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个体的生命历程及其再就业选择
李洪君 祝湘琳
[摘要]同样受到东北老工业基地新二元社会结构的规制，某些失业者突破其多年的职业经验积累作出了跨行业的职业选择。通过对沈阳技工A的生命历程的考察，我们发现，多年来的再分配社会结构中形成的工人对国家、企业与社会生活的认知、情感与评价，构成了其生命历程的“前见”(借用枷达默尔语)，这种意义之网，制约着他在就业过程中的认知与选择。自国有企业失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理解为与国家的脱轨。当这种象征性的事件结束之后，历经了彷徨、无奈，甚至屈从的心理嬗变过程，当新的意义之网被编织起来，其生命历程中前期的某些“节点”，会引起新的注视，甚至会影响到个体的业选择。在这样的再就业过程中，不是人力资本失灵，而是更生的文化之网发现并激活了沉淀资本。
[关键词]新二元社会；生命历程；偶然性因素；就业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06－0060－03
一、问题
本文所面对的问题是，有学者(李培林等)发现，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社会里，失业群体的再就业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人力资本”失灵现象。有关该社会事实的发生原因，刘平曾以东北老工业基地“新二元社会”之独特的社会类型予以阐述。即，大型国有企业的聚集，型构了一种具有单位制特征的社会结构，它内嵌于改革以来所形成的市场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之中。不同性质的社会单元在彼此关联程度、运行机制及相应观念之间，存在着二元对立的特点。换言之，老工业基地社会是一种市场调节与再分配两种主要资源配置机制皆十分显著的社会形态。当代学者(如李培林)所发现的老工业基地社会的失业与再就业难题，即国有企业分流出来的人员在市场化了的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人力资本失灵的境遇，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再分配体系与市场体系在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冲突的表现之一。针对大规模失业人员在再就业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笔者认为，社会结构进路可以解释再就业过程中的普遍性现象(如改造大型国企并不能有效解决大规模失业问题。因为以国企为主的老工业基地社会需要特定类型的人才，无力接收大量的失业者)，但是它对呈现特殊样态的个体现象则缺乏相应的敏感度。在此，笔者且利用生命历程的框架来考察东北老工业基地新二元社会结构及生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在东北青年人生发展轨迹中的影响。生命历程理论是生活史研究中的一种范式，源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界的芝加哥学派。该框架主要从三个内容人手来考察研究对象在社会结构中的遭遇与选择：整个生命历程中年龄的特定意义；社会模式的代际传递；宏观事件及社会结构对个人生命史的影响。笔者主要通过描述、分析在一次深度访谈中所获得的资料，来分析社会重大事件对东北技工生命历程的影响(尤其是其失业／再业的历程)。
二、当个体开始遭遇重大事件
笔者访谈的对象是一名普通的东北技工A，男，汉族人，党员。1962年生于沈阳市铁西区。A的父亲是铁西L厂的“技工”。1985年，A自军队复员回来，虽然没有什么“技术”，但有幸得到一份技术活儿：到铁西L厂做质检员。在25岁那年(1986年)，A与一名中学数学老师结婚。不久又有了一个孩子。A的生活经历很普通，也就很有代表性。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社会里，青年的求学、就业之途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他们的心理状态也基本相同。
不幸是从2000年开始的。那年春天，A自工作单位下岗。A说，1995年以后，他们就感觉到厂子生产状态每况愈下。从前，他每个月的全部收入有600多元，1995年之后，他的月收入全部加起来才400多元。这时，虽然L厂领导经常在大会上为大伙“打气”，但大伙都感觉到了生存危机。1997年秋，厂子开始分批清退临时工。不过一年，集体工人就成为第二批“劝退”对象。有的人已经开始在悄悄地准备“后路”。2000年，-厂子开始对全民工“下手”。A与他的朋友们是全民工，也有些兔死狐悲了。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心情都有些沉重。A说，铁西区很多国有企业前几年就已经“减员增效”了，L厂还是比较晚的。这一年，沈阳市累计下岗职工达到65万人，其中国有企业39万人。
三、对国有／民营企业的认知与情感
A对国有企业很有感情。对于国有L厂倒闭的原因，A自有其看法，其实，这也是与他一样的千万人几近相同的看法。A说，他是1985年开始到L厂工作的。那时，L厂产品的销路还算差强人意。在北方市场上，他们产品的占有率多年以来一直名列前茅。上世纪90年代之后，L厂每况愈下。现在，L厂已经不复存在了。笔者表示不理解，因为提起高压锅，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L厂的产品，XX牌就是高压锅的代名词。这样的企业怎么会在几年之内就蒸发了呢。A罗列了一些因素，如领导治厂无方，管理层腐败，忽视销售渠道的开发等等。对于这些说法，关注“东北现象”的人都不会陌生。笔者意外的是，A十分肯定地说：L厂倒闭的原因之一是L厂做活儿太认真。“我们做的东西，保质保量，用料足。你买一个，用一辈子都不会坏的。哪像他们南方小厂做的?!用手一抠，就得瘪!这样一来，L厂产品的成本就上来了，就斗不过南方乡镇企业了。”我见过许许多多这样的东北技工。对于厂子大院，很多人生于斯，长于斯。对自己的工厂，他们有一种真挚的热爱。对自己的产品，他们有一种执著的自信。由于老工业基地社会近年来市场化相对滞后，工人的观念仍停留在计划经济的辉煌时期，不肯下移。对于市场上的新技术，有时还持一种抵触情绪。笔者问，如果单从产品本身来看，L厂产品的技术是不是有些滞后?A颇不以为然，不屑地说：“压力锅还有什么高新技术，几十年的图纸也不会过时。外观漂亮的压力锅都用不住。”
如何看待国家与国有企业?A认为，国有企业是国家的。“我们是给国家干活的，给国家打工。跟他们(乡镇企业)不一样。”A的职业优越感源于几十年来的熏陶。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东北老工业基地里的“全民工”有着很强的职业优越感。他们认可“工人阶级就是咱们”，“咱们才是国家的”等类似的观念。所以，笔者不无意外地发现，A认为东北很多国有企业“斗”不过南方的小企业，就是由于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不佳。“现在是乱搞，谁都能办厂。原来是没有“金钢钻儿，不揽那瓷器活儿”。现在，不管自己什么底儿，都不怕，都敢上。大大小小的，坑蒙拐骗，能整(骗)多少是多少。”笔者说：“你们也可以抽条，降低一下成本嘛。”A的回答是，“咱是国家企业，给国家干活的。哪能自贬身份，学南方的乡镇企业，坑蒙拐骗之类的。”他认为，技术监督局、工商局之类的国家部门“相当不合格!他们就知道吃饭罚款”。看来，在A的视界里，“国家”是在其位不谋其政，失职了。
既然是由于“国家”失职，国企才倒闭，国企职工才失业。那么，A与他的同事们“有没有被国家抛弃的感觉?”对此，A说，“一开始，是有点儿，后来一想，全国都这样，也就觉得没啥了。”A说得这样洒脱，笔者倒是有些怀疑了，不知他的真实想法是不是这样。据笔者观察，至少在北方，农民很少自觉到国家的责任与“失职”，即使面对基层干部的违纪违法现象，他们也是“只骂贪官，不骂皇帝”。相反，在工人群体中，有很多人“拿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更何况：许多国企工人现在连肉也要没的吃了呢(至少当时是这样)。
A对国家与国有企业有一比。“就像家里得有个主心骨一样，国家也得有主心骨。国企就是国家的老大(长子)”。依此逻辑，国有企业是家里的大儿子，那么，国企职工自然也是家里的大儿子了。如此看来，A的心里还是很看重国企职工这块牌子的。
近二十年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令以计划经济为主的东北老工业基地社会举步维艰。笔者想知道，这里的人们是不是对“市场经济”恨之入骨?A肯定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做法，说，“以前在L厂工作的时候，虽然工作压力小，但生活平淡，没什么意思。现在，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怕你没能耐”。对于市场经济竞争的残酷结果，A也很坦然。“生活水平……现在的确比从前好多了”。不过，他好像认为，是市场经济带来了世风日下的“年头儿”。“这年头儿”，是他的口头禅。与这个口头禅相伴随的，常常是对社会的批判。“现在这年头儿，人都坏了”。就说L厂的领导吧，A认为，先前，他们也能正经八百地干些事，后来，他们就不再把心思放在搞好企业上了，“这年头儿，他们就想着自己多捞点儿”。
四、再就业：人力资本与个人选择
失业对个人来说，不只是经济失败，还是人生失败。身为国家主人翁的国企工人，往往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慢慢接受失业事实。A说，刚失业的时候，不敢跟人家说，硬挺着(假装自己还在工作)。他的妻子在中学教书，还能支持家里的开支。况且，他家里也有些积蓄。临失业前还领到了3万块钱。一时间，他吃喝还不用愁。到后来，大家都下来了，抬头不见低头见，也就用不着遮遮掩掩的了。后下岗的和先下岗的，真的就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关系。那时候，最常见的问候语不是“吃了吗”，而是“下来没”，接下来的就是“现在干啥呢”，“还能干啥?待着呗”。
再就业，也不是A与他的同事们失业伊始就考虑的事。A说，下岗伊始，由于大家都住在L厂的宿舍里，“联系方便，没事的时候都在院子里逛逛，唠唠嗑儿，扯会儿蛋(聊天)，麻将扑克的倒是没少打(玩)。”这种逍遥的日子大概有一年左右吧。他开始认真地考虑找活干了。A告诉笔者，他的朋友们(指在L厂工作的同事们)现在做什么的都有，干工厂的，开出租车的，摆小摊的，开卖店的，修自行车的。
“我寻思，一开始，谁儿都不好意思。到了后来，都挺不住了，都出来(干活)了，人总得吃饭吧。”
他在国企工作多年，虽然未有真正的“技术”，好歹，工作经验也算是一项资本吧。于是，A首先考虑的是到企业工作，但结果都不太理想。一来，A的年纪不太合乎一般企业的要求；二来，A自己能做的事儿也不多。“除了质检”，他说，他“还真没做过其他工作，也没想过。”总之，一句话，就是他看上的活儿都不用他，他看不上的活儿几乎也不用他。他很严肃地对我讲，曾有某某企业准备要他，他嫌那儿的人看着不顺眼。“咱宁可少花点儿。不挣他那份钱还不行吗?!”A还说，有人找他去打更，白天门卫晚上打更。开出的待遇是门卫200元，打更200元。笔者不解，问：“为什么不干呢?先干着呗。”A笑了笑，说：“打更是老头儿干的活儿。我还没老到那份儿上。”
经过一段时间的找活儿，A有些气馁。有一段时间，他说，他和他的朋友们每天都会站在院子里，或是站在街边，无所事事。“就是闲扯些没用的”。毕竟，从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到无工可做的闲人，落差太大。
不过笔者还是很好奇：“做了十多年质检员的A怎么会成为木工呢?”A说，“做木匠活儿是我的爱好”。原来，A一直对斧锯锤凿感兴趣。他的大舅是木匠，在很小的时候，A就常常给他的舅舅打下手，帮着传个锤，递块板，磨磨工具，甚至刨个凳面儿。在十多岁时，A就能自己打个书架、衣柜什么的。“咱也算个八级木匠!”他得意地笑着。平时家里缺个桌子凳子，或是有亲戚想“打个”(制作)壁柜，他都能胜任。
A成为木工，是一件颇为偶然的事。那是在2002年的夏天。A讲，他还在“待业”(一个让人不胜感慨的名词)，“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他到鲁园劳务市场转转。A说，他也不知道自己能干些什么，准备干些什么。就是东转转，西转转。当看到一个胖胖的妇女在招零活儿的时候，他凑上去看热闹。原来，那位妇女刚买了新房子，想找个木匠把自己的旧房子收拾收拾好出租。听着妇女与那些围上去的农民工谈生意，A说，他猛地想到，“哎，我怎么没想着干木工呢?!”从那儿以后，A就开始在劳务市场做木工了。
A曾有些得意地告诉笔者，他的活儿基本上都能连上(天天有活儿，每日工资100元左右)。别人蹲市场，需要好几天才能找着活儿，A一两天就能找到活儿。与其他从事木匠活儿的农民工相比，在对买方的竞争方面，A有着明显的比较优势。因为在零工市场上谈生意，劳动力购买方并不知道对方的实际工作能力。既然求职者都没有相关证书，买主只能凭借外表来决定。A在国企工作十多年，相对来说，也算见过世面，人瞅着也就大方些、精神些。A的衣着服饰、言谈举止，一句话，其多年来的生活经历在他身上留下的印痕(人力资本的一个面相)，对他今天的这份生意颇有助益。
讨论
技工A对国家及国有企业的认知与情感，来源于他在L厂工作多年的“经历”。那一段时间里，翻身解放继而重获自我的喜悦、意识形态领域内当家作主的宣传及肇始于“一五”时期的重工业投资热潮一起，催生了一批爱厂如家的国有企业劳动模范(如“铁人”王进喜、鞍山孟泰等等)，也共同塑造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社会结构与社会主义新人。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社会，共和国“长子”的自我认同极其强烈(笔者个人印象中，辽宁省尤然)。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几十年里，辽宁省在工农业比例、工业产值、制造业产值、人均国民产值、城市化等各项指标上都是“辽老大”，强化了此地国有企业技工群体对国有企业及国家的认同。正是这种认同，让他们一时难以接受自国有企业下岗、失业的事实，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A与他的同事们不敢让他人知道自己与国企／“国家”断绝关系的事实，宁可无所事事，坐吃山空。
失业后不愿马上就业的事实，可能意味着失业技工群体对国有企业成员
身份的依恋，(笔者更倾向于认为)更是对国家的依恋。既然在沈阳老工业基地社会里，国有企业职工的收入并不比民营企业及个体从业者的收入更为可观，那么，国家“长子”以及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类象征性符号在划分一个人的身份／社会地位时仍很重要。如果没有再就业，当原属企业效益转好时。他们也许会有再回到原工作岗位上的可能。一旦再就业(绝大多数时候是在民营企业或“自我雇佣”)，那么，维系多年的与国家之间的亲密关系就会断裂。正如仪式对于一个人在社会身份转变／过渡过程中的重要性一样，在另外一种类型的工作岗位上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正表明对原有工作岗位及其相关关系的决裂。这不只是(纯粹的)经济领域问题，而是一个人的社会生活领域的选择。可以想见，多年来的再分配社会结构中养成的对国家、企业与社会生活的认知、情感与评价，构成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社会里技工群体的生命历程的“前见”(枷达默尔语)，借用吉尔兹的话来说，这种被老工业基地社会编织的意义之网，制约着他在就业过程中的认知与选择。在这次人生历程的转折点上，社会个体必然面临一次由国家成员向社会成员过渡的心理适应。
再就业的发生，可以被看作这种适应过程的完成。在面临再就业的选择之际，A放弃了他在国企工作多年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宁可令其沉淀，选择陌生之路，这不只是因为他所求职的企业所提供的工作条件、待遇不尽如人意。可以推测，多年失业这个“事件”，已经在A的人生价值、情感皈依方面产生了新的影响，编织了另一种“意义之网”：既然已经完成了从国家成员到社会成员的过渡，那么，能否去国有企业工作，能否拥有稳定的“铁饭碗”，对于A来说已经不再那么重要。当然，如果没有其他选择，A仍会选择待遇不那么称心如意的国有企业。这并不表明笔者刚才的分析无效。因为，只要A作出了再就业的选择，这种心理本身即表明上述的心理适应过程的完成，亦即，一种新的文化之网业已更生。
继而要讨论的问题是，A的求职过程中，一次偶然性事件让A发现了他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其由生命历程前期节点上的某项业余爱好发展出一份意想不到的职业，屡试不爽的木工生意强化了他的这次职业选择。在分析失业／就业的理论丛林里，人们往往着眼于规律性的现象。不可否认，社会生活世界中充满了偶然性事件与相关社会事实。虽然偶然性事件所引发的社会事实因其或然性而难以被量化、被归纳、被分析，因而常常没有进入主流的分析框架里。不过，这种偶然性因素在社会科学学术传统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如迪尔凯姆就很重视超常规事件对集体认知的刺激与影响，德里达、福轲等人在拒斥元叙事、大写的真理的同时，对边缘化的角色与事件给予相当重视。当代法律社会学研究也发现，许多影响极大、极富深远意义的制度的发生与变迁，往往只是某个偶然性事件的产物，正如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所造就的美国式司法审查制度一样。
当然，A的这次木工职业的选择，也是他先前的“业余爱好”使然。如果没有先前的“爱好木工活儿”这个事件，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木工从业者A。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看，A先前的爱好，也是其身上贮存的资本，只是处于休眠状态，在A后来的生命历程中被偶然发现。因此，从理论本身来说，不是人力资本失灵了，它仍在发挥效用；只是A没有在失业后立即激活它。为何A没有动力去激活它?乃是因为在受制于“共和国长子”文化之网的A看来，之于国有企业的质检工作，选择木工，是离国家而去，也许是等而下之的向下流动。相反，在另一由市场编织的文化之网里，它就很容易被关注，被激活，被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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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可参Stanley I，Kurtler，ed.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constitution，readings in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history，3d.ed..Nor-ton and Company，Inc.p.25
责任编辑杜福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