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比涅森林“停战空地”历史文化聚落的形成及其意义
摘 要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协议在贡比涅森林的福煦元帅座车上签订。此后20年内，法国政府和民间持续在“停战空地”兴建纪念设施、举办纪念活动，以“停战车厢”为中心的历史文化聚落逐渐形成。随着二战法国败降的签字仪式于同一节车厢中再次上演，“主客易位”的戏剧性变化也投射到法、德两国的集体记忆和历史书写中。在经历了对战争的追忆与反思后，如今针对“停战车厢”的纪念，更多反映着人们面对过往的一种平和、包容、理性的态度;原本象征对抗与复仇的“记忆之场”，也在朝着象征和解与共生的“记忆之场”转变。
关键词 “停战空地”，“停战车厢”，贡比涅森林，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记忆
中图分类号 K1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12-0044-08
1918年11月11日，是一个令法兰西民族和德意志民族都刻骨铭心的日子。当天，在巴黎东北部瓦兹省（lOise）的贡比涅森林（la Forêt de Compiègne），德国代表的一纸降书，宣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落幕;停驶在贡比涅森林中一节编号为“2419D”的餐车车厢，因为双方提供的具体签约地点，也随着它的主人——法军最高司令福煦元帅（le Maréchal Ferdinand Foch）一道声名鹊起。自此，贡比涅的“停战车厢”（le wagon de lArmistice）作为一战终结的象征蜚声遐迩，其留给法德两国的，则是迥然不同的历史记忆。更令人难以逆料的是，1940年6月22日，二战中法国败降后的签约仪式，又在贡比涅的“停战车厢”内依样画葫芦般地重演。“主客易位”的戏剧性变化不仅反映在战事上，也投射到法、德两国的集体记忆和历史书写中。
无论在战争爆发前，还是战争进入尾声之际，都很少有人能把“2419D”号餐车车厢与停战这件法国人念兹在兹的大事建立起联系。“这就是一节由法国国际卧铺火车公司（la Compagnie Internationale des Wagons-Lits）制造的普通餐车，没有任何装饰。”①1914年6月4日，就在一战爆发前夕，它与同型号的其他21辆餐车一道被投入使用，在巴黎蒙帕纳斯火车站承担法国“西部线路”（les lignes de lOuest）的运营工作。②直到停战协议签署前不到半个月的1918年10月28日，“2419D”号才成为福煦元帅的座车，进而临时充当战场前线的指挥部。
1918年11月7日，一列火车驶进了贡比涅森林的空地，“2419D”号车厢随即被并接入其中。与之平行的铁轨上，则是为德方准备的另一列火车。③按照亲历受降仪式的法国将军魏刚（Maxime Weygand）回忆，福煦元帅之所以选择贡比涅森林，是希望有一个距离前线不远，且“安静平和、与外界隔绝，又能在谈判期间给予战败的对手适当尊重的偏僻之地”。④8日清晨，德国代表抵达后，于上午9时在“2419D”号车厢受到福煦元帅的首次会见，并被要求在三天内接受法国提出的受降条件。11月11日凌晨5时15分，福煦元帅作为协约国最高代表，在自己的座车“2419D”号车厢上与德国代表签订了意义深远的停战协议（见图1）。历时四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此画上了句号，但贡比涅“停战车厢”的故事却远未结束。
自1921至1922年间，法国政府接连出台两项重要举措，让贡比涅森林中的空地和车厢进入了更多人的视野。1921年4月27日，“2419D”号车厢正式以贡比涅“停战车厢”之名，进入象征法国军威与战功的荣军院内（见图2），在露天广场上接受人们的致敬。1922年11月11日，法国政府又在贡比涅森林舉行隆重仪式，正式将签订停战条约的那片空地命名为“停战空地”（la Clairière de lArmistice）。当年的两条铁轨之间，树立起了一块巨型花岗岩纪念石，上面刻着法国作家比内-瓦尔麦尔（Binet-Valmer）撰写的铭文;①当年停放车厢的两段平行铁轨，也被铺上刻有“福煦元帅”和“德国代表”的石板以为辨识，并用围栏保护起来。法国总统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总理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福煦元帅、各级政府官员和老兵代表均出席了纪念仪式，足见其级别之高、规模之大。
正如时任法国国防部长马奇诺（André Maginot）在仪式上所说：“要追念那些伟大的逝者，再没有比这里更好的地方了。1918年11月11日，德意志帝国在这片具有历史意义的空地上吞下败果。把通向那里的道路重新开辟出来，方能让我们记住那些为胜利献出生命的烈士。”②在当时法国人的历史记忆中，“复仇”仍然是重要的主题，这从同日揭幕的胜利纪念碑上也可见一斑。这座距离受降地点约250米的纪念碑用玫瑰色砂岩砌成，又名“阿尔萨斯-洛林人纪念碑”（le monument des Alsaciens Lorrains，见图3），其上雕刻着一只中剑倒伏、威风扫地的黑鹰，洗雪普法战争耻辱之意不言而喻。11月12日出版的《新闻报》（Le Journal）不仅在头版对此给予大篇幅报道，在页眉上还以漫画的形式表达了将这段历史代代相传的愿望。③
“停战空地”的正名，标志着其作为历史遗存得到保护的开始。又过了五年，作为事件主角的“停战车厢”重回原处，一处供后人缅怀凭吊、抚今追昔的文化地标由此正式形成。
1927年4月，“停战车厢”在展出六年之后离开荣军院。美国富翁弗莱明（Arthur Henry Fleming）出资1万法郎，为车厢提供维修保养，并在“停战空地”为其量身修建了一座博物馆。当年11月9日，在一战胜利九周年之际，福煦元帅又一次亲赴贡比涅森林，见证了展示“2419D”号车厢及其故事的主题博物馆——“停战博物馆”的诞生。
一战结束后，各种以战争遗迹为主题的参观考察活动可谓方兴未艾，慕名前往贡比涅森林瞻仰、探访者络绎不绝。其中既包括来自法国各地的普通民众和各国游客，也有相当数量的一战退伍军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老兵往往选在停战纪念日或国庆日前后专程去贡比涅森林，也经常以协会组团的方式集体参访，有时还会撰写行记或参访随笔投诸报刊。譬如，1929年7月11日的《新闻报》报道：“军团和老兵之友联合会（la Fédération des amitiés régimentaires et d'anciens combattants）成员集体前往贡比涅朝圣，在纪念碑前向牺牲者献花致哀，亲眼目睹当年的‘停战空地，当然也要亲睹‘停战车厢。”①又如，1934年7月13日至16日，法国全国老兵联盟（lUnion nationale des combattants）组织了一个共39人的主题参观团，开展为期四天的“一战遗迹朝圣之旅”，②行程首日就安排前往贡比涅森林（见图5）。同月的《德塞夫勒省老兵》月报（Le Combattant des Deux-Sèvre）用前三版刊载了参观团成员的“观后感”。其中一位名叫J. 埃泰（J. Hétais）的成员写道：
19点，我们参观了距离贡比涅城几公里的著名的“停战十字路口”，看到了当年停放福煦元帅和德国代表所坐车厢的位置。我们不由想到，就是在这里，在这片森林中一个庄严的角落，可怕的噩梦得以宣告终结，每个人的内心都既感伤又激动，嘴里不停地重复：“就是这里！”……当看到停战协议签署的桌子时，我们仿佛读懂了当年这里每个人的内心世界：有胜利者理所应当的自豪感，也有失败者因骄矜而折戟的羞耻感。③
沙尔特龙家随团的两位年轻人皮埃尔和玛德莱娜（Pierre et Madeleine Chartron）则写道：
在贡比涅森林深处有一座纪念碑，象征着德意志帝国的黑鹰被协约国的利剑斩杀。更远处则是当年的铁轨，也就是停放福煦元帅和德国代表所坐车厢的地方。铁轨中间有一块巨石，用以纪念每个法国人都不能忘却的那一天。④
不宁唯是。两次大战之间，更多围绕贡比涅“停战车厢”的文化体育活动也开始陆续涌现。20世纪20年代中期，法国长走协会（lUnion Fran？觭aise de Marche）创设了自贡比涅至巴黎、总长86公里的“停战主题长走大赛”（le Grand Prix de lArmistice à la marche）。《巴黎晚报》的记载，细致地再现了1929年11月11日举行的第四届大赛的盛况：“本次大赛的出发时间定为清晨5时45分，起点设在‘停战十字路口，亦即著名的福煦元帅车厢曾经停过的铁轨旁……50名选手获得了这项充满象征意义的赛事的参赛资格……包括老兵组别和非老兵组别。”①而旅游公司和交通业者也不愿放弃商机，以贡比涅“停战车厢”为卖点的旅游团开始进入市场。如法国北方地区交通公司（la Société de Transports Auxilaires de la Région du Nord）就曾推出过以贡比涅为中心的一日游或半日游业务。旅游大巴从贡比涅火车站出发，载上来自各地的游客后便开始参观行程，但无论何种线路，“停战车厢”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站。②
伴随着游客数量的不断增长，围绕“停战博物馆”的门票问题，还引发了一些争议。早在1929年7月，《新闻报》就发表了《老兵们希望免费参观“停战车厢”》的报道，表达了军团和老兵之友联合会参访团对博物馆向所有游客收取1法郎门票的不满。联合会主席M. 莫雷尔（M. Maurer）在致贡比涅市长的信中表示，他们实在难以理解：“对于那些前往朝圣的老兵，和那些仅凭兴趣去参观的外国人，博物馆怎能毫不加以区分？”③ 20世纪30年代以后，《德塞夫勒省老兵》月报刊登的读者来信与行记中，更是多次表达了对老兵“无差别化”收费的质疑。一位读者在致编辑部的信中痛陈：“博物馆强行剥夺我们老兵免费进入的权利，是可忍孰不可忍？试想如果没有这些老兵，这节‘停战车厢或许还不在此地呢。”④另一位名叫乔治·奥迪内（Georges Audinet）的退伍军人表示：“这些老兵正在自己战斗过的前线朝圣，他们充满了幸福感与自豪感，深信正是其坚忍不拔的意志，才使得现在的一切得以存在。为何还要向他们乞讨20苏？”⑤这些事件看似“旅游纠纷”，但也生动地刻画出一战老兵“爱之深，责之切”的心理，反映了“停战车厢”在那个年代法国人记忆中的神圣地位。
1937年，为纪念福煦元帅逝世十周年，“停战车厢”旁又竖立了一尊高大的福煦雕像，由法国著名雕塑艺术家菲尔曼·米舍莱（Firmin Michelet）创作。9月26日举行的揭幕仪式上，众多政界名流和一战老兵悉数出席，场面盛大。1938年间，參观贡比涅“停战车厢”的人数已达到创纪录的19.1万人。当年11月11日至12日，法国政府隆重举办了纪念一战停战20周年的纪念活动，并广邀各省代表赴巴黎共襄盛举。除11日上午在凯旋门的纪念仪式和12日一整天的政府部门会见外，代表团成员还于11日下午齐赴贡比涅森林瞻仰历史遗迹。⑥这项纪念活动中唯一安排在外省的行程令所有人都深受震撼。来自德塞夫勒省代表团的成员、一战阵亡将士遗属皮卡尔夫人（Madame Veuve Picard）激动地写道：
一分钟的静默令人百感交集，种种记忆涌上心头，有感激，也有希望……《马赛曲》奏响的刹那，所有的情感都汇聚在一起。包括主席台在内，现场的一切都笼罩在夜色中，唯有福煦元帅的雕像在灯光的照耀下格外光辉夺目，其高大而洁白的轮廓突显于黑色的天际，仿佛依旧在为将士们指明团结而光荣的道路。⑦
从“停战空地”的命名到“停战车厢”的归位，从“停战博物馆”的揭幕到福煦元帅像的落成，一个以缅怀、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主题的历史文化聚落，在贡比涅的森林中渐次扩展，不断延伸。而当战争的阴霾再次笼罩在欧洲上空，对“停战车厢”情感上的依赖，其实也折射出法国民众回望一战时沉重而难忘的集体记忆。
1940年6月初，迫于极度严峻的形势，“停战博物馆”馆长科德韦勒上校（le colonel Codevelle）决定将车厢内的物件全部取出，藏在贡比涅市政府建筑的屋顶室。此后短短半个月内，战局急转直下，贡比涅森林的“停战空地”见证了一场“主客易位”的受降仪式，“停战车厢”则又一次成为了世界瞩目的焦点。
贡比涅森林内的第二次受降仪式发生于1940年6月21日至22日，而法国人于1918年以来建立起的各类纪念建筑和纪念设施，几乎都在这前后数日内经受了剧烈的“命运转折”。6月19日，根据希特勒（Adolf Hitler）的指令，“停战博物馆”的正立面外墙被德国工兵凿穿，“2419D”号车厢被野蛮地推挤出展厅（见图6），沿着铁轨再次牵引至当年的位置。6月21日下午3时许，希特勒率纳粹德国陆军司令勃劳希契（Walther von Brauchitsch）、空军司令戈林（Hermann G？觟ring）、海军司令雷德尔（Erich Raeder）、总参谋长凯特尔（Wilhelm Keitel）、外长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等人抵达“停战空地”，在阿尔萨斯-洛林人纪念碑附近下车。“为了不让元首看到上面那柄巨大的宝剑，整个纪念碑被用纳粹军旗覆盖了起来。”①空地中央的花岗岩纪念石旁，则“竖起了旗杆，升起了象征元首的旗帜”（见图7）。②
希特勒走进“停战车厢”后不久，以亨茨格将军（Charles Huntziger）为首的法国代表团也被请上车。希特勒坐在车厢内福煦元帅当年的位置上，得意地聆听凯特尔将军向战败者宣读停战条件后，便先行离去。凯特尔在发言中开门见山地指出：“1918年的11月11日，德意志民族的苦难时光从这节车厢中开始了。那些对一个民族的摧残与羞辱、人道上和物质上的所有折磨，都肇始于此。”他不但宣称“1939年9月3日，大战爆发二十五年之后，英国和法国再一次毫无理由地对德国宣战”，③意图尽数推卸战争责任，还特别强调了签约选址的重要性：
富有历史意义的贡比涅森林，再次被选作向战败者提出条款的地点。这一伸张迟到正义的行为，必将一劳永逸地抹去一段记忆——那段记忆在法国历史上并不值得炫耀，在德国人眼中却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耻辱。④
尽管希特勒早在1940年5月20日就选定了这一特殊的受降地点，但法国代表却很晚才被告知。面对严苛的停战条款，他们不得不留在“停战车厢”上，与设在波尔多的临时政府彻夜电话沟通，最终于6月22日傍晚签字画押。
希特勒曾在自传中，记录了其于1918年11月10日得知一战德国败降后剧烈的情绪反应。当时正在后方养病的他，对贡比涅森林发生的一切表达了难以名状的痛苦和怨恨：“我再也忍不下去了……我的眼前突然又是一片昏黑。我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回到病房，一头扑到床上，把发烫的脑袋埋在毯子和枕头下”;“这几个夜晚，我心中的仇恨潜滋暗长，我恨那些干出如此勾当的人！”①二十多年后，他终于有机会实现深埋于心底的复仇计划。从1940年受降仪式的现场亲历者、美国著名记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的笔触中，后人仿佛可以想象希特勒踏上贡比涅“停战空地”时睥睨一切的神态。面对裹上纳粹军旗的阿尔萨斯-洛林人纪念碑，他“瞥了一眼，而后继续大踏步地走去”;读着花岗岩纪念石上法语的铭文，“他脸上燃烧的，是蔑视、愤怒、仇恨、报复和胜利后的狂喜”。②夏伊勒在6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从他的脸上，亦如从他轻快的步伐中，我们看到的全然是一个凯旋的征服者，也是一个世界秩序的挑战者。这是一种发自内心但充满蔑视的喜悦。”③这种喜悦或许不仅属于希特勒，也属于那个年代众多被纳粹思想煽动蛊惑的德国人。未曾目击受降仪式的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同样在那几天的日记中连呼则则，惊叹“整个场景就像一幕激动人心的戏剧”，④并毫不隐晦地宣称：“1918年的屈辱必须被清除，而这正是整场仪式的应有之义。”⑤
然而，这场德国人精心安排的仪式，之于往昔昂首于斯、今日落魄于斯的法国人，却是如此凄神寒骨，冰冷无情。1940年6月22日的《巴黎晨报》头版描述道：“贡比涅到苏瓦松一线都戒备森严。‘停战空地上，就在一战的纪念建筑旁，升起了元首的军旗。再往远处，福煦元帅的雕像旁支起了一顶帐篷，供代表们进行磋商。”⑥次日的《新闻报》则发表了名为《贡比涅森林的历史时刻》的社论，刻画了“停战博物馆”的惨状：“博物馆大厅的前部已经被撞塌，垂着几条与石头差不多颜色的布幔，用以挡住窟窿。”文章称，“贡比涅森林是通往法国人心灵的大门”，但这一次，“在同样的地点，同样的车厢内，法国代表听着凯特尔将军嘴里念出的受降条件，把与当年同样的体面和荣耀还给了敌人”。⑦文章最后的笔调耐人寻味：
希特勒上车离开前，戈林元帅为了给这颇具纪念意义的一天画上句号，率众向元首和在场的纳粹高级军官连行三次“胜利万岁”的纳粹礼（Sieg Heil）。有幸见证这历史性一幕的所有德国人，都发自内心地默默行礼。⑧
一般光景，两般境遇。德国人高举的手臂，仿佛一记记重拳锤击着法国人的头颅;德国人高亢的呐喊，又仿佛一把把刺刀扎进了法国人的胸膛。
停战仪式只持续了一天多的时间，但“停战空地”的“劫难”并未结束，承载交战双方不同历史记忆的“停战车厢”显然也不会被弃若敝屣。正如《希特勒演讲与宣言集》的编者马克斯·多马鲁斯所言：“這些一战的‘纪念性建筑物彻底激怒了希特勒。”他一从贡比涅森林回到司令部便下达命令，“将历史性的车厢、花岗岩纪念石和高卢胜利纪念碑运到柏林”，并“将停放两列火车的铁轨和枕石尽数销毁”。但有些出乎意料地是，希特勒还要求“完好地保留福煦元帅的纪念雕像”，⑨或希望他亲睹这里发生的一切，让无声的羞辱萦绕左右。
6月24日，协议签署后两天，“停战车厢”在德军特制卡车的牵引下，被拖离贡比涅森林。随后不久，德军大行拆卸、编号、装运、填埋之举后，几乎将“停战空地”上除福煦像以外的纪念物尽数铲平，意在将当年遭受凌辱的那段历史彻底抹去。7月8日，“停战车厢”抵达柏林后，在勃兰登堡门和柏林主教堂前的大花园（Lustgarten）展出，摇身变成二战期间德国民众排起长队驻足瞻仰的“爱国主义景点”。1945年初，为躲避针对柏林的空袭，车厢被向图林根大区（Thuringe）的奥尔德鲁夫集中营（Zwangsarbeitslager Ohrdruf）转移，一路途经鲁拉（Ruhla）、哥达（Gotha）等地，最终于4月9日至11日前后因一次火灾事故，在集中营附近的克拉温克尔（Crawinkel）火车站被焚毁。尽管针对这一事故的解释众说纷纭，“意外说”与“预谋说”的支持者各执一词，但可以确信的是，在德意志第三帝国行将覆亡的前夜，见证了两次停战的“2419D”号车厢也悄然离开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1944年11月11日，重獲解放的法国在贡比涅森林度过了一个没有车厢的一战停战节。①半年多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而“停战车厢”的故事非但没有戛然而止，且又开启了新的章节。1946年7月，“停战空地”上部分纪念建筑的碎石在柏林附近的一个库房里被发现，随即被运回法国;包括花岗岩纪念石和阿尔萨斯-洛林人纪念碑在内的建筑也相继在贡比涅森林原地重建。1950年9月，一辆与“2419D”号车厢同型号、由法国国际卧铺火车公司赞助的“2439D”号车厢被运至贡比涅森林，布置成“停战车厢”原来的模样，一如既往地赓续着其“前任”的使命。与之配套兴建的新“停战博物馆”也很快向游客开放，“停战空地”的历史文化聚落由此再现。另值得一提的是，1944年在图林根州遭焚毁的“2419D”号车厢，其残存的车架竟在后来的三十年里被德国人“纡尊降贵”地充作哥达火车站内运货的板车，直到1974年被彻底拆解。1992年，“一战停战之友”（les Amis de larmistice）协会成员再赴德国克拉温克尔，寻获了当年火灾现场的部分遗迹;两年后，原本固定在车厢柚木栏杆上的两只“幸存”的铜把手被转交给法国驻德使馆，后来也成为“停战博物馆”内的展品。②2001年，“停战空地”被列入法国国家“历史建筑”（le Monument historique）名录。2018年，为迎接一战停战一百周年，法国政府重修了巴黎荣军院内的福煦元帅墓，“停战博物馆”也在4个月的闭门改扩建后，于3月1日再次向全世界的参观者敞开大门。博物馆内添置了新的展厅和展品，用法、英、德三种语言对两次停战的历史和车厢的故事作了详实而生动的介绍，昭示着百年“停战空地”的新生。
“对于记忆所赖以凝结和藏匿的场所的兴趣，是与我们历史的这一独特时刻联系在一起的。”③对贡比涅“停战空地”与“停战车厢”的历史记忆，充分印证了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的这一论断，却又因其见证两个“独特时刻”的特殊性而格外为人所津津乐道。而考察法、德两国关于此间迥然不同的集体记忆，不难发现一些意味深长的变化。
对法国而言，这一历史聚落形成之初便是全民复仇胜利的标志。随着战争硝烟逐渐远去，到二战前，其主题已朝着追忆往事、缅怀逝者的方向逐渐演变，战争仇恨的意味有所淡化。二战之后，法国人仍然无比珍视“停战空地”，他们不遗余力地探寻、搜集、修葺“停战车厢”的有关物件，复原历史场景，借以重塑民族自信。从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到第五共和国，勒内·科蒂（René Coty）、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德斯坦（Valérie Giscard dEstaing）、密特朗（Fran？觭ois Mitterrand）、希拉克（Jacques Chirac）等多位总统，都在贡比涅森林留下了足迹。虽然“停战车厢”已非1918年的原物，但它在法国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却是一脉相承，历久弥坚。
对于德国而言，车厢最初无疑是屈辱的象征;二战时“停战空地”上演的“主客易位”，则将对于这种屈辱的报复性情绪发挥到了极致。经过再一次惨烈的战争，“停战车厢”终于转化为人们敬畏历史、向往和平的“记忆之场”。另一方面，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又赋予了其新的角色。就在“2439D”号车厢重回贡比涅森林的1950年，“舒曼计划”开启了西欧煤钢联营的序幕，法德和解的深入推进带动欧洲一体化不断向纵深发展，取得了世所称道的成就。针对“停战车厢”的纪念，更多反映着人们对战争的追忆与反思，也反映着面对过往时一种平和、包容、理性的态度，而非狭隘偏激的民族主义，也非以邻为壑、冤冤相报的零和思维。
2018年11月10日下午，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与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贡比涅“停战车厢”前共同参加一战停战百年的纪念活动，不啻法德领导人携手跨越历史恩怨、开创合作新篇的又一重要里程碑。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那象征对抗与复仇的“记忆之场”，正在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共识基础上，逐渐朝着象征和解与共生的“记忆之场”转变，当然，这一历程仍然任重道远。
【作者简介】江天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国史、中法关系史。
【责任编辑：王向阳】
Abstract： On 11 November 1918， the Armistice Agreement of the First World War was signed in Marshal Fochs office-wagon in the Compiegne Forest. Over the next two decades， the French government and civilians continued to build commemorative facilities and hold commemorative activities in the “Clairière de lArmistice”， and a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ettlement centered on the “wagon de lArmistice” gradually formed. As Frances surrender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took place in the very wagon once again， the dramatic “host-guest shift” was also projected into the collective memory and historical records of both France and Germany. After the recollection and reflection of the war， the commemoration of the “wagon de lArmistice” in recent times reflects more of a placid， inclusive， and rational attitude towards the past; the “Lieu de mémoire” is also being transformed from a symbol of confrontation and vengeance into a symbol of reconciliation and coexistence.
Key Words： “Clairière de lArmistice”， “Wagon de lArmistice”， Compiègne Forest， First World War， “Lieu de mémoi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