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经典：“水浒”题材影片的崛起与成熟
黄志程
经典文学作品带给读者的往往是回味无穷的感动与享受，这是从读者的层面出发所获得的感知。但从影视领域来看，经典文学作品带来的却是革命性的启发：既为影视作品提供了素材，又为影视作品提供了灵感。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一直是文艺领域的孪生姊妹，这在西方电影理论兴起之初，便被视为根本命题而写进理论史中。当然，在西方影视理论的视域中，所谓经典文学作品指的是莎士比亚的剧作、雨果的小说以及拜伦的史诗，这些作品为西方影视的发展提供了最初的原动力和艺术方面的终极启示[1]，至今仍是电影发展史中常被提及的经典。当此类理论传入我国后，对于经典文本的标榜与崇尚，也同样被我国学人所接受。近些年来，以经典作品影视化为题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但对于明代经典小说《水浒传》的影像化，似乎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这是一个亟待填补的空白。对《水浒》系列的影片进行研究，具备三方面的意义：第一，以《水浒》的影像化为代表，可以反映出中国经典文本影像化的历程与特点；第二，《水浒》影像化向我们提供了经典文本影像化的动机与发展方向；第三，《水浒》的影像化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对经典文本进行创造性的改写。这诸多意义，均体现着《水浒》影片的价值所在。
一、《水浒》影片崛起的背景
电影风潮出现的背景，往往是电影理论分析的题中之义。通过考察大陆影坛《水浒》影片出现的年代，最早可追溯至本世纪之初刘信义导演的《入云龙公孙胜》（2003），在此之后，刘信义拍摄了30多部以《水浒》英雄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将《水浒》类的影片推向了高潮。与此同时，黄祖权导演也推出了6部《水浒》影片，均可看作这一浪潮的优秀作品。经初步统计，刘信义与黄祖权的《水浒》影片拍摄已经涵盖了近40位《水浒》英雄，占据了《水浒》英雄谱的1/3以上。这些影视作品，为观众了解历史悠久的《水浒》文化提供了影视印记。
那么，何以在本世纪伊始，兴起了拍摄《水浒》题材影片的风潮呢？寻根究底，有三点原因不可忽视。首先，世纪之交兴起的阅读国学经典的文化风潮，使广大电影工作者开始了解国学经典的文化意义，《水浒》作为国学经典的不朽之作，顺理成章地进入影视拍摄的视野之中，其极富曲折的剧情发展和令人过目不忘的人物塑造，均为影视拍摄提供了不竭的源泉。事实上，2000年由李雪健等人主演的电视剧版《水浒传》，已经是这种文化思潮背景下产生的大作，在讨论《水浒》影视片勃兴的原因之时，其背后的文化背景也应考虑在内。其次，2000年前后的中国影坛普遍陷入了选材雷同、缺乏变化的困境，即便是才高八斗的大导演也无法突破，究其原因，是因为现代化的选材缺乏足够的戏剧矛盾和引人入胜的舞台效果。穷则思变，不少导演便将目光转移到现代题材之外的领域，而此时，《水浒》由于戏剧冲突感极强，而吸引了部分导演的目光，从这个层面来看，《水浒》题材影片的出现，是对电影题材选取困境的一种回应。第三，就2000年前后的古典影片而言，取自其他文学作品的电影已经不少，且较为成熟，例如取自《西游记》的《大话西游》，取自《红楼梦》的《黛玉葬花》，取自《牡丹亭》的《游园惊梦》，等等，只有《水浒传》尚未得到导演们的关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水浒传》中便存在大量的空间可供导演们选材修改。
由此可见，无论是文化政策的外在影响，还是电影发展过程的内在困境，都为《水浒》影片的制作提供了机会。在这样一种内外结合的语境下，《水浒》影片已是呼之欲出了。劳斯凯克在分析一類影视作品的批量出现时，曾提醒观众从内外两方面因素入手，既要照顾此类影片内部的发展脉络，也要关注相关外部政策对其发展的影响。[2]就我国《水浒》影片的出现而言，的确与劳斯凯克的分析相当吻合。
二、《水浒》影片成熟的表现
在《水浒》影片的拍摄风潮到来之际，导演们并没有停滞在原有文本面前，而是做了种种创造性的改写与丰富，从而使《水浒》影片在崛起后迅速走向成熟。这种改写更像是一种有机的创造，让原有文本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同时又包含着导演与编剧对于社会与人生的深邃思考。从刘信义、黄祖权导演的选题而言，他们似乎有意避开烂熟人心的人物形象，诸如豹子头林冲、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等，均未被拍摄为单独的影片。这应该是因为这类人物在原作中已经大放光芒，读者与观众均较为熟悉，所以不必再画蛇添足，拍摄为一部专门影片。相反，对于原作中并未集中刻画的人物，往往成了这些导演选取的对象。这些人物的履历较为简单，为导演和编剧发挥想象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可以说，导演的匠心最为集中地表现在了此类改写与充实中。正是这种改写与充实，使《水浒》影片在较短的时间内便走向了艺术的成熟。
由于大多数《水浒》题材的影片，选取的都是小说中的次要人物，原书所提供的情节无法达到古装影片的常规时间（70-120分钟），这就必须对原著进行扩充。毫无疑问，此类扩充是对原作的再创造，不仅需要协调原著中与该人物相关的情节，还需结合自己的阅读经历，为该人物增补一些相关事件。这种增补，必须立足于人物性格本身，否则观众难以接受。如《双鞭呼延灼》的主角呼延灼是精通兵法的朝廷悍将，在小说中，对他较为集中的记载只有连环马一个情节。刘信义则将呼延灼塑造得更为英武，增加了很多呼延灼投奔梁山之前的事迹，例如在东京兵马府学习兵法，再如自幼便继承了呼延家族的十六鞭法等，都是不见于原作的情节。导演对于原作中呼延灼的形象把握得比较真切，他是一个武艺奇高的人物，所以增补他的生平，也都是从兵马府、鞭法等方面入手，不仅无损于原作塑造的呼延灼形象，还使其得到了升华。黄祖权在《浪子燕青》中对燕青的塑造也非常成功。众所周知，燕青在原作中是一个颇富智慧的人物，所以黄祖权增加的也是与智力相关的情节，诸如智闯公堂、夜赚白马等。日本学者宫崎市定（1901—1995）在《论语研究史简要述论》中曾提道：“经典人物并不是将人性的所有面都加以刻画而成，相反，他留下了很鲜明的特征，但也具有很多缺点。正是这些优劣，为后来的人们丰富他们的经历提供了余地，这才是经典人物真正应该具备的品质。”[3]很明显，无论是呼延灼还是燕青，都属于宫崎氏眼中的经典人物，因为他们既有或文或武的“鲜明的特征”，又有许多地方可为后人“丰富他们的经历提供了余地”。《鬼脸儿杜兴》也是对原作人物的有效演绎，在小说中，杜兴负责山寨的巡逻与宴客。所以进入影片中，仍然将杜兴处理为客栈老板，但却增加了许多情节，例如从过往行人的口中探听朝廷动向，虽然是原作没有交代的事情，但发生在杜兴身上，却仍与原作相吻合。
除了上述改动，《水浒》影片还有另一点值得注意的创新，那便是融入了导演对当前社会与人生的思考。《水浒》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其世界观与价值观均无法完全适用于当前社会。此时就需要导演调动自己的才能，将当前社会需要的价值观移花接木般地融入到电影中，使经典文本再次焕发现代的光芒。在《青面兽杨志》中，主要情节是杨志为朝廷奸臣押解生辰纲，在《水浒》的视角里，杨志体现的是忠于朝廷的一面，这实际上也是整部《水浒传》的根本要旨所在。但在电影中，则将人民的概念渗透其中，具体情节也发生了改变：从小说中的直至迷晕才放弃生辰纲，变为想起了身处苦难的人民而主动放弃生辰纲。这一变化，看似是情节的变动，实际上体现的是观念的变化，由封建忠君变为了仁民爱物，这是很深刻的创新。
三、 致敬经典在影视拍摄中的意义
对经典文本改编，呈现出多种态度，其中无厘头式的改写，暗含着对传统文本的恶意，这并非健康的态度；而创造性的改写，则彰显了影视工作者对于经典的崇敬之情，毫无疑问，这种致敬经典的态度是健康向上的。正是在这样一种正确价值观的导引下，经典文本才能够完成与当代社会人生的接力，从而在更加深广的层面发挥着经典的作用。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在《佛学与人生》中强调：“经典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一串难以忘怀的文字，还有浸透在我们血液中的思想。”[4]对于经典的呈现，
不同的艺术载体会采取不同的方式，电影采取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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