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藏蒙史诗的共通性与差异性

    洪军

    在古代，藏族与蒙古族分别居住在相距甚远的西藏和蒙古草原的两个地方。其间，山隔水阻，交通不便，很难想象在当时这两个民族的文化联系是那样的密切。其实，只要我们仔细思考一下，就会明白他们都是以狩猎和畜牧业为主的民族，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基本相同，生存条件和生活方式又有许多相近似的东西，诸如，都以牛羊的皮毛、肉、奶及其制品为其主要的生活资料来源，都要面对几乎一样的自然灾害的袭击等。“存在决定意识”，在几乎同样的“存在”条件下，必然会产生相同的或者相近似的观念形态，具体表现在信仰方面的一致性。加之，随着社会的变迁，战争的频繁发生等原因，不论是藏族人口，还是蒙古族人口都出现过迁徙变化的事实，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乃至云贵高原出现了藏、蒙等各民族杂居的现象，这就为民族间的经济、文化往来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在这种密切的交往中，文化上的互相学习和吸收就成为必然的事情。尤其是蒙古族皈依藏传佛教以后，在其文化中也渗入了藏传佛教的内容和思想，即使是蒙古族原创的文化成果，在流传的历史过程中，后人会自觉不自觉地将佛教的某些观念和内容引入自己的民族文化之中。例如，形成于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初期的蒙古族《格斯尔传》，有的学者认为是藏族《格萨尔王传》的模仿，正好说明了藏族与蒙古族在文化方面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事实。

    藏族《格萨尔王传》是篇幅最长的演唱体史诗，内容十分浩繁，应该说是民族多种文化精神和文化形式的融合，有唱有说，有诗有文，是民族可持续发展的见证，是草原民族文化的结晶。追溯其渊源，应该是在民族古代神话故事、歌谣、谚语和传说等民间文学丰厚基础上的产物，是藏族人民创造的传统文化的最高成果。根据其内容，学者认为《格萨尔王传》产生于古代藏族氏族社会开始瓦解，奴隶社会政权逐步形成的历史时期。到了11世纪前后，随着藏传佛教在藏区的复兴和发展，藏族僧侣开始介入《格萨尔王传》，通过大量地传抄，使其更加广泛地传播。史诗的基本结构是以英雄格萨尔王娶森姜珠牡为妃，施展天威，东讨西伐，南征北战，降伏入侵岭国的北方妖魔等展开的，当功德圆满之后，与母亲郭姆、王妃森姜珠牡等一同返回天界，造福天下百姓。史诗的整体结构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格萨尔王的“降生”。二是描述征战、讨伐各种恶魔和恶势力的艰难曲折的复杂斗争过程，三是功德圆满，与百姓共享幸福、太平。

    研究民族史诗的专家，都基本认为蒙古族《格斯尔传》是脱胎于藏族《格萨尔王传》，其主要人物基本相同，故事情节也有许多类似的地方，但它毕竟是蒙古族人民的智慧结晶，依然具有鲜明的蒙古族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是跟藏族《格萨尔王传》同而不一的另一部独立的巨著。蒙古族的《格斯尔传》有散文体和韵文体两个版本，散文体为北京木刻本和鄂尔多斯本、卫拉特本和《岭格斯尔》本；韵文体以布里亚特的《阿伯格斯尔》为最典型。

    蒙古族史诗《格斯尔传》，首先描述了格斯尔是玉帝的次子，是“威震十方的圣主”。他神通广大，把破坏牧场的鼹鼠精、抽噬婴儿舌头的魔鬼和称霸北方的黑斑魔虎等消灭殆尽，又施展法术将不毛之地的沙漠改造成肥美的草原，使荒凉贫瘠的故乡变成了人畜兴旺的人间乐园。他登上国王宝座之后，对内推行仁政，对外与友好的部落和国家建立睦邻关系，协助契丹国王整顿朝政，以大无畏的精神粉碎了一切敌人的挑衅和入侵，经历了无穷的磨难，战胜了图谋不轨的敌人，终于迎获得了部落的持久和平和幸福生活。

    两部史诗的共通性在于人物、情节基本相同，都首先宣示了英雄格萨尔和格斯尔的降生是天王和观世音菩萨的旨意。都是为民除害，“威震十方的圣主”，生来就是为民消除灾难，镇压伤害百姓的妖魔和一切恶势力，创造幸福、和平家园的英雄；都描述了英雄的圣洁爱情及其在与恶势力作斗争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爱情忠贞和不可摧毁的力量；都详细地描述了英雄的格萨尔和格斯尔经历了千难万险，终于战胜了伤害百姓的恶魔的威震四方的英雄事迹等。同时，也都有藏传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影响的痕迹。《格萨尔王传》叙说到那时的藏区天灾人祸不断，妖魔横行，黎民百姓遭殃。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为了普渡众生出苦海，向阿弥陀佛请求派天神之子下凡降魔，神子推巴噶瓦发愿到藏区做黑色头发藏人的君王，这就是格萨尔王。一个是“玉帝”的次子，一个是“天神”之子。不论是“玉帝”，还是“天神”，都是指主宰宇宙万物的“神”。在汉语里，“玉帝”就是昊天上帝。汉文文献记载，虞舜、夏禹时已有昊天上帝，在殷商甲骨文中，吴天上帝是“帝”好像是几块木头搭建而成的祭台。《格萨尔王传》中的“天神”，在汉文文献里指的是天上诸神，包括主宰宇宙之神和主司日月、星辰、风雨、生命等神。《淮南子·天文训》：“天神之贵者，莫贵于青龙。”这就把“天神”具象化了，更使人感到真实和亲近。佛教的“神”也指“天神”、护法神。可见两者的指称对象是基本一致的。应该说，这是藏、蒙两个民族的《格萨尔王传》和《格斯尔传》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的相通性，表现了藏族人民和蒙古族人民有着共同的理想追求和精神信仰。

    其差异性，主要表现在具体事件、情节和人物行为的描述上，都要结合本民族的生活环境、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来进行具体地描述，其中有夸张，也有叙述，但都以自己生存环境中的具体事物、现象为寄托，用拟人化、隐喻化的手法，来反映他们的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的心理期盼。例如，在藏族《格萨尔王传》中，把格萨尔塑造成神、龙、念（藏族原始宗教里的一种厉神）三者合一的半人半神的英雄，在蒙古族《格斯尔传》中对格斯尔没有这样的描述，但对迎娶茹格穆高娃为妻的情节以及茹格穆高娃勾结蟒古思喇嘛，背叛格斯尔事件的描述十分精彩。在蒙古族《格斯尔传》里，有格斯尔协助契丹整治国政的情节描述，而藏族《格萨尔王传》却没有这一部分内容，也没有把沙漠变为肥沃的草场情节的描写。这些都与他们生活的社会环境和自然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一定意义上说，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从描述格萨尔和格斯尔的诞生、成长的地方和流传的地区来看，也有一定的差异。藏族格萨尔诞生和成长于黄河源头的广大地区，流传于我国的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藏族居住地以及内蒙古、新疆等省区和国外的不丹、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蒙古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而蒙古族格斯尔则诞生和成长于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广阔无垠的蒙古草原，流传在我国的达斡尔族、裕固族、保安族、土族等蒙古语族语言的地区以及突厥语族的图瓦人和蒙古国、俄罗斯等国家。藏族《格萨尔王传》要比蒙古族《格斯尔传》传播的范围广；从语言类别来看，藏族《格萨尔王传》主要流传于藏缅语族的各民族之中，而蒙古族《格斯尔传》则主要流传于蒙古语族的各民族之中。

    据专家研究，藏族《格萨尔王传》有120多卷，100多万诗行，共2000多万字，而蒙古族《格斯尔传》却没有那样大的规模，更没有诸如“北方降魔”、“霍岭大战”、“保卫盐海”、“门岭大战”等这样具体的人物、情节和事件，而且都是以弹唱的形式说唱的。蒙古族的《格斯尔传》没有这样浩繁。北京木刻本的《格斯尔汗传》，只有七章，第一章叙述格斯尔的降生。第二章主要叙述格斯尔消灭危害百姓的北方恶魔黑斑虎蟒古思的故事，这一章与藏族《格萨尔王传》的“北方降魔”有相似的情节；第三章描写格斯尔到汉地固玛汗宫廷，用计谋让固玛汗埋葬死去的皇后，砍掉固玛汗各种各样的刑坑，娶固玛汗女儿为妻；第四章叙述格斯尔消灭十二个头的蟒古思，夺回爱妻图门吉曰嘎朗的过程；第五章描述格斯尔征服锡莱高勒三汗，夺回被抢走的妻子茹格穆高娃；第六章叙述蟒古思喇嘛与茹格穆高娃勾结，把格斯尔变成毛驴，格斯尔的阿珠莫尔根哈敦消灭了敌人，拯救了格斯尔；第七章叙述母亲逝世，格斯尔去地狱见阎王，把自己母亲的灵魂从地狱救出来，并且他登上了国王宝座，同万众百姓共享太平和幸福。可见，不论情节和规模都远不如藏族《格萨尔王传》那样恢宏、浩繁。但从藏族格萨尔和蒙古族格斯尔的爱情、婚姻生活的描写来看，蒙古族的《格斯尔传》又与藏族的《格萨尔王传》有着明显的个性特点，特别是在反映古代蒙古高原草原生活的场面上更突出了游牧民族的旷达、豪迈、粗犷的性格特点。蒙古族《格斯尔传》对于格斯尔的爱情和婚姻生活的描述要比藏族《格萨尔王传》更为曲折、复杂和细腻。

    总之，藏族《格萨尔王传》与蒙古族《格斯尔传》，有共通性，也有差异性，这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事了。但是蒙古族的《江格尔》、《汗青格尔》等史诗，与藏族《格萨尔王传》有没有关系呢？我们可以明确地认识到，这两部蒙古族英雄史诗，与藏族《格萨尔王传>尽管存在着一定的共通性，都是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初期，在史诗内容上，都与藏传佛教有一定的联系，在对英雄人物的诞生、成长以及与恶魔作斗争等方面的描述，也都有共通的地方等，这只能认为是人类所共同具有的心理特质和心理期盼。凡英雄史诗，不论是哪个民族的，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在对英雄人物的塑造，情节的描写等方面，也会有相同的地方，例如夸张手法和拟人化修辞方法的普遍使用，是史诗的共同特点。但英雄诞生和成长的地方以及所要经历的艰难险阻的磨砺途径，却各有不同。例如在藏族《格萨尔王传》和蒙古族《格斯尔传》中，都比较具体地描述了英雄诞生和成长的地方，但流传于新疆蒙古族地区的《江格尔》却说英雄诞生于“奔巴”地方，他是“奔巴”地方首领乌宗阿拉达汗的儿子。这个“奔巴”是哪里呢？一般被理解为神话传说中的“圣地”。流传在青海蒙古族地区和内蒙古的阿拉善、额济纳等蒙古族地区的《汗青格尔》则明确地指出青格尔英雄诞生和成长在西北高原，是大汗巴音胡德尔阿勒坦的儿子。可见，英雄史诗中的英雄人物都与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有密切的联系，都是那个地区各族人民心中的颂歌和期盼。其中，除《江格尔》流传地区比较广泛以外，《汗青格尔》主要流传在青海以及卫拉特蒙古族地区。有的学者认为这部史诗是歌颂成吉思汗历史功绩的，它既有说，又有唱，不像《格斯尔传》那样，要么就是韵文体，要么就是散文体，它虽然相对短小，但诗情昂扬，场面壮阔，有1500多行，场面不谓不壮阔。但是，它和《格斯尔传》、《江格尔》等蒙古族史诗在流传范围、描述的英雄人物形象和事件等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更多地表现为和硕特蒙古的古代社会生活和斗争历程，更与藏族《格萨尔王传》在内容、情节、规模以及流传范围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在《汗青格尔》英雄史诗里对于英雄人物汗青格尔的爱情生活的描写十分真切而生动，在保卫家乡，消灭恶魔、战胜蟒古思的艰辛斗争的过程中，他的爱妻与他同生死共患难，表现出爱情的忠贞与圣洁。尽管没有藏族《格萨尔王传》和蒙古族《格斯尔传>、《江格尔》那样波澜壮阔的场面，但它的基本框架依然是不无史诗的基本特征，不是由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脱胎而来的。

    我们说，藏族、蒙古族的史诗，都形成于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初期，共同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特点和人们的共同追求，但是，史诗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历史产物，不同时代的人在说唱过程中，不可能是原封不动地说下去，在说唱的过程中必然会有当代人的共同情感的渗入和流露，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随之变化，这一切都会反映在传承的史诗之中，留下历史延续的痕迹。例如，不论在藏族《格萨尔王传》中，还是在蒙古族的《格斯尔传》、《江格尔》和《汗青格尔》里，都存在着佛教影响的影子。也正因为如此，藏族的《格萨尔王传》与蒙古族的《格斯尔传》、《江格尔》、《汗青格尔>等有较多的相通性，集中地体现在思想观念和心理期盼上面。但是，它们又是两个民族的文化创造，必然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