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卢格政治哲学的批判与重构

    程瑶

    [摘要]卢格的政治哲学研究对青年马克思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在是否将理论批判与实际斗争相结合，是否依靠无产阶级，以及是否转向共产主义这三个层层递进且互相关联的问题上产生的分歧，导致了曾是革命同路人的马克思与卢格最终决裂，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而这三个原则性的分歧，在《德法年鉴》所收录的马克思致卢格的3封书信中已有所体现。

    [关键词]马克思；卢格；德法年鉴；书信；政治哲学

    [中图分类号]A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2）10—0020—05

    1843年1月19日，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主持下，内阁通过决定，于4月1日起查封让他们日益感到威胁的《莱茵报》。在数千人签名请愿无效的情况下，马克思决定一人承担报纸的全部政治责任，辞去总编职务，于3月17日声明退出编辑部。此后，《莱茵报》不再是反抗专制制度的战场，马克思将目光转向新的领地。1843年10月，他应卢格邀请，移居当时出版相对自由的巴黎，与卢格合办《德法年鉴》，为此他充满了革命的希望和热情：“《德法年鉴》，这才是原则，是能够产生后果的事件，是能够唤起热情的事业”[1]。这本刊物被恩格斯称为德国“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刊物”，其创办宗旨是“为真正思维着的独立的人们寻找一个新的集结地点”[2]。由于当时卢格患病，《德法年鉴》主要由马克思编辑。尽管这本刊物只出版了一期，但其中收录的文章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影响深远。值得提及的是，这期刊物还收录了写于1843年的8封通信，包括马克思致卢格的3封、卢格致马克思的2封、卢格致巴枯宁的1封、巴枯宁致卢格的1封和费尔巴哈致卢格的1封。其中，马克思写给卢格的3封书信表明了他们在政治哲学上的观点分歧。

    一、从革命同路人到走向分歧

    卢格生于1802年，先后在哈雷、耶拿和海德堡大学学习哲学，后来成为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家，被海涅称为“黑格尔学派的看门人”。1826年，卢格倡导组织了旨在德国国内建立共和制度的“自由德意志”运动，为此被普鲁士政府作为蛊惑家加以迫害而遭到长达6年的监禁。1837年初，卢格创办了《德意志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简称《哈雷年鉴》），1841年因普鲁士政府查封而改名为《德国年鉴》，这本刊物编辑的文章从黑格尔哲学的基本观点及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立场出发，探讨和批判当时的社会政治问题，使青年黑格尔派的基本思想得到许多进步人士的支持，在传播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恩格斯曾赞扬卢格在这方面的功绩：“他使黑格尔体系的政治方面同时代精神一致起来并且使这个体系重新受到民族的尊敬……卢格公开地表述了黑格尔主义的自由思想”[3]。卢格也由此成为青年黑格尔运动的中坚力量，他称自己为“思想领域的批发商”。

    卢格和《哈雷年鉴》的社会政治批判得到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支持，它的核心是被称为“博士俱乐部”的研究小组。1837年，马克思开始为黑格尔哲学的思辨精神所吸引，并成为“博士俱乐部”的成员。此后，马克思参与了青年黑格尔派关于哲学、宗教、政治等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讨论，系统研究了自亚里士多德至康德、黑格尔等西方著名思想家的著作，并逐渐转向黑格尔主义。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马克思决定投身于政治评论工作，推动思想解放的社会潮流。1842年2月，他给卢格写了第一封信，为《德国年鉴》提供了一篇对书报检查令的评论——《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并在信中表示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都將由《德国年鉴》支配”[4]。马克思与卢格的合作由此开始了。

    1842—1843年，马克思与卢格交往甚密，特别是从卢格的政治哲学中受到很多启发。马克思在这段时间里还给卢格写了不少书信，并多次向他主办的刊物投稿。这些书信表明了马克思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坚定立场和革命民主主义倾向，反映了马克思开始从事政论工作，为《德国年鉴》、《莱茵报》等报刊撰稿和担任《莱茵报》编辑期间与书报检查机关进行斗争的情况。[5]从马克思的书信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在这段时期里，马克思曾多次向卢格寻求建议和帮助，卢格成为了马克思的良师益友。这段友谊也促使马克思对政治哲学产生了更大的兴趣，并逐步走上政治斗争的道路。

    1843年，由于《莱茵报》被查封，马克思开辟新的战场——《德法年鉴》，这是马克思与卢格积极合作的顶峰时期。《德法年鉴》的问世成为当时政治生活中的思想事件，在德、法、俄等国进步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广泛反响。它的宗旨和内容无不显示出对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的坚决彻底的批判。然而，这本被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称为“巴黎的智慧之神”的优秀刊物只出版了一期就被迫停刊。究其原因，除了经费问题之外，正如恩格斯在1893年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周年所写的《马克思，亨利希·卡尔》一文中所说的：“杂志之所以停刊，部分是由于它在德国秘密传播遇到很大困难，部分是由于两位编辑之间很快就暴露出原则性的分歧”[6]。

    当我们仔细阅读《德法年鉴》上马克思致卢格的三封书信，联系具体的历史事实，并将他们对当时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加以比较，便可以了解马克思与卢格的分歧所在。在是否将理论批判与实际斗争相结合，是否依靠无产阶级，以及是否转向共产主义这三个层层递进且互相关联的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了曾是革命同路人的马克思与卢格最终决裂，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二、分歧之一：是否将理论批判与实际斗争相结合

    19世纪的德国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资产阶级运动遭到封建势力的抵制和迫害，言论和出版自由受到书报检查制度的强力压制，甚至连大学讲学的自由都被控制和剥夺，布·鲍威尔就由于坚持无神论而被逐出波恩大学。1843年，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唆使下，萨克森政府查封了《德法年鉴》，然而，由于萨克森的内务部长提出了超过20印张的印刷品可以免于书报检查的草案，第二议院对请求取消查封年鉴的控诉反应友好。卢格由此乐观地设想控诉将获得“有利的表决”，并要求马克思前往德累斯顿，等候第二议院的磋商结果。

    1843年3月，马克思给卢格写了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3封书信中的第一封。他在信中写道：“根据这里的和法国的报纸来判断，德国已深深地陷入泥潭，而且会越陷越深。”[7]显然，马克思对于普鲁士政府和书报检查制度的本质有着更为准确清晰的认识，在专制制度下，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喉舌，提出反对声音的《德法年鉴》不可能继续存活下去。并且，马克思对于继续办“一个已停刊的杂志的很拙劣的翻版”[8]也存有疑虑。

    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3封书信中的第三封，即1843年9月马克思于克罗伊茨纳赫写给卢格的书信也提到了德国的黑暗现状：“在德国一切都遭到强力的压制，真正的思想混乱，即极端愚蠢的统治突然来临，连苏黎世也服从来自柏林的指挥。”[9]他很高兴卢格“已经下定决心，不再留恋过去，进而着意于新的事业”[10]。针对德国黑暗的社会政治状况，马克思在信中提出了“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11]。

    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成员，卢格将黑格尔哲学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他认为，德国的社会现实是不合理的，普鲁士已成为一个不自由的天主教的国家，而这不仅是国家软弱的根源，也是影响日尔曼事业发展的严重危险。卢格指出，社会现存关系不合理性的根源在于，全部政治权力和一切法律被国家掌控，人完全屈从于国家的管辖。然而，事实上，人“应当在理论上和伦理上是独立自主的”，人才是“本质和目的”。个性、个人是一切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和宗教关系的基础，因为“有思想的人认识到，一切积极的东西不是存在于人身之外，而是存在于人本身之内”。卢格指出，只有依靠理论进步和理性批判，才能改变德国不合理的现状。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具有实际力量且处处受限的平等、自由等概念在思维中是不受限制的。因此，为了国家进步，应当依照理性的哲学概念批判社会现实，使之符合理性的目的，从而为实现广泛的改革纲领做准备。他将这种批判称为“人道的自由主义”。

    卢格对德国社会政治状况和以“批判的批判”精神对黑格尔思想所做的批判的确获得了一定的成功。然而，他的批判具有两个突出的缺陷。

    首先，卢格的批判过于侧重理论建构，而忽视了与实际斗争的结合。青年黑格尔派学说的中心问题就是对合理的现实的探寻。国家、法律、教会等具体的现实形态显然是不合理的，而他们的任务就是描绘合理的现实蓝图并勾画其中的具体细节。他们在理论的不断建构和完善中越来越坚定地相信，只有理论进步和理性批判才是社会进步的必要前提。而合理的现实虽然一时间无法达到，但通过理性进步对社会的不断批判，合理性最终是可以实现的。

    卢格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政治思想即是如此。不结合实际斗争的纯理论批判成为卢格无法摆脱的枷锁。他的政治哲学完全可以被称为“哲学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不同，自由主义的学说是由要参加政府的资产阶级的愿望产生的，它首先表现为实际的运动，而激进主义则被限制于一群过分讲究理论的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中。在与柏林青年黑格尔派决裂后，卢格转入了民主主义宣传并公开反对自由主义：“德国社会必须采取新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把自由人作为原则，把人民作为其活动的目的，换言之，它必须使自由主义变成民主主义”[12]。但卢格的民主主义概念是只要靠宣传就能达到的东西。卢格并没有明白：“即使是最激进的政治改革也是没有力量来反对根本的社会罪恶的。个人和大家所关心的实际上是社会改革”[13]；他也没有明白：“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只是“乌托邦式的幻想”。[14]从后来的历史事实中可以看到，只重视对理论进步的不断追求，将卢格引入抽象和思辨的深渊，他最终并没有为社会进步做出实际有效的贡献。

    马克思认为，卢格所理解的“政治”和“民主”屬于“空想意识”的范围，他始终未能理解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他的政治不过是把“批判的自我意识”当作某种可以对现实产生巨大作用的唯心主义工具，并借助这个工具，在国家、法律、宗教等上层建筑领域完成革命。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相比较，马克思有着更为强烈的政治激情和实践愿望，他更加强调理论批判与实际斗争的结合。正如他在1943年9月的信中所写的：“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政治的批判，把明确的政治立场，因而把实际斗争作为我们的批判的出发点，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作同一件事情”[15]。他并不是“教条地以新原理面向世界”，让世界在真理前下跪，而是“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而是“喊出真正的斗争口号”，“向世界指明它究竟为什么而斗争”。[16]

    马克思与卢格在这方面的分歧即使是在《德法年鉴》的办刊目的上也体现得非常明显。按照卢格的观点，德国不善于使哲学成为“自己发展的原则”，应该由“自由和政治”的法国人为德国人做出“人民政治生活”的榜样。因此，结成德法精神联盟是有必要的。《德法年鉴》的创办目的在于根据法国的政治理想，“指明必须在人们头脑中进行一场精神的启蒙革命，粉碎那些因职责关系而反对利用和实现理性的人们的抵抗”。马克思的目的则不同。他是带着必须与争取改造现存世界的革命斗争相联系的计划来到巴黎的。他认为杂志的目的应当是把批判旧世界与创立新世界紧密结合起来，使之真正成为改造现实世界的思想武器。

    其次，卢格的批判并没有对原有的社会基础进行重建，而只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改造。青年黑格尔派对普鲁士仍然抱有理想的看法，认为国家是客观道德的体现，只是这种客观道德尚未实现。但是，只要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继续发展，这种理想终会变为现实。卢格曾断言：“现实永远不会与理想一致，但不应由此得出结论，必须破坏现实，而是要继续不断地使现实理想化。按其实质和概念改革国家、家庭和宗教，实质上意味着同样承认它们有合理的地方和不合理的地方。”这意味着现实的不合理性是不可消除的，因此无需从本质上对现实进行重建，而只需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改造。

    马克思的观点与之不同。如果说《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还只是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以理性的视角来审视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的话，《德法年鉴》时期的马克思则表现出了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不妥协，他明确要求以“激情的理性”而不是“理性的激情”作为武器“向德国制度开火”。他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3封书信中的第二封中写道：“我们必须彻底揭露旧世界，并积极建立新世界。”[17]他要求对旧世界进行“无情的批判”，而这批判的最终归宿就是推翻旧制度的革命。

    三、分歧之二：是否依靠无产阶级

    无论是理论上的规划，还是实际斗争的准备，革命都是众望所归。然而，什么是这场推翻旧制度的革命的根本力量呢？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卢格的分歧也是明显的。

    在《莱茵报》被查封之时，股东们乱成一团，向国王和政府苦苦告饶，并决定改变《莱茵报》的办报方针，企图以牺牲原则挽回政府对报纸所判的死刑。然而一切都是徒劳，1943年3月31日，最后一份《莱茵报》被送进了警察局。《莱茵报》被查封，对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在1843年1月25日给卢格的信中写道：“我从这件事中只看到一个结果；我认为《莱茵报》被查封是政治觉悟的一种进步，因此我决定辞职不干了。再说这种气氛也令我感到十分窒息。即使是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恶的，我讨厌这种缩手缩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逢迎、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总而言之，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18]马克思既痛恨封建专制势力的伪善的专横和暴虐，也厌恶资产阶级新贵的曲意的奉承和懦弱。从这一事件中，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有了更深的认识。揭去披在这个阶级肩上的华丽的斗篷，露出的并不是为自由而战的双臂，而是一付“行业自由的骷髅”。[19]

    革命民主主义开始出现危机，资产阶级日益明显地失去自己的革命性，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却不断高涨。马克思于1843年7、8月间系统研究历史，这一研究成果就是《克罗茨纳赫笔记》。而系统的历史研究尤其是对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使马克思看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局限性。到达巴黎之后，富有革命传统的法国无产阶级给予马克思新的动力和巨大影响。他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实现比政治解放更彻底的“人类的解放”。发表在《德法年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马克思到达巴黎后写的第一篇论文，在这篇文章里，马克思进一步深入社会革命内部做了阶级分析，并赋予无产阶级以领导人类解放的任务。他说道：“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20]。

    卢格对无产阶级的态度则不以为然，他认为工人阶级并不具有批判力。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被镇压后，卢格在法国的《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的文章，阐述了他所认为的这场起义的性质和原因。在卢格看来，西里西亚和波西米亚的工人起义只是一次偶然的騷动，是弱小织工的局部性行为，是狭隘的地方性事件，并不具有普遍的政治意义。它的原因不是植根于资本主义生活中的贫困化，而只是政府机关的办事不力。对此，马克思在《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的文章，批判了卢格的观点，捍卫了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革命原则，同时肯定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表明了同卢格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相对立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立场和态度。[21]

    四、分歧之三：是否转向共产主义

    阶级立场的对立推动马克思与卢格的分歧到达最后一步，那就是在“往何处去”这个原则性问题上的对立。马克思在1843年9月的信中写道：“看来内部的困难几乎比外部的障碍更严重。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模糊。不仅在各种改革家中普遍出现混乱，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得不承认他对未来应该怎样则没有正确的看法。”[22]事实证明，马克思与卢格之间恰恰就是在“往何处去”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不可挽回的决裂。究竟应该投身于共产主义还是继续坚持民主主义？究竟是成为无产阶级的喉舌还是继续充当资产阶级的发言人？

    在《德法年鉴》创办初期，正如信中所说，马克思对于“往何处去”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他认为自由派已经背弃了自由的方针，而社会主义在他的心目中还不是能够提供一种可行办法的十分清楚的思想。在1843年末，人道主义、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些词几乎是可以交替使用的。[23]在这一时期，卢格对共产主义并没有恶感，他把共产主义作为应该严肃对待的现象予以彻底批判，同时发掘和汲取共产主义的积极因素，但是拒绝直接转向共产主义。但在同巴黎的共产主义者打交道时，他对《德法年鉴》的不合作态度促使卢格改变了对共产主义的看法。他抱怨共产主义者过分计较金钱（大概他们曾想再次向他借钱），他们要废除私有财产的计划不明确，而在他看来，废除私有财产不过是“把大家拉平”。[24]同时，他认为，共产主义剥夺了“单个人的自决权”，将个人溶化于普遍性之中，从而使人失去了力求做到“为了思想……而自我实现”的可能，这是不理性的，也是不必要的。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是持肯定态度的，但他反对当时颇为流行的空想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他在1843年9月给卢格的信中写道：“我不主张我们树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而是相反。我们应当设法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他们自己的原理”[25]。马克思之所以把德法的空想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斥之为“一种教条的抽象概念”[26]，是因为他们不是从对社会现存关系的分析出发来阐明和论证应予以解决的任务，而是仅仅构想出一个完满的制度来同现存制度相对立。

    马克思在这一时期主张的共产主义观点建立在人的本质异化论的基础上，受到人本主义的深刻影响，带有浓厚的哲学共产主义色彩。恩格斯曾宣称这一时期他和马克思、赫斯、卢格等人都属于“哲学共产主义”者。然而，哲学共产主义只是马克思从民主主义走向科学共产主义的中介，马克思的思想正在发生急速的朝气蓬勃的发展，在接受哲学共产主义影响的同时，又超出了哲学共产主义。他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认识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局限性，肯定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消灭私有制和人类解放。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后来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时所说的，“许多曾以哲学为出发点的德国共产主义者，正是通过这样的转变过程走向了并且继续走向共产主义，而其他那些不能摆脱意识形态的羁绊的人，将终生宣传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27]

    马克思与卢格在“往何处去”这个问题上的原则分歧在卢格的《巴黎两年》上有所记载：“与我共事的编辑，一位具有长于分析、善于雄辩的天赋的人，我曾过高评价了他的实际才能，他这时却突然向我声明，他不能够继续同我一起工作了，因为我仅仅是个政治家，而他是共产主义者。”[28]卢格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信仰只是一种“向‘过激的社会主义的進步”[29]。马克思与卢格曾是革命的同路人，曾结成短暂的思想联盟。然而，由于各自的思想基础不一样，目的也不相同，所以这种合作是不可能长久的。卢格始终未能正确理解马克思转向新的阶级立场和得出相应结论的革命实质和重要意义，他一再批评马克思的工作方法，但未能发现发生在马克思身上的突飞猛进的认识的进步。1848年的革命对一切人和事物做出了最好的评判。马克思继续着他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而卢格则成为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翼领袖和理论家，不久因被指控参加1848年革命，流亡英国至死。

    参考文献：

    [1][2][4][5][7][8][9][10][11][15][16][17][18][22][25][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7）[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2，64，22，2—3，54—55，52，63，63，64，66，66，63，49，64，64，64，64.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52.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393.

    [12][德]卢格.自由主义与自我批判[J].德法年鉴，1843—1—2.转引自[英]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6—27.

    [13][德]卢格.巴黎两年（1）[M]39.转引自[英]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7.

    [14][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16.

    [19][21]葛锡有，赵邨方，靳辉明，蔡金发.马克思主义诞生史[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97，127.

    [23][英]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5.

    [24][德]卢格.卢格通讯集（1）[M]324.转引自[英]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42.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7.

    [28][29][德]卢格.巴黎两年[M].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研究[J].1991，（4）：227，227.

    责任编辑姚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