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组部长岗位上陈云的“识”与“德”

    张新华

    1937年11月陈云同志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44年3月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中组部长七年间，陈云同志对党的建设和党的干部工作有重要建树。期间，收录《陈云文选》第一卷的重要篇目有：《论干部政策》（1938年9月）、《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1939年12月10日）、《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1939年12月）、《严格遵守党的纪律》（1940年3月19日）、《党员对党要忠实》（1940年）、《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1940年11月29日）、《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是党的重要政策》（1941年12月）、《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1942年10月7日）、《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讲话》（1942年11月16日）等。在诸多讲话和文章中，陈云阐述了许多独有的“识”与“德”，为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提升党员干部素质做出了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贡献。

    所谓“识”，反映的是作为中组部长的陈云同志识人用人的眼光与能力。所谓“德”，反映的是在识人用人中体现出来的原则与胸襟。前者涉及干部标准及其把握，集中在“德才兼备”；后者涉及干部政策及其落实，集中在“任人唯贤”。由于这七年时值抗日战争和党内延安整风，因此，此时的“识”与“德”又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

    一、“识”：严格干部标准与严肃党的纪律

    在《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一文中，陈云同志概括提出并集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标准，包括：

    （一）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忠实于党。

    （二）与群众有密切联系。共产党要处处依靠群众。先了解群众，帮助群众，群众才能帮助我们。

    （三）能独立决定工作方向并负起责任。

    （四）守纪律。

    陈云强调：总之，用干部的标准，概括起来有二：政治，能力。两者不能缺一，以政治为主。其所以强调“以政治为主”，在于现代政党政治本身就是政治的产物。以“政治为主”是所有政党的共同特征。西方有论者认为：政党是政治精英组织；进入这种精英组织是有限制条件的；只有经过严格的、专门的甄选才能加入政党。[1]

    1937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指出：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显而易见，陈云提出的干部四条标准，是对毛泽东以上深刻论述的具体化，简明扼要，易于落实。尤其是陈云强调“以政治为主”进一步发挥了毛泽东关于党的干部“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的思想，其实就是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

    如何让干部标准落到实处而不至流于空泛，综合这期间陈云的相关著述可以看出，陈云特别强调严肃党的纪律，以党的纪律来严格党的干部标准。现代政党政治表明，政党不是“乌合之众”、不是“私人俱乐部”，政党必须严肃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马克思主义政党更是把党的纪律视为自身力量的重要源泉。

    在《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一文中，陈云强调：用纪律保障党的意志和行动的统一；党的纪律是统一的，必须无条件遵守。为了严肃党的纪律，陈云以《为什么要开出刘力功的党籍》（1939年5月23日）为题通报全党，通过解剖其一味要求“组织服从个人”的典型案例，强调“如果中国共产党没有严格的纪律，将无法防止小资产阶级意识侵入党内。如果党不是有铁的纪律的队伍，就不能去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因此破坏党纪，实质上就是破坏革命，我们必须与任何破坏纪律的倾向作斗争。”严格党的纪律，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为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赢得成功提供了坚实的组织支撑。

    严格党的纪律离不开严肃的党内斗争，即开展积极而负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说过：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同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一起构成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成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在《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一文中，陈云指出：党内斗争主要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常常说，共产党员只有掌握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才可以不断前进。陈云要求：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首先应从领导做起，检查自己有什么缺点，有什么错误。

    在《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讲话》中，陈云进一步充分论述了“认真开展自我批评”。陈云指出：我们共产党是一个郑重的党，考察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的标志之一，就是看他对自己的缺点、错误采取什么态度。陈云强调：我们自己应该有自我批评，这一条要经常注意，同时有很多事情还要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在陈云看来，开展自我批评，会使一个人更虚心、更客观。

    二、“德”：对党对干部的高度负责与用人所长

    在干部问题上讲“德”，通常是指干部本身的政治素质与道德修养。对此，陈云颇多论述。他在《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就有十分明确的要求，即：“德才并重，以德为主。反对只顾才不顾德，也反对只顾德不顾才。才和德应该是统一的。才，不是空才；德，也不是空德。考察一个干部的才和德，主要应看其在完成任务中的表现。”本文这里讨论的“德”，侧重于作为中组部长的陈云，或者说更宽泛一点，在干部审查、选拔、培养、任用方面作为组工干部说应有的政治品德。《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这篇文章，堪称党的干部工作的经典文献。

    关于审查干部，文章指出：“审查干部必须实事求是，客观，严格”；“审查干部必须对党对干部有高度的责任心”；“审查干部必须采取正当的方法，切忌耍手腕。绝对不准以特务手段对付党的干部”；“审查干部必须做出符合实际的书面结论。切忌含含糊糊和悬而不决。切忌空口无凭。”这篇文章提出的审查干部的这几个基本原则与审慎态度，把对党的事业负责与对干部政治生命负责很好地统一起来了，联系到其间审干运动中一度出现的过火偏差，陈云关于“绝对不准以特务手段对付党的干部”是多么具有针对性。

    关于选拔干部，文章重申了“德才并重，以德为主”、“坚持人、事两宜”、“要求干部能上能下”等基本原则外，从组织工作本身，确立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与方法，诸如“要有准备，预先审慎考虑过的才提拔”；“从日常工作中认识之”、“从群众运动中发现和提拔”；“吸收一批优秀分子到领导机关来工作”等等。这些方法，涉及到组工干部的工作态度、工作作风和工作眼光，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关于教育和培养干部，文章明确指出，“老干部需要教育，新干部更需要教育。”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革命基本理论和实际工作教育要一致起来。”通观中组部长七年，陈云都反复强调党员、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老干部和工农干部的学习问题，并且把学习上升到“共产党员的责任”这一高度。陈云本人从高小毕业的商务印书馆学徒到成长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本身也得力于持之以恒的学习。

    关于干部工作部门，作为中组部长，陈云在文章中提出了更高的、更具体的要求，即“建立和健全管理干部的组织”。由于“干部工作是组织部门中最主要的工作”，因此，从事干部工作的干部“人选力求忠实，公正，有能力（包括有一定的革命经验和社会经验，以及细心、耐烦等），上下信任，使之符合于党的发展的需要。”而且，“干部部门应经常了解、考核、选拔干部，向党委提供意见。”陈云特别强调，“干部的任免、奖惩等重大事项，应按组织原则，根据考察材料，并考虑干部部门的意见，经党委会讨论通过，不是一两个人说了算。”这就从程序、方法和防止容易出现的问题诸方面对组工工作做出了具体规定和要求。

    关于干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文章进行了全面的分析。首先，文章指出提拔干部中存在的缺点：“不敢或不让新的知识分子干部做更负责的工作；反对知识分子，不放心知识分子”；“主观上还未注意到本地群众领袖的培养”；“只提拔，不教育”。从党的历史看，对知识分子及其干部的忽视，一直是党的工作中的不足。正如毛泽东在《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1939年12月1日）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因此，陈云对干部提拔中轻视知识分子现象的批评，更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

    其次，陈云更本着对党对干部高度负责的精神，全面分析了干部问题上存在的种种问题，提出了坚持“五个反对”：反对家长式的对待干部，同时反对放任干部的错误；反对私人拉拢，搞个人系统；反对当面客气，背后指摘，甚至打击报复；反对轻视干部政治生命、随便摆布干部的倾向；反对滥用纪律惩办干部。这“五个反对”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干部问题上的德才兼备、任人唯贤和搞五湖四海、不搞山头主义等重大政策、原则，也体现了作为中组部长的陈云的政治情怀和高尚品格。其中，“反对私人拉拢，搞个人系统”，对于党的发展壮大、健康成长具有至关紧要的意义。2014年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讲话中明确指出：“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立场，也为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敲响了警钟。

    再次，直面干部的团结问题。一方面，针对党内干部的团结，文章特别强调“必须在维护党的利益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陈云坦陈党内干部不团结最容易发生的几类干部群体：新干部与老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以及同类干部（军队与军队、地方与地方、部门与部门等）之间。其中，以新老干部的不团结为最多最久。新老干部不团结的实质，是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民干部与新参加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关系问题。陈云的这一认识，后来在《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一文中又有新的分析，即着重从“新知识分子干部”、“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干部”、“专门技术干部”、“领导干部”、“军事干部”几个方面，分析其各自的优势与不足，以完善和提高干部素质，增强和巩固党的团结。另一方面，关于党与非党干部的团结，《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明确指出，“党与非党干部闹不团结，应由党员干部负主要责任。”要求“用各种方法团结非党干部，应取的基本态度是坦白、诚恳、爽直。”显然这里涉及的不仅是党与非党干部的团结问题，其实也与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问题密切相关。

    总之，陈云在中组部长的岗位上，不仅以《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1939年5月30日）为题，阐述了共产党员的六条标准：一是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二是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三是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四是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五是群众模范；六是学习。而且如前所述，随后又阐发了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标准四条。如果说这两类标准的确立与落实，为加强党的队伍建设提供了有力的、规范化的组织保障。那么，在《论干部政策》一文中，秉持陈云的一贯风格，则指出了干部政策就是用人之道，并把干部政策概括为十二个字：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其中，了解人是前提，气量大是胸怀，用得好是政策，爱护人是关心。短短十二个字，把共产党人在干部问题上尤其是从事干部工作的干部们应有的“识”与“德”做了科学的阐释。

    1945年5月14日，刘少奇在七大做修改党章的报告（即《论党》）中非常自豪地指出：现在我们党的情况，同它在历史上任何时期比较，都有了极大的特点。我们党现在已经是这样一个党：第一，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是一个全国人民集中仰望的党。它已有一百二十一万党员；第二，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锻炼过来，并已完全熟练了领导革命战争艺术的党；第三，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领导着敌后九千五百万人民建立了强大革命根据地的党；第四，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克服各种错误思想，经过整风，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团结和统一的党；第五，这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清楚地表明，延安时期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不仅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且成长为一个全国性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执政党，用陈云在《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一文中的话说，就是“领导着政权的党、领导着军队的党”，这就是作为中组部长的陈云在干部问题上的“识”与“德”所体现出的时代特点。从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组织建设的角度看，历时七年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为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卓越的贡献，也为中国共产党逐渐开启的执政党建设积累了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

    2015年6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抗日战争期间，陈云同志担任了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领导制定了“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的十二字干部政策，提出选拔任用干部要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陈云同志身上表现出来的坚定理想信念、坚强常性原则、求真务实作风、朴素公仆情怀、勤奋学习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本文所述陈云的“识”与“德”，就充分体现了这一高风亮节。就“识”而言，陈云严格干部标准与严肃党的纪律，坚持党性，坚持原则，不仅以“责人易，责己难”的谦逊态度，而且从执政党自身建设的高度强调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极端重要性。就“德”而言，陈云始终以对党对干部高度负责的郑重态度，坚持以德为主，坚持任人唯贤，用人所长，五湖四海，“反对私人拉拢，搞个人系统”。惟其如此，延安时期，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同志在组织工作上体现出来的“识”与“德”，成为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建设尤其是强化党的组织建设的宝贵工作经验和重要思想财富。

    参考文献：

    [1][英]艾伦·韦尔著，谢峰译.《政党与政党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1页.

    作者：重庆行政学院教授，本刊总编

    责任编辑：胡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