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与“理”的冲突
郭健
【摘 要】《牡丹亭》是汤显祖的代表作，是中国四大古典戏剧之一。剧中的女主人公杜丽娘追求理想的爱情，为情而死，又因情复生，最终觅得佳偶。这个过程贯穿着“情”与“理”的激烈冲突，具有深刻的审美内涵。
【关键词】情；理；冲突；杜丽娘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5-0035-02
汤显祖在《牡丹亭》中塑造的杜丽娘形象，可谓是一个抵抗封建伦理纲常的自觉者。为了追求理想的爱情，她由生而死，由死而生，并最终与柳梦梅双宿双飞。从她身上，我们能清晰地看到独立的生命意识与外围世界进行价值交换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平淡无奇、顺利的，而是渗透着主体性的痛苦——“情”与“理”的冲突。
何为“情”呢？简单地说，就是人的本能情欲。什么是“理”呢？简而言之便是约束人欲的社会规范与伦理。
杜丽娘是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的大家闺秀，她所接受的闺塾教育是三从四德的奴化教育。在封建时代，女性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便是识大体，父母为何要她“识大体”呢？这便的“理”的规范与要求。闺塾所在的家庭环境门第森严、院墙高深。狭小的空间使杜丽娘与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绝开来，她根本就没有接触青年异性的机会；日常起居得遵从祖宗及圣人的家训，不得随性行事。在这种培养模式下，她只能顺从父母的意愿，在家做个贤惠温顺、知书达礼的淑女，出嫁后成为合乎封建纲常标准的贤妻良母。在这种环境的耳濡目染下，杜丽娘也就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封建礼教思想，这便成为她日后寻“情”的最大障碍，在戏剧情节的发展上，“理”的培育为“情”的发展所导致的一系列冲突埋下了伏笔。
一曲《诗经》本是要杜丽娘学习“后妃之德”的，可“关了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却出乎意料地使生活在闺中的杜丽娘动了“情肠”。春香更是对她情感的萌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她怂恿丽娘去后花园散心，并吩咐花郎打扫庭径，趁杜宝劝农之时游园。花园是一个幽邃的空间，为杜丽娘提供了一个发泄“情”的场所。正如美国学者艾梅兰所说：“《牡丹亭》中的花园是情的一个实实在在的舞台，是主人公的情感性自我的一种建筑上的翻版；其墙内的一切都具有一种寓指情的修辞能力。”①园内春光明媚，百花竞艳，这盎然的春意挑逗起了丽娘的春心，长年埋藏在内心、备受压抑的“情”的意识开始喷薄而出。她开始叹道：“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②是啊，如此绚丽的景致，竟然隐没在这颓园败院之中，甚是可悲，于是，她不禁忧伤起来。这忧伤，不仅仅是因为伤春，更是思花及人，想到自己的命运也如这娇花般寂寞。无疑，这是丽娘对自我的发现。推想她的身世，我们便知道，这颓园败院是封建伦理和男权社会的象征，他们动用手中的权力肆意践踏女性，决定她们的寿夭祸福，犹如这“荒凉之地”葬送了群花的亮丽韶华，也断送了自己一生的幸福，这便是封建社会的罪恶。想到这些，她便一声声呼唤失去的青春，一遍遍地无奈叹息：“吾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芨，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③她越来越激动，反叛心理顿时凸显出来，她坚定地自述道：“似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④可深受程朱理学影响的明代社会却是“存天理，灭人欲”的，作为封建伦理卫道士的杜宝，更是不允许杜丽娘有半点思想和行为的“越轨”，他让女儿拜陈最良为师，就是要丽娘习后妃之德，达到“理”的要求。因而无论是外面的大社会，还是家里的小社会，都不能给她提供“情”的新鲜空气。她作为女子，是一个柔弱的个体，太渺小，根本无法撼动铁桶一般的“理”性社会。
既然现实社会无法实现自己的“情愿”，丽娘也就只能在梦中寻找欢愉，梦中她与如意郎君柳梦梅结合，两人“云雨”时的愉悦感受，极大地增强了她追求“情”的力量。但现实毕竟是座围城，通往幸福的道路全部被封死，她太绝望了，现实容不下她的选择，她只能以死的形式来换取爱情的滋养，唯有死去，才能免受身形的束缚，免受众多伦理的制约，从而自由自在、舒心地享受“情”的愉悦。杜丽娘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她冲开了笼罩在精神和心灵上的封建罗网，勇敢地去梦境中与自己的情人约会，追求自己内在的“情”，为达到目的，她甚至不惜以死来成全。因而梦是“情”的拓展和延伸，是情的最高表达形式，死也是对“情”的升华和弘扬。但杜丽娘的死这一悲剧性的结果，虽然使她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在阴间达到了和柳梦梅结合的目的，但对现实却毫无影响，可以说，杜丽娘的死是对现实的逃避，是“情”对强大的“理”所作出的让步。
因而，梦和死毕竟只是虚幻的设想，是汤显祖的一厢情愿罢了，并不现实，要使这朵爱情的奇葩绚丽绽放，必须得重新面对现实中的难题；只有以现实作为土壤，才不算是痴人说梦。丽娘在梦和死中为“情”趋使，表现得异常坚定，可一回到现实中去，又与从前一样软弱，她早已忘了梦中追求爱情的勇敢，原有的伦理思想以及男权社会下的价值观又探出头来。杜丽娘回生后，当柳梦梅三番五次地央求成婚时，她却说：“这事还早，扬州问过了老相公、老夫人，请个媒方好。”“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比前不同，前夕鬼也，今日人也，鬼可虚情，人须实体。”戏剧在这里又出现了冲突，丽娘的观念与之前相比，来了一个360度的大转弯，仿佛回到了原地。其实不然，这并不是杜丽娘叛逆性格的倒退，而是一种本能自觉。在回生之后，她与柳梦梅成功相恋，已经拥有了幸福和爱情，找到了生命的归宿。美好的爱情激励着她，出生入死的转变也使她更加成熟，因此，尽管她清醒地认识到“鬼可虚情，人须实体”，人不如鬼的残酷现实，认识到他们的私定终身必须得到社会的承认才能维持，但她仍然坚定不移，为了爱情，不惜与封建势力一战，宁愿再归地府，也绝不与情郎分开的决心和勇气，充分表明了杜丽娘叛逆反抗的思想个性有了更新的发展，显得更加成熟。至于她的举动为何呈现出“倒退”的假象，那还得从她所处的现实环境中去寻找答案，她常年受纲常思想的熏陶，不可能将原有的价值理念全部摒弃。如果那样的话，戏剧本身也会变味，成了灵怪话本了。梦与现实毕竟是对立的矛盾，梦代替不了现实，现实也不是梦，既然她回归了现实，就必须遵循现实社会中人的行为规范，也就必须接受男婚女嫁的社会规则。那怎么证明她的性格并没有倒退呢？《圆驾》一曲中，当皇帝用“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则国人父母皆贱之”的封建教条来谴责她时，她毫不畏惧地答道：“保亲的是母丧门”，“送亲的是女夜叉”；当父亲杜宝要她离开柳梦梅才肯认她时，她更是坚决地说：“叫俺回杜家，起了柳衙，便做你杜鹃花，也叫不转子规红洒泪！”如此义正严辞而又果敢的话语，绝不是一个柔弱、顺从而乖巧的女性能说出的。总之，杜丽娘只是在形式举止上有所退让，但这是有意识的变通，是为了更好地与“理”社会交流，从而成全自己的幸福。
在杜丽娘从现实到梦境、从死去到复生的过程中，不仅贯穿了她实现爱情的要求，也体现了自我实现的需要和渴望。当这种自我实现在现实中无法得到满足，就只好在超现实中寻求寄托。在梦境中，“情”可以尽情释放，可一旦回到现实，“情”就得让位于“理”。“理”长期在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社会的天空之上笼罩的全是“理”的乌云，“情”即便取得了形式上的胜利，也离不开本质上对“理”的遵循，戏剧发展到最后，代表“理”的一道圣旨化解了彼此的冲突矛盾，大团圆的结局无疑是实现情和理结合的最完美形式。
注释：
①艾梅兰：《竞争的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
②汤显祖：《牡丹亭》，徐朔方、杨笑梅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
③如上，第57页。
④如上，第58页。
作者简介：
郭 健（1989-），男，山西师大戏剧与影视专业2014级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