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系变迁与中国战略选择
唐永胜
近年来，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及一些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影响的重大事件的不断涌现，国际体系变迁呈现出诸多新特点和新趋势。在此背景下，中国要以更具远见和更具包容性的战略思维，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和着力实现国家利益。
当前国际局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国际体系处在深刻变迁之中，不论是力量格局结构，还是国际关系的性质以及全球治理规范，都在发生重大改变。乌克兰危机、中东乱局、恐怖主义扩散、经济增长低迷等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影响的重大事件，都将对国际战略形势产生持久影响。与此同时，伴随着持续而强劲的发展，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互动也更深入更紧密。未来几年是中国和平崛起和社会变革的关键阶段，也是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深度调整的关键时期。如何准确认识和把握国际体系变迁的发展走向，做到因势利导，在发展自己的同时推进与外部世界更为积极的战略互动，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是战略筹划必须关注的重大课题。
努力把握国际体系
变迁的趋势及特点
尽管国际局势变化纷呈，可以从很多角度来解读，但综合起来看，一些基本趋势和特点也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
第一，世界形势仍将继续保持总体和平稳定，但局部战争和冲突仍难以消除，一些地区还可能出现激化趋势。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世界形势发展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将有所增加，但从整体上看，世界既难以进入一种有序的轨道，也不会失去控制；到处充满动荡和矛盾，但又保持着总体上的平衡。霸权国家衰颓和新兴力量崛起的趋势难以逆转，和平力量对制约战争、维持稳定的约束力也将不断增强。各主要战略力量不断分化组合，对抗与对话同行，冲突与合作交织，共同构建起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复杂国际关系网络，有效制约着世界走向战争的倾向，和平的可靠性被大大增强。在信息技术推动下，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给世界和平带来新的机遇和有利条件，为促进总体和平奠定物质基础，从客观上制约了国际格局中紧张态势的扩展，提高了民众对全球合作、相互依存的认同感，推动了和平的潮流继续发展。
虽然世界大战和大国间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大幅降低，但国际关系中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不时显现，地缘较量依然活跃，世界仍面临着现实和潜在的战争威胁。因历史恩怨、民族矛盾、宗教对立、领土争端等因素，导致战争和武装冲突频繁发生，短时期内还难以消除。在中东、中亚、东欧等地区，相关力量的地缘博弈仍将相当激烈。一些国家发展失败，加上民族宗教矛盾根深蒂固，在现实利益刺激下极易激化矛盾，进而导致大规模冲突；加之外部势力的插手干预，更使地区局势难以平息。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内战和巴以冲突等热点问题背后，大国势力的插手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国际力量对比加速调整，但难以出现颠覆性的根本变化。国际体系变迁首先体现为国际权力转移。力量对比变化所引发的权力转移不是直接表现为既有霸权国家被一个新的霸权国家所取代，而是西方传统大国的主导权仍在但出现明显衰颓，且面对国际难点问题多有力不从心。与此同时，非西方新兴大国整体力量上升，国际角色日趋多元。美国所面临的内外困境短期内仍难以得到根本性缓解，其经济虽缓慢复苏，但仍难掩颓势，受恐怖主义拖累以及中东问题的久拖不决也将继续耗费美国相当的实力资源。同时，西方阵营的重要成员欧盟和日本都将面临内部的政治博弈和社会治理难题，难以为西方中心地位的维系提供有力支持。西方主导世界的能力总体呈下降趋势。
然而应该看到，国际力量格局在可预见的未来难以发生颠覆性转变。美国在力量和权势上仍处于优势地位，其科技能力和军事实力令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其战略纠错能力也绝不可低估。美国不仅在海陆空及太空领域的安全架构中具有绝对优势，还是世界经济和技术领域内最重要的主导国家。世界前100强或500强企业中，美国公司占大多数，并在生产领域拥有最强大的决策权。美依然有能力支配以美元计价的国际信贷供给，进而有能力对世界货币体系中信贷金融产品的生产施加决定性影响。美国依旧是当今世界科技创新的中心，继续主导着新知识的创造与生产。美国霸权力量的相对衰落是事实，但国际体系基本维持着“一超”格局也同样是事实。未来一段时期，国际力量对比态势将继续发生重大变化，但其中升降兴衰、转移更替的犬牙交错状态，决定了当代国际体系变迁将是一个较长时期的动态过程。
第三，体系变迁带来的不平衡性更趋显现，经济体系转型快于政治安全转型。国际体系在一些方面出现了阶段性变化和转型态势，军事、经济、安全、文化以及全球文化等各个方面均有所体现，但各个领域的调整并非完全同步，相互间的差异与不平衡性比较明显。就国际经济体系转型而言，从“金砖国家”到“二十国集团”，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重提升到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建立，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深入参与金融与经济领域的全球治理，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经济中心出现分散化趋势；国际经济金融秩序正从主要由西方大国主宰转向西方与非西方、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协调方向发展的迹象；世界经济的未来取决于产业结构的重塑、经济增长点的挖掘及新一轮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重建。
然而，国际体系整体架构和政治安全等高政治领域的实质性变动却进展缓慢。西方大国传统优势尚未动摇，新兴大国基本上没有盟国体系和规则创制权，这个领域的体系转型远慢于经济领域。一方面，权力政治的逻辑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和全球金融危机确实加速了原本有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格局调整，使得全球力量与权势对比出现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变化。但由于经济全球化加深了各国的相互依赖，在发达国家经济低迷的状况下，不少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经济降速、增长乏力和社会矛盾凸显等问题。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综合实力仍然是其他国家短时期内难以超越的。新兴大国短期内难以扭转国际体系由守成大国主导、对发达国家有利的基本面。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变化的大趋势虽然确定，但是变化速度和进程却可能缓慢起伏。另一方面，国际制度整体架构特别是国际政治安全架构的根本变革步履维艰。尽管金融危机后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权势分配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调整，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在增大，但其话语权仍然有限，其在国际政治议程中的权利和能力有待提升，继续争取和扩大自身权益的任务仍很艰巨。国际经济制度变化只是表象，国际政治安全制度变化才是实质和关键。
第四，竞争与合作、冲突与协调并存，将成为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关系的基本形态。为了在变化的世界中寻求有利定位，构筑新的、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主要国家都在调整各自的政策以争取战略主动，竞争与合作、冲突与协调相互交织构成大国关系深化发展的主线，全球化和相互依赖条件下大国关系的复杂性将进一步凸显。
西方大国主导国际关系的局面正被逐步改写，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大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和意愿不断增强；加之，面对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威胁等全球性挑战，大国间存在的利益汇合点不断增多，相互依赖、相互借重和共存共荣将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各大国间的竞争又无处不在，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矛盾和冲突也无处不在。这说明，国际体系变迁不是非此即彼的体系更替，更不是你死我活的体系革命。对于体系的守成国家而言，并不会全盘失去既有地位和利益，但是肯定需要与更多国家合作，才能保持体系转型的稳定性和渐进性；对于新兴大国而言，也难以颠覆或取代原有的霸权国家及其原有的体系。国家间既有对立的利益，又存在着共同利益，对立的利益导向冲突，共同利益导向合作。利益的磨合与交汇，才是决定大国关系现状和未来走向的最基本因素。这种利益复杂交织的特征决定了未来大国互动不会按照矛盾冲突的逻辑单向发展，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既谋求对话，又保持戒备；既相互借重，又相互制衡，将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大国关系的常态，也是国际秩序的基本特征。
中国的发展与变革既是国际体系演变的重要影响变量，也是体系变迁的重要结果之一。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调整进入深度互动的关键时期，其中需要在国际联系中实现的利益明显增多。
国际体系变迁带来重大机遇，在顺应国际大势进而发挥自身优势的基础上，中国更有条件拓展国际影响，进而推动与外部世界积极的战略互动。同时，随着中国国内利益和国际联系利益都在迅速增加，国内安全问题国际化和国际安全问题国内化趋势将继续并行发展，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明显增多，内忧与外患的互动性、渗透性不断增强，并日益常态化。这些矛盾问题相互累积、相互作用，使发生动荡和危机的可能性空前集中，并突出表现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复杂交织相互转化、内部威胁与外部威胁联动增强相互叠加、发展崛起带来的安全压力将有所增强等多个方面。
要在迅速变动的世界中有效维护国家安全，还须长期坚持积极防御的基本态势。积极防御的对外战略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符合中国发展战略和外交政策，并适应当今世界发展的时代潮流，更与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一脉相承。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取向，是中国的政治优势，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从长远看也将进一步增强中国维护国家利益的正义性、正当性与合法性，有利于破解日益凸显的崛起困境，切实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安全道路。
总体上看，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安全压力会随着自身实力的上升和外部互动的日趋紧密而有所增加，发展带来的问题与矛盾也将积聚，同时应对能力与手段又相对不足，从而使国家安全仍然处于比较脆弱的“瓶颈期”，威胁有可能趋于增多且相互叠加，维护国家利益的任务更加繁重。然而从更长远看，中国只要成功度过这一安全上的“瓶颈期”，整体安全环境将发生显著改观，崛起带来的负面效应将逐渐消解，同时中国自身应对安全威胁的能力也将大为增强，国家安全将进入相对“平稳期”。
顺势而为
有效实现国家利益
在新的形势条件下，要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实现国家利益，需要更具远见和更具包容性的战略思维，实现伟大的战略创新。
第一，科学准确把握国家战略定位。准确研判中国在复杂变动的国际体系中的实力水平以及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对于缩小认知与实力之间的落差，制定切实可行的战略举措至关重要。从实力地位、体系变迁和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中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也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是新兴大国崛起和世界战略重心东移的标志。同时，中国还是一个深入融入国际体系的社会主义大国，正在积极而自主地参与到国际体系的调整塑造中，成为推动国际体系发展变革的重要力量。但同时也应看到，在现有国际体系中，中国的相对弱势地位在短时期内还难以根本性改变，对世界政治进程的影响能力还相对有限。
多维的世界需要用多维的视角来认识。中国在战略定位上的复杂性，决定了国际体系中的中国需具有必备的适应能力和必要的灵活性。一方面，复杂性对实现国家利益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甚至使我们从一个对手容易识别的世界向一个连威胁都难以明确确定的世界过渡。另一方面，复杂性也为推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回旋余地。在这种条件下，国家安全战略的思考应积极寻求能够通过多种途径、运用多种力量、化解多重威胁、实现多重战略目标的方法，以求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推动国家间关系的协调发展。
尤其应注意的是，在国际体系的发展变化过程中，中国实力的迅速提升更容易引起反弹，处理不当有可能成为诸多矛盾聚集的焦点。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在对外关系中仍将长期处于战略守势，忽略这一点，战略思考就容易犯冒进的错误。中国与外部世界磨合和调整彼此的关系，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而对于中国，如何处理好融入全球政治经济进程与保持必需的自主性之间的关系，使其保持一种良性平衡，仍然是战略筹划必须解决的问题。
第二，坚持发展和改革仍然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基本途径。适应时代要求和进步标准的发展与改革，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关键和前提。中国国家利益面临的威胁趋向复杂，其中许多发展中的问题，也需要在发展和改革中得到化解和消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发展与改革有效地维护和拓展了国家利益，面临新形势和新任务，发展和改革仍然是破解安全难题、实现国家利益的最根本途径。
中国要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进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并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归根到底就是要审时度势，顺应国际体系变迁的大趋势和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作为。因此，要实现成功崛起，就不能仅仅在国际竞争和互动的一般技巧上下功夫，更重要的是及时认清国际局势的特征演变和发展大势，从而激发出更大的战略智慧，及时消除自身存在的不合时宜的种种弊端，谋求国家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并创新参与世界的有效途径。战略筹划的使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为世界设计某种自以为是的结局，谁也不能凭借国家的力量把自己的奇思妙想、周密蓝图强加于客观世界，而只能审时度势，做历史发展允许做的事情。
第三，有效防范和慑止霸权国家与中国发生全面利益冲突。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在强化和巩固在全球战略格局中地位的同时，通过制衡与合作保持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防范、慑止霸权国家挑起与中国的直接冲突，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随着国家利益拓展和综合实力增强，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对重大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将不断增强，而美、日等主要战略力量对中国的防范和戒心有可能有所加重，对中国的防范与牵制也会逐步上升，中美、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将进一步显现，这也是“崛起困境”的一个重要表现。其中，美国作为霸权大国，是当前和可预见未来唯一对中国国家生存和发展可能构成全局性和颠覆性影响的国家。出于其权力政治逻辑，美国将中国确定为最大“挑战者”和“现实对手”的可能性增加。中美关系中“崛起”和“霸权”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及其演变将成为未来影响中美关系，甚至国际关系全局的长期性因素，也会从深层次上影响中国的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态势。
然而，竞争与合作并存这一基本特征决定未来中美矛盾将要受到日益增多因素的制约，中美关系不会按照矛盾冲突的逻辑单向发展。在对实施战略防范和遏制的同时，美国难以完全用“零和”思维和方式与中国博弈。对于美国也包括日本，竞争与合作并存不仅是一种战略制约，也是其必然的利益选择。从根本上讲，美无法遏制中国的崛起，中国也难以挑战美国霸权，更不会谋求将美国力量排挤出西太平洋。
中国应积极拓展中美战略合作空间，有效制衡和努力消解来自美国的防范和挤压，努力引导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塑造中美关系理性发展的总体框架。中美双方应在明晰双方战略底线的基础上，通过危机防控、相互战略保证以及巩固发展中美关系的国内基础等手段，尽力谋求相互之间的战略互谅与互信，强化多领域、多层次的战略协调机制，寻找避免陷入安全困境的有效途径。当然，还必须扎实推进各项军事斗争准备，加强反制能力建设，以有效制衡来自美国的防范和遏制，确保两国之间基本的战略稳定。
第四，充分发挥地缘优势经略周边战略依托。就周边局势而言，时有紧张的局面还将持续一定时间，总体上这属于国家复兴进程中的伴随现象。对于现实和潜在的争端和矛盾，一方面要予以高度关注，有效应对并积极筹划布局，强化危机管理能力，或冷处理，或热搁置，或寻机解决，一旦危机爆发，可迅速按照既定预案应急处置，至少做到不吃亏，并将危机事态及影响压缩在可控范围，避免危机升级恶化；另一方面，要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心，尤其应避免四面出击，立足长期博弈拓展战略影响，中长期里努力形成超越第一岛链的有效威慑能力，强化对周边环境塑造能力，拓展影响和控制范围，创造条件争取更多战略主动。
现实条件下，维持地区稳定和繁荣构成了周边相关国家的共同利益需求。尽管周边局势存在诸多变数，亚洲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程度远落后于欧洲地区，但各国之间毕竟已基本摆脱冷战时期非敌即友那样简单的关系，国家之间利益高度交织在一起，彼此难以展开全面竞争，只能保持一种相互借重、相互制约的基本态势。与中国存在领土、领海争议的国家，基于利弊权衡或自身实力考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并不大可能挑起大规模军事冲突。只要政策得当，坚持和平发展和强化合作的基本方向，周边国家对力量结构调整的不适应将被中国影响力的不断增加所抵消和取代，中国也有条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为进一步发展赢得时间和条件。
概括起来，经略周边的基本思路可考虑为：不断积累和充分发挥中国作为亚洲核心国家的地缘优势，综合运用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手段，加大经营周边的力度，扩大对周边国家的影响，经营广泛的安全依托，最大限度地化解由于实力上升带来的外部压力，不断积累和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良性互动，努力使中国成为地区安全的主导性力量，为地区安全和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第五，在变化的国际体系中顺势而为有效实现国家利益。国际关系的复杂化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国际局势相对稳定局面的同时，也使形势的发展带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今天的战略筹划就是要习惯面对这样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积极寻求能够通过多种途径、运用多种力量、化解多重威胁、实现多重目标的方法，在与世界的复杂而深入的互动中实现国家利益。
首先要在世界变局中充分利用和创造条件改善国际环境。国际变局对于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因为复杂的国际关系应该更有利于后起大国消解对于自己的防范，避免成为传统权力政治的制约目标。应注重以共同利益为牵引，充分利用国家间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处理与有关国家尤其是大国的关系。其中尤其要以平衡美国为重点，构建相互牵制、相互借重、相互协调、相对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最大限度地分散因为中国实力上升带来的外部压力。在这一过程中，战略耐心、战略意志、创新的战略思考至关重要。
其次要避免战略冒进，立足在与外部世界长期互动中逐步积累战略主动。不论对待自身发展，还是调整与世界的关系，中国都应极力避免战略上的冒进，不走传统权力对抗之路和急功近利的直接路线。要立足于开发更广泛的战略资源和更广阔的回旋空间，经过曲折的道路和较长时期的努力去实现经久的国家利益。历史反复证明，在战略上最漫长的迂回道路，往往是达到目的的最有效途径，也是应对强大对手必然的战略选择。国家的崛起，既要善于用合作借势，以迂为直，又要勇于待时而动，打开局面。
最后要勇于担负更大的国际责任，努力成为国际体系典章制度和公共产品的重要提供者。这也是中国快速发展必然面临的重要问题，而国际体系变迁过程中也需要世界各国更多的创造和贡献，中国应为此多下功夫做好各方面筹划和准备。与此同时，还应继续加大力度推进国内社会变革，不断完善社会结构，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所必需的内在动力，并以此作为立足世界和发挥国际影响的前提和基础，这也是战略创新题中应有之义。
（责任编辑：魏银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