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执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的价值目标及启
雷青松
[摘要]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以及中产阶级不断崛起的现实，西方国家的政党被迫对自身意识形态进行调整或革新，呈现出明显的意识形态中间化发展趋势。执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是一种规避执政风险、适应全新执政环境的比较好的调适方式，是政党为达到扩大执政的社会基础、增强社会竞争力、谋求或维系执政合法性、促进自身现代化等基本价值目标而采取的一种新思路。我们考察执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的价值目标，并从中吸取有益经验、规避不利风险，对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搞好新时期我们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执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D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9)11-0030-05
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以及中产阶级不断崛起的现实，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西方国家的政党被迫对自身意识形态进行调整或革新，呈现明显的“中间化”发展趋势，其中执政党在这方面显得尤为突出。按照中央党校王长江教授的理解，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就是政党意识形态在没有消除相互对立的同时，开始由基本上完全相互排斥向相互借鉴、吸收的方向发展。依笔者理解，这一概念至少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执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不是指执政党意识形态的终结，相反，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依然存在。其二，执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是执政党意识形态“破”与“立”的融合过程。它既是执政党对自己传统意识形态中带绝对批判性、革命性成分的“破”的过程，也是执政党与时俱进意识形态的“立”的过程。无论怎么说，意识形态中间化的价值理念是一种规避执政风险、适应全新执政环境的比较好的调适方式，是政党为达到扩大执政的社会基础、增强社会竞争力、谋求或维系执政合法性、促进自身现代化等基本价值目标而采取的一种新思路。
一、西方执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的价值目标
1扩大了政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所谓政党的社会基础，是指认同政党的政治纲领，拥护政党的政策主张，对政党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各个社会群体或社会阶层的整合。政党作为联系公共权力和民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必须使自己的社会基础范围不断扩大，力量不断增强，形成广阔的生存空间，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因此，不难想象，扩大政党的社会基础对执政党显得尤为重要而迫切。因为执政党与一般的在野党、参政党不同，它不能仅仅代表社会的某一界别、某一阶层、某一群体的利益要求，还必须兼顾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才能尽可能多地赢得各社会阶层和群体的支持。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到来，各个国家的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有明显的阶级特征，执政党必须顺应形势的发展需要，对自己的纲领和政策主张作出合乎时代的调整和改革。在这一点上，要求执政党绝不能将自己的意识形态绝对化和神圣化，出现政党意识形态化(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区别和对立)，而要求执政党应该走意识形态中间化道路。因为执政党意识形态的中间化体现出政党包容开放、温和稳健的时代精神，一定程度上兼顾了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承认和保护了社会的多样性，可以达到化解矛盾、协调关系、增进社会各方共识的目的，能最大限度地使社会阶层或社会群体特别是队伍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凝聚和团结在执政党的周围，从而扩大了政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在这里比较典型的是瑞典社会民主党的“人民之家”的主张及其实践。该党第二任主席汉森认为，社民党要想赢得农民和中间阶级的支持，就必须摆脱阶级的局限，把阶级的党变成“人民的党”或“民族的党”。国家被看作是一个人人团结一致的大家庭，不要有对立和分化存在。在这种包容和开放程度极高的中间化意识形态的指导下，瑞典社民党开始追求建设有“普遍的社会福利、阶级合作和民主”的国家。社会民主党把合作主义与民主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理念，目的是为了让全体人民参与社会的发展进程。瑞典社民党从“阶级党”向“人民党”的转变，使该党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在全体民众的参与下，瑞典被建设成为一个高度和谐的国家。
2增强了政党自身的社会竞争力。当今世界，政党体制分为竞争性政党体制和非竞争性政党体制两大类。无论是在竞争性政党体制下，还是在非竞争性政党体制下，政党都面临着增强自身社会竞争力的压力。在竞争性政党体制下，参加竞选以及在竞选中获得胜利是各个政党最重要的目标。但由于选举竞争的激烈，以及非政治化或政治冷淡主义的滋长、蔓延，民众参选率降低等原因，政党在制定政策和选举纲领时，必须照顾尽可能多数的民众需求，注重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重点问题，才会吸引广大民众的注意，赢得更多的选票。目前，在竞争性政党体制的国家中，各个政党都极力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扩大自己意识形态的包容度和开放度，以现实需要和选举需要来制定政策，以便使自己的政策和选举纲领更加贴近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以争取广大选民的支持。例如，美国政党在其选民支持方面是多阶层的而且基础广泛，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力图从信奉中间路线的社会群体中寻求合作，因此，美国的政党基本上采取意识形态中间化的政策立场，表现出高度的政策灵活性，以提高自己成为执政党或保持执政党地位的社会竞争力。在非竞争性政党体制下，执政党同样面临如何提高社会竞争力的挑战。虽然在这种政党体制下，执政党是唯一的，不存在其他政党与其争夺执政地位的问题，但是也难以排除潜在的反对力量的滋生，而且更重要的是不断争取民众的政治认同以增强政权合法性的问题。据此，执政党必须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调整自己不合时宜的政策措施，以适应民众的需求和变化着的形势。
如今，我们知道，不管是在竞争性还是在非竞争性政党体制下，执政党要想保持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树立起科学的竞争意识。因为毕竟执政地位的获取不是一劳永逸的，民众对哪个政党来执政的问题处于不断的选择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能否顺应时代发展进步的潮流，保持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推进政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巩固和扩大政党的民众基础，提高社会竞争力，关系着政党的前途命运。因此，西方发达国家执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的发展趋势，我们不能不说是执政党提高自身社会竞争力的一条积极应变思路。
3谋求或维系政党自身的执政合法性。合法性问题是任何政党执政必须首先考虑并予以解决的问题。从政治学意义上讲，美国学者李普塞特认为，“合法性是指政治体系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简言之，所谓合法性就是民众对现存政治秩序的认同、支持和拥护：一个政党具备了执政的合法性，就意味着得到了社会大多数民众在心理上的认同和支持。因为有了大多数民众
的支持，所以，执政党就能够充分调动社会上各种政治资源，动员民众积极参与国家、社会的建设事业，以便政党取得良好的执政绩效，从而获取长期执政的机会。由此，任何一个执政党，都力图扩大自己的合法性基础，以证明自己权力来源的合法性。
无论是在竞争性还是在非竞争性政党体制下，执政党增强自己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意义同样重大。而执政党政治权威合法性的维持需要依靠一定的基础资源。笔者认为，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资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二是民心所向；三是执政党良好的执政绩效。从一定意义上说，民心和执政绩效都受到意识形态资源的强烈影响。执政党只有调整和革新过去那种僵化、死板的过时意识形态，扩大自己意识形态的包容度和涵盖面，才能增强自己对社会大众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实现自己执政的民心所向。同时，社会大众对执政党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认同，又促使他们努力为执政党所倡导的政治目标而奋斗，其结果是，为执政党带来了良好的执政绩效。良好的执政绩效又会赢得民众对现政权的认同和支持。如此下来，整个国家政治体系在执政党的领导下处于一种良性的互动过程。在执政党意识形态对执政合法性影响方面，有成功的执政党经验。也有失败的执政党教训。英国工党由于顺应时代的要求，对自己的意识形态进行了全新的调整和刷新，打破了过去那种主张社会主义主要是强调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强调在分配上的平等，将社会主义界定为一种人们之间的物质关系的传统认识。布莱尔强调社会主义是适用于任何时期的价值观和原则，强调机会的平等，重新将社会主义界定为一种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这种中间化的意识形态，是使英国工党获得更多选民支持，取得执政合法性并连续执政的最重要原因之一。相反，苏共由于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理解，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顺应时代要求的不断创新，从而在僵化的意识形态指导下，形成了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造成苏联经济一再滑坡，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苏联民众日益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共产党的先进性产生怀疑，使苏共执政的合法性逐渐丧失，最后造成了苏联解体和苏共丧失执政地位的结局。
4促进政党自身的现代化。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巨大的社会进步和前进式的历史变迁。现代化进程应该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在内的综合平衡发展的过程。塞缪尔·亨廷顿曾经指出，现代化绝非是一个孤立的经济发展过程。而是“一个多方面的进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活动的所有领域中的变化”。由此看来，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政党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天生就是现代化的产物。政党现代化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和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意识形态是政党的灵魂和旗帜，政党的现代化必然离不开政党意识形态的现代化。二战后，出现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的发展趋势，正是政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和表现，反映了政党针对社会结构变化对自身价值理念所作出的一种调整和改革。英国工党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明确提出了政党现代化问题。1994年布莱尔成为工党领袖后，在领导工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被人们称为“第三条道路”的一整套新理论。“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认为，要恢复左翼对选民的吸引力，重新成为政治生活的核心，必须在理念和实践上改革政治规则和政党制度。布莱尔上台后针对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工党制度提出了大胆的改革设想，正如他说：“不变革的政党将会死亡，我们的政党是生机勃勃的政党，而非历史的纪念碑”。“这样，实现观点的多元化，扩大工党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包容度，主张工党从一个阶级的政党向一个大众的政党转变，从而把更多的利益群体的要求涵盖进来，使工党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在1997年大选中获胜。20世纪90年代工党执政以来，继续秉承和发展“第三条道路”这种中间化的意识形态战略，特别是在布莱尔“新工党，新英国”的政党现代化价值理念的指引下，取得了颇佳的执政业绩，受到了更多选民的欢迎，使工党连续三次蝉联执政宝座。
从工党取得成功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出，在巨大的世界性现代化浪潮面前，执政党只有顺乎时代发展的大势，结合自己的国情和党情，对自己不合时宜的价值理念作出调整和改革，借鉴走意识形态中间化道路取得成功的政党的有益经验，扩大自己意识形态的包容度和开放度，实现政党的现代化，才能使自己永葆生机和活力。
总之，西方发达国家执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的发展趋势，与其说是时代发展对执政党提出的新要求，还不如说是执政党顺应经济全球化浪潮和政治多极化影响，以及顺应世情、国情、党情新变化而作出的一种积极回应，不管怎么说，这种回应所带来的有益经验，对各国执政党、参政党甚至在野党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样，这种回应所导致的教训，对各国政党也是一种警示，它告诉我们：任何政党都要与时俱进，但不能照搬照抄别国别党的现成模式，因为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思想僵化或照搬照抄的做法从来不会取得成功。
二、西方执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的价值目标对我们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遵循政党政治发展的普遍规律，从西方执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的价值目标中吸取有益经验、规避不利风险，既要充分考虑自己的国情和党情实际，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动摇，又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调整和创新党的意识形态。概言之，在推进我们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中应该遵循这样一个基本原则：注重连续性，与时俱进，审慎创新。依笔者看来，西方执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的价值目标对搞好新时期我们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启迪意义。
1要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创新与发展，增强党的意识形态的包容性。与时俱进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历来主张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自己的实践。随着世界形势的新变化，我们党的执政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的市场化和世界政治的民主化，使得我国社会阶级结构分层细化，形成国人利益和思想的多元化。这些变化。要求我们不要将马克思主义当成僵死的教条、缩小自己的阵地，而要不断对它进行创新和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建设性，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
其实，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这一理论中体现的一系列基本价值。都是和人类共有价值相通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之处，在于它建立在人类共有价值的基础之上，并对这些基本价值进行提炼、补充，使之进一步科学化，反映客观规律性。如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理念，都在马克思那里得到精辟而深刻的阐述。我们以往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错误在于，要么为了突出马
克思主义的特有价值而否定人类的共有价值，要么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具体情况下得出的带条件性的结论作为基本价值来捍卫。这两条，明显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包容性。因此，我们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的包容性“恢复”过来，才能真正体现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永远是党的理论指南。新时期，江泽民同志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立足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以人为本、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这些重大战略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成果，体现了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实践证明，这些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都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当今中国，只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才能不断推进党的意识形态创新和发展，促进党内和谐与社会和谐，使党永葆先进性。
当然，新形势下我们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创新和发展。目的是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包容性和建设性，不是淡化党的意识形态，更不是放弃党的指导思想。强调党的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建设性，不是意味着把党的意识形态变成一个内容上无所不包、相互矛盾的大杂烩。强调包容性，是要求党的意识形态在坚持主心骨的同时具有开放性，要求党的意识形态对社会多样文明、多元思想的批判吸收。强调建设性，是要求党要实现从“革命党”思维到“执政党”思维的真正转变，要求党把过去那种以“革命性、批判性、否定性”为基本特征的意识形态转变为建设型的意识形态。所以，随着执政环境的新变化，中国共产党既要根据自己的现实国情和现实党情，对马克思主义不断进行创新和发展，扩大其包容性和增强其建设性，又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轨迹，要注重其发展的连续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防止指导思想多元化。
2要坚持执政为民的价值理念，增强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多元意识的整合力。任何色彩的执政党都要正确对待社会各种思想观念，尤其是要注重正确对待和维护自身赖以产生、发展和发挥作用的思想意识。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的权力来自于人民，党的意识形态应该体现民众的利益要求，充分涵盖和包容民众积极健康的思想意识，体现出执政为民的价值理念。当前，由于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社会分层日益复杂多样，这必然带来利益的多元化和思想的多元化。由此，如何在承认各种利益群体存在的合理性的前提下，以各种利益相互协调、最终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为目标，千方百计地使党的意识形态产生一种向心力、凝聚力，使各种能够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力量都能找到思想上的归属感，就成为新时期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使命。而要完成这一使命，我们党必须坚持做到执政为民，从时代的发展需要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扩大党的意识形态的涵盖面。我们只有这样做，才能增强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多元意识的整合力，从而真正做好新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而且我们党将要长期执政，就必须充分表达各个社会群体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把民心、民生、民意、民利作为自己执政的最高价值目标。据此，党的意识形态和由意识形态指导下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必须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必须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践充分证明，执政党意识形态只有富有足够的弹性和张力，才能够容纳尽可能多的民众的利益和要求，才能够对社会各阶级、阶层、集团的利益进行有效的协调和整合，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前，党的意识形态要达到整合社会多元意识的目的，必须体现执政为民的价值理念，立足于正确协调好、解决好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迅速地调动起来，把社会上各种积极的力量团结和凝聚起来，努力扩大党组织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的覆盖面，提高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另外，要发挥党的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功能，更重要的是充分拓宽民主渠道，让民众对党的事务有充分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和评价权，使党在民众心目中树立起亲民政党、责任政党和务实政党的形象。并且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工作，加强对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进行正确引导，特别是大力倡导正确的义利观，使民众相互之间能够妥善处理各种矛盾纠纷和利益冲突，如正确地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理性合法地表达自己的利益和愿望。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对社会多元意识更具有整合力，党执政的民众基础才会更加坚实，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才会更加和谐。
3要坚持党对意识形态的谨慎调适，防止出现错误倾向。意识形态僵化教条的政党难以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如同死水一潭：意识形态经常变幻莫测的政党难以长久生存，如同昙花一现。我们党应该从西方发达国家执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的经验和教训中得到启示，既充分考虑国际国内的政治环境，又注重自己的意识形态传统，谨慎地进行意识形态调适。在调适过程中既要有继承，又要有创新，既要防止出现保守落后、僵化教条的偏向，又要防止出现过分激进、放任自流的偏向。只有这样，我们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及意识形态工作才能有所作为，具体说来，新时期我们党在进行意识形态调适和创新的时候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其一，审慎性原则。我们考察世界政党发展史就可以看到：一方面，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政党，都能突破教条主义的束缚，不断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审慎的创新和发展。但是，另一方面，为了摆脱政党意识形态困境，为了适应新的路线和政策，有些政党又索性冒险，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彻头彻尾的调整和修正，结果动摇了党存在的思想基础和合法性理由，如历史上的苏联共产党，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提倡“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对党内长期形成的一套理论和价值体系进行彻底的改变，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使自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基础，把自己赶到了绝路上去。由此可见，我们在进行意识形态调适的时候，要慎之又慎，既要有“变”，又要有“不变”。这里的“变”是有原则有条件的“变”，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价值基础上去“变”，要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去指导新的实践。这里
的“不变”，就是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和基本观点的前提不能变。我们“变”的目的是求得最终的“不变”，也就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使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其二，历史继承性原则。国外执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给我们党的又一个启示是：党的意识形态要注重历史的继承性。其实，从我们党自身的发展壮大就可以看出这一道理。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建立起来，又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两大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党成为执政党。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实现了改革开放，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新时期，我们党又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马克思主义达到了一个新境界。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时下，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正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学习和践行科学发展观，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由此看来，注重党的意识形态的历史继承性对党的生存发展以至国家的前途命运是至关重要的。坚持党的意识形态的历史继承性，就是承认党的历史存在的合理性，也就能保证党的现实存在和发展具有合理性。
4要坚持党的意识形态与具体政策紧密结合，增强党的意识形态的务实性。政党的意识形态与其具体政策是紧密相联的，政党意识形态决定了党的政策的基本方向。政策不能偏离这个方向，否则就意味着思想基础的转变。政党在提出任何主张、作出任何决策时都有意无意将它的意识形态贯穿其中。同样，因为形势的不断变化，政党的意识形态也需要适时地调整和创新，才能适应当前的具体政策，体现更强的务实性。
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肩负着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历史重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将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起来。因为意识形态的相对稳定性，决定了我们党的意识形态的连续性，所以我们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来制定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党的方针政策必须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体现公平正义的原则，照顾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求。但是，与党的意识形态的稳定性相反，党的具体政策应该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因为党所处的执政环境发生了变化，广大民众与普通党员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也在变化，党只有适时地调整革新自己的各项政策，才能保证党的政策不同民众变化了的利益要求发生冲突，才能保证民众不疏远党。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政策的变化和调整是社会历史发展本身提出的要求，通常总会对党的意识形态的连续性带来一定的冲击。因此，对我们党来说，只要在不动摇党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基础之上，在考虑意识形态连续性的同时，必须对自己的意识形态的某些内容进行调适，如必须去掉革命时期党的意识形态所具有的批判性、革命性等特点，以使党的意识形态更加务实包容，更能涵盖尽可能多的民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真正体现出是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当然，党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调适，不是说党的意识形态要和国外执政党意识形态一样走中间化道路，而是要求党的意识形态与变化了的新形势基本适应，并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制定出适应时代发展的具体政策，从而推动国家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党对自己意识形态的调适以及对自己政策的调整，要注重把握好“度”。这个“度”，就是适度。在任何时期，党对待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既不能不看形势搞僵化，也不能丢掉原则追时髦，当前，我们应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通过对党的意识形态的调适，有效及时地制定出符合新形势的国际国内政策，才能使党在务实包容中永葆生机和活力。
5党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反对意识形态中心论。革命党把革命和推翻现有政权作为第一要务，而执政党是一个建设党，必须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政治权力起先都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列宁强调：“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强调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重要的是要注重意识形态的效用性，并不是要把意识形态作为我们的中心任务。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始终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能离开这个中心，更不能干扰这个中心。”正如邓小平所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上。”实践也反复证明，我们党只有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形成强大的物质基础，才能展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党的意识形态的先进性，才能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的认同感。回望历史，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党最大的失误就是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反作用，强调意识形态的革命性和批判性，而忽视了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造成的教训值得我们深刻汲取。我们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明辨了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它要求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宗旨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不能偏离甚至干扰这个中心。当前，我们的意识形态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精神，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科学发展、和平发展、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发展新局面。唯有这样，我们党的意识形态才能真正达到控制社会、整合社会和服务国家建设的目的，党的执政能力才能得到真正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