相敬如宾。不幸两年后丈夫病故，陈氏执意殉夫。在数次求死不得的情况下，其母为了成全她，对其寻死的行为竟佯装不知，当女儿自缢痛苦呻吟时，她却仍装睡着，而不加以制止。对于如此“烈妇”、“贤媪”，作者大为赞赏，喟叹道“愧无金玉管，拂纸写芳声”。褒扬之情，溢于言表。我们知道，世间情深，最为母女，这毋须赘言，但归烈妇的母亲为了成全女儿，竟有此种行为，不禁使人感到“畏”之有余而“敬”之不足，对她的这种行为实在不敢恭奉。但在作者看来，这正是所谓“烈妇”应有的作为。何谓“烈妇”，作者解释道：“当夫之亡，便不欲独生，慷慨捐躯，不受遏抑，如火焰之烈”。这一“烈行”，内含有“节妇的肝肠”，“烈妇的意气”，如作者所云：“如今人都道慷慨易，从容难，不知有节妇的肝肠，自做得烈妇的事业；有烈妇的意气，毕竟做得节妇的坚贞”。这一“意气”和“坚贞”虽然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但这种力量的价值不能不令人怀疑；这在表面上看是对爱情的忠贞，但它无形中又消解了人们对爱情美好的憧憬。

    同样，对朋友之义，兄弟之悌，作者也通过一定篇什予以表彰。如第十四回“千秋盟友谊，双璧返他乡”，第二十回“不乱作怀终友托，力培正直抗权奸”，均是摹写为友之则的作品；而在第十三回“击豪强徒报师恩，代成狱弟脱兄难”中，又对师徒之义，兄弟之情作了一番渲染。仅从这些篇名中，我们也可窥探到作者宣扬“义悌”的用心。一部《型世言》，写“忠孝节义”事几乎有近半篇目，作者撰成此书，“以为世型”的苦心孤诣，清晰可见。

    三、叙写回归伦理，尝试规范秩序

    如上所述，《型世言》和《二刻拍案惊奇》几乎同时刊行，题材内容却与“三言二拍”表现出如此明显的差异，甚至不惜牺牲故事情节的合情合理性，其中原因，引人深思。

    众所周知，自明中叶王阳明心学兴起之后，经泰州学派及李贽等人的改造，反对程朱理学，寻求个性解放，人格独立成为时代的呼声。但物极必反，过分的强调个体自由，“好货”、“好色”，又不免走入另一极端。正如明末刘宗周概括的那样“任心之学，则小人而无忌惮矣”（《学言中》《刘子全书》卷十一），“夫求心之过，未有不流为猖狂而贼道也”。（《张慎甫四书解序》《刘子全书遗编》卷六）他指责这种不加约束的欲望，往往导致过与恶。而所谓猖狂、无忌惮，正是非理性之欲的过度膨胀的结果。《四库提要》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从》云“明自万历以来，心学横流，儒风大坏”。东林士子顾宪成也指斥“无善无恶”为“以仁义为桎梏，以礼法为土苴”，“以任情为率性”，“以阉然媚世为万物一体”，“上之可以附君子之大道”，“下之可以投小人之私心”，“此谓以学术杀天下万世”。[1]谓其“埋藏君子，出脱小人”。[1]82这些指责正是针对晚明世风而发出的。虽非常严厉，但切中时弊。

    面对“社会转型”的晚明时代，向来以文化秩序为第一义的知识分子，试图重建道德秩序以补救时弊，挽回世道人心。东林诸子及蕺山学派等人，即是自觉担当王学修正任务的明末文人士子。但作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一员，他们尚不能找到全新的理论为依托，而只能以向程朱理学的复归来规范晚明时期普遍越出封建纲常伦理的思想道德。这正如杨国荣在论述刘宗周的路向时所说的那样：“刘宗周以性说心，挺立性体，可以看做是对晚明学界状况的某种理论回应，其内在的意向则是重建理性本体，恢复理性的尊严。在个体情识压倒理性良知背景下，刘宗周的这种努力显然具有纠偏的意义：他以相当的自觉，将时代的理论重心引向了人之为人的普遍本质，表现了对人道与理性的庄严维护。”[2]但同样也如杨国荣所说的：通过挺立性体，固然抑制了非理性的僭越，“但化心为性的要求，亦表现出将心还原为理的趋向。在以性为心与化心为性的形式下，主体意识中的非理性方面，似将消融于理性之中，而理性的主导，将流于理性的独断。”“当人成为理性的抽象化身时，人的存在便难以获得合理的定位。”[2]227-278这样一来，性体的主导便容易引向理性的专制，对类的本质的注重易导致本质压倒存在。上述诸例，不正是出于“理性的独断”吗？《型世言》在宣扬“忠孝节义”等类本质，并将之推到极端时，矫枉过正，人之为人的感性“存在”再次遭到了无情的遏制。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由“三言二拍”到“型世言”的内容转型，也即由“心体”向“性体”的回归，它充分反映出明代社会知识分子张扬理性，重建道德的社会关切。对此意向，我们需认真分析，慎重对待，不当轻易否定，一笔抹杀。

    另就小说表现形式而言，作者为了宣扬道德，往往以牺牲形式为代价，故事情节常有扭捏穿凿之嫌，某些片章甚至失去了生活的基础。如以上举刳肝疗亲，作者也看到了这一范型构想的不合理性，只好借助神灵来弥补，正所谓“戏不够，神来救”，因而显得有些荒诞不经。又如第五回“淫妇背夫遭诛，侠士蒙恩得宥”故事，文中耿埴显然是作者赞扬的人物，但他却与人私通，这在作者的伦理思想中是决不允许的，于是又让他杀死“淫妇”以显其“侠义”。但在读者看来，耿埴未免过于狠毒无情而不合常理，使故事显得十分生硬牵强。

    此外，小说中几乎看不到人物的内心活动，即使有，也只是一种理性的坚硬认同，对伦理规范的无条件服从。它树立的典范，已成为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失去了感性存在的“理念化身”，一种超人间的“圣人”。准此而观，《型世言》的确有不能和“三言二拍”比肩之处，但其“树型于世”的创作意旨无疑得到了极大的彰显。

    参考文献：

    [1]转引自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M].东方出版社，1996：81.

    [2]杨国荣.心学之思[M].上海：三联书店，1997：277.

    责任编辑 丛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