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学研究方法与相关学科研究方法的比较与借鉴
摘要：通过对档案学与相近、相关学科研究方法的比较发现，档案学与图书馆学在研究方法上的相似度并不高；情报学的研究对象相当于档案学的“后端”，其方法可以借鉴，但不能取代；而档案学与社会学之间，由于研究对象皆植根于人类社会，其研究方法方面的契合度较高。历史学、哲学等基础学科研究方法对档案学亦具有基础意义，档案学应学习并使用其研究方法；同时，档案学研究对历史学、哲学等学科亦有反哺之功效。其中，档案学与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关系最为密切。
关键词：档案学研究方法比较借鉴
Abstract：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archival sci？ ence and similar and related research methods，it is found that the similarity in research methods be？ tween archival science and library science is not high. The research object of information science is equivalent to the back end of archival science.It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but can not be replaced； and between archival science and sociology，because the research objects are rooted in human society，the fit of the research methods is higher. The re？ search methods of basic subjects such as history，philosophy and mathematics also have basic signifi？ cance for archival science. Archival science should learn and use their research methods，and archival re？ search also has the effect of backing on history and philosophy.Among them，archival science and histori？ cal research methods are most closely related.
Keywords：Archiv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 Comparison； Reference
日本學者井上幸治曾言：大家“都致力于自己的专业，在自己的庭院中辛勤劳动，如果他们再能关心一下邻居的工作，就十全十美了。可是却被高墙堵住了。我们之所以站出来大声疾呼，就是针对这种可怕的分裂”[1]。可见，学科之间，特别是与相近、相关学科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总的说来，相近学科之间，在研究方法方面看似相近，其实细节却明显不同。把档案学的研究方法与相近和相关学科的方法区别开来，可以使我们对自身有更清楚的认识。
一、档案学与相近、相关学科研究方法的比较与借鉴
（一）档案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比较与借鉴
1.档案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比较——学理与事实。表面上看，图书馆学和档案学是相似度很高的学科，档案馆和图书馆在管理形态和流程上也有很大的相似度，这样就使得对两者了解不深的研究者容易产生两者的研究方法很相似的错觉。其实，两者在宏观流程相似的表面之下，内涵和细节却迥异。
图书馆学与档案学的区别主要源于本体的不同：档案学的本体是实践本体，图书馆学的本体是知识本体。图书的内容是一种知识资源体系，档案的内容是一种实践记录体系。由于本体对研究方法具有决定作用，因此，这种本体上的明显差别使得它们在各个管理环节上都具有极其明显的差别，也使得它们在具体理论与专门研究方法上有明显的不同，如本体不同导致《中国档案分类法》和《中国图书分类法》的分类角度完全不同，《中国档案分类法》是以社会实践领域的不同来进行档案的分类，《中国图书分类法》是以知识领域的不同来进行图书的分类。所以，两者的研究方法总体上有两种不同的情形：档案学的研究方法倾向于实践分析法，而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中的知识分析的特征较为明显。由于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较档案学简单一些，因此它们的研究方法并不比档案学的研究方法复杂。从长远的眼光来看，档案学的研究方法可能会更复杂一些。而情报学的研究对象相当于档案学的“后端”，所以在信息利用方面两者的研究方法可以相互借鉴，但不能相互取代。
2.档案学对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借鉴。档案学与图书馆学在管理对象、管理形态和流程上的相似性，也会在研究方法上有所体现。二者都包含“收、管、用”三个方面，相互之间是可以借鉴的，但要拒绝简单移植，比如，图书馆的读者与档案馆的利用者差别是极大的，图书馆的“读者理论”不能简单移植为档案馆的“利用者理论”。
文献计量学已成为情报学和文献学的一个重要学科分支，同时也展现出重要的方法论价值，成为情报学的一种特殊研究方法。在情报学内部的逻辑结构中，文献计量学已渐居核心地位，是与科学传播及基础理论关系密切的学术环节。近年来，图书馆学、情报学的文献计量法以及引文分析法等研究方法被引用到档案学中。它也成为具有情报学、图书馆学背景的学者切入档案学研究的工具。
笔者在知网中使用“文献计量学”和“档案学”双关键词仅检索出16篇论文，说明“文献计量学”在档案学中的应用频率并不高。在2000年以前仅有一篇文章，2010年开始有连续相关文章发表，数量也有增多趋势。其中，以高校研究生、青年研究者为主，资深和核心研究者所占比例极低，而且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方法与档案学研究结合的有机度还较低。而在知网中使用“引文分析”和“档案学”双关键词进行检索，其结果与“文献计量学”和“档案学”双关键词检索的结果很相似，且作者有所交叉（交叉率约50%）。据陈忠海、董一超的统计，在2010年至2014年，《档案学通讯》样本论文中使用引文分析法的比例仅为0.2%[2]。
同样是文献，与图书、期刊论文不同的是，我们还很少把文献计量法用于档案文献本身的研究，这既反映了我们对档案文献内容分析的不足，也反映了图书、期刊论文文献与档案文献的不同，即文献计量法对于档案文献而言，适用性要差一些。至于引文分析法，则完全不适用于档案文献，因为档案内容中一般是没有引文的。在内容分析方面，档案编研学的相关方法更适用于研究档案文献编研本身。而文献计量学、引文分析方法主要适用于档案学研究文献，这种文献说到底还是图书、期刊论文类文献。所以，文献计量法、引文分析法直接作为档案学研究方法来研究档案、档案工作的情况并不多见。当然，文献计量学方法已成为一种学术研究中普遍使用的工具，作为辅助性的研究方法，它用于绪论或引言中的“研究文献分析”“研究现状分析”则比较常见，但这种方式不适用于对象研究，只是作为学术研究的辅助部分，不在前述统计范围之内。
总的看来，档案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密切度，按照现在的学科分类，它们同属于一个一级学科。但从实际情况看，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方法真正直接移植过来用作档案学研究的并不是很多，它们的关系没有想象的那样密切。
（二）档案学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比较与借鉴
1.档案学与社会学研究方法具有相通之处。档案学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颇有相近之处，它们之间的关系也颇为亲密，原因在于两者在研究对象上有深层次的契合之处。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行为与人类群体，从表面上看与档案学研究对象——档案与档案工作差异颇大，但从深层次上讲：第一，档案与档案工作是社会现象；第二，社会实践是档案事业的本体，研究档案学必须以深入了解社会实践为前提。从这两点来看，“这种档案学现象本身就是社会学所研究的一种社会现象”[3]。社会学家用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来解释社会现象，档案学家也需要用社会机制和社会结构来解释档案的形成、管理与利用，因此档案学与社会学有很高的契合度。档案学与社会学在研究对象上有深层次的契合之处，这也是近年来社会学的一些理论（如社会记忆、维护公平正义、身份认同和公众信任等理论）对档案学影响颇大的原因。
档案与档案工作作为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在社会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它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现象和历史的社会现象，必然被社会学所关注。邴正教授认为档案学具有社会学性质：“档案学根源于人类社会，并伴随着人类文明、社会的进步而发展。从根本上说，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所要挖掘的档案信息资源是一种社会能量，虽然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档案学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但档案学的这种社会学性质则永远不会改变。”[4]
现代英国社会学大师安东尼·吉登斯从组织控制中的社会意义角度阐述了档案的社会学意义：“所有组织在一个非常广泛的层面上按国家所提供的记录得以展开（反之亦然）。在组织内部，档案是强化监视的关键。对于空间是关注过去的时间或是组织成员行动的问题，该组织可以通过这一手段将其自身进入过去，并可以确保对未来的某种控制尺度。”[5]虽然吉登斯的认识还不够全面，但说明社会学家的档案意识在逐渐觉醒。而福柯则把社会陈述系统称为档案：“这些都是陈述系统（一部分是事件，一部分是事物），我主张将它们称为档案。”[6]
总之，不论在学理上，还是在事实上，档案学与社会学的结合都是很密切的，档案学学者们对社会学研究方法在档案学研究中的应用，抱有较积极的态度。据陈忠海、董一超的统计，在2010年至2014年，《档案学通讯》样本论文中使用社会调查法的比例为8%[7]，这是一个较高的比例。
2.档案学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比较与借鉴——定量与定性。总的看来，社会学是一门具有多种研究方法的学科，主要有科学主义实证论的定量方法和人文主义的理解方法，它们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从而发展和完善出一套有关人类社会结构及活动的知识体系，并运用这些知识去寻求人类社会生存环境的改善。
以社会调查为基础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被档案学与社会学所共同推崇，两者在这一点上是相当一致的，皆强调要进行社会调查。不同的是，档案学的调查对象多倾向于机构，对机构的管理、职能、需求、制度等关注得多一些；社会学的调查对象多倾向于家庭、人群、社区等，关注社会分层、社会阶级、社会流动、社会宗教、社会法律、越轨行为、文化转变等问题，人文主义色彩更浓一些，调查范畴更大一些。社会学具有更多的自然科学倾向，它最初的称呼是“社会物理学”，提出者是孔德（Auguste Comte）；但档案学的定量研究方法并没有太多的自然科学背景，它是比较单纯的社会科学。
近些年来，社会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颇受档案学界青睐。这一点也得到了国际档案界的认同。2012年第十七届国际档案大会的三个分主题分别是“可持续性与档案”“信任与档案”和“身份认同与档案”，突出体现了社会学视角。2004年的第十五届国际档案大会的主题是“档案、记忆与知识”，三个分主题是“档案与记忆”“档案与知识”和“档案与社会”，社会学特点亦比较突出。
同样，社会学界也重视对档案、档案学的借鉴。当然，正如丁华东所言：“在社会学领域，对档案的关注大多是从研究资料的角度来强调其价值，认为档案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详尽、真实的第一手材料，保证了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真实的可靠性和权威性。从档案中不仅可以发现问题，而且还能找出许多问题的根源和依据。”[8]
3.档案学与社会学交叉的重要成果——档案社会学。档案学与社会学的结合，最明显的例证是档案社会学成为档案学的分支学科。陈智为教授编著的《档案社会学概论》早在1989年8月就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社会学博士的丁华东教授指出：“建立档案学的分支学科——档案社会学一直是档案学界的愿望，这既是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深化对档案现象自身认识的必然措置。自档案社会学提出以来，其建设虽有所成绩，但仍需要我们加以诠释和推动。”[9]档案社会学的最早提出者是中国人民大学陈智为教授，他在1988年第5期的《安徽档案》上，发表了题为《档案社会学初步研究》一文，文章中提出“档案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的原理和方法，探讨档案与社会生活的相互影响；研究档案工作在社会中的地位及其作用的一门分支学科”，此文是我国檔案社会学研究之滥觞[10]。
4.档案学、社会学在“社会记忆”问题和社会调查方法上的互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两三年内，档案社会学学科问题的探讨呈现出令人欣喜的景象”[11]，2006年以后，“‘档案与社会研究现已成为中国档案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12]，特别是“社会记忆”理论和社会调查方法在档案学界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冯惠玲、安小米在总结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的主题时指出：“20世纪社会学方法帮助人们从人类记忆角度认识了档案的功能……在档案学研究呈现多样化趋势的今天，借鉴社会学的方法有助于分析不同地域的不同档案管理模式，总结适用于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档案实践、理论和方法。”[13]
笔者按照“社会记忆”“档案”双关键词在知网上进行检索，得出的文章数是120篇，数量远远多于“文献计量学”“档案”双关键词检索出来的文章数。这些文章开始于2002年，2010年至2017年是其高峰期。从作者来看，除了一些高校研究生、青年研究者外，也包括冯惠玲、丁华东、徐拥军、赵爱国、周林兴、潘连根、覃兆刿、蒋冠等档案学领域核心作者，这说明该理论对档案学的影响比较大。而且，学者们认为在社会记忆问题上，档案学与社会学的关系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如徐拥军所说：“档案记忆观不仅是指从社会记忆、集体记忆视角对档案、档案工作及档案工作者的系统认知，而且也是从档案学视域对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及其建构的独特认知。”[14]
关于社会调查方法在档案学中的应用，安徽大学管理学院刘洪章、康馨发表了《2002-2012年档案学研究中应用社会调查法的统计分析》一文，说明社会调查方法在档案学研究中的应用十分普遍，仅2002年至2012年间总发文量就达262篇。从作者来看，档案实践部门的研究者因为本身就处于社会实践部门，占据了其中约79%的比例，高校占据了约21%的比例。从内容上看，“档案专业学者以及非档案专业的学者运用社会调查法对档案管理、档案信息化、档案法律法规建设以及档案工作者等方面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以大量的实际数据和实地走访来展现档案工作的进展情况，发现问题，提出建议和对策”。从研究方法应用的水准看，“在社会调查法的运用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一些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只做表面陈述而很少涉及深层次剖析，或者是没有将调查对象置身于大背景之中，可能会出现断章取义的问题”[15]。
在社会调查问题上，档案学与社会学之间也是一种互动关系。档案学要学习、借鉴社会学的社会调查方法，而社会学在应用社会调查方法时也要借鉴档案学的方法，把档案学的思想、方法运用到社会调查中去，并主要表现为资料档案化和档案资料化两个方面。“以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为例，其调查所得的基础性数据真实地反映了中国这一时期人们各方面的现状和变化，在调查、保存资料的管理操作中体现了档案管理的特征，而且对后代学者的社会人文研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档案价值。”[16]同时，如邴正教授所说：“首先，我国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大量文献档案蕴藏着丰富的信息，几千年的大事，无论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都有着详细的资料，社会学者不仅能从中发现问题，而且还能找出许多问题的根源和依据。”“其次，档案学的直接性为社会学提供了详尽真实的第一手材料，保证了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真实的可靠性和权威性。”[17]
总之，档案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很密切。档案学家很注意借鉴社会学的原理与方法，社会学家也很关注档案学的成果与方法。
二、档案学与基础学科研究方法的比较与借鉴
基础学科之所以被称为基础学科，是因为它是为人类生存与发展提供基本知识的学科，并因此对所有其他学科具有指导意义和重要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哲学和历史学。档案学与这些基础学科的关系，主要是借鉴的关系，这些基础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是档案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当然，档案学的研究方法对它们（主要是人文学科）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一）档案学与历史学
1.档案学与历史学关系密切。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历史学是与档案学关系最为紧密的基础学科。原因在于它们在关键逻辑上的契合性。已经发生的事情，通过回溯来找原因，这种逻辑既不是演绎、也不是归纳，而是归溯。它是人类的第三种逻辑。这种逻辑是历史学家用的关键逻辑，也是档案价值的关键逻辑。这就是历史与档案契合的逻辑机理。
具体而言，从历史来看，档史同源，两者在历史上的关系极为紧密；从现实来看，档案史料在历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档案不仅积极参与一般性的历史研究，档案史在档案学中亦占有重要地位，历史主义更是被一些档案学者奉为“灵魂”。档案学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关系。
2.历史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及相互比较。历史学是关于过去的学问，是人文学科，其根本知识方法是“以真实为原则，以事实为基础，以材料为根据”。它要说明“过去有什么、过去是什么”的问题。前者是史料的问题，后者是史论的问题。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就是围绕着这两个问题展开的。
史料的问题是历史学的逻辑起点。傅斯年曾说过：“近代的历史，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18]历史学中人们耳熟能详的双重证据法、史论结合法以及史料学、考据学等都与史料有关。在史论方面，历史学研究方法的主要特征是全面地、历史地看待问题，历史叙事法等是其专门性的研究方法。
档案学在主体上是关于现实的学问，是管理学科，其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档案管理问题，在研究对象上与历史学有很大的区别。两者都强调实事求是，但档案学更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资料的收集更多的是面对现实。两者都强调研究问题要横向与纵向相结合，但档案学是以横向为主、兼顾纵向，历史学则是纵向在先、横向在后。
除主体上的重大差别外，两者在以下两个方面有重要交叉：第一，档案学的客体——档案是面向过去的，这就使得它们可以变为重要的历史史料，这就形成了档案学与历史学之间的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档案学与历史学在看档案史料时，两者的基本旨趣并不相同：档案学关心的是如何收集、保管并把它们完好地传递到历史研究者手中；而历史学关心的是如何获取以及它作为史料的意义。档案学家关心档案的原始性，历史学家关心史料的真实性。前者取决于管理过程的合法性，后者取决于利用者的鉴别力。第二，与其他所有学科一样，档案学也有自己的史学——中国档案事业史（简称中国档案史）。作为历史学和档案学共同的分支，档案史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研究方法上，它要遵从历史学的一般方法，但它本身属于文化史、文献史领域的专门史，在研究对象、史料、研究內容方面，也有自己的特殊性。
3.档案学与历史学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据陈忠海、董一超统计，在2010年至2014年《档案学通讯》样本论文中使用历史研究法的比例为9%[19]，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说明历史学研究方法在档案学研究中的应用比较普遍。就档案学对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借鉴而言，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档案史与档案史（史）料学。所有学科都有本学科范畴内的发展史，这是历史学对于其他学科重要性的体现。档案史在史学领域中属于专门史，即针对具体学科的专业史。档案史的研究方法在总体上秉承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基本研究方法为“二重证据法”。所谓“二重证据法”就是将“地下发现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二者互相释证，以达到考证古史的目的。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治史观念和方法，也适用于档案史的研究。从陶文、甲骨文到居延汉简、明清档案，考古发现为档案史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确切证据，大大改善了文献记录之不足与不确。此外，历史学的其他研究方法也在档案史研究中被加以應用。最能说明档案学与历史学相互借鉴关系的，是档案史料学与档案史史料学。前者属于历史学，是史料学的一部分，它要吸取许多档案学的研究成果；后者是档案学的一部分，是档案史研究不断深入的结果。当档案史研究达到较高水平后，必然要求研究专门针对档案史的史料学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必然借鉴一般历史学的研究方法。
第二，历史主义是一种普遍性的研究方法，并在档案学中具有特殊意义。历史学作为基础学科，其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被所有学科所推崇，以至于马克思称其为“唯一的科学”。历史主义在档案学中首先是一种思维方式，即全面地、历史地看待问题的方法。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历史学讲究“以真实为原则，以事实为基础，以材料为依据”。用史实说话，实事求是，是历史学的基本方法。这种方法，也给我们研究现实问题提供了借鉴。即用事实说话，是档案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历史主义在档案学中还是档案分类的一种具体原则与方法（如著名的“来源原则”）。甚至有人认为“历史主义：档案学理论与档案管理实践的力量源泉”“历史主义认识论是档案学研究的哲学基础，历史主义方法论是档案实践的立足之本”[20]。尽管笔者并不同意一些无限夸大历史主义在档案学研究与档案管理中的重要地位的说法，但历史主义的方法在档案学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历史主义方法在档案学中的档案整理（“来源原则”）、档案编研等方面有比较普遍的应用。有学者认为：“来源原则的三个基本点——‘尊重来源‘尊重全宗的完整性和‘尊重全宗内档案的原始整理体系均贯穿着历史主义的精神实质。同样，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三个基本点也充分体现了历史主义思想。”[21]“档案专业的‘灵魂——历史主义。”[22]“档案整理的原则其实质是档案员构建历史的方法，因为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是由主体、客体、时间、空间、原因和结果等历史要素构成的，在档案实体整理中，保持档案文件之间的历史联系是历史主义方法的具体运用，它使得历史过程的几大要素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将历史要素的星星点点组合成为完整的历史过程。”[23]此外，笔者在《档案工作时间论》[24]等文中，对历史主义的方法在档案学中的运用从宏观的历史发展到微观的档案管理程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除历史主义的基本原理外，笔者还强调了过程论在档案学中的重要意义。
历史学与档案学之间，研究方法的借鉴是相互的，历史学虽然远比档案学古老、成熟，但也有需要借鉴档案学的地方。
历史学对档案学的借鉴，主要是从档案史料的角度出发的。关于档案史料对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史学家们有充分的认识。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详细阐述了史料的分类及其价值，他把“关系史迹之文件”列为文字史料的一种，“其最大宗者，则档案与函牍也”“旧史纪志两门，取材什九出档案；档案被采入者，则附其书以传，其被摒汰者，则永永消灭；而去取得当与否，则视乎其人之史识”[25]。基于档案史料的重要性，史学家甚至将档案学列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26]。而从中国传统史学来看，档史同源。“史”之本义为记录，史家的首要职责为记事，甲骨档案乃巫史之作。刘知己《史通·史官建五篇》所谓“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27]，其中的“书事记言”即为档案也。
从史料学我们还可以扩展到历史文献学，这也是档案学与历史学有所交叉的范畴。文献学也被认为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档案也是一种文献，因此档案学也渗透到文献学研究中去，并由此渗透到历史学中。如笔者因为“中国古代科技文献学”的研究而被称为“中国古代科技史”学科中的一员。
事实上，作为事实性经验价值的承载者，档案的基础意义使档案学在很多其他学科那里，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这为借鉴的相互性提供了重要条件，为学科间的平等交流创造了条件。一些档案学出身的学者称为跨学科的人才，也正得益于此。
总之，档案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档案学家非常关心历史学及其研究方法，历史学家也颇为关心档案学及其研究方法，其互动相当频繁。
（二）档案学与哲学——元理论及档案哲学
第一，从哲学与档案学的一般关系而言，哲学作为基础学科，是对基本和普遍问题的研究，是需要时刻牢记、即时可用的元初理论。哲学包括世界观与方法论，它们共同成为其他具体学科方法体系的顶端。哲学方法论对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而哲学世界观的部分同样对其他学科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为哲学的基本原理本身就成为了其他学科认识问题的工具。即哲学不但研究方法论，而且其一般性理论因其对认识问题具有指导意义而使得其本身也成为了方法论。如笔者运用哲学基本原理研究档案工作中的物质与意识问题，不但对档案世界中的人化自然与物化意识给予了较好的解释，而且提出了档案物理管理与逻辑管理等创新性理论[28]。
第二，从档案学内部而言，任何一门具体科学，其认识都有一个从现象到本质、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即形而上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就形成了本学科的哲学。档案哲学，是档案学基础理论的集合，是档案学中的元理论，它是档案学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档案学研究方法而言，两者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它们是指导档案实践的理论基础和强大的思想工具。
以上两个层面主要谈的是哲学对档案学研究方法的意义，而档案学也会对哲学研究方法具有一定意义，因为任何普遍性都来源于特殊性。对哲学而言，档案现象具有特殊意义，档案哲学代表着一种特殊性，这种特殊性的产生反过来会丰富和发展哲学研究，如档案界对档案虚拟问题的研究，对哲学意义上的虚拟研究是有所助益的[29-30]。
总之，档案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档案学家经常借鉴哲学的原理与方法，但哲学家对档案学的关注度不是很高。
三、基本结论
总结以上的分析和相关事实，笔者通过交叉学科（或学科接续度）、研究方法的理论相关度、研究方法的现实关联度等几个指标，对历史学、社会学、哲学、文书学、情报学、法学、语言学、图书馆学等几个相关学科在研究方法方面与档案学关系的密切程度，给出了一个基本评价，见表1。
此外，应当注意的是：虽然笔者并没有论及档案学与其他所有学科的关系，但事实上，无论人们是否认识到，档案学与所有其他学科皆有关联。这是因为，记忆为人类个体思维提供经验基础，而档案作为原始符号记录则为人类集体性思维甚至是机器思维（人工智能）提供经验基础，这就使得所有学科都不可能不与档案和档案学发生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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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