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要注重沿线环境的“伊斯兰属性”

    侯宇翔

    伊斯兰国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沿线伊斯兰国家的“伊斯兰属性”对现实中中国和伊斯兰国家间相互需求的对接至关重要。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过程中应该也必须认知、理解沿线国家在地域状况、民族构成、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风俗的不同，从而寻求该战略的适应性落地路径。因此，梳理和廓清“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伊斯兰因素”的构成和影响是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保证该战略落地对接后发挥可持续效应的重要基础。

    “一带一路”是中国在新一代领导集体指引下提出的最为重要的战略创新。“一带一路”战略既是汲取中国传统文化营养的历史继承，也是把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脉络的现实考量；既是中国仔细分析国内改革、发展和稳定大局后作出的顶层设计，也是中国认真研判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后形成的全新举措。《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全面定性，不仅为国内在全新阶段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同时也为国际社会尤其是周边国家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

    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过程中应该也必须认知、理解沿线国家在地域状况、民族构成、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风俗的不同，从而寻求该战略的适应性落地路径。伊斯兰国家在沿线国家的构成中占据较大比例，包括战略支点国家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因此，梳理和廓清“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伊斯兰因素”的构成和影响是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保证该战略落地对接后发挥可持续效应的重要基础。本文拟从历史、现实、机遇、挑战等四个方面阐述，力图证明“伊斯兰因素”已成为“一带一路”战略落地对接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丝绸之路”推动了伊斯兰教的东向传播和本地融合

    西汉张骞通西域的“凿孔之旅”为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随着中亚、西亚“蕃客”的东向经商侨居，很多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了解、认识并融入中国。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前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开启了伊斯兰教发展的一个重要时代。走出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在中国找到了新的生存土壤，并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开始向东亚、东南亚传播，例如9世纪朝鲜半岛就已经开始有伊斯兰遗迹。古代“丝绸之路”作为商贸、安全之路客观上促进了伊斯兰教的东向传播。反之，伊斯兰教的东向传播也使得“丝绸之路”在一定意义上呈现出“伊斯兰属性”。同时，阿拉伯人、波斯人等西亚、中亚地区居民通过“丝绸之路”不断同中国内地的汉族等民族群体相互融合，形成了中国回族。同时，中国回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和“中庸精神”，在伊斯兰本土化的道路上走出了一条令世界惊叹赞许的“回族之路”。可以说，回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伊斯兰教在非阿拉伯半岛地区本地化的成功样板。除了回族之外，中国的维吾尔、哈萨克、塔塔尔、撒拉等九个少数民族也通过“丝绸之路”开始全民信仰伊斯兰教，在保持中国传统民族本色的同时吸收伊斯兰信仰体系，成为伊斯兰教传播过程中东方本土化的重要部分。因此，可以说“丝绸之路”在促进伊斯兰教向东传播及其与中国社会相适应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带一路”沿线环境

    具有差异化的“伊斯兰属性”

    2015年“一带一路”整体定性以后，《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勾勒出“中国—中亚—东欧—西欧”和“中国—东南亚—南亚—非洲”两条主线，这两条主线复合了经济发展、人文交流和安全合作等多重功能。与此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本地理范畴已经基本廓清，这些国家的社会风俗也各不相同，正确认识沿线国家的相同点和差异性对于“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和对接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沿线国家众多相同点中，“伊斯兰属性”是大部分国家的重要特征，甚至是主要特征或核心特征。“伊斯兰属性”是指与伊斯兰教相关的民族、社会和国家特点，这一属性包含两个主要方面：宗教信仰方面信仰伊斯兰教教义；世俗生活方面实行伊斯兰教法等。全球一共有57个伊斯兰国家，其中大部分都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主要集中在中亚、西亚、东南亚、北非和中非。这些国家在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两个方面都或多或少的具有“伊斯兰属性”，其中过半国家将伊斯兰教奉为国教，由伊斯兰教衍生出来的“伊斯兰属性”和“伊斯兰精神”也就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文化类型。但是，这些伊斯兰国家在教派归属、教法阐释和教俗关系上又呈现出多样性，甚至有些国家在上述几个方面分歧严重、根本对立。因此，大部分国家的“伊斯兰属性”和差异化的“伊斯兰属性”为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孕育了机遇，也滋生了挑战。

    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

    伊斯兰国家在精神文化

    和发展需求上相互适应

    沟通的难易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沟通双方在文化上的差异程度，语言习得和民俗感知表现最为明显。中华文化和伊斯兰文化本质上都是东方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二者也是世界几大文化体系中具有重要且独特地位的“集体认同型”文化，可以说“东方性”和“集体性”是这两种文化的共同特点，例如崇尚集体主义、包容无意识错误、关注人际关系、重视家庭伦理等。因此，两种文化趋同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吸引着秉承这两种文化的人群相互借鉴和交流。

    现实中，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沿线伊斯兰国家大多是发展中或不发达国家，甚至还有很多国家徘徊在发展道路研判和选择的艰难境地。因此，共同的发展意愿使得中国和这些伊斯兰国家倾向于选择并肩前行，希望保证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保护文化本色。中国虽然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国民经济产业类型，但产业结构的严重不合理和产能发展的严重不均衡使得当前的中国必须完成优势产能转移和结构供给侧改革的历史重任。而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的伊斯兰国家的工业化和产业化水平比较低，甚至有些国家依靠外国援助艰难前行，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因此，中国与沿线国家实现产业互融、优势互补不谋而合。

    除此之外，国际政治波谲云诡。奉行极端现实主义的西方国家越来越频繁忽视和践踏“一带一路”沿线伊斯兰国家的发展现状、政治环境、经济阶段和文化认同，这些西方国家强加“西式民主”、强硬改变制度、强力撕裂社会的做法制造了越来越多的国际热点和世界难题，集中表现就是叙利亚乱局的形成。与此同时，虽然经济社会发展饱受西方恶意堵截、政治制度频遭西方恶意否定、人权状况常被西方恶意批评，中国积极奉行“正确义利观”和“中国道义”，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认可。这些理念和实践在叙利亚、伊拉克、朝鲜等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一带一路”沿线伊斯兰国家开始在长期政治实践和国际合作中正确地认识、理解和认同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制度优越，并表现出了积极合作姿态和意愿。

    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

    伊斯兰国家应合作面对

    极端主义的挑战

    近年来，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伊斯兰极端主义迅速发展蔓延，对地区安全稳定构成巨大威胁。伊斯兰极端主义往往滋生于伊斯兰国家或非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集聚区，形成一定规模后向全球扩张。在发展过程中，伊斯兰极端主义开始过分强调伊斯兰教义中关于暴力的内容，演变为暴力恐怖主义表现形式，造成极大的人员和经济损失。同时，近年来，伊斯兰极端主义呈现出“理论来源庞杂、实践形式暴力、政治诉求强烈、免疫重建迅速”等新特点。伊斯兰极端主义理论认为忍耐已经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和伊斯兰的传播，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较强的政治诉求。这一政治诉求的运动过程表现为从穆斯林日常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义务入手，以引导穆斯林回归传统生活方式和宗教仪轨为表面目的，以在推进过程中与政府和有关机构的摩擦和纠纷为切入点向政治伊斯兰过渡，提出看似基于社会生活层面的政治诉求。但这一诉求受到硬性和软性打压时，可以迅速利用现实主义教义原则隐藏起来，从而形成新的免疫体系统，寻求新的传播机会。我国境内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理论根由往往来自于境外伊斯兰国家，其中包括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在我国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地域、路径、民族、诉求、阶层方面的变异趋势。因此可以预见：如果不对伊斯兰极端主义传播进行有效的干涉，其发展势头会更加迅猛，对维护我国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外国穆斯林聚集区的稳定发展十分不利。因此，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伊斯兰国家共同抵御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活动不仅有利于为“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营造安全环境，也能为长期抵御伊斯兰极端主义和铲除暴力恐怖滋生土壤提供国家、机构和机制的抓手。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国家战略。认真研判和扎实分析“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条件和推进路径是当前中国战略布局的重要任务。伊斯兰国家是“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不能忽视且必须重视的国家群体，不仅因为这些国家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天然定位，还取决于这些国家在差异化“伊斯兰属性”指导下的外交政策和人文习俗中的“伊斯兰因素”。因此，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过程中一定要站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角度上，积极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伊斯兰国家抓住机遇，谨慎有效地应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挑战，实现中国和这些国家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共担”和“利益共享”，为建立“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本文系2016年首都对外文化贸易与文化交流协同创新中心项目和2015年度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青年骨干个人项目（项目编号：2015000020124G028）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徐海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