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元大都的起源与都城构建布局

    苗盛林

    

    北京城的都城历史由来已久，从辽朝的南京，到金朝的中都，再到元朝的大都，以及此后明清时期的北京，逐渐由一个边关军事重镇上升为全国的政治中心。13世纪下半叶，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认为“大业甫定，国势方张，宫室城邑，非巨丽宏深无以雄视八表”，决定在这片“东有潞河之饶，西有香山之阜，南有柳林之区，北有居庸之口”之地建立一座宏伟华丽的新首都，于是敕令刘秉忠设计修建大都（今北京），一举奠定了北京城的历史地位。元大都设有三重城垣、前朝后市、左祖右社，有九经九纬的街道和纵街横巷制的街道布局，是中国古代建城史上的经典之作，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元大都建城前的“两府”

    辽金时代，是北京城市发展史上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北京一直是以北方军事重镇的面貌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之上，自辽代起，将北京作为陪都，称为南京析津府，金代更是将首都定在北京，称为中都大兴府。从此，北京开启了其作为都城的历史，实现了城市职能和历史地位的重大飞跃。

    1.辽代的南京析津府

    北京古称蓟城，汉代之后改称幽州。唐朝末年中原地区军阀混战，值此乱世之际，契丹这支北方游牧民族在辽东大地的白山黑水之间悄然崛起。公元10世纪初，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各部落，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在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建立了契丹政权，公元938年，耶律阿保机之子耶律德光将国号改为“辽”，并与中原地区随后兴起的宋王朝开始了长达近160年的对峙。同年，后晋皇帝石敬瑭为获取辽国支持，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辽国，从此幽州成为了辽国的领土，并改称“南京”，成为了辽国的五个都城之一。需要说明的是，辽国实行的是五京制度即设置五个都城，分别是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大名府）、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和南京幽都府（今北京），公元1012年，辽国又将“幽都府”改号为“析津府”，名称是取古人以墨岁辨分野的办法，来自于“以燕分野旅寅为析木之津”。

    南京城在此前幽州城的基础上重修了城墙，城墙高三丈宽一丈五尺，幅员三十六里，是五京中最大的城。城内分为大城与皇城两层结构，并划分了26个“坊”负责管理，北京现存的古迹中，如天宁寺、牛街礼拜寺、报国寺、法源寺（辽代时称为大悯忠寺）等，都是在辽代时兴建而成的。在辽国的五座都城之中，由于南京最接近中原地区，是辽国进一步南下扩展势力的交通要道，又是当时辽国的主要财政来源之地，所以一直深得辽国统治者的重视，多派股肱重臣镇守。辽代的南京城商业繁荣，文化昌盛，人口众多，城市地位不断提升，也逐步拉开了北京作为国家都城的序幕。

    2.金代的中都大兴府

    公元12世纪中叶，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势力逐渐强大，随后建立起金国，定都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子）。公元1122年，金与北宋联合攻打辽国，金国一举攻陷了南京，并将南京改名为燕京。此后北宋灭亡，金國的势力范围扩展至淮河以北地区。公元1149年，金国爆发政变，海陵王完颜亮杀掉金熙宗自立为帝。完颜亮登基后，下令张浩、卢彦伦等人在燕京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扩建和改建，公元1153年，又正式下令迁都燕京，并改燕京为中都，号大兴府。

    中都城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向东、西、南三面扩展，并参照了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的规划建筑，分为大城、皇城、宫城三层结构。大城周长约33里，城墙高约12米，规划严谨，布局合理；皇城内的城池宫殿更是金碧辉煌，气势雄伟，亭台楼榭美轮美奂，也开创了北京都城建筑布局的滥觞。

    完颜亮之后的金世宗注重轻徭薄赋，休养生息，使农业得到发展，民族矛盾也得到了缓解，商业繁荣，市场兴盛，中都随之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商业大都市，今天北京的香山、北海、陶然亭、钓鱼台、玉渊潭等，都是当年金朝皇帝为出宫巡游修建的离宫别苑，见证了金朝鼎盛时期的辉煌。而金国以中都作为首都，也标志着北京城从以前的北方军事重镇，逐渐过渡成为正式的皇都。

    二、元大都的兴建历程

    公元1215年，瀚海沙漠兴起的蒙古铁骑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攻陷了金中都，连绵不绝的战火给金中都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原先雄伟壮丽的金国宫殿在战争中化为废墟。公元1260年，蒙古大汗忽必烈正式即位（此后改国号为“元”），定都上都开平府（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此时蒙古所辖领土纵横欧亚大陆，而首都却远在北方草原，公文传递、物资运输十分不便，而中都地理位置优越，既便于蒙古加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并南下入侵，又有利于巩固关外地区的后防。因此，公元1267年，忽必烈采纳谋士刘秉忠的建议，把国都由上都迁往中都，随后，刘秉忠受命前往中都，多次实地查勘，并选定了以金代行宫大宁宫（今北海公园）为中心营建新的都城。这是因为此地的太液池和琼华岛景色宜人，风景如画，有诗人柳永笔下“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胜景，忽必烈在登基之前常住在此，而且可以充分利用高梁河和玉泉山的水系，以满足宫室庞大的日常用水需求。

    从公元1267年起，刘秉忠开始负责营建皇城和宫殿，公元1272年，忽必烈下诏将还在修建的中都改名大都。公元1274年，新的皇城宫殿正式竣工，这年正月初一，忽必烈在新的宫殿举行了大典，接受百官朝贺。公元1285年，大都的外部城墙、官署、钟鼓楼、大护国仁王寺、大圣寿万安寺等重要建筑陆续竣工。到公元1294年，社稷坛、通惠河水道、孔庙、国子监等建筑工程也陆续完工，这也标志着元大都的营建工作基本完成。元大都平面呈矩形，东西短、南北长，城墙全长60里又240步（约28.6公里），面积是金中都的2.7倍，人口近百万，跟盛唐时期的长安城几乎相当，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三、元大都的城市布局特点

    元大都的规划既是一种全新模式，也是一种最古老的模式。说它全新，是因为在此之前的周、秦、汉、唐等统一王朝都城都没有采取这种建筑规制；说它古老，是因为早在先秦至汉代的典籍《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的原则即所谓的“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元大都的营造将古老的建城模式在现实中付诸实现。

    

    1.遵循古制：“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元大都的营造充分遵循了儒家典籍《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的原则，即所谓的“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经典都城规制。按照“左祖右社”的说法，在大都城的城市规划中，皇帝用来祭祖的太庙被安置在皇城的东侧，符合“左”的位置；社稷坛被安置在皇城西侧与太庙对称的“右”侧。而郊坛用来祭祀天地日月诸神，被安置在都城外的南郊。

    而按照《考工记》中“面朝后市”的说法，刘秉忠将中央机构衙署如中书省（负责全国行政）、枢密院（主管全国军事）、御史台（主管监察）等设置在皇宫的前面（即南面），而都城中的商市则设置在皇宫的后面（即北面）。同时，劉秉忠于城南设计建造了皇宫与皇城，于城北设计建造了集市与民居。这是因为在中国古代人们的观念中，帝王是上天和人间沟通的媒介，代表上天的意志统治着人间，是人间最尊贵的人。因此在都城中，帝王是最重要的，皇城应当在钟鼓楼的南面，也就是全城南面的中心位置。都城中其他人的居住位置则按照社会地位及与帝王的亲疏远近来界定，与帝王关系越亲密则居室越靠近皇城，平民的居处则远离城市中心。

    同时，刘秉忠仿效辽、金时代的风俗，将街道分为50个“坊”，所有街道整齐笔直，经纬分明，集市街铺设置在钟楼的东南转角的临海子（今积水潭）。大都新城建成后，贸易市场主要集中在钟鼓楼一带和各个城门附近，这些商市大多设置在交通便利之处。集市内涉及的商业行业超过三十多种，例如米铺、面铺、绸缎铺、鹅鸭铺、珍宝铺、珠子铺、铁器铺、柴炭铺等。按照周易阴阳五行的说法，面北属水能够聚财，所以商市设置在皇城的背面。此外，刘秉忠通过开凿通惠河，使南方的商船能够直达运河北段的终点积水潭，这为商业的互通提供了便利，也是促进这一带商业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1]

    2.三重城：大都城以皇城、宫城、外城三重城套合组成

    前文提到，在忽必烈决定建造新都城之后，皇城的建造选择以太液池和琼华岛为中心，太液池东岸是大明殿与延春阁两组主要建筑，以供帝后居住，也就是俗称的“大内”。其中，大内南部以大明殿为中心，主要是举行朝会和各类典礼的地点，北部以延春阁为中心，是皇帝日常起居和办公的场所。

    其次修建的是“宫城”，再次是隆福宫、兴圣宫和外城。宫城在全城中央偏南，宫城西侧为太液池，太液池西岸为供太后居住的隆福宫和供皇太子居住的兴圣宫。以太液池为中心的三宫形成宫城，最外是外城。元大都是以宫城、皇城、外城三重城套合组成的。这种以太液池为中心环水而建造的宫殿模式，也体现了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大都参照了儒家典籍的很多建城理念，但是在宫殿的设置上也结合了很多蒙古民族的习俗，例如大内没有按照周礼设置“三朝”，仅有大明殿一朝，并且与皇帝寝宫相连，这体现的依然是蒙古民族的生活习惯。此外，宫城中还设有众多的伊斯兰式、罗马式的浴室、水晶殿、琉璃宫殿等，这与当时蒙元帝国的军队纵横欧亚大陆，吸取了多种民族建筑设计的风格具有密切的关系。

    3.钟、鼓楼位于大都城的中心

    中国自古就有“暮鼓晨钟”的说法，钟鼓楼的职责是通过击钟撞鼓的方式向民间报时。在中国古代的都城，钟楼和鼓楼通常是设置在皇城前面，东西相对。而元大都城的钟鼓楼被放在皇城的北面、都城中轴线的北端，鼓楼在前，钟楼在后，居于十分显要的位置。从钟鼓楼向南一路穿过宫城、皇城直达都城的正南门——丽正门（今朝阳门）。

    值得一提的是，元大都的钟鼓楼放在城市的中心位置，这是中国以往都城设计中没有过的，是元大都的都城设计的创新之举。古人总把天象的演变与人间祸福联系起来，而钟鼓楼是计量天体运行规律的设施，地位自然举足轻重，就连皇城、宫城这样尊贵的场所与钟鼓楼相比也要逊色三分。作为“受命于天”的帝王，也要朝北参拜上天。因此，把钟鼓楼放在全城的中心，体现了其在都城建筑中最重要的地位。

    4.大都城的宗教建筑

    元大都在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笔下被称为“汗八里”（蒙语意为：可汗之城）。由于元代统治者对宗教信仰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因此，在作为世界性的大都市的大都城中，各国传教士和宗教活动往来频繁，宗教建筑在城中居于重要位置。

    元朝尊奉藏传佛教为国教，因此，在修建大都城过程中，兴建了多座大型的国立佛教寺院。其中，最重要的一座寺院是万宁寺，它始建于大德九年（1305），规模宏伟壮观，位于今天的鼓楼附近的草厂胡同，也是大都城的标志建筑；此外，还有至元二十五年（1288）兴建的大圣寿万安寺（即现在的“白塔寺”），寺内的白塔是中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喇嘛塔；再如大护国仁王寺，是为帝师八思巴修建，建于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附近）一带；至元七年（1270）由忽必烈皇后建的西镇国寺也是一所重要的寺院，据学者推断在白石桥以北。

    从元朝开始，罗马教廷遣使蒙哥维诺（Giovvanni da Montecorvino，1247—1328）等方济各会士赴元大都，在这里设立教堂，发展信徒，从此罗马天主教传入到中国内地。公元1293年蒙氏抵达元大都，受到元世祖忽必烈高规格的接见，被允准在大都传教。蒙哥维诺在京设立教堂三座，收纳信徒达6000余人，足见当时天主教在大都发展之盛。[2]有关他在中国旅行和传教情形，现留有蒙氏东游中国时所写的三封书信，从信中可知，他所建教堂屋顶竖有红色的十字架，在城内是一个显目的标志。据徐苹芳先生考证，蒙高维诺所建的第二座教堂位置可能在元皇城的正北门厚载红门外（今地安门以北）。

    四、元大都都城设计体现的理念

    1.中轴线理念

    在中国古代，中轴线代表的是以皇权为中心的严整、等级森严的统治秩序，诠释帝王的合法性和“受命于天”是其核心的功能。元大都的中轴线起于南城的丽正门，一路向北，经过千步廊、皇城正门、宫城正门、延春门、厚载门、王宁桥、抵达中心台小阁，刘秉忠将元大都几乎所有重要的主体性建筑都设计在了这条中轴线上。

    中轴线的中心点设在今天地安门以北的万宁桥上。为让这个中心点更明显，刘秉忠曾在此建造了一座中心台，这也是元大都的正中心。据《析津志》记述，当忽必烈询问刘秉忠如何为皇宫大内定位时，刘秉忠回答说，以丽正门外护城河桥头的一株大树作为基准点。于是忽必烈封这株大树为“独树将军”，并赐金牌。此后每逢元宵之夜，都在这株大树上边挂满花灯，树旁还会安排专人给观赏者发放美食，例如米甜食、枣面糕、蔗饼、酒肉茶汤等。

    需要指出的是，以这株大树和中心阁两点一线定位的元朝皇宫大内中轴线，并非是正南正北，而是指向北方偏西一点的上都开平府。这并不是刘秉忠在规划设计上的缺陷，而是源自于元代的两都巡幸制。在刘秉忠建造元大都以前，元朝的政治中心还远在开平，是蒙古统治者在元朝建立之前最重要的都城之一，迁都大都后，由于夏季天气酷热难耐，所以忽必烈每年夏天都要率领臣属、妃嫔前往上都避暑，处理政务，由此产生了两都巡幸制，即皇帝以及政权的核心机构人员在寒冷的秋冬季节在元大都办公，而相对温暖的春夏季节巡幸回开平。因此，元大都的中轴线有意向处于西北方向的开平有所倾斜。元上都和元大都的设计者刘秉忠，想必在建大都时也揣测了忽必烈的心思，将两都的“王气”通过中轴线联系起来。

    2.周易理念

    金沿用宋代都城规制，都城中都有十三座城门，元在金旧址建都后并未沿用金的旧制，而是建了十一座城门，即东城的齐化门、崇仁门、光熙门，南城的顺承门、丽正门、文明门，西城的平则门、和义门、肃清门，北城的安贞门和健德门。诗人张昱曾作诗曰：“大都周遭十一门，草苫土筑那（哪）吒城……”诗中的“那（哪）吒城”说法认为十一门代表的是古代神话人物哪吒的三头六臂二足（三头即南面三门、六臂即东西六门、两足即北面两门）。

    刘秉忠极其推崇《周易》，故其对大都的营造设计中多融入其理念。《日下旧闻考》中说：“元之建国、建元及宫门之名，多取《易》乾坤之名”。大都城的十一座城门的名称，如安贞门、健德门等皆取自《周易》。

    对于元大都城门的特殊规制，据元黄文仲在《大都赋》中说“辟十一门，四达幢幢。盖体元而立像，允合乎五、六天地之中。”刘秉忠精通阴阳八卦和风水数术，在建造大都城市应该也是考虑到“九宫八卦”的方位。

    3.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建筑理念

    元大都的都城设置中，很多建筑设计理念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理念。如在《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后载门北为御苑”，这里说的皇家的御苑在今天的景山一带，其间“有一极美草原，中植种种美丽果树。不少兽类，若鹿、獐、山羊、松鼠，繁殖其中。带麝之兽为数不少，其形甚美，而种类甚多，所以除往来行人所经之道外，别无余地。”蒙古贵族自古以来都以游牧为生，从广袤无垠、绿草如茵的大草原进入宫墙环绕的都城，心中难免产生怀恋故土的情结，将皇家御苑设计成草原的景观，不仅可以缓解草原人的思乡之情，而且对于一直生活在中原的大臣来说也算得上一种耳目一新的享受。[3]

    黄仲文在《大都赋》中也写道：这座都城“华区锦市，聚万国之珍异；歌棚舞榭，选九州之芬。”“复有降蛇捕虎之技，扰鹰藏马之戏，驱鬼役神之术，谈天论地之艺，皆能以蛊人之心而荡人之魄”。文中提到的“华区锦市”“歌棚舞榭”“降蛇捕虎之技，扰鹰藏马之戏”等体现的也是蒙古草原文化和中原繁荣的商业文化的融合和共存。

    元大都的建造基本上遵循了《周礼·考工记》和《周易》中象天设都、阴阳八卦的理念，宫城、社庙等设置都效仿了中原汉族政权建立的都城建制，这是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特色的折射，其都城建筑规制也是明代北京城建城的雛形。可以说，元大都是明清时代北京城的基础，对明清乃至今天的北京城产生了极为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今天的北京就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逐步改建发展起来的。时至今日，当我们徜徉在位于健德门到安贞门之间的元大都遗址公园时，仰望残存的瓮城土墙和断壁残垣，仍然能够追忆起昔日马可波罗笔下世界第一大城市元大都的雄伟和壮丽。

    注释及参考文献：

    [1]王岗.文化创新：元大都中轴线[J].前线，2018（7）： 101-103.

    [2]欧阳哲生.欧洲与中国文明对话的新开端——以西人在元大都“汗八里”的经验为中心的考察[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141-151.

    [3]朱耀廷.《马可波罗行纪》中的元大都——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结合的产物[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2）：31-37.

    作者单位：《北京档案》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