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化综述研究

    余臻蔚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将进一步发展，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规模会继续扩大，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至2015年我国现有农村转移劳动力已达到2.74亿。但现阶段，农村转移劳动力面临着权利缺失、在城市谋求发展缺乏有效保障等问题，即在城镇打工的农民工未能变为真正的市民，由此给我国的共同富裕与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带来了风险。

    一、市民化的内涵

    国外研究中，早期的研究集中于对城乡迁移现象的研究。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1969）在对农业劳动者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现象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农业劳动者在做出是否迁入城市的决策时，重要的影响因素有迁入城市后的就业状况以及收入的提高情况等，在此基础上，托达罗构建了人口乡城迁移模型。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明塞尔（1986）认为，家庭在劳动力从农村迁入城市中起决定性作用，做出迁移决策的不是单个人，而是一个家庭。Schwarz Weller H.K.（1964）认为，社会融入是指不同个体或群体与某个群体之间的内聚性，表征的是个体在某群体中参与程度、认同程度及群体成员之间相互依赖程度。当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之后，其去留问题也受到较多关注。Zakharenko（2008）通过对已婚者的研究发现，已婚者的迁移意愿较小，尤其是女性已婚者，更趋向于稳定的生活。Vadean等（2009）在研究中发现，文化程度对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的去留影响较高，文化程度高的农村劳动力留在城市的意愿更强烈，其在城市获得一定劳动成果后回乡创业的热情更高。Portes（2001）认为，社会网络是农村劳动力在迁入地获得工作以及适应社会的重要途径。

    国内研究中，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农村职业教育研究所所长马建富（2014）认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市民化是农村劳动力逐渐转变为城市市民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属于社会再生产的范畴。具体来看，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静（2014）从三个方面归纳了市民化的内涵：一是身份和职业市民化，农村转移劳动力进入城市之后获得城市户籍，在职业上有农村劳作的农业劳动者转变成城市的打工者；二是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市民化，农村转移劳动力在生活中摈弃先前农村生活的习惯，为适应城市生活而自觉融入当地的生活从而养成城市生活习惯； 三是自身素质和文化心理的市民化，农村转移劳动力转变思想意识并逐渐形成现代城市的价值观，并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刘传江（2010）认为，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化首先是指获得居民身份，并享受相应的市民权利，其次是进入城市之后会伴随着生产生活方式、价值观和自我认可上与城市人的趋同。

    二、市民化的制约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就目前情况看，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化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农村转移劳动力面临着权利缺失，在城市谋求发展缺乏有效保障等问题。另一方面，Roberts K.D.（2001）认为，农村转移劳动力因为自身文化素质不高，大多数人从事的是脏、险、累工作。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叶鹏飞（2012）提出在城市工作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具有自卑心理，形成自我封闭自觉选择与社会隔离。尽管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缩小农村转移劳动力与城市市民的差距，但短期内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因此，推进市民化的机制创新是关系到共同富裕与和谐社会目标实现的重要问题。

    （一）户籍制度上的制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云新等（2016）认为，由于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农业转移人口即使进入城市也无法享有均等化公共服务，同时存在缺乏社会支持，因此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融入。这种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农村转移人口在适应大城市生活的过程中尽管努力提升自身的素质并努力适应城市生活，甚至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但最终却被户籍制度“拒于门外”。

    （二）社会成本的制约

    Richardson模式创始人、著名经济学家Richardson（1987）认为，城镇化成本历来是发展中国家推进社会转型面临的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魏后凯（2010）根据未来的中国城镇化率，综合考虑城镇化的人口，测算出了到2030年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高达40亿至50亿左右。北京农村经济研究中心陈雪原（2015）从农村转移劳动力自由资产的角度剖析了市民化成本，认为农村转移劳动力在进入城市之前有资产，但是鉴于是“集体所有”，因此这些农民是无法自由处置的，即如果不集体处置那么转移到城市的这些劳动力便无法将农村的个人资产携带进城，进入城市之后又面临着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这对于农村转移劳动力来说无疑是一种两难的局面。

    （三）其他方面的制约

    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朱冬梅（2013）通过近年来对农村转移劳动力消费习惯的研究发现，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市工作的收入虽然得到了大幅的提高，但是他们的消费率却大幅的下降，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迁入的城市没有为其提供配套的公共服务，城乡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享有权差距很大，导致农村转移劳动力即使有了一定的经济积累也不敢消费，偏向于预防性储蓄，从而降低了农民工的消费欲望。此外，教育也是制约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中国的社区教育流于形式，在配套、机制、成本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相应的短缺，无法满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职业能力提升的需要。还有，农村劳动力迁入城市后，土地财产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始终是阻碍其在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陈雪原（2013）认为，土地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并行的，随着城市资本开始向农村地区转移，部分农民工开始回流农村；同时，农村土地资源供给开始由全弹性转变为缺乏弹性，农村土地市场与城乡劳动力市场价格同时上涨，将同时体现到土地市场，进而会带动农村集体资产规模的迅速增长。

    三、市民化的路径研究

    早期国内研究主要有两条研究路径。在农村转移劳动力面临的问题方面，信阳师范学院教授杨云善（2014）认为现有土地制度由于缺乏合理的退出机制，即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使得农民工在进入城市工作以后无法独立的处置其遗留在农村的土地财产，在迁入地，又面临着收入不公平、社会地位低等问题，因此，应从着力解决农村转移劳动力面临的问题的角度研究推进其市民化的路径。浙江纺织服装学院副教授韩世强（2012）则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子女接受教育、医疗服务等角度入手，通过研究发现现有的保障机制存在严重的缺位现象，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的生存及未来发展无法得到基本的保障，应加强保障机制的建设。

    在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化机制的对策研究方面，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增阳（2010）认为，构建城乡统筹的基本公共服务机制，使城市公共服务均等服务农业转移人口，将对其市民化起到决定性的推动作用。河南工业大学副教授余传杰（2014）认为，应充分发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的主导和推进作用；石伟平和陆俊杰（2014）认为，应加快构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与职业教育机制。

    现阶段，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已进入中后期，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化的路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村转移劳动力进入城市后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此阶段，应重点关注的是转移劳动力的职业技能的提升、创业等问题，从而帮助其更好地融入城市，实现高质量的市民化。在职业教育培训方面，现有研究数据表明，职业教育对中国市民化进程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因为市民化归根到底是“人”的市民化，因此将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即由农村迁入城市的农民作为研究对象，加强对其教育培训是非常有必要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李力行研究得出结论：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1年，城镇化水平会提高超过2个百分点。

    如今的农民工接受职业教育面对的问题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继续教育和终身培养人的问题，将“社区教育”引入职业教育培训体制，是着力解决农村转移劳动力顺利进行市民化社会身份转变的重要途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张静（2014）提出，加强农村转移劳动力自身素质的建设，致力于农民工职业能力的提高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有效途径，以便使得农民工获得更多的求职技能，拓宽其就业途径，能够解决其在迁入城市的基本生存需要；此外，培养其良好的就业心态和城市价值观也是非常重要的，通过社区活动等途径吸引农民工融入社区，从而更好地开导其融入社会，成为城市的新市民。因此，在教育培训方面，不仅需要社会的支持，同样也需要农民工的自我完善。

    在做好对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培训工作的同时，适当、适时的加强对其创业意识的引导也是实现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化的重要途径。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房冠辛（2016）在对国外文献进行梳理的过程中发现，国外学者对印度的农村进行了实地调研后，提出将互联网作为推进乡村发展的一种重要手段的观点。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与城市电子商务无法比拟，鉴于这种情况，国际的学者提出在农村发展电子商务的构思，但目前还没有学者完整的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对此项研究提出进一步的探究。同时，房冠辛（2016）深入开展了对目前新兴发展的“淘宝村”的实地调研，认为“淘宝村”已经成为了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乡村现代化转型路径，但其背后的逻辑以及对乡村城镇化的启发却值得进一步思考。为此，必须首先对既有相关理论成果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对“淘宝村”现象进行总结，探索这一模式所蕴含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本文系2015年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新常态下江苏省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化路径创新研究”（2015SJB36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无锡职业技术学院财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