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视域下的多重身份焦虑
黄钟军 费园
导演赵德胤曾在其自述中这样说：“从小到大，贫穷之于我，就像是一只永远摆脱不掉的野兽，不停地追赶着我往前跑。”[1]在个体的境遇中，贫穷的梦魇超越了民族身份的疏离，成为当下缅甸华人最为棘手的物质牢笼。或许可以剥去“离散”的民族性外衣，将其理解为后现代普遍存在的某种人类文化特性或者说是一种普遍的生命状态。而电影《再见瓦城》以克制的镜头语言展现了这个族群的相似又不同的离散现状与身份焦虑。这是一种消费社会视角下，对缅甸华人群体的一种凝视，这不仅包含了同是华人族群的民族性审视，更包含着同是底层打工群体的现代性旁观。
而在当下的消费社会，生产者的身份已经逐步和消费者的身份分离，对“消费社会”的研究就源于对“消费者”的主体性研究。而消费者的身份确立，是伴随着消费行为从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独立进入社会情境的过程中而建构的。在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看来，消费主义是分析消费社会的重要范畴，而“消费主义要体现在对象征性物质的生产、分配、欲求、获得和使用上。消费，不止是一种满足物质欲求或精神需要的行为，它还是一种处于各种目的和需要对象征物进行操纵的行为”。[2]在商品符号化的基础上，消费行为意义化。进而，消费成为了文化建构的行为，能够进一步实现个人生活的意义化。因此，消费观念、消费行为与消费社会从一定程度上连接起了消费与主体性认同之间的关系。学者王宁认为，认同的过程“既包含行动或行为的一面（从而与‘消费的行为范式发生联系），又包含文化和符号的一面（从而与‘消费的文化范式发生联系）”。[3]除此之外，消费对于认同的建构，不仅包括个人认同，还包括社会认同。消费在不同的层面发挥着不同的文化建构，“在生活层面上，消费是为了达到建构身份、建构自身亦即建构社会关系等目的；在社会层面上，消费是为了支撑体制、团体、机构等的存在与继续运作；在制度层面上，消费则是为了保障种种条件的再生产”。[4]就此，主体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之下，对于自身消费行为的选择，为之在当代消费社会中扮演的某种角色提供了路径。本文拟从消费社会学的理论入手，分别从消费社会、消费行为以及消费身份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消费”背后的权力话语与文化隐喻，通过影片中三次身份求证连接起消费与认同的关系，最后就消费与认同的社会文化联系，阐释离散华人在异乡打工的身份认同问题。
一、 识别证、身份规训与疏离
在人类社会的生产进入大工厂系统以后，生产者的工匠身份与其工作内容发生了分裂，工人的身份转换进一步促成了工作伦理的质变——从原本的以劳动为荣，并从中获取相应的回报和存在感，逐渐转向非激励性的理性倾向。而在英国学者约翰·穆勒看来：“在这种工作伦理的遮掩之下，有一种规训的伦理得到张扬：不用理会荣誉和荣耀，理性和目的——只管努力工作，日复一日，分秒必争，尽管你并不能看到自己这种工作节奏的意义和原因，也无法解释自己这种努力的意义何在。”[5]那么，身处于工厂的工人们更像是一部复杂的机器中一个个没有靈魂的小齿轮，对于自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产生了不确定性。在电影《再见瓦城》中，来泰国曼谷打工的缅甸华人莲青，在经受了多次工作的波折之后，被同乡阿国带到了华工聚集的棉纺工厂。而在这个漫天飘洒着棉絮和水汽的简陋空间里，以莲青为代表的打工者群体，在流水线上日复一日地付出自己的劳动力。身体被飞散的棉絮沾满，手上重复着沉闷的动作，去生产自己并不需要的商品。不难发现，“标准化”和“无差异”是身份认同的“陷阱”，是集体麻痹的“常态”，而这种身份的疏离从工厂现行的制度也窥见一二。在莲青所在的这个棉纺工厂里，每个进来的工人都有自己的识别证，阿国是105，而369则是代替“莲青”而存在于工厂的名字。与其说是所谓的“识别证”，不如将其理解为方便工厂管理工人的数字代号，并给予了包括莲青在内所有打工者在工厂里的定位。
在影片中，莲青领工资的场景出现了两次。第一次出现在首次打工的餐厅，他们背对着镜头并排站着，老板说着熟悉的方言，一个一个叫着他们自己的名字并嘱咐他们好好表现，争取拿奖金。而这算不上温馨却十分明亮的场景与之后工厂里那个昏暗的办公室形成鲜明的对比。工厂的大老板坐在办公桌后面，悠闲地摆弄着工人无权使用的手机，而身旁两个工头一个说着泰语报数字，一个沉默地给钱。工人们则围坐在地上，他们的身体深深地陷入了台灯照不到的阴影里，只有仰着被微弱灯光照着的脸庞，等待着那个代表着自己的数字响起。值得注意的是，其间还有一位工人似乎对自己的“识别证”或者是泰语不熟悉，那个同样来自缅甸第五区的工头富哥，便用云南方言重复了一遍数字——205。不难发现，工人们一旦默认并接受了这种理性、扁平又毫无意义的数字定位，实际上是理性的工作伦理规训之下的复制品，他们既不属于他们自己，也算不上工厂里的谁。毫无意外地，在影片的后程，福安因为工厂里的器械而受伤，最终失去了一条腿。而此时，富哥充当起了翻译和调解员，开始叫他们的名字，并重新用云南方言和他们沟通。不过这一次，虽然说着相同的语言，富哥却与他们不是同一个队伍，不会也无法为福安争取更多的补偿。即使有了自己名字的莲青、阿国和阿芝，也仿佛被同样是缅甸人的对方在异国他乡“孤立”起来。福安最终以后半生的“劳动”换取了仅仅4万泰铢的医疗费，无可奈何地拿着补偿被“合理”地遣返。
在这个潮湿、封闭的工厂空间里，对个体身份的混乱，对群体身份的疏离，无疑隐喻着他们的未来会如同流水线上的棉线一样，被挑选，被抚平，也预示着流浪在异国的缅甸华人群体被压榨、被规训的命运。
二、 工作证、身份安置与焦虑
从缅甸偷渡来到泰国的莲青，也是从农村走向城市的“移民”。美国社会学家高斯席德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移民》一书中认为：“移民的适应可以界定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移民对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做出反应。从农村到城市常常包含了这三方面的变化。”[6]那么，在经济方面，个体从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转变过程也涉及到了农民从消费方式、价值观念和消费心理等方面向城市“同化”的过程。更值得注意的是，“同化是社会互动的一种形式，其作用在于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和行为规范，但不会触动社会根本制度”。[7]因此，相较于以往社会中政治因素对身份的决定性作用，消费社会之于历史的意义就在于人的主体能动性。“人们的消费方式与以前相比面临着更多的选择，消费主体具有了更多的对身份进行主动建构的能力。”[8]在影片中，这样一个融合了生产和消费的工厂空间里，与农民工聚集的城市空间无异。工人们在领到了工资之后，都争先恐后地去工厂角落里的那一间狭小的商店里消费。一袋廉价的方便面，或者一袋水、一包烟、甚至是麻药，都是工人们在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上的精神体现。这种看似自由，极具“个人色彩”的消费方式，使得生产者的劳动主体性与消费主体性实现了“时空性”分离的可能。在一天、一个月的机械化地劳动之后，消费也就成为了唯一自由的欲望出口。
另一方面，法国学者鲍德里亚在其著作《消费社会》中指出，当下社会已经逐步从“物品的消费”转向了“符号的消费”。而所谓“符号的消费”，是指商品在具备经济意义上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以外，还被赋予了包括风格、时尚美学、身份以及权力美学等附加的象征性美学意义。因此，消费社会的身份认同已然从传统的阶级权力区隔转向了后现代的个体品味建构，认同方式也从群体性的落差转向个体性的差异。包括阿国在内的缅甸华人，或者是华工群体，早已默认了自己在泰国的“螺丝钉”位置。在身体上无法达到归属感之后，也不曾尝试在精神上去追求所谓的“主体性”。而莲青首先在价值观上就有着自己的追求，因此，消费方式上也与同伴们保持着趣味的区隔。当消费方式与价值观念不断拉大莲青与他者之间距离的同时，也进一步形成了社会群体的价值分类。比起同伴们在现有的物质欲望中寻求精神依靠，莲青更企及一纸正大光明的“工作证”带来的身份安置。她对符号化商品的追捧，也与其对自身身份定位的焦虑紧密连接，精神世界的虚空与不安全感就借以符号意义的获取才得以抚慰。而在她看来理所当然的价值追求，在阿国看来却是多此一举。城里的工资并没有工厂的高，而莲青却执意要花1万泰铢办证去城里工作，因此他完全明白莲青想要的远不是更多的钱，而是对城市的向往，自己与莲青之间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无法跨越的观念鸿沟。莲青先后付了1.1万泰铢，终于如愿以偿办到了所谓的“工作证”。然而，这一张沉甸甸的纸，并不具备证明身份的作用，莲青在城里找工作的愿望也最终无法达成。她坐在阿国的摩托车后面，痛哭起来。这一趟回工厂的路，比起第一次与阿国并肩时的愤懑，更多了对自己未來的无奈和心酸。
三、 身份证、身份追寻与决裂
在对城市农民工的研究中，学者认为：“关于第一代农民工的研究表明，农民工的消费结构呈现出水平较低、边际消费倾向低的特征，其消费仍然以满足基本生存的保障性消费为主。”[9]应该说，第一代农民工还未受到城市消费文化过多的影响，基本上维持着农村的消费习惯。而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方式则在悄然发生改变。“他们长期生活在城市，在衣、食、住、行、休闲、娱乐等方面，不断学习和模仿市民的消费方式，甚至有追求品牌、注重时尚的符号性消费趋势，希望以此来建构自己的市民身份。”[10]他们在身份认同上，处于农村与城市的中间地带。他们从精神上仍然认为自己来自农村、有着明显的乡愁、失根与自卑的心理。而在身体上，却又不自觉地试图与城市中的市民群体的消费步调保持一致，在窘迫的境遇里期盼从漂流的“过客”，转身成为时代的“主流”。电影中的莲青刚刚来到瓦城的时候，迎接她的是一群穿着套装、装扮时尚的女子。毛妹在象征性地询问了莲青的家乡有没有开始通自来水时，就开始建立城市之于农村的优越性，更是开始试图建构自己之于莲青的优越感。同样地，同乡阿花也在莲青拿了一堆家乡的特产之后，轻描淡写地表示“这些东西这里都买得到”。两人接连为莲青铺垫了一个城市人与农村人的形象对立。相比毛妹一开始就想拉莲青入行，以“简单又轻松，钱又拿得多”为由给莲青塑造了一个美好的想象，同乡阿美则更希望莲青可以在明亮的办公室、在忙碌却踏实的餐厅上班，不要走她们的路。不难发现，莲青更向往的还是和阿美、阿花、毛妹一样在这个城市立足，或者说是以属于这个城市的身份状态生活着。但她单纯以为的“立足”，远比想象地要意味深长。当莲青最终明白，是因为阿国的阻扰才失去了“工作证”的机会，这一次争执也进一步加剧了她离开工厂的决心。在“工作证”事件之后，为莲青找到工作的毛妹，也依旧穿着套装，喝着咖啡，在工厂的办公室里打量，嘲讽着工厂的严格规定。相比极力阻止莲青进入那个行业的阿美，毛妹和阿花则是从心里对原乡充满了嫌弃。好不容易来到城市的她们，都极力与农村撇清关系，并追寻不同于城市底层打工者的消费方式，进而确认自己在瓦城的新身份。
当莲青再一次穿上那套象征着“城市身份”的旧套装时，她的女性身份第一次在打工者以及缅甸华人群体中得到了凸显。不过，在男性主导尤其是男性富人主导的泰国社会中，女性的身体则沦为了一种符号化的商品，提供于消费。正如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所说：“社会要求生产出更多的消费者，以不停地消费来拉动经济的持续增长，消费美学由此产生并主导社会运行。”[11]正是消费美学的流行与蔓延，“消费市场通过诱惑性的消费文化而非强制性的国家权力来实现权力的整合”。[12]消费者逐步成为社会的话语主导。而富人就是通过对商品的占有、炫耀，以及对特殊商品的符号化行为来满足自身的欲望，进一步区分了“新富人”与“新穷人”之间的社会分层。在阿国躺在昏暗的床上，一遍又一遍地数着积攒至今的钱时，莲青已经踏进了另外一个世界。影片通过蜥蜴的情节暗喻了莲青的失贞，对身体的放弃让莲青最终换到了一张泰国本地人的身份证，与缅甸身份的决裂让莲青最终属于这座城市。
结语
“失根”与“扎根”是现代社会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而面对城市社会的快速变迁，无论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无根性”的文化心理症结。同时，在对海外华人移民题材电影的研究中，“身份”和“离散”正是两个重要的关键词。如今，对移民主体的身份探究，其社会语境已经发生了改变。“身份/身份认同”（identity）是人们之于外部世界、之于消费社会的自我主体性认知（自我认同），同时也是自身之于他者的相对参照（社会认同）。从时间的维度出发，身份认同体现为一种连续性和稳定性，以群体为基准的个体身份认同，可以通过相同的常识、习俗等形式逐渐成为集体无意识稳定地存在于个体经验之中。而从空间的维度出发，身份认同则体现为一种求同存异，以个体为基准的集体身份认同，则是通过不同空间中的人们之间所贯通的相似性得以实现。因此，身份认同始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20世纪以来日益加快的全球化进程，世界移民的数量和范围也正在不断地扩大，如今在消费社会中数以万计的移民群体，以底层打工者的姿态背井离乡，在异乡的城市里打拼、求生。无论是主动寻求机遇，亦或是被迫离开故土，这群华人移民们皆在日趋相似又不尽相同的城市中流动着，遭受着相似的精神磨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