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窟拟人化日天、月天图像刍议

    张聪

    摘 要：敦煌石窟中的日天、月天图像大致可以分为四类，文章主要对其中三类拟人化日天、月天的图像进行相关分析，并尝试推定相关的图像来源。

    关键词：日天；月天；印度教

    关于敦煌石窟中的日天、月天图像，已有系列研究探讨过其中乘马日天与乘鹅月天的艺术源流。笔者试将敦煌石窟的日天与月天图像大致分为4种类型：A.乘马车或鹅车的拟人化日天、月天，B.坐于五马（座）或五鹅（座）上的拟人化日天、月天，C.无马、鹅图像出现的拟人化日天、月天，D.自然形态的日天、月天。从大致的时间序列来说，A型出现于西魏时期，B型出现于中晚唐时期，C型出现于晚唐时期，D型出现于五代及以后。

    中国以外地区发现日神、月神图像而言，乘马日神的图像多有出现，乘鹅月神的图像则出现较少。乘马日天的图像大致有三个来源，主要为希腊艺术中的赫利俄斯（Helios）、印度艺术中的苏利耶（Surya）、伊朗神系中的密特拉（Mithra）。关于赫利俄斯白天驾着由马拉着的战车在天空绕行的记载，早在《荷马颂歌·致赫利俄斯》中已经出现，后来的诗人们根据此处的记载对其所驾的战车与拉车的马匹进行了更为详尽的描述。[1]大英博物馆藏阿提卡红陶双耳器皿（公元前5-前4世纪）上，即绘有附有光芒状头光的赫利俄斯驾着由四匹翼马所拉的战车的图像。

    古印度神话中的太阳神主要指苏利耶，公元前3世纪左右，印度已经开始出现太阳神的图像且长时间保持流行状态。总的来说，苏利耶多表现为以正面形式站立于四匹马或七匹马所拉的车中，两侧时有侍卫出现。菩提伽耶大塔的浮雕中，即雕刻有站立在四匹马两两相背而拉的马车上的太阳神形象，其两侧各有一女性形象，均作向两侧下方拉弓射箭的动作。

    阿富汗巴米扬石窟111、150、330窟中，均绘有乘马或乘鹅的太阳神、月神形象。[2]宫治昭认为：巴米扬涅槃图中出现日神、月神形象，使人想起与娜娜女神所持的日月，以及密特拉教图像中日神、月神象征主义表现之间的关系。部分观点认为，巴米扬石窟155窟的太阳神是祆教的密特拉神或直接借用了密特拉神的形象。太阳神密特拉的信仰至晚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就出现在印度—波斯地区，他曾是雅利安人共同崇拜的对象。之后密特拉被琐罗亚斯德教吸收，仍作为太阳神的身份出现，约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左右的《阿维斯塔》中包含大量赞颂他的诗句。黎北岚认为：苏利耶从伊朗神祇的图像中借鉴了许多形象特征，而密特拉本身则从赫利俄斯继承了部分特点。[3]这种观点很好地说明了赫利俄斯、苏利耶、密特拉三者图像之间存在相似之处的原因。以太阳神为例所体现的印度神系与伊朗神系的部分重合，大致也是因为印度吠陀神话与伊朗神话本来就是从同一雅利安根源发展而来所致。

    青海都兰曾出土多件太阳神图案织锦，许新国先生曾对这批织锦作相关考证[4]，并将其中的太阳神图案分为三型。特别提出以往亚述和埃及的浮雕中，马车均采用侧视的形式，但希腊人在侧视描绘的同时开始了正视的描绘。正是这种正视的图像样式，对后来的苏利耶与密特拉图像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笔者认为，莫高窟285窟的日天图像应该是由上述诸种太阳神图像共同影响而出现的。张元林先生对此图像已有相关总结，他认为莫高窟285窟日天图像的相关转变是由粟特人完成的，且这种图像也是由粟特人带至敦煌。[5]

    印度地区相对乘马苏利耶的图像而言，极少发现乘鹅月神的图像。关于神祇与鹅的组合图像最早应该是出现在希腊艺术中，大英博物馆藏《骑着天鹅的阿芙罗狄蒂》（公元前460年）等图像均可为例，可见这种女神与鹅的组合图像传统由来已久。乘鹅月神方面，巴米扬石窟111、330窟出现的乘鹅月神应该是已知最早的相关图像。张元林先生认为这类图像在巴米扬石窟的出现，与中亚地区盛行的“女神信仰”有关，同时将莫高窟285窟乘鹅月天下方的拉车之狮与娜娜女神的狮子坐骑相联系。但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并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乘鹅之月天是以女性身份出现。早期汉译佛经亦多将月神译为“月天子”等具有男性色彩的名字。所以笔者认为并不能直接将乘鹅月天的出现与中亚的“女神信仰”相联系。另外，乘鹅月天的图像可能曾确实受到过希腊乘鹅图像样式的一定影响，但两者间较大的图像差异说明了两种图像间实际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关于乘鹅月天，笔者所提出的假设是：印度教中因陀罗乘马、梵天乘鹅的组合图像可能曾对乘马日天与乘鹅月天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实际上这两对组合神在坐骑方面呈现出高度一致，最重要的是两对神祇本身所具备的组合性特征。因陀罗乘骑战马是印度神话中屡见不鲜的描述，苏利耶驾乘马（车）也是印度美术中不断表现的图式。值得一提的是，因陀罗与苏利耶曾组合出现的现象也暗示了两者间的一定联系，例如开凿时间约公元前2至前1世纪的印度巴贾石窟19窟入口两侧即分别雕刻有因陀罗及苏利耶的形象。

    梵天乘鹅的代表图像可以参考埃勒凡塔石窟中“舞蹈湿婆”“两性湿婆”“恒河降凡”等浮雕中的梵天形象（约雕刻于5-6世纪）。这些图像中，梵天坐在围绕鹅鸟（5只？）的莲花座上，与上述莫高窟B型月天的五鹅座非常相似。因陀罗与苏利耶坐骑的相似，是否使得梵天的坐骑影响到月天，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如宫治昭所说，在古代印度的尊像中，最早形成图像规范的就是梵天与帝释天。梵天与帝释天的组合图像模式對湿婆、毗湿奴，甚至弥勒、观音的组合图像都产生过重大影响。那么，在月神信仰并不那么兴盛的印度地区，创制佛教日天、月天组合图像之时，根据苏利耶与因陀罗本身存在的一定联系，令月天借鉴梵天的鹅鸟坐骑，似乎也并不是没有可能。

    接下来，笔者想讨论一下敦煌石窟唐代出现的B型、C型日天与月天的图像。首先笔者认为B型日天与月天与A型日天与月天虽然都具备马与鹅的图像元素，但应该属于两个图像系统。B型日天与月天明显是随着发展完备的密教系统传入敦煌，并且二者还拥有相对应的佛经文献根据。B型、C型日天与月天较多出现在千手千眼观音经变中，唐代伽梵达摩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记：

    “是时当有，日光菩萨、月光菩萨与无量神仙，来为作证，益其効验。”

    彼时有关日天、月天形象的相关译经有多部，例如唐代善无畏译《尊胜佛顶修瑜伽法轨仪》卷第二、唐代一行记《大毗卢遮那成佛经疏》卷第五等。善无畏与一行的译经虽不完全相同，但是都提及了马车与鹅车，其中以善无畏所译经文中的“五马车”与“五鹅车”更贴近敦煌石窟的B型日天与月天。

    梳理B型、C型日天与月天图像时，笔者发现日天、月天双手持长柄莲花是此二型日天、月天图像中十分稳定的图像构成。在善无畏译《尊胜佛顶修瑜伽法轨仪》中记有“（日天子）乘五马车。两手把开莲华坐圆轮”“（月天子）乘五鹅车。手执风幢上伏兔。坐白月轮中”的相关记载。这里的“两手把开莲花”与B型、C型日天双手持莲花的图像相一致，显示了相关图像符合密教仪轨的事实。

    所谓“手执风幢上伏兔”近似图像可以参考日本十二天的相关图像，京都国立博物馆藏十二天像中的日天双手执莲花，月天右手执莲花，但是在月天左侧胁侍的右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弯新月上卧着一只兔子的形象。东寺藏十二天屏风画中，日天双手执莲花，右手所执莲花上可见一红色圆珠，月天呈侧面立姿，双手捧持方形木盒，木盒上方可见一只白兔卧于白色弯月之上。

    敦煌石窟B型、C型月天同样双手执莲花的样式大致应该是仿造日天图像所作。那么这种双手执莲花的日天图像又是从何而来？在印度，对苏利耶的崇拜源远流长，彼时部分庙宇中甚至单独供奉苏利耶。而在造像中，部分苏利耶即呈现为笔直地站在莲花座上、两手各持一朵莲花、头部附有头光的形象。

    这类图像中，盛开的莲花暗示冉冉升起的太阳所具有的赋予生命的力量，因为莲花只在清晨太阳升起后盛开。印度教中莲花也象征着双马童，他们是代表黎明的神祇，同时也是太阳的使者与车夫。部分时候，双马童也掌管医药，防止疾病与不幸是其职责所在。还有观点认为，印度治疗皮肤病的传统方法也体现了双马童与苏利耶的关系——患者在清晨的阳光中进入圣水沐浴以治疗疾病。[6]大英博物馆藏来自印度北部的7世纪苏利耶雕刻，可以清楚地看到苏利耶双手均持有盛开的莲花。由此可知，敦煌石窟B型、C型日天、月天双手执有莲花的图像实际应源自印度教中太阳神苏利耶的形象。

    注释：

    [1]Hesiod， Homeric Hymn， translated by Hugh G. Evelyn-Whi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Ovid， Metamorphoses， translated by Frank Justus Mill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rd edition， 1984：106.

    [2]樋口隆康『バーミヤーン： 京都大学中央アジア学術調査報告』第3巻、同朋舎，1983：79.

    [3]黎北岚. 祆神崇拜：中国境内的中亚粟特聚落信仰何种宗教[C].荣新江.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M].北京：中华书局，2005：416-429.

    [4]许新国.青海都兰吐蕃墓出土太阳神图案织锦考[J].中国藏学，1997，（03）：67-82.

    [5]张元林.敦煌乘马“日天”和乘鹅“月天”图像研究[C].樊锦诗，荣新江，林世田.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1：233-246.

    [6]上海博物馆. 古印度文明——辉煌的神庙艺术[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173.

    参考文献：

    [1][英]韦罗尼卡·艾恩斯.印度神話[M].孙士海，王镛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

    [2][日]宫治昭.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M].李萍，张清涛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3][德]施勒伯格.印度诸神的世界——印度教图像学手册[M].范晶晶译.上海：中西书局，2016.

    作者简介：

    张 聪，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佛教美术与美术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