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两代育秦薯
陈小玮
截至目前，秦薯8个品种有5个是朱俊光、朱渭兵父子选育出来的。
为解决吃饱饭的问题，朱俊光选育出“秦薯1号”、“秦薯2号”；为满足市场对“干、面、甜”蒸烤型红薯的需求，朱渭兵跟随父亲选育出“秦薯4号”、“秦薯5号”；当现代人越来越关注保健食品，彩色“秦薯8号”适时育出……
按约好的时间，记者赶到杨凌现代农业孵化园，朱渭兵办公室的门却锁着。隔壁办公室的人说，他在大棚。
最南边的一个大棚开着门，记者走进去，看到朱渭兵正蹲在红薯苗边仔细查看着什么。他抬头看记者的第一眼，大大的眼镜架后面的眼神似有一丝茫然，显然还沉浸在此前的专注里。
出了大棚，我们碰上从扶风县赶来的老王。老王是朱渭兵的铁杆粉丝，十多年来都在这里买红薯苗。今年他家种了10亩红薯，除自家承包地外，还包了别人家的地。“种红薯比种粮食强，平均亩产5000斤，一亩地可收入5000元到8000元。”老王对记者说。
老王此次前来，还是买红薯苗。上次买的苗子不够，这次专程来补。当听说当天拿不到红薯苗时，一脸的失望。
聚在大棚外的十来个人，都是来买苗的，其中还有一位道士。
“从搞了红薯育种、推广之后，结缘了各种各样的人，有千万富翁，更多的是普通的种植户。”朱渭兵笑着说。
实验员搞起了育种
在朱渭兵办公室的书架上，记者看到他父亲朱俊光的一幅照片：朱俊光蹲在红薯地里，手边是一窝红薯，皮橙黄，外形成纺锤状—两头细、中间粗，长短几乎一般齐，像站队一样排列得甚是齐整。
“这个就是老父亲育的秦薯4号。”朱渭兵指着照片上的红薯对记者介绍道：“去年是父亲从事秦薯育种、推广六十周年。”
1955年，19岁的朱俊光从当时西农附设的农业高级职业学校毕业，被分配到西北农学院“作物遗传育种教研室”当实验员。当时，农学院的牛联星教授，也是朱俊光的老师，从国外带回育种资源，做红薯育种研究。
“陕西没有红红薯，引进河南白红薯。”这句当时的顺口溜，说明在很长时间里，陕西没有自己培育的红薯品种。1958年，在时任教研组主任赵洪璋教授的鼓励下，朱俊光独立进行红薯教学和科研，自此，红薯成了他一辈子的研究方向。他自学了近20门大学本科课程，从实验员、工程师、副研究员到研究员，还到北京、河南、四川等地拜访薯类专家，并与他们成为莫逆之交。
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1973年，朱俊光育成了“武功红”。随后，他又主持选育推广了“秦薯1号”、“秦薯2号”。
搞红薯育种很辛苦，春季育苗，夏季试验管理和杂交制种，秋季收获，冬季储藏，一年四季不得闲。
在红薯杂交的季节，朱俊光每天提前赶到试验地，用镊子为开花的红薯去雄授粉。一上午蹲在地里给上千朵花授粉，站起来时眼前一片发黑。一天干下来，累的胳膊都抬不起来，但朱俊光这样一干就是三四个月。
深秋的晚上，为确保红薯种的安全，朱俊光睡在田间的架子车上。条件好一点时，能睡在草棚里看护红薯。遇到农事紧张，他就吃住都在农场，没黑没白地干，几乎没有节假日的概念，因为地里的庄稼不等人。
“老父亲太苦，印象中从没穿过一件干净的衣服，从没有礼拜天、节假日，我小时候对父亲整天在地里忙碌很不理解。”朱渭兵对记者说；“现在搞了这个理解了，庄稼是活的，伺弄不好就死了。”
1974年，朱俊光带着学生到陕南教学基地实习，发现南郑这个号称“鱼米之乡”的地方，农民生活却极度困难，有的连饭都吃不饱。这种状况刺痛了他，他决定把自己培育的红薯良种“秦薯2号”引种到南郑。
红薯在摄氏8度就会被冻伤。往南郑运种薯时，正是冬天，为确保种薯不受冻，朱俊光和闻洪汉教授给种薯包裹上毛毯和棉被，坐在西安开往汉中的黑乎乎的货车车厢里陪护着种薯，一路颠簸十多个小时才到达南郑县。
为保障育苗的成功，朱俊光设计了“双保险”苗床。
当时没有温室大棚，也没有电。有一种办法是燃烧牛粪、马粪来给苗床增温。朱俊光在南郑用的双保险苗床，是用烧火炕的办法来增温。炕上有很多通气孔，将炕下面火道的热空气均匀地散出来，种薯用土埋在炕上育苗。在当地政府和群众支持配合之下，取得了冬季大规模调种、育苗的成功。
“现在有温室，这些技术都不用了。”朱渭兵对记者说。
“高自1号”无人突破
1974年，“秦薯2号”在关中、陕南、山西、湖北等地大面积推广并取得丰收，缓和了当地群众口粮极度紧张的问题。
朱俊光应聘为安徽、陕西、湖南、湖北等省主要红薯产区的农业顾问，一年四季，深入田间地头向农民传授科技知识，现场示范，指导红薯生产。为了不增加当地政府负担，他经常自己花钱住旅店，在街上买饭吃。
秦薯1号、2号，产量高，抗旱，淀粉含量高，这一系列特性，都是为了解决吃饱饭的需要而选育出来的。
杂交育种时，朱俊光发明了二次蒙导法，以促使不容易开花的红薯品种开花。“用牵牛花做枕木，嫁接易开花品种的红薯苗，在其上再嫁接不容易开花的苗，促使其开花，做杂交育种。”朱渭兵对记者解释什么是二次蒙导法，“他当时有一种预见，一定有一种东西—成花素—促使其开花，尽管当时还没有确定的概念。”
朱俊光育出的秦薯品种，与红薯的主流品种基因最远，特异性突出，并且突破了一个禁区—一直以来对红薯开花有一种迷信的说法，红薯开花意味着灾年，产量低。大部分红薯是不开花的，当遇到干旱就会开花。科学的解释是，干旱而非开花导致了低产。
嫁接红薯苗时，接穗插入处一般用塑料纸裹一下，再用毛线缠绑，上面罩一个灯罩。灯罩不保湿，为解决这个问题，朱俊光就改用蔓上的叶子代替塑料纸，这个小小的改变，大大提高了成活率。
朱渭兵说，在育种过程中，老父亲有很多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父亲搞自交系选育出的‘高自1号，是一个很大的创造，现在也没有人突破。”朱渭兵介绍说，高自交结实的品种很少，在育种上很有意义，是一个杂交方法。
红薯开花是要有条件的，在北方很难开花，这样无法杂交育种。朱俊光搞自交系选育时，利用暗室的办法，白天将苗推出转日照处理四到六小时，其余时间都在暗室避光，终于让红薯开了花。
“高自1号”在我国南北方均周年自然开花，自交结实率高达78.2%以上，作为自交系材料被国内19个省区的38个农业科研单位广泛引种，并和“向阳黄”一起列入我国可以对国外交换的作物种子资源。
老骥伏枥“红薯王”
1996年，朱俊光退休了。但在试验地忙惯了的他，还惦记着红薯育种。他创办了杨凌薯类研究所，并常自嘲自己干的是“三无”科研—无场地、无人员、无经费。
那时，杨凌西农大等几个学校合并，加上老校区拆建，朱俊光原位于机电学院边上的试验地没有了，退休后也没有了科研经费来源，他就自己花钱在园艺场租了一块地，继续着红薯新品种的选育。
两年后，朱俊光选育的“秦薯4号”通过了省农作物品种审定，该品种以其高产、稳产、优质、商品性好深受广大农民群众欢迎。许多农民依靠这个品种发了家，日子一天天红火起来，他们把“秦薯4号”亲切地称为“市场薯”。“秦薯4号”先后引种到全国二十多个省区市，累计推广200多万亩，增值2.5亿元。依靠红薯富裕起来的农民，称他为“红薯王”。
2002年，“秦薯4号”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父亲成功的背后，有着母亲的默默奉献。”在朱渭兵看来，母亲是一个很柔弱的女性，能吃苦，从不抱怨，甚至有些逆来顺受。
“母亲曾做过李振声院士的助手，后调到农场做农工。父亲大部分育种工作，包括品种的选育，母亲不仅参与，还有所发现，但功绩都归了父亲。”朱渭兵说。
1999年，朱俊光受聘任宝鸡市政府农业科技顾问、薯类专家大院的首席专家。每次去专家大院，他都尽量坐长途车，不肯麻烦地方单位用小车接送。
担任宝鸡市农业科技顾问三年间，朱俊光先后指导开展了红薯栽培技术试验研究和组装配套，建成西北地区最大的红薯示范推广基地和种苗繁育基地，两年实现了宝鸡市红薯良种化。在此基础上，他与宝鸡市农科所合作选育并从国内外新引进特种优质专用红薯品种30多个，形成了具有红、白、橙、紫、黄等多种颜色的彩色系列红薯品种群。
与宝鸡农科所合作期间，朱俊光培育出了“秦薯5号”，其最大特点是，成熟期提前，适宜早春或初夏季节地膜种植，抗红薯黑斑病、耐软腐病，耐储藏，田间管理较为简单，薯蔓短，不用提蔓、翻蔓，且商品性极佳，适宜做蒸烤、鲜薯销售以及淀粉加工。
2004年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首次表彰农业科技推广专家，朱俊光也在表彰之列。
截止到2008年，朱俊光所培育的“秦薯”系列红薯已在全国十多个省区推广面积达1000万亩，为农民增收5亿多元。
专家需要农民思维
每年杨凌农高会，专家咨询的摊位都被熙熙攘攘的人群围得水泄不通。十多年来，朱俊光累计接待了两万多人。
朱渭兵给了记者一份材料，是关于红薯高产、高效栽培关键技术方面的，里面有很多朱俊光总结的红薯种植经验，很多是朗朗上口、农民易于理解和掌握的顺口溜。
“高垄结大薯，深水养大鱼”，说的是红薯适宜于垄作；红薯是“大肚子”作物，吃饱、喝好才能高产；“一窝一把灰，红薯结成堆”，说明红薯是喜钾作物，施肥时要以钾肥为主，不能不施肥，也不能只施氮肥；“深栽长蔓蔓，浅栽结蛋蛋”，是指要在保证成活的前提下提倡浅栽……
“先插，后躺，再抬头，多埋少露，深插保苗，浅埋结苕。”朱渭兵说，这一浅白表述的栽种技术，学名叫“水平改良扦插技术”，也是他父亲总结的。
“好的技术，也要农民易于掌握，因此需要同时具有双方的思维，既有研究者的思维，也要有农民的思维，这样，才能做到深入浅出。”对父亲的“顺口溜”，朱渭兵这样评价道。
武功县苏坊镇人杜振中，初中毕业回乡，承包5亩耕地进行红薯育苗研究。他拜朱俊光为师，做起了杂交育苗。朱老师不仅教给他专业知识，并允许他进入红薯实验室。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他选育出红条薯、红心薯、紫薯等多个优质品种，深受省内外广大薯农的青睐，被群众誉为“薯苗大王”。
陕西省兴平市马嵬街办添户村农民孔乃雄，1997年在第四届杨凌“农高会”上和朱俊光结下了红薯缘，从种植2.5亩“秦薯4号”红薯苗获利4000元，到建立兴平市薯业开发研究所，最后发展为兴平市乃雄薯业开发有限公司。现在已经是添户村支部书记的孔乃雄带领全村村民规模化种植红薯，走上了致富之路。
子承父业为秦薯
45岁的朱渭兵，现在是杨凌金薯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1994年，朱渭兵从西北农大食品系农产品加工专业毕业，在一家食品厂当了一年多的技术员，后去西安交大继续深造。当他毕业要找工作时，父亲希望他回杨凌。
“那时父亲育种缺人，希望能回来帮他。说心里话自己不愿干这行，在极其纠结的情况下，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参与了‘秦薯4号的选育。”朱渭兵也没想到，自此一干就是将近二十年。
转行搞育种，对朱渭兵来说没有任何难度。5岁时，他就在父亲试验地边上玩，看父亲给学生上课，当时就已能记住二三十个红薯品种。他大笑着说自己“从小就是研究生毕业”，这里头的道道，看都看会了。
令他犹豫的原因是，尽管红薯在全国是第四大种植作物，但在西北种植面积并不大。“在当时那个环境下，红薯是一种低值、小作物类别，其育种工作不受重视，相应得到的支持也少，可以说是在夹缝里做，难度很大。”
1999年，朱渭兵父子遇到了一个坎。一场大雪，将辛辛苦苦建起的十几个大棚压垮了，父亲十几年的心血全部都被压在了里头。
朱俊光将育种战场转到了宝鸡，他被聘为宝鸡农科所设在岐山县薯类专家大院的首席专家，先后培育引进了一批优质专用红薯新品种，在宝鸡及其周边推广、种植，制定了高效栽培技术规范。
2001年，朱渭兵成立了杨凌秦薯种业公司，他利用父亲留下的育种材料，从两个苗床再次起步，培育的“秦薯4号”，种苗供不应求。
但朱渭兵与父亲在推广方式上存有分歧。
“和父亲比，自己的眼界更宽广。父亲是过去传统的以科研教学为主思路，我则以产业为主，服务别人的同时发展自己。”朱渭兵的金薯种业公司拥有独具特色的“金字塔型”产业推广模式，塔顶是金薯公司种源供应，中间部分是以专业合作社、专业村、育苗大户为主的良种繁育二级基地，塔底由育苗小户和种植户、小型淀粉、粉条加工户组成，技术推广力量则依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高校教授组成的专家团队。
六年前，为红薯忙碌了一辈子的父亲走了。“父亲住院期间，路都走不动了，还坚持要到地里看看，那一幕到现在都记忆犹新，就像发生在昨天。”朱渭兵眼睛变得湿润了。
“铁牛精神”—能干活，能吃苦，肯投入，是赵洪璋教授对朱俊光的评价。朱渭兵将之提升为秦薯文化—“甘于吃苦，团结合作。”
陕西省内种植的红薯80%是秦薯系列品种，秦薯良种年创造效益达10亿元。很多人因为种红薯而发家致富了，比如延安的甘谷驿，红薯在地头收，每斤就2.5元，按平均一亩产4000斤计，一亩就能收入1万元。
采访期间，“情怀”这个词被朱渭兵不断地提起。他说，从事这个行业是受父亲精神的感召，也是为了实现父亲的愿望，是一个要忍得住寂寞清贫，淡泊名利才能干下去的事业。
红薯具有无性繁殖特点，别人拿一块红薯，或一株苗，就能自己育，这个行业没办法体现出物质效益，更多表现为社会效益。“一株苗0.1元，一年育1000多万株，收入也就是100多万元。租孵化园大棚的费用、给工作人员发工资等育苗成本刨去后，实际没有多少收入。”
朱渭兵说，他心里头一直有一个“丰田霸道越野梦”。上世纪90年代，一年挣十来万时，他觉得离梦想很近。现在干大后，钱又都投了进去，他已经开报废了两台面包车，心里存着的那个“越野梦”还是没能实现。
“搞农业的，发不了财，不能向外求，只能转而修炼内心。”朱渭兵说，他的工作，就是一个悟道的过程。
入驻杨凌现代农业孵化园后，朱渭兵的红薯事业有了进一步的跃升。“档次高、建设标准高、新品种多、科技含量高、便于推广，是孵化园的最大优势。”朱渭兵一句话直至核心。
杨凌金薯种业公司在孵化园内除展示陕西主推良种“秦薯4号、5号、8号”外，还展示高淀粉型、食品加工型、食饲兼用型、菜用型等专用型薯类，彩色红薯有紫薯、红心薯、黄心薯、花心薯等品系。在栽培方式上有无土栽培、雾化栽培、空中结薯、精品微型“迷你薯”生产等。依托孵化园，杨凌金薯种业公司现在已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红薯示范推广基地。
朱渭兵还牵头建立了陕西红薯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他对联盟的设计是，以市场为导向，以产业为纽带，上下游连通互动，各个生产环节挣合理的利润，互不越界。作为联盟理事长，他的一个重要职责是设计游戏规则，组织协调不吃过界。目前，联盟单位增加到28家。
朱渭兵对未来产业设计是：“一手做服务，为农民、农村服务，帮穷人；一手做产业，即红薯加工业，挣富人的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