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欧：现实主义者的困惑与思考
陈洋
2022年2月22日，美国中国总商会（CGCC）在纽约举行2022农历虎年颁奖晚宴，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黄屏 （右） 向达利欧颁发原则奖并致辞指出，达利欧富有远见地从历史角度看待中国的发展，35年来，一直通过管理和咨询项目访问中国并研究中国市场，为增进中美人民了解做出了突出贡献 图/视觉中国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一周后，《中美联合公报》发表，标志着中美两国结束二十多年的对抗，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那一周被尼克松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
据尼克松的女婿大卫·艾森豪威尔回忆，出访中国前，尼克松经常热情洋溢地谈论中国。那时的尼克松认为，尽管中国从一个多世纪的战争中走出来不久，但总有一天会成长为国际社会主要的甚至起主导性作用的大国，限制中国的崛起是错误的。
半个世纪过去了，世界格局和时代情绪已是沧海桑田。中美关系被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称为“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也被一些美国政客视作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彼此依存又相互竞争成为中美关系的新常态。每个人都是巨大转变的见证者，主动或被动地选择着看待变化的视角和应对变化的努力。
73岁的瑞·达利欧（Ray Dalio）同样站在这个复杂多变的十字路口。作为全球知名资产管理公司桥水的创始人，达利欧于2022年2月正式将公司的控制权移交给运营董事会。这个把机构当作机器兢兢业业维护和改进的“工程师”，正面临着人生目标和责任的切换。
一直以来，达利欧最大的好奇在于摸清世界运转的规律。如今，在美国国内外冲突愈发广泛和激烈的背景下，人们该如何相处？这类思考常让他在深夜失眠。2022年1月，达利欧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分享了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出生于美国的黄金年代，也亲历了中国的崛起，达利欧见证了中美关系由互惠互利走向激烈竞争。作为许多国家政策制定者的宏观经济顾问，他长于国际交往、精于历史研究，在经济前沿和高地感受着历史的周期性波动，目睹着随波动而生的震颤如暴风雨般袭来。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斯蒂芬·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描述的一些画面仿佛照进现实：国际秩序正在发生变化，各方力量在碰撞中重组，小国成为大国间博弈的棋盘。枪炮、制裁与站队搅动着本就充满隔阂的世界，人们对善恶和真假的判定前所未有地分裂。达利欧同样面临着界定自身角色、责任和意义的挑战，“每个人都自己决定，这（些挑战）将如何影响我们的诚实和开放。”他对《南方人物周刊》说。
1972年2月，北京，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夫人帕特·尼克松游览长城。图/视觉中国
2021年11月30日，在接受美国左翼媒体CNBC采访后，瑞·达利欧陷入了一场舆论风波。
引燃导火索的是他在采访中的一些论述，“美国人强调个人至上。而在中国，‘国家’包含‘国’和‘家’，中国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强调家庭和集体。”他的言论迅速招致美国国内的批评，尤其是右翼阵营的批评。批评者中不乏达利欧的朋友和同事，比如前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资深参议员米特·罗姆尼，以及时任桥水首席执行官戴维·麦科米克，后者即将卸任并筹备竞选共和党参议员。
风波发酵数日后，达利欧在包括右翼色彩的福克斯（FOX）等媒体和个人社交平台上做出澄清，“我在美国度过一生，我也花了大半辈子和中国打交道，这些经历帮助我了解他们。我并不是在表达认同，我的首要目标是帮助理解。”作为全球知名的宏观经济和中国问题专家，达利欧是最常受媒体邀请来评论中国市场和政策的美国金融巨头之一。
达利欧对中国的独特认知源于过去近四十年他与中国各界频繁的接触和对中国的研究。达利欧创建的桥水不仅为其中国客户管理着数额庞大的海外投资，也在持续加仓中国资产。2022年1月的信息披露显示，桥水在海外发行的中国基金资产总值突破340亿元人民币。
在2021年9月的一场美国大型论坛上，达利欧被问道，“一些人主张，中国的崛起会威胁甚至替代美国的地位，任何美国人都不应该帮助中国走到那一步，你怎幺看？”达利欧的回答很简短，“中美可能互相构成威胁，但我们越是朝那个方向发展，就越需要加强对话沟通，增进互相理解和联系，否则威胁可能会愈演愈烈。”
近年来，随着地缘政治环境的急剧变化，政治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抬头，一些反对者将矛头对准了达利欧以及部分在华扩大业务的华尔街金融机构。
正如达利欧在回应里所说，受紧张的双边关系影响的不只有桥水，“超过四万名投资者，无数来自美国及其他国家的银行和公司，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虽然围绕“脱钩”的讨论甚嚣尘上，但当前中美经济关系依然“庞大且复杂”。从贸易和投资数据来看，全球头两大经济体的依存度仍处在高位。而对华尔街来说，拥有巨大体量和成长转型空间的中国市场一直是必争之地。特别是2020年以来，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政策的深化，除了资本市场，中国巨大的财富和资产管理市场也吸引着外资加速入华。
以美国资产管理巨头贝莱德为例，2020年8月，贝莱德在中国拿到了业内首张外资全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牌照。2021年9月，其中国基金管理子公司成立的首只基金，就从超过11.1万名投资者手中筹集了66.8亿元人民币。
2021年4月24日，纪念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活动在北京举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通过视频致辞。图/视觉中国
投资研究公司TS Lombard的中国经济专家罗里·格林认为，华尔街和中国之间更密切的联系有利于抵消中美关系更大范围的下滑，“如果美国银行在中国大举投资，脱钩就很难实现。”
“目前中国资本市场无论是在深度、质量，还是在金融产品的丰富度等方面，都有极大的成长空间，是华尔街眼中最后一片亟待开发的净土。现阶段华尔街的利益和中国发展的利益是相对一致的。”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洪灏告诉《南方人物周刊》。
“一些美国人似乎会把矛头指向任何有国际业务的美国企业，认为它们把自身利益放在了国家之上”，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美联储系统和纽约联储银行前高管、蒙莫斯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罗伯茨表达了对达利欧因采访言论受到攻击的吃惊。罗伯茨认识许多和达利欧共事多年的朋友，“才华横溢，有自驱力，但行为和谈吐十分谦逊”是罗伯茨的这些朋友对达利欧的共识。
罗伯茨说，“美国主张言论自由，我很钦佩瑞愿意就争议问题发表看法。”在当前的政治和舆论生态下，如此公开地探讨有争议性的话题并非容易的选择。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2021年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报告》显示，尽管美国政府换届、中美两国经济开始逐渐复苏，中美双边关系却比2020年更加紧张。报告指出，虽然有超过40%的美国企业计划在未来一年加大在华资源投入，但地缘政治和政策挑战削弱了企业的乐观情绪。
同时，因在华业务受政策影响等原因，曾经态度一致的美国商界开始出现分化。把握“混沌中的机遇”的另一面在于，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时常不得不在中美争议问题上保持沉默或者措辞谨慎，尤其是当舆情和政策环境变化时。
这背后的两难，2022年在中国出版的达利欧着作《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即《原则2》）也谈到了。许多朋友曾建议他不要发表“中国和人民币的大周期兴起”一章。在这章中，达利欧集中探讨了中国历史、价值观和运行方式等，希望帮助读者破除偏见，建立更好的理解。然而，在朋友看来，这意味着双重风险，因为“任何赞美中国的东西都会疏远美国读者，而对中国的批评则会激怒中国人，而且媒体曲解你说的一切，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也许会这样，但我不能闭口不言，因为中美关系太重要了，任何像我这样熟悉两国的人都不能不提及此事。不就此诚实地发言将有损我的自尊。”达利欧写道。
在2018年出版的《原则》（即《原则1》）一书里，达利欧表达了他对“正直”这一处事原则的看法——“在表达观点时，背离事实有时候可能更容易（因为你想避免冲突、防止尴尬或者达到其他短期的目的），但从第二层、第三层效应上看，保持正直和避免当两面派，其收效可观。表里不一的人往往会自相矛盾，经常丢失自己的价值观。”
洪灏曾在华尔街工作十余年。在他看来，能够叱咤华尔街的金融大佬往往各有各的“投资圣杯”：“股神”巴菲特常在投资标的估值过低时下手，并持有较长周期，看重长期回报;而“金融秃鹫”索罗斯则是交易员思维，注重价格而非基本面，善于利用投机取巧的人性弱点获利;达利欧被誉为“投资界的乔布斯”，他不仅拥有独一无二的管理风格，还创造出了重塑业界的创新产品。洪灏以桥水提出的“全天候策略”为例，其希望创建一种可适用于所有市场环境、长期表现良好、不会遭受不可接受损失的、足够均衡的资产组合。
达利欧在其新书发布活动上演讲
不同的投资哲学和策略背后，是不同的性格和价值观，也是各自人生经历的表征。
1949年8月8日，达利欧出生于纽约长岛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意大利裔爵士乐手，母亲是家庭主妇。当时的美国是全球领先的制造业国家，处于帝国大周期的上升阶段。大多数美国人都是中产阶级，他们的孩子都能接受大学教育，“不受限制地上升发展”。
最初，达利欧的成绩不好。高中时，他的平均成绩是C。不擅长机械记忆，不喜欢强塞式的教学方式，达利欧更钟意研究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他讨厌做家务，却热衷打零工。8岁起，他开始尝试各种赚钱的途径：送报，给别人家的车道铲雪，在餐厅擦桌子、洗碗碟，做百货商店的理货员。他积累了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的经验，逐渐握有一笔可以独立支配的资金。
正是这个“小金库”让达利欧在少年时期就与历史周期发生了直接关联。1961年，达利欧12岁，他开始在一家高尔夫球场做球童，服务一袋球可以得到6美元。一些华尔街投资家是球场俱乐部的会员，常在那里讨论股市及其带来的巨大收益。此前的十年里，美国的股价已经平均上涨了近三倍。在父亲的帮助下，达利欧用自己积攒的300美元购入了人生第一只股票——美国东北航空公司。这是他在球场听说过的唯一一只股价低于5美元的股票。随后，股价上涨了两倍。那时的他并不知道，东北航空正在破产的边缘，一场及时的收购挽救了他的积蓄。就这样，少年达利欧爱上了研究和买卖股票，开启了他一生的挚爱。
如果说达利欧的投资生涯始于一场幸运的押注，那他此后的传奇则建立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上。他直面犯错带来的痛苦，反思并从失败中学习。达利欧在大学主修了金融专业，1971年以“几乎完美”的GPA（平均学分绩点）从长岛大学毕业，被哈佛商学院录取。硕士毕业后，他从事证券经纪工作。虽然“赚钱的次数远比赔钱的多”，但多年后他能回忆起的只有那些失败的交易，比如入行初期的一次“大失败”。
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暴露，经济陷入长达十年的滞涨（注：低增长、高通胀）。经济问题加重了政治问题（注：越南战争、石油禁运、水门事件等），政治问题又加重了经济问题。股市在1974年12月触底。
当时，达利欧持有的猪腩期货连续数日跌停。据他回忆，在巨大的交易板上，随价格不断跳水而发出的“咔哒咔哒”的提示音，仿佛一串串可怕的电流，穿透身体，只留下恐惧和痛苦。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塑造了他的投资风格：“在交易中，你必须既有防御心又有进攻心。如果没有进攻心，你就赚不到钱;而如果没有防御心，你的钱就保不住”，“必须确保任何一次押注，甚至赌注组合，都不会导致损失超过可以接受的限度。”
1975年，因为一次不合时宜的职场玩笑，达利欧被辞退。26岁的他随后在曼哈顿的一所两居室公寓创办了桥水，并开始展露锋芒。他挖掘交易和市场背后的潜在关系，并通过设计机器化的市场模型帮助客户处理市场风险。
达利欧发现，相比书本上的经济学理论，这是一套“实用得多”的决策模型。以肉类市场为例，在弄清楚牛、鸡和猪的肉量在各自不同生产阶段如何增长，不同肉类如何为争取消费者而竞争，肉类包装商和零售商的利润率将如何影响各自行为后，达利欧就能计算出牛、鸡、猪的价格，指导下注。
“整个过程就像是一部有着符合逻辑的因果关系的美丽机器。”每开始一笔交易，达利欧都会写下自己的决策标准。交易结束后，再依据执行效果改进既有的标准。这些不断被建构和改进的模型帮助达利欧发现了许多被他人错过的经济与市场变动，也塑造了他的处事风格和看待世界的方法，成为桥水日后独树一帜且富有争议的企业文化的一部分。
1979到1981年，美国市场剧烈动荡。经过反复的数据调研和推演，达利欧确信一场以新兴国家为先导的债务危机即将爆发。考虑到美国银行提供的贷款规模，他预判美国将面临一场匹敌20世纪30年代的严重萧条。在1981年3月的《每日观察》栏目，达利欧公布了大萧条预警。
一年后，这条极具争议的预警部分成真。1982年8月，墨西哥债务违约，随后拉美国家相继爆发严重的债务危机。作为少数预见到这一情况的人，达利欧被邀请出席国会听证会，并成为一档极具业内影响力的节目的特邀嘉宾。
他宣称，由于美国向墨西哥等高风险市场提供的贷款总额已达其资本金总和的250%，美国经济走向崩溃的概率极大。为了规避信贷问题加剧的风险，他开始买入黄金和国债期货作为对冲。
自信的押注以一场空前的失败告终。美国经济非但没有陷入大萧条，反而在接下来的18年经历了一段繁荣的无通胀增长期。原来，随着资金大举撤出借债国，资金回流导致美元升值，美联储可以在不加剧通胀的情况下降息，进而驱动经济繁荣。
“好像不断被球棒打到自己的头，”在众目睽睽之下，达利欧遭遇了一场“极具羞辱性”的投资失利。濒临破产，他不得不辞退所有员工。为了养活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达利欧一度考虑重新打上领带，回华尔街找份工作。他向父亲借了4000美元，并卖掉了第二辆车，才逐渐度过那段艰难时期。
“这是发生在我身上最好的事情之一。”在《原则》里，达利欧这样定义这次“一败涂地”对他人生的意义。他意识到，自己常被不同类型的事情打得措手不及，是因为从未经历过，但类似的事情曾发生在其他时候或地方。
他在随后的研究中发现，1932年美国也曾化解过类似的债务危机，“以一国货币计价的债务，可以在该国政府的帮助下被成功重组。”这一结论日后也被他用于分析中国面临的债务问题，“最重要的是政策制定者是否有技能、智慧和制度来管理好债务。”
这场惨痛的失利让达利欧意识到决策比预测更有价值，同时建立起更宏大的视野，“我需要理解所有重要的经济和市场变动，而不只是我经历过的，并确保我们遵守的原则在过去的所有时期、所有其他国家都适用。”据此，他开始进一步升级市场投资模型，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反复测试，并纳入对事态发展的即时反应，希望让投资原则趋于“永恒和普适”，以应对更大范围的可能性。
2008年，美国遭遇金融危机，各行各业业绩惨淡。图/视觉中国
1983年底，桥水的团队恢复到6人。随着咨询和风险管理业务的顺利开展，桥水开始涉足机构投资管理。2008年，达利欧成功预测了美国金融危机，当年桥水旗舰基金业绩增长超过14%。两年后，达利欧再度预见了欧债危机。2010年，桥水旗下基金的最高收益率接近45%。
一次次跑赢市场帮助桥水奠定和夯实了在华尔街的地位。研究公司LCH Investments 2022年1月发布的全球对冲基金排名数据显示，桥水基金2021年全年收益57 亿美元，继续蝉联历史累计收益额冠军。
如今，桥水的客户包括政府主权财富基金、中央银行、养老基金、大学捐赠基金、慈善基金、保险公司等，管理资产规模达到约1500亿美元，投资遍布全球40个国家。如何既承受低风险又享受高回报？对达利欧来说，鱼和熊掌可以兼得，最稳妥的方式是做出一系列良好的、互不相关的押注，彼此平衡，互相补充。
洪灏认为，达利欧看好中国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桥水管理的资产规模巨大，而市场投资策略有容量上限，越接近上限，回报越少，甚至可能为负。中国当前与国际市场的关联性相对较低，是重要的分散化投资来源。布局中国市场，可以有效提升桥水的收益水平。
但在达利欧眼中，他与中国的关系远非到此为止。在《原则》里，他将中国视作“个人和家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份渊源可以追溯到38年前。那时的桥水已从濒临破产的阴霾中走出，拥有了包括通用电气、世界银行、布兰迪公司在内的知名客户。咨询服务的工作给了达利欧游历各国的机会。他喜欢在有趣的地方认识有趣的人，通过他们的眼睛看世界。1984年的北京之旅被他视作一场在“关闭的大门”背后的探险，因为彼时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中国唯一允许与外界交流的“窗口企业”。
那年初，邓小平南巡，中国开始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为了学习国际经验、厘清发展道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召集一些国际知名公司的负责人，成立了国际咨询顾问委员会。许多西方银行家扮演了曾任美国财政部长的亨利·保尔森口中的“普罗米修斯式的角色”，“我们乘飞机而来，竞相告诉中国如何点燃资本市场的火焰。”
1987年，香港，在银行中围观股票数据的股民。此时恒生指数在经济危机影响下暴跌，并开始进一步影响美国和欧洲的股市。图/视觉中国
其中就包括达利欧。桥水香港办公室的主管是顾问委员会成员，达利欧因此得到邀请。此后，他不仅学会了喊完“干杯”后一口喝干杯中的茅台酒，还见证了中国资本市场和证券监管机构的诞生。
“中国资本市场的建立，有瑞的一份功劳。”《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曾公开表示。王波明和达利欧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末。那时，刚从纽约股票交易所回国的王波明被委任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简称“联办”）总干事。联办以“民间发起，政府支持”的形式，开启证券交易所的筹建。办公室设在北京崇文门饭店西小楼，之前曾是饭店服务和行政人员使用的场所。楼下摆着一个巨大的垃圾桶。
这些细节都被达利欧记录在《原则》中，“我真的很敬重这些年轻人敢在这种时候冒这些风险，所以我向他们捐了一笔小钱，助他们一臂之力，并对能和他们分享我了解的东西而感到兴奋。”当时深度参与市场经济改革大潮的青年金融工作者、学者、官员，大都成为日后中国发展进程中举足轻重的角色。达利欧到访中国时，常会请当年的老友喝顿茅台。
开放和上升期的中国市场让达利欧兴奋。此后的数十年，他从未停止对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观察。这种联系甚至延续到了他的家庭。达利欧的大儿子德温、三儿子麦修都曾随他来中国出差。1995年，当时11岁的麦修离开父母来北京生活了一整年，就读于史家胡同小学。
中国崛起道路上的许多重要事件，达利欧都在现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进行了一场大范围的债务和企业重组。达利欧“在基层密切参与”了债务重组和资产出售工作，近距离目睹了这个过程中的改革。2012年，达利欧参与了多次中国官方举行的集思广益的会议，“就像医生与同事讨论病例一样。”与中国的高层经济决策者围绕中国及世界经济和市场问题的直接交流，让他得以更加了解决策层看待问题的视角，理解资本和市场政策背后的考量。“有意义的工作和人际关系是我的主要目标，赚钱只是其附带结果。”达利欧在《原则》中这样界定自己的人生追求。
随着中国经济的加速崛起，他开始将研究视角从经济与市场辐射到更广泛的领域。通过研究从唐朝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他收获了大量验证王朝兴衰模式的样本，也试图理解历史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塑造。在曾任澳大利亚总理的陆克文的推荐下，他还阅读了《实践论》、《矛盾论》和其他毛泽东着作，并“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
“为什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会拥有世界第二大的资本市场？为什幺中国的亿万富翁增长数量居全球首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达利欧曾多次抛出这些问题。在他看来，这是理解中国的前提。
2021年9月，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发布报告《中国的新方向：美国政策的挑战与机遇》，报告提到“一个主要的政策风险是美国会误读或曲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并高估或低估中国现在构成的威胁”。达利欧认为报告中的这种“误读和曲解”的原因在于，部分西方观察家没有与中国决策者充分沟通，以理解其所处的环境和视角，也没有详细了解政策变化的动因。
在一些政策出台引发波动时，他常会扮演解读者甚至澄清者。“关注趋势，而不要误解和过度关注波动，”在2021年7月发表在领英上的《如何理解中国近期资本市场动态》中，他这样写道，“尽管过去40年的趋势如此明显——中国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和资本市场，一大批企业家和投资人富了起来，他们（部分西方观察家）却对此视而不见。结果就是，他们错过了中国正在发生的真正趋势，而且会在未来一直错下去。”
从自己的职业和成长经历出发，达利欧坚信多样化视角的意义。即便是以博弈的框架来看，多样化视角也有利于双方寻求从中获益，更好地参与这场制度和能力的角逐。
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他也强调了“清晰沟通”的必要，并认同“提供更大程度的政策一致性和可预测性”对沟通的帮助。
2021年10月26日，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人们观看达利欧（左）与黑石集团CEO苏世民（Stephen Schwarzman）在投资论坛上对话。图/视觉中国
这些年，即便中国经济面临诸多挑战，达利欧始终号召外资不要错过中国市场的机会。
他对中国经济的乐观表态让洪灏印象深刻。一个例子是2020年10月24日，达利欧在参加外滩金融峰会时表示，人民币未来将取代美元，目前是中国对人民币进行国际化并发展金融中心的行动良机。“这是一项长期预测，现状是六成以上的国际贸易都是用美元结算，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占比为2.5%。”洪灏告诉《南方人物周刊》。
达利欧的预测是基于他对近500年来储备货币国的研究，“首先是荷兰和荷兰盾被英国和英镑所取代，之后又被美国和美元取代。所有曾经的储备货币都已不再是储备货币，而曾经享有这种特权的国家，往往最终会遭受重创。”
如何基于当前和未来的世界形势妥善地配置投资组合，了解并驾驭机遇与挑战，一直以来都是全球宏观投资者面临的最大考验。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考验更为严峻。达利欧认为，要想构建具有良好分散性和战术倾斜的投资组合，就必须从纷繁复杂的事态中脱离出来，放眼事物的长期发展规律。
为了尽量规避生存性偏好，在《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中，达利欧将研究视野投向更广泛的国家和历史时期，覆盖了过去500年三个储备货币国家（荷兰、英国和美国）以及六个其他国家（德国、法国、俄罗斯、印度、日本和中国）的兴衰和12场大规模的战争。研究结果显示出具有周期性和相关性的上行和下行变化，达利欧称之为“大周期”。
他发现，研究范围内的所有帝国和王朝一直处于典型的大周期中，在教育、竞争力、经济产出、全球贸易份额等方面的优劣变化驱动下崛起和衰落。整个世界就像一台永动机，在不断进化的同时，以基本相同的原因周而复始。
洪灏认为，达利欧的周期理论很好地诠释了当前世界格局的变化：在下行阶段，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因其“过分的特权”而债台高筑，不得不增发货币，导致货币贬值和通胀上涨。在这一背景下，贫富差距、政治鸿沟、宗教和种族矛盾日益激化，内部秩序面临着不破不立的挑战。一旦现有大国的储备货币和债务的债权人对其丧失信心并开始抛售这些货币和债务，则标志着大周期的寿终正寝。
不同于许多致力于诠释历史周期的着作，达利欧对大周期的展现突破了故事或理论叙述的框架局限。桥水团队在考察和处理主要国家和市场相关信息方面的能力积累，让达利欧得以将庞杂的信息经模型处理，提炼为清晰的数据指标，相对直观地展现了数百年跨度下，主要大国实力决定因素的此消彼长，以及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融合对周期变化的影响。
对大周期发展机制和逻辑的剖析，也帮助他对未来的可能性做出概率分析。包括“未来十年爆发大规模战争的概率为35%”、“未来十年美国发生内战的可能性为30%”在内的许多观点，频繁地被媒体用作报道标题。2022年1月接受《财富》采访时，达利欧就曾谈及，与乌克兰和俄罗斯有关的外部摩擦可能升温。不过，在达利欧看来，预测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捕捉变化的先兆，更好地保护自己。“实用指南”是他对自己作品的定位。
一直以来，达利欧都信奉“个体只是DNA进化的容器”。从历史中获得教训被他视作进化的前提。在他的荐书列表里，历史类读物一直占比颇高。达利欧在《原则》中回忆，他曾把美国学者威尔·杜兰特和夫人阿里尔·杜兰特合着的《历史的教训》送给中国朋友。在《历史的教训》中，杜兰特写道，“对资本主义的恐惧，迫使社会主义不断扩大自由;而对社会主义的恐惧，迫使资本主义不断增加平等。”这与达利欧的观点一脉相承，“我们最大的战争是与我们自己的战争，因为我们的强弱主要是由自己控制的。”
达利欧曾用“完美风暴”来形容巨大的贫富差距、债务危机、革命、战争和世界秩序的变化等等因素相互强化、共同构成的力量。他认为这种力量的出现有周期性，可以摧毁原有体系、为新体系的建立奠定基础。“完美风暴”第一次被提出是在1991年，用以命名美国的“1991年万圣节东北风暴”（原因是当时多种天气条件汇聚在一起给这个风暴的形成创造了“完美”条件），后来引申为“由大量负面因素引起的最糟糕的状况”。
周期的存在，是否意味着人们将不可避免地一遍遍跌入“完美风暴”？
2019年，美国旧金山，达利欧在一个论坛上和与会者交流。图/视觉中国
达利欧在书中谈到，现在国际上和平、繁荣和全球化的时代逐步终结，各国国内贫富矛盾激化，崛起国与世界主导国发生冲突的时代已经开启。
他认为维系和平的一大挑战是囚徒困境，“你不能确定对手是否会攻击你，但可以确定的是，在你打败他们之前，他们很可能先打败你，因为这符合对手的利益。而对于衰落的帝国，这尤其是一个问题，因为任何的撤退都会被视为失败。同时，不真实、情绪化的言论会为局势升级营造出一种氛围。”
对此，达利欧给出了自己的建议，“要想进一步降低发生冲突的风险，双方就需要交换利益， 建立相互依赖的关系，使自身不能承受失去这种关系的后果。”
然而历史的现实是，国家间的博弈就像多维国际象棋，战争的形式层出不穷、战争的理由也在增加，丧失的生命和金钱超过带来益处的战争仍在不断发生。人类的进化能在多大程度上对抗人性的弱点、周期的引力，是数据、机器和模型暂时无法回答的。
2019年11月，在一场国际论坛上，达利欧作为采访嘉宾向邻座的印度总理莫迪提问，如何看待当前世界面临的各种冲突？莫迪在回答中试图阐明，进化主义的势头已超越扩张主义，世界正向多极化发展，虽然大家拥有不同的思维模式和政治体制，但重要的是良性竞争，垂直发展，为人类共同福祉做出各自的贡献。
达利欧追问：“你描述了我们必须怎幺做，但我好奇的是你认为我们会付诸行动幺？我们正在经历贸易战、科技战、资本战、货币战，地缘政治冲突四处爆发，没有任何世界秩序手册可循，大家都是实用主义者，要如何为那些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呢？”
莫迪的回答最终没能解答他的疑问。这些年，类似的问题常常深夜在他脑海里浮现。
很多问题还没有答案，但维持平静的开放思维对他至关重要。除了每日清晨的冥想，他还在书中提到了美国神学家尼布尔写于1934年的“宁静祷文”：“上帝，请赐予我平静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事情，赐予我勇气去改变我能改变的事情，赐予我智慧去分辨两者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