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美学视域下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

    魏家文

    在当代文学中，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一部深受读者欢迎并且产生了一定社会影响的作品。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2015年2月播出后，收视率在全国同期播出的电视剧中名列前茅。它启示我们，对路遥的研究应该把关注的重点从作家作品的层面转向读者的接受层面，“从作品历史中去看文学作品的意义生成，从文学作品的起源、社会功能和历史影响这种历史视野去看文艺作品。”[1]因此，从接受美学的视角考察这部电视剧，无疑有助于加深对“路遥现象”的认识。

    一、 继承原著现实主义手法，展现苦难与奋斗主旨

    小说《平凡的世界》自出版以来，一直深受读者的欢迎，是当代大学生最喜爱的作品之一。与此同时，路遥的文学史地位也逐步得到评价界的认可，2005年由25位中国现当代文学专家组成的“20世纪文学60家”的评选中，路遥的排名是27位，与萧红并列，排在现代诗人闻一多之前。[2]由此可见，路遥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作为一种精神价值符号，在读者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公众评价。这种公众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受众的审美倾向和接受心理。因此，对受众既有的审美倾向和接受心理的尊重就成为改编成功与否的关键。从总体上看，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对原著现实主义手法与苦难奋斗主旨的继承，是该剧获得成功的首要因素。

    首先，电视剧继承了原著的思想精髓，展现了苦难与奋斗的主旨。小说《平凡的世界》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的人生经历为中心，以史诗性的笔法全景式地展现了1975到1985年间中国社会的沧桑巨以及社会各阶层人物的命运浮沉。在路遥的笔下，苦难与奋斗，既是路遥对城乡交叉地带青年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的揭示，同时也是路遥开出的解决此类问题的药方。與小说相比，电视剧并未淡化原著中苦难与奋斗的主旨，反而将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强化。无论是以孙少平、孙少安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村青年，还是以孙玉厚为代表的传统农民，亦或是以田福军为代表的领导干部群体，他们都面临着比小说描述更严峻的生存压力，他们为之所进行的奋斗也更加感人。

    电视剧中的孙少安是一位朴实善良、勤于思考、敢做敢当的农村新青年。为了实现把黑面馍变成白面馍的理想，他不断与贫困展开斗争，但他的人生之旅却充满艰难。他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却因家庭贫困早早辍学养家；为了完成养猪任务私分猪饲料他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受到公社批判；砖厂刚扩大规模，却因为烧窑师傅的疏忽出现质量问题而停产，巨额债务让他寝食难安；当砖厂重新恢复生产、生活刚刚好转的时候，陪伴他的妻子秀莲又不幸患上了癌症。少安在一连串的打击面前毫不气馁，仍以奋斗者的姿态迎接命运的挑战。弟弟孙少平是个具有理想主义气质的知识青年，他虽然出生在农村，但他不甘重复父辈的人生道路。高中毕业回家后从村里的代课老师到黄原的揽工汉再到大牙湾的煤矿工人，苦难总是与他如影随从，但他从没有屈服。当他与大学生田晓霞定下了海誓山盟的约定后，田晓霞却因为在洪水中为救落水群众牺牲。少平一度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但他很快从痛苦中振作起来，选择用劳动的汗水来医治精神的创伤，履行对田晓霞许下的诺言。

    剧中的其他人物也同样背负着苦难艰难前行。无论是被沉重的家庭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老一辈农民孙玉厚，还是心系百姓大胆改革而遭到同事排挤和打压的领导干部田福军，他们所面临的苦难比小说中更为深重，但他们都没有放弃自己的职责和理想追求，在与苦难的抗争中显示出人性的光辉。

    其次，电视剧继承了原著的现实主义手法，在叙事风格上与原著保持一致，满足了观众的期待视野。在接受美学看来，“读者阅读一部文学作品，必须与他以前读过的作品相比，调节现时的接受”。[3]由于小说《平凡的世界》拥有大量忠实的读者，为了满足他们既有的期待视野，电视剧在整体上风格上仍高度忠实原著。从总体上看，电视剧以陕北黄土高原双水村为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时间跨度从1975年到1985年，以孙氏兄弟的人生经历为切入点，全景式地反映了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变迁的历史过程。在情节编排上，二者都以苦难与奋斗为中心，全面真实地展现了以孙氏兄弟为代表的那些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体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为了最大限度地尊重原著，导演选择了朗诵部分小说内容作为旁白，采用画外音的方式对故事情节进行必要的补充和解释。如电视剧开篇的画外音就是原著的第一句：“1975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濛濛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快惊蛰，雪当然不会留存，往往还没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黄土地上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没有到来。”[4]不仅开头的画外音与原著一致，整部电视中穿插的画外音几乎与原著一致，这种处理方式“不仅在保持原著思想精神方面具有积极作用，而且在增强电视剧文学叙事魅力方面，也显得别样的清雅脱俗”。[5]从总体上看，电视剧除了对个别故事情节进行改动外，故事的整体脉络和人物命运的安排与原著基本一致，给观众带来的审美体验也与原著基本相同，所有这一切充分体现了导演对观众既有阅读经验的尊重，这正是电视剧能重新唤起读者收视热情的关键所在。

    二、 结合时代语境创新，用当下精神观照经典

    文学名著的改编，实际上是改编者用当代眼光对文学文本进行重新阐释，它不可避免要体现当代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趣味，这种价值观和审美趣味实际上就是读者的期待视野。从文本的接受过程来看，“读者的阅读感受与期待视野一致，读者便感到作品缺乏新意和刺激力而索然寡味。相反，作品意味大出意料之外，超出期待视野，便感到振奋”。[6]由于期待视野既有保守性的一面又有创新性的一面，因此艺术家在改编过程中，既要尊重读者既有的审美趣味，同时又要结合时代语境大胆创新。

    首先是叙事线索和主角的变化。与原著相比，电视剧增加了共产党员田福军这条叙事线索，将原来的两条主线扩充为三条。田福军在小说中是一个配角，电视剧中的他则成为孙氏兄弟双线之后的第三条线索，重点突出了他作为改革者的形象。为此，电视剧扩充和改动了一些细节，比如将小说中省委书记乔伯年带领干部挤公交车现场办公的主人公改为田福军，原著中他被调到防疫站是地委书记苗凯的决定改为田福军主动申请；此外为了突出田福军廉洁自律的一面，电视剧增加了其妻徐爱云无意中收下了商人胡永州装在茶叶罐中的贿金、田福军大义灭亲等情节。在彰显田福军改革者形象的同时，电视剧也不回避他身上人性的弱点。当他因为在农村实行责任制面临被撤职的危险时，田福军为了保全自己，默许妻子爱云对田润叶和李向前的政治婚姻的撮合，拒绝了少安希望他支持自己和润叶结婚的请求。就电视剧中的官员群体而言，田福军无疑是导演心目中理想的官员形象。无论是担任县革委会副主任还是出任省委副书记，田福军以自己求真务实的精神，深入群众的作风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在当下深化改革的政治语境下，这一形象的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与此同时，孙氏兄弟的角色进行了互换，少安成为故事的主角，少平成为次要角色。为此，导演对小说中的故事情节进行了大胆改动，扩充和改动了一些情节。如原著中由田福堂主导的“炸山拦坝造田”事件变成了由孙少安主导，为了增强电视的戏剧性，强化了少安与田润叶、李向前之间的感情纠葛。此外，电视剧还增加了原小说中没有的情节，如孙少安作为双水村的代表前往罐子村和石圪节村谈判放水的情节，田玉娥和孙玉亭偷情引发的王氏家族和金家户族的群殴、少安出面阻止的情节，以及双水村水坝溃坝时少安勇堵溃口被洪水冲走的情节。少安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热衷于集体事务，善于解决各类纠纷难题。这样，出现在电视剧中的少安不仅是一个有德性的生产队长，更是一个勇有谋、敢作敢为的农村改革的探索者和实践者。该剧播出后好评如潮，加上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期间提及此剧更提升了它的知名度。剧中孙少平是一个有理想追求和实干精神的知识青年。他高中毕业回到农村不管是当代课老师还是下地干活，始终没有放弃对知识的渴求和对外面世界的向往。他不愿在父兄的庇护下生活，想要过一种能够证明自身价值的有意义的生活。虽然当下的观众很难理解和认可孙少平的精神世界和生活逻辑，但这种在苦难中追求自我价值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却是值得肯定的。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在导演看来，相比孙少平的个人奋斗故事，孙少安的人生经历在当下更具有代表性。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孙少平代表了那些渴望从农村走向城市追逐梦想的知识青年的心声，那么少安则代表了那些依然坚守农村、渴望用自己的双手改变自己和家乡命运的农村青年。相比少平一心想成为城市人的人生理想，少安身上的励志色彩对当下无数草根奋斗者无疑更有激励作用。对那些没有走出农村的年轻人而言，少安成为那些怀揣梦想扎根土地、脚踏实地改变乡村和自身命运的新时代农民的代表。少安身上所表现出的传统道德的力量和人性的光辉，锐意进取、求真务实的新的精神风貌，无疑更符合当下观众的审美期待，这一改动体现出导演对当下大众审美心理的准确把握。

    其次，是电视剧中“金波”这一角色的消失，这也是众多观众对电视剧诟病的地方。小说中的金波是少平的好友，是给予少平经济和精神帮助最多的人，他身上充分体现了人性之真善美。小说中的金波对生活没有过多的追求，他善良孝顺，为人仗义，尤其是他与藏族姑娘纯真而浪漫的爱情故事，让无数读者为之感动落泪。小说中的金波在青海服兵役期间因为一首《在那遥远的地方》而爱上了素未谋面的藏族姑娘，却因在二人在首次见面时就被部队认定违纪而被迫退役。多年后金波依旧魂牵梦绕，远赴青海寻人未果后，只好在两人曾经对歌的地方旁若无人地唱着那首伤感的歌谣。尽管小说中的金波并非主角，但他对爱情的执着还是打动了众多的读者。电视剧把金波的故事放在田润生身上，这种处理虽然使故事情节更加集中，但“如此重要的人物在剧中的缺失，不仅小说中的人间真情无从体会，而且剧中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无法得到合理解释”。[7]因为金波及其家人的缺失，使得孙少安结婚所用的钱不是从金俊海家所借，而是与孙家没有多少交情的县革委会副主任田福军所馈赠，这显然不符合生活的逻辑。此外，原著中金波与藏族姑娘之间的纯真情感与孙少平的爱情悲剧互为呼应，擅自删减这一角色使电视在爱情表现上显得过于世俗化，80年代浓郁的浪漫情怀和理想主义的时代精神无法得到充分彰显，这不能不说是电视剧改编中的一大缺憾。

    三、 当代城乡关系变化中凸显的接受价值

    《平凡的世界》故事发生的1975-1985年，正是我国城市化进程开始起步、城乡矛盾开始显现的时期。在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路遥对“城乡交叉地带”矛盾冲突的大胆揭示，即使在当下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当下众多进入城市谋生的打工者而言，一方面孙少平的人生经历缓解了当代农村青年在遭到城市排斥时的身份认同危机；另一方面大团圆的结局也为底层民众提供了通过自我奋斗最终突破阶层限定的想象性满足。在当下底层民众向上流动变得越来越艰难、底层民众的生活压力日益加大的年代，作为80年代底层民众逆袭成功的“神话”代表，“《平凡的世界》所展示的那个特殊年代苦难与坚韧并存，理想与崇高普照的火热青春无疑成了弥合时代伤口的良药”。[8]更进一步，这种乡村/城市的二元对立结构与中华民族现代化进城中所面临的传统/现代、中/西之间的对峙具有同构性。对普通民众而言，他们纠结于乡土与城市之间的矛盾心态与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面对传统/现代、中/西两难选择时的现代性焦虑有相似之处，“对于很多观众而言，该剧唤起的不仅仅是曾经的励志记忆和乡村想象，更是时代文化心理的一种折射”。[9]这就意味着，只要中国的社会结构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这种文化心理就会始终存在，《平凡的世界》也就会一直“常销”。

    此外，《平凡的世界》所展现的苦难与奋斗的主题在当下依然没有过失。尽管当下的农村与80年代相比，农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有了极大的改善，但对于那些没有走出农村，或者虽然走出农村但仍然挣扎在城市边缘的新一代农村青年来说，当年孙氏兄弟所面临的困境并没有得到解决。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青年面臨着比孙氏兄弟更为残酷的生存压力。与父辈相比，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更为现代，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差距使得他们要承受更大的生活磨难、经历更多的精神迷茫。他们的父辈或许还可以回归乡土，可他们只能在城市的边缘和高楼之间挣扎生存。在此情况下，电视剧中展现的亲情、友情、爱情的美好与纯真，无疑为那些在城市中苦苦挣扎的年轻人提供了难得的情感慰藉。这种情感上的慰藉，无疑是电视剧受到观众欢迎的心理动因所在。

    当然，电视剧的改编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有些改编不符合生活逻辑和人物的性格，比如润叶不顾母亲的苦苦哀求满村收喜糖的情节；少安在石圪节公社勇闯省委副书记石钟招待会现场、向其敬酒并为田福军求情的情节；少平在晓霞牺牲后梦见外星人、在医院养伤期间化身为《平凡的世界》的作者等情节。此外，为了追求收视率，电视剧在演员的选择上普遍有美化的倾向，比如饰演少安的演员王雷、饰演秀莲的吕一、饰演润叶的佟丽娅、饰演李向前的戴墨都是偶像派演员，尤其是电视剧中的李向前与原作判若两人。小说中的李向前是一个长得不帅、在外面吃喝得肥肥胖胖、没有什么追求的年轻人，但电视剧中的李向前却是一个浓眉大眼、阳刚帅气的年轻人，与少安相比毫不逊色。虽然这些偶像派演员的加入增加了票房收入，但在人物形象上的过分美化，与当下的农村现实还是有一定的距离，但瑕不掩瑜，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无疑是一种成功的尝试，其努力应该得到充分肯定。

    结语

    不可否认，通过电视剧这种受众面更广的艺术形式，小说《平凡的世界》以影音的形式更加直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其社会影响和精神感召力得到极大提升。对原著而言，苦难与奋斗的主题以及人性的光辉和理想的力量在电视剧中得到延续，反映了导演对读者既有的期待视野的尊重。同时，电视剧又结合时代精神对小说进行了大胆改编，从而满足了观众期待视野的变化。总之，让原著的灵魂住进心里，用当下的语境观照经典，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无疑为当代文学名著的改编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范式。

    参考文献：

    [1][6]王岳川.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213，215.

    [2]张书群.莫言创作的经典化问题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4：122.

    [3]（德）H.R.姚斯.（美）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6.

    [4]路遥.路遥文集（第三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3.

    [5]张利.现实主义创作的力量——简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J].当代电视，2015（5）：22.

    [7]李惠.失真的现实主义——论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对原著的不合理改编[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77.

    [8]杨晓燕.精神救赎的困顿与迷茫——对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价值传播的思考[J].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5（5）：31.

    [9]江腊生，程丽华.在“平凡”与“不平凡”之间——论《平凡的世界》的电视剧改编[J].中国电视，2015（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