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革命史学前沿热点问题巡礼
高毅 马麟贺
摘 要 法国革命史著名学者、法国大学研究院院士、巴黎第一大学法国革命史研究所所长皮埃尔·塞尔纳教授莅临北大历史系，做了六场有关法国革命史的学术讲座，为我们带来了许多重要的前沿学术信息，涉及大革命以来法国“极中派”政治文化的演进、法国革命“动物史”、法国革命中的废奴问题、督政府时期对外战争的影响、大西洋和全球视角下的大革命，以及1789年陈情书所反映的大众革命心态等热点问题，新见迭出，发人深思。
关键词 法国革命史，皮埃尔·塞尔纳，法国大革命，全球史，动物史
中图分类号 K565 ?文献标识碼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12-0011-07
2019年10—11月，法国革命史著名学者、法国大学研究院院士、巴黎第一大学法国革命史研究所所长皮埃尔·塞尔纳（Pierre Serna）教授莅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做了六场有关法国革命史的学术讲座，为我们带来了许多重要的前沿学术信息，涉及大革命以来法国“极中派”政治文化的演进、法国革命“动物史”、法国革命中的废奴问题、督政府时期对外战争的影响、大西洋和全球视角下的大革命，以及1789年陈情书所反映的大众革命心态等热点问题，新见迭出，发人深思。下面分别对各讲内容做一简要述评，以飨读者。
这是塞尔纳这次讲学所关注的首要问题。所谓“极中派（Extrême centre）”，是塞尔纳在他15年前出版的《风信鸡共和国》（La république des girouettes，2005）中首次提出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乍看起来令人费解：一般来说，“左派”“右派”都有个含贬义的“极端”的问题，而不偏不倚的“中派”之“极端”，弊在何处？塞尔纳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显示了他特有的史学睿智。
塞尔纳一开始就解释说，他最近之所以又关心起“极中派”的问题，是因为2017年马克龙体制在法国的出现——喜欢从当下回溯以往，在历史中找寻现实问题的答案，正是他治史的一贯特点。
接着，塞尔纳对“极中派”问题做了一个简要的历史回顾。他指出，法国大革命的1789—1799这十年历史非常重要，那是多种政治体制的一个实验室。大革命开始时，由于厌恶波旁王朝的专制统治，人们普遍强烈反对“强行政权”，强调议会主权，并在此基础上渐渐发展出一个带平等主义倾向的雅各宾“社会共和国”。到了1795年，形势突变，人们开始倾向于加强行政权，并依靠军队的支持，建立起了一个由督政府主持的“自由共和国”，议会地位被大幅度削弱，而督政府强化行政权的目的，则是要建立一个既不极左、也不极右的“中间派”政权。这期间法国政坛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就是大量政客迅速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他们被讥为风吹两边倒的“墙头草”，抑或高楼顶端常见的“风信鸡（Girouette）”。1815年，法国还出现了一部《风信鸡词典》，其中列入了大革命期间670个“风信鸡”政客。而类似的现象在后来的法国一直层出不穷，只是从未引起史学界的关注，直到19世纪末才有法国革命史权威学者奥拉尔（他于1886年做了索邦法国革命史第一任讲席教授）注意到了这一史学空白，并提出了书写“风信鸡”历史的倡议，而塞尔纳那本《风信鸡共和国》就是对这个倡议的一个迟到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回应。
塞尔纳在该书中把大革命时代的“风信鸡”分成了三类：一是能够预见政治风向变化的聪明人，二是无法预见政治风向变化但能见风使舵的人，三是只能被动地跟着风向走的小公务员。在塞尔纳看来，这些“风信鸡”的出现，是和法国行政机构自旧制度时期就已经是一种中立的国家机器这一情况相关联的。就是以这种国家机器为依托，也以牢牢掌控这种国家机器为目标，一些政治的和行政的精英，无视一切政治道义和诚信，秉承马基雅维利式的实用主义思维行事，渐渐酿成了一种至今仍在流行的“极中派”政治文化。
当然，要牢牢掌控国家机器，就必须无所不用其“极”。塞尔纳认为“极中派”有三个基本要素：第一是“温和节制”，言语谨慎，行事低调，反对走极端;第二是“风信鸡主义”，强调识时务者为俊杰，不是风信鸡在转而是风在转，政治无非是手段和目的之间的理性算计;第三是“强行政权”，即行政权可以动用一切国家暴力来执法。总之，要用“戴着温柔的天鹅绒手套的铁手”来治理国家。
由此看来，塞尔纳所说的“极中派”的“极”，主要就在于它完全不讲政治道德，也不认同任何意识形态，既超越了一切“极左”和“极右”，也超越了一切“左”与“右”，还超越了一切“中左”和“中右”，唯一的目的就是把国家机器牢牢抓在手里。
塞尔纳认为“极中派”的出现，是政治危机的结果：法国的1795、1799、1814、1815、1851、1940、1958、2017年，都是“极中派”的活跃期。拿破仑、戴高乐、马克龙，是“极中派”的一些突出代表。而这些“极中派”，在塞尔纳看来都是反动派。比如马克龙，他在竞选时不持明确的传统党派立场，以“国家理由（Raison d？魪tat）”排斥一切党派之争。当选后，他立即表现出倚重军队的姿态（如在就职时向法国的海外士兵致敬，而不是按传统方式向国家伟人致敬、特地乘坐军车前往凯旋门等），还以凯撒式的独裁风格推行各种有损草根大众利益的改革，把中产阶级分化成一群原子化的平庸个人，搞了一场“没有民主、没有人民参与的革命”，一场“精英民粹主义的革命”，但由于对资本和权力的贪婪，这种自上而下的“民粹主义”有很大的“反噬”风险，近来的黄马甲运动其实就是“真正的、人民的民粹主义”在起而跟它算账。“第18轮黄马甲抗议中，香榭丽舍大街上政客们最喜欢光顾的富凯餐厅被付之一炬：谁之罪？是拿火柴的人呢，还是制造了火柴上的硫磺头的人？”
塞尔纳关于“极中派”现象的这种探讨，似乎在特别提示法兰西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艰巨性。现代法国的建设障碍重重：大革命时代有贵族和平民之间你死我活的对抗，大革命之后又有形形色色的资产者集团和劳动大众之间难以调和的社会冲突。问题怎么解决？按塞尔纳的逻辑，似乎还是除了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工人阶级专政之外别无他法，但这在当下法国显然还行不通。在我们看来，今天法国的当务之急，其实还是先搞好自己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这个由法国大革命开启的历史工程，至今还远远没有竣工。既然如此，我们对于“极中派”现象就还应抱持某种“同情的理解”，因为其首要目标还是要把法兰西民族国家维系住，而这是一切其他崇高社会理想的实现都不能没有的现实基础。当然，左派在“极中派”体制下也不应无所作为，而应该设法从各个方面发展壮大人民民主力量，以期推动“极中派”所极力把持的那个“中”不断地趋近社会公正与和谐的理想状态。
从“动物史”的视角来探索法国大革命的本质内涵，是塞尔纳革命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色，实际上打开了一片价值非凡的史学处女地。
1970年代，随着环境保护问题的凸显，西方学界对动物史的研究兴趣开始迅速增长。1984年，德洛尔（Robert Delort）出版《动物有历史》（Les animaux ont une histoire）一书，标志着“动物史学”的正式登场。但德洛尔希望开发的，是一种有关物种、环境和人类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史学，这本质上是一种环境史学，而在塞尔纳那里，动物史本质上应该是政治史。
在塞尔纳看来，革命时代出现了一种把人与动物“等量齐观”的新动物观，那是一场“博物学革命”的结果，而这场“博物学革命”其实也是法国的政治革命的一个重要动力。他指出，法国曾是一个天主教王国，人们普遍相信人类是上帝的造物。这个观念首先受到了“博物学革命”的质疑。在瑞典生物学家林奈（Linné）的《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ae）中，人不再是神圣的，仅仅是动物界排在首位的一种动物。塞尔纳展示了一幅大革命时代的画作，题为“帝国动物园里的公众”，其中在栅栏外参观动物的人群看起来自己就是一群栅栏内的动物（图1）。塞尔纳还看到，在1750—1850年的100年间，人们对从“动物性”到“人性”的演变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当时存在一种政治想象，认为动物的特征会在人的身上得到体现，例如，认为食利者阶层是由聪明的猴子变来的，资产阶级是由贪吃的狗类变来的，家仆则是由愚蠢的驴子变来的（图2），等等。
塞尔纳接着讨论了动物问题与启蒙思想的关系。1789年，以米拉波为代表的革命者发明了“旧制度”的概念，认为大革命是要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取而代之。而“旧制度”之所以应该被淘汰，是因为它代表着罪恶，其重要表征之一，就是它不讲人与动物的平等，一味虐待动物，这在启蒙哲人眼中意味着道德沦丧。启蒙哲人还特别关注公共秩序的视觉呈现。在18世纪巴黎的街头，如在今天的拉丁区、夏特莱城堡一带，常常能看到各种动物的杂耍表演，但这种娱乐在1792年被国民公会公共教育委员会禁止了：革命时代的“善治”，不能容忍人类拿动物取乐。
塞尔纳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共和主义动物观，集中体现在贝尔纳丹（Bernardin）1792年底提交给国民公会的一份有关在巴黎设立动物园的申请报告里。该报告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论证了动物园的设立对于新生法兰西共和国的意义。
首先是外交上的需要。法国需要一个高品质的动物园来显示社会的和谐、国家的善治，尤其是显示共和制法国比君主制英国“优越”。塞尔纳说，作为法国大革命的重要时代背景的“英法竞争”，既是国际竞争，也是治理制度之争：后来巴黎动物园中的狮子率先产出三只幼崽，把伦敦动物园比下去了，这件事就着实令法国革命者兴奋了一阵子，因为他们感到这证明了共和国确实比君主国“幸福”。
其次是公民教育的需要。贝尔纳丹提出，动物可分为“共和动物”和“贵族动物”两类：前者是有经济效益的家禽家畜，后者是贵族所青睐的没经济效益的虎豹熊罴;前者食素而温和，后者食肉而凶悍。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应该通过“驯化”把后者变成前者的问题，而贝尔纳丹设想的驯化办法，除了让猛兽逐渐“素食化”之外，就是让有共和美德（忠诚、勇敢、审慎）的狗和猛兽生活在一起，通过“交叉影响”来改变猛兽的习性。当时的巴黎曾盛传过一个狮子被狗驯化、二者成为密友的趣闻，还有相关的绘画（图3），把这件事表现为共和国对君主国的胜利，其中还暗含着协和的期望。
塞尔纳认为，贝尔纳丹显然是希望用动物园来创造一种共和化的动物，而这种动物园对于前来参观的社会公众也就有了一种“公民教育”的功能，而这种功能在当时似乎特别重要，因为它有望减少公众的暴力倾向——塞尔纳觉得，贝尔纳丹宅心仁厚，他在“九月屠杀”惨案发生之后写这份报告，很可能就有这方面的考虑。
再次，设立巴黎动物园可以促进动物品种的改良——也就是使家畜品种得以强化，这既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建设，还能为动物的全球交流提供一个“中继空间”。贝尔纳丹还有这样一个观点，由于动物的“国度”就是大自然，它们的全球交流将自然地形成一个“世界共和国”——这个观点在我们看来，体现的似乎正是法国革命者特有的那种国际主义、世界主义的情怀：他们建设共和主义的现代法兰西，最终目的是要实现整个世界的共和民主化。
由此可见，塞尔纳的法国革命“动物史”研究，其实就是在从旧制度的动物观在大革命时代发生的变化，来观察法国革命者政治心态的特点。看来他也的确发现了一些新东西，让我们更深刻地领略到了大革命政治理想的崇高和浪漫。
第三讲讨论法国大革命史中的殖民地革命问题。塞尔纳认为，法国大革命不止是法国本土的革命，它也应该包含在法国的殖民地发生的革命，只是以往人们长期将后者错误地边缘化了。塞尔纳甚至秉承罗伯特·帕尔默（Robert Palmer）和雅克·葛德硕（Jacques Godechot）的“大西洋革命”说，把18世纪末19世纪初发生在大西洋两岸的革命事件统合起来考察，并以此为由提出“殖民地革命”实际上具有某种“中心地位”的观点。
与法国大革命紧密相关的“殖民地革命”自然是当时法属圣多明各（今天的海地）的革命——拉美人民反殖斗争的第一战。不过这场革命最初的目标并非争取民族独立，而只是为殖民地居民争取公民权，主要涉及黑奴解放问题。这个问题在启蒙时代就有很多人讨论，公共舆论在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啟蒙精神为黑奴讨公道。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殖民地黑奴求解放的斗争很快被提上了日程。
塞尔纳注意到，因为远隔大洋，又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和信息传输工具，法国本土的革命和殖民地革命之间有近两个月的时间差，不可能同步，但两者仍发生过一些极其重要、影响深远的互动。
由于法属圣多明各存在着大量的黑奴和受白人殖民者歧视的自由有色人，这里的人权问题比法国本土要复杂得多。《人权宣言》关于“人人自由平等”的抽象理念，在种植园奴隶主的阻挠下很难落实，而这也正是殖民地革命的主要起因。首先发生的是自由有色人争取公民权的斗争，它得到了包括米拉波、布里索、孔多塞、丹东等在内的许多本土革命领袖的支持，并在1792年获得了胜利。随后，废奴问题就渐渐成为殖民地革命的焦点。尽管1793年宪法已通过关于“任何人都不得卖身为奴”的规定，实质上否定了奴隶制，但国民公会仍因达不成一致意见而迟迟不能出台明确的废奴法令。最终促成问题解决的，还是来自法属圣多明各的国民公会议员杜菲（Dufay）共和二年雨月16日（1794年2月4日）的一个长篇议会发言，因为它让国民公会懂得了为什么奴隶制的废除势在必行。第二天，即共和二年雨月17日（1794年2月5日），与丹东过从甚密的蒂里奥（Thuriot）还在罗伯斯庇尔那篇关于共和国美德的著名演讲发表之前，提出了以“反人类罪”（lèse-humanité，一种直到二战后纽伦堡审判才流行起来的法律概念）定性奴隶制的观点——塞尔纳认为，蒂里奥在这里表现出了一种“超前了150年的直觉”，堪称“法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决定性的进步”。因为它标志着法国关于极端罪行的认定，已由制宪议会提出的“侵犯国家民族罪”（“lèse-nation”，它取代了旧制度时期适用的“侵犯君主人身罪”即“lèse-majesté”），进一步提升到了“侵犯人类整体罪”，而这一伟大的进步实际上是和殖民地黑人争取公民权的斗争分不开的。
共和二年雨月16—17日发生的这些事情不可谓不重要，共和二年芽月12日（1794年4月1日）的《废奴法令》就是在它们的基础上通过的，法国大革命即由此做出了一件美国革命未能做出的壮举，从而彻底地宣示了“人权”的尊严。但奇怪的是，这些事情，包括杜菲的那个发言，乃至1794年的《废奴法令》，二百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法国革命史学尤其是经典法国革命史学应有的关注。在塞尔纳看来，这一情况似乎与历史学家们“扬罗抑丹”的意识形态倾向有关。因为当时正值罗伯斯庇尔派与丹东派激烈争斗的紧要关头（丹东及其一部分死党将于1794年3月30日被捕，并于1794年4月5日被处死）。其实在法国革命者中，丹东一直是最坚定的废奴派，而他主张废奴主要是出于一种要让法国在海上竞争中战胜英国的现实政治考虑。因为一旦废奴，法兰西共和国就会获得殖民地40万黑人的拥护，法国殖民地就可以在无需宗主国军事支援的情况下抵御英国人的入侵，甚至有可能在相距不远的英国殖民地诱发奴隶暴动，同时还有可能利用获得解放的奴隶的生产积极性来提高法国的商业竞争能力，而加勒比海殖民地对于维持革命法国的经济本就是不可或缺的。罗伯斯庇尔派则似乎缺乏这样的国际竞争意识，他们更热衷于维持与奴隶制美国的友好关系。而且崇尚“美德”信条的罗派也不免会鄙视丹东派的那种“政治犬儒主义”。此外，杜菲在论证解放黑奴的必要性时，虽然曾循着罗派的“美德”话语，把坚持奴隶制的白人殖民者斥为背离“平等”原则的“坏公民”，同时强调男性黑人忠诚、勇敢，不仅自己追求自由而且还极力为自己的老婆孩子追求自由，具有一切“好公民”应有的“美德”，但他也曾按丹东派的思路发出过黑奴的要求如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会反叛从而让法国丧失富饶的加勒比海殖民地这样的警告。
塞尔纳结合18世纪英法竞争的国际背景对大革命时代法国本土和殖民地互动关系的分析，揭示了法国革命激进浪漫的表象背后的某些现实政治思考，耐人寻味。只是我们对于这片意味无穷的史学领域，至今还相当陌生。
在这一讲中，塞尔纳主要探讨了对外战争对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影响，以及督政府在这方面的重要历史作用。
塞尔纳指出，战争问题是大革命的一个自相矛盾的问题，因为大革命本来是反对旧制度王朝之间特有的战争状态的，制宪会议在1790年就发表过一个《和平宣言》，要把人权宣言的普世主义精神注进对外关系领域;然而9年之后，法兰西共和国就通过频繁的对外战争，到处掠夺、占领，发展出了一个拥有多个仆从国的“帝国体系”。事情虽然有英法争霸和激进的大革命招致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夹击这些方面的起因，但督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也特别值得注意。
塞尔纳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意义上，强调了督政府时期法国为什么必须放弃传统的自然边界原则而不断对外扩张的原因。按他的说法，自从宣布共和后，法国在战争问题上就没有退路了，因为共和国不同于王国，王国仗打输了王朝还能存续，共和国则根本输不起，所以革命政府只能越来越依靠职业军队的支持，而其结果，便是公民社会的不可避免的“军事化”，是一种新型的“士兵公民”的诞生，是一种“军事社会”的出现，以及军事领袖的“政治化”。这就带来了一个风险：共和国的对外战争有可能导致军事独裁。而这种风险，罗伯斯庇尔早在1792年就根据古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经验预感到了，所以曾坚决反对吉伦特派的战争政策，只是没有成功。情况在督政府上台之前还算可控，但之后就失控了，因为1795年的形势空前危急：国外反法联盟攻势汹汹，而法国又只是一个“没有共和派的共和国”——2700万法国人中只有200万共和派。所以督政府的压力很大，只能进一步加大对军队的依靠力度，最后终于迎来了波拿巴的政变。
在塞尔纳看来，督政府之所以特别需要依靠军队，是因为它改变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阶级性质，即把罗伯斯庇尔时期维护大众利益的“平等共和国”变成了一个只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共和国”。塞尔纳很重视督政府作为“政治实验室”的历史地位，说它曾是“共和政治实验室”——试图在和巴贝夫平等派以及王党复辟势力的激烈斗争中找一条中间道路，同时它还是“欧洲和世界政治实验室”，因为法国不得不进行的“革命输出”搅动着整个欧洲和世界的政治格局。这种实验实际上在1798年就促成了一个“共和帝国体系”的出现，但大革命的“平等”原则却也随之扩张：是年1月，法国通过法令，宣布法兰西共和国控制的所有地区一律平等，从此彻底消除了法国政治中的“殖民地”概念。
此外，塞尔纳还注意到，督政府時期“军事社会”的发展、大批年轻人从军，渐渐滋生出一种“人民贵族”或“民主贵族”的概念，意思是普通百姓今后也可以通过英勇作战赢得荣誉从而出人头地。这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新观念文化，将成为好几代法国共和派的心态特点，如不了解这一点，人们都读不懂19世纪法国的许多文学作品。
塞尔纳这一讲提出了督政府时期研究的重要性，只是由于受大革命经典史学传统的束缚，我国学界长期忽略了这方面的研究，而西方自20世纪80年代《法国共和主义思想》（Claude Nicolet， Lidée républicaine en France）一书的出版，就纠正了这一偏差。塞尔纳关于督政府时期“军事社会”的发展引起法国政治文化变化的论述颇值得注意，而他所提到的罗伯斯庇尔对共和国对外战争胜利的潜在危险的警惕，似乎也有利于解释1794年春夏恐怖统治的升级。
在“全球化”高歌猛进的今天，国别史研究都很讲究采用某种跨国家的乃至全球的视角。塞尔纳一样，也感到很有必要把法国革命史纳入18世纪世界性的革命运动来考察。因此，他特别重视“大西洋革命”说，也很赞同葛德硕关于“大西洋革命”深受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潜在激进性的影响的观点，只是他觉得克伦威尔时期的共和主义实践，对于后来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影响更为深刻。此外，他还认为“大西洋革命”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其间发生了带有“激进启蒙”性质的跨国文化交流，源自英国的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对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法国哲人影响重大，并在法国发展成一些政治组织的根本法则。
但塞尔纳明确反对把“全球史”简单地看作资本主义经济扩张和世界市场建构的历史。他认为在全球化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民族国家之间的空间竞争——“因为没有不同国家的区域确定，就没有各商业区域的构成”。因此，他特别重视“英法争霸”的问题，认为这是18世纪全球史的主旋律，对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也产生了支配性的影响。为了战胜法国，英国建立了一个由政治上的议会、军事上的海军和经济上的伦敦证券交易所构成的国家体系。这个体系很成功，导致了法国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中的惨败。但七年战争这种第一次具有世界大战规模的战事，也给英法两国带来了空前巨大的财政压力，所以战后两国都大幅加强了对各自臣民的税收压迫，结果便是民众不满的普遍飙升，先是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然后便是法国财政危机的间接加剧，以及在美国革命榜样鼓舞下的法国革命者的奋起。
美国革命在塞尔纳看来极富创意。首先，它是一场共和革命，产生了一个“美利坚民族”（Américainité），要在原英属殖民地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主权。其次，美国革命通过托马斯·潘恩说出的“哪里没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战场”（Where liberty is not， this is my country）这句格言，宣示了一种革命的“世界主义”思想。这说明在美国革命中，一个共和国的创建工作已经在和全人类的自由事业发生联结。塞尔纳认为，所谓“全球史”，就应该从全人类的解放这个角度来理解，而不能只看到资本家在走遍全球。
在结论部分，塞尔纳对“法国革命是一切革命之母”这种传统说法提出质疑，理由是法国革命事实上只是18世纪大西洋地区一连串重大革命的最后一个。他还认为，正因如此，法国革命得以汲取各种革命的经验教训。法国革命者看到，欧洲先前发生在乌克兰、爱尔兰、日内瓦、尼德兰、比利时等地方的革命，都是在欧洲各国君主的武装干涉下失败的，而美国革命的成功，是因为美国人打赢了独立战争。于是法国革命者才树立起了拿起武器、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的斗志。据此，塞尔纳提出了这样一个论断：“一切革命都是独立战争。”
看来，通过塞尔纳的“大西洋革命”研究，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历史地位都有了相当的提高：这两个著名的“小革命”似乎并不那么“小”。不过，如果真要以此为由来取消法国革命“革命之母”的地位，窃以为也很难，因为它对后世的那种其他任何“革命”都无法比拟的特殊影响，毕竟是十分显见的。当然，塞尔纳把一切革命都归结为美式的“独立战争”，仍堪称神来之笔：因为他在美国革命中发掘出来的那种本国共和革命和全人类自由解放之间的内在关联，其实就是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应有之义。
最近，为了解决黄马甲的问题，法国总统组织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辩论，其间收到了社会各界的许多请愿书。情况颇似1789年三级会议召开前法国的民间“陈情书”征集，塞尔纳于是有了重读这些陈情书的冲动，结果还真的从中读出了不少新意。他的一本新著《人民要什么？》（Que demande le peuple？ Les cahiers de doléances de 1789， Textuel， Paris， 2019）就是这个工作的成果，而他这个讲座就是本书的要点介绍。
在讲座中，塞尔纳首先谈了谈陈情书的实际起草人的问题。在一些右派学者如索雷尔（Albert Sorel）、泰纳（Hippolyte Taine）看来，陈情书表达的都是社会精英的意见，但第一个系统研究过陈情书的历史学家饶勒斯（Jean Jaurès）认为，读陈情书不能只看文本，还应了解陈情书的形成过程。事实上，当时的动员工作做得相当充分，约80%的基层选民参与了陈情书的起草，但后来中央政府收到的陈情书并非原件，因为3.5万个教区起草的陈情书（总数约6万份）提交给6000个司法分区后，要经过汇总再提交给1200个司法总区，最后还要按照等级形成36份陈情书呈交凡尔赛，其中自然不会留下普通农民的姓名，而许多极珍贵的材料都留在各省的档案馆里了。
在召开全国三级会议之前，路易十六为何要如此广泛地征求民众的意见？按塞尔纳的意思，那是王权迫于政治层面上日益严重的“贵族反动”而做出的反应。塞尔纳回顾了法国自路易十五以后的历次财政改革和内外政治形势演变，强调法国在1789年前夕面临着巨大危险：国内，路易十六与巴黎高等法院关系紧张，而多菲内省召开的三级会议又率先提出了“第三等级代表加倍”和“按人頭而非等级计票”的要求;国外，1786年的英法商约使英国商品得以倾销法国市场，法国经济几近崩溃。塞尔纳认为，政治危机在法国是常态，路易十六选择召开三级会议并不是软弱的举动，恰恰相反，那反映了他要和人民联手打击贵族的决心，其证据就是在1787—1789年间流行的1500种小册子，凡是出自特权等级之手的都是骂国王的，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国王在试图与人民结盟。
此外塞尔纳还发现，陈情书并不止是怨情的表达，其中还有大量的改革主张。在社会层面，陈情书呼吁社会的更新与再生。诚如莫娜·奥祖夫（Mona Ozouf）在《再生人》（Lhomme régénéré）中所言，“再生”是18世纪的法国人念兹在兹的一个词。数以百计的陈情书提出公共卫生、学校教育、市井风俗、教会事务（如民主选举教士）等各方面的改革建议，说明人们在热切憧憬新世界。在政治层面，陈情书不仅表达了人民对路易十六的拥护，而且提出了保留旧有地方自由的希望——在塞尔纳看来，这种主张看似保守，其实相当激进，因为它反映了一部分法国人对新生美国的仰慕，希望把法国也建成一种实行地方自治的“法兰西合众国”。因此，塞尔纳断言，陈情书中蕴含着许多有关大革命理想的思想基因，远不像人们以往所以为的那样与大革命没有关系。
看来，历史的确能够“常读常新”。像1789年陈情书这样的老史料，也一样能够时时为我们提供各种新鲜感悟，能够让我们更接近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真谛，只是需要阅读者对时代的脉搏保持敏感，并学会用宏阔的“全球史”眼光看问题。
【作者簡介】高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欧美近现代史、法国史研究。
马麟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国大革命史、法国思想政治史。
【责任编辑：王向阳】
Abstract： Pierre Serna， member of the 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 France （IUF）， professor and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the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I， came and gave six lecture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t the Peking University by the end of 2019， involving respectively the evolution of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extreme centrism” in France since the Revolution， the “animal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 the issue of abolitionism during the Revoluti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viewed from the Atlantic and global perspectives， the impact of foreign wars under the Directoire， and the revolutionary mentality reflected by the cahiers of 1789. A brilliant summary of the front knowledge on the revolutionary studies abroad， Professor Sernas lectures may help us to better develop our own research of the subject.
Key Words：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ierre Serna， French Revolution， Global History， Animal Hist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