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宏观经济走势与政策调整
黄泰岩
[摘要]我国经济已企稳回升，而且回升的趋势越来越明朗，但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格局还不平衡，过程还有不确定性。因此，准确判断当前的宏观经济走势，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政策，是保证我国经济实现持续平稳快速发展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9)10-0033-03
一、中国经济回升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经济回升的过程之所以还存在着不确定性，主要是还存在着以下主要问题：
1，世界经济全面萧条对中国经济回升的影响。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进而金融危机，最终演化成为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受此影响，世界经济全面陷入萧条。对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1.4％，世界银行为-2.9％，联合国为-2.6％，而且认为，全球贸易额2009年将下降11％，为大萧条以来最大的年降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世界主要发达国家2009年经济增长的预测分别为：美国-2.8％，日本-6％，欧元区-4.8％，英国-4.1％，韩国-4％。作为金砖四国之一的俄罗斯2009年上半年经济增长同比下降10.1％。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的全面负增长，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构成了严重的影响。世界银行2009年3月10日发表的报告明确指出：全球经济衰退正在吞噬发展中国家的繁荣。随着世界贸易萎缩和信贷市场收缩，贫穷国家的情况将更加困难。在116个发展中经济体中，受到经济衰退影响的就有94个。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列车也被“紧急刹车”。连续5年10％以上的经济增长急剧降为2009年第1季度的6.1％。世界各国经济因美国经济“故障”而出现了无一幸免的“空难”现象。世界经济萧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国出口的持续恶化，中国的外贸出口2009年上半年同比下降了21.8％，在7.1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中，外贸的贡献为-2.9，而消费贡献为3.8，投资贡献为6.2，外贸严重拖累了中国经济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外贸不转为正增长，中国经济就很难真正复苏。
2，民营经济投资不足对中国经济回升的影响。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2006年在中国整个GDP的份额中民营经济占65％左右；民营经济投资已超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50％，在40个工业部门中，有27个部门的比重已超过50％，部分行业超过70％；民营经济提供了城镇75％以上的就业岗位；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例也已接近20％。这标志着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基本确立，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民间投资在我国总投资中占据半壁江山的事实表明，没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我国率先走出金融危机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说，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的政府投资，虽然对国民经济的企稳回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要实现经济复苏，这50％的力量肯定是力不从心的。这就意味着，我国目前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已进入了新的历史转折点。在经济下行期间，政府投资要冲锋在前，没有这一点肯定是不行的；但在企稳回升的情况下，民间投资就要接过“接力棒”，与政府投资共同拉动经济，才能实现“保增长、保稳定、保民生”的发展目标。但从目前来看，中国经济在今年上半年增长达7.1％，但这其中86％要归功于政府投资的作用，民营经济投资严重不足。
3，产能严重过剩对中国经济回升的影响。世界经济的萧条，特别是国内消费的严重不足，导致我国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这从以下两个方面可以看出其严重性：一是政府的4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对经济发展的拉动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即使在投资拉动最直接的行业仍然存在着产能过剩，如二季度生产能力利用率。钢铁为73.1％、铝冶金为65.7％、铁合金为70.4％；二是从新兴产业的发展来看，风能、多晶硅等也已经出现了严重过剩。截至今年上半年，国内多晶硅项目已建、在建或拟建的超过50个，投资规模将超过1300亿元，产能将超过23万吨，相当于全球多晶硅年需求量的两倍。这意味着中国经济“不差钱”，市场实现已成为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最大制约瓶颈。
二、中国经济回升的趋势判断
2009年中国在世界萧条中实现8％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实现了8％的经济增长是否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复苏了呢?显然不能这样认为，因为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经济从1998年到2002年进入了五年的通货紧缩，而这期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7.8％。中国经济要实现复苏。经济增长率应该至少达到10％左右，这意味着复苏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现有的政策条件下，中国经济要实现复苏应该说还很难。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就不得不将这次应对措施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进行比较，从中找出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政策调整方向。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差异：
1，1998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投资主要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和高速公路，结果带动了汽车消费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快速增长，而此次财政政策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投向铁路、港口和机场，对消费的直接拉动效应不明显。
2，在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国适时地推出了住房制度改革，住房货币化打开了民营经济投资的大门，使住房建设投资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成为走出通货紧缩的重要拉动力量。此次应对世界金融危机，至今对民营经济投资的启动还未取得明显的效果。
3，2001年中国“入世”，打开了中国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发展经济的大门，外贸出口得到快速发展，2007年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达到了67％，甚至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是出口拉动主导型的发展。从而使中国经济出现的产能过剩得到了迅速的解决。此次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我们不可能再找到这样新的市场，特别是在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世界市场的瓶颈制约更加严重。因此，如果没有应对政策的调整，中国经济为什么不会再现5年的调整期?
三、加快中国经济回升的政策调整
要保证中国经济进入平稳快速发展的轨道，就需要对现有的应对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完善，这主要包括：
1，投资政策的完善。在政府投资不可持续的情况下，促进民间投资的跟进，就成为我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进入新阶段不可或缺的重大战略举措。我国目前民营经济主要活跃在竞争性领域，而这些领域经过多年的扩张都已出现
相对过剩。显然，在过剩的领域中，仅仅依靠出台一系列政府优惠政策启动民间投资的空间已极其有限。这就需要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打破既有体制的束缚，释放民间投资。为激活民间投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应采取以下新的举措：一是鼓励全民创业。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发展的核心理念就是创业。这就需要改革那些束缚人们创业的一切不合理的陈旧观念和落后体制，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从而一方面使创业变得伟大，伟大到我们无论怎样评价它都不为过；另一方面又使创业简单平凡，平凡到每一个人，甚至是很弱势的人，都能够去尝试，直至获得成功。实际上，一个社会只有激发出每一个人的创业激情，才可能做到“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二是打破行业垄断，放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2007年第七次民营企业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私营企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这两类企业共占被调查企业总数的65.4％。私营企业进入电、煤、气、水领域的占1.1％，金融业的只有O.1％，公共设施领域的约占O.4％，教育占0.3％，卫生占0.8％，文化体育占O.7％。这些部门恰恰又存在着严重的投资不足，即使今后我国财政重点转为民生财政，仅靠政府投资也很难满足这些部门的投资需求。因此，在这些部门中引入民间投资，不仅在短期内有助于启动大规模的民间投资，而且就长期而言将会使我国走上又好又快的和谐发展之路。三是由于本轮启动民间投资的重点在公共基础设施领域，因而不同于以往改革的重要举措还在于：改革不仅仅是打开这些领域的投资大门，而且还要出台相应的改革配套措施。这是因为，这些部门的价格往往是政府规制价格，理顺价格就成为必要。同时，这些部门往往又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税收体制、政府补贴制度等也要做出相应的改革。否则，即使打开大门，民间投资也很难涌入。
在改善投资结构的同时，还要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协调，这需要：一是通过投资带动消费结构升级。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角度看，这次的基础设施投资还应扩大对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文化消费所占比重过低(文化、娱乐、旅游仅为1.9％)(1)，而文化力恰恰是一国的软实力，也是发展知识经济和提升消费结构的新时代要求。二是通过投资改善消费环境。我国居民之所以倾向于将更多的收入用于储蓄，关键在于教育、住房、医疗等公共产品的政府供给严重不足。在城乡家庭居民的消费结构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食品(34.O％)、教育(11.5％)和医疗(10.6％)(2)。在30年的市场取向改革中，教育和医疗被过度市场化了，政府职能的严重缺位挤出了居民的其他消费，延缓了消费结构的正常升级。此次积极的财政政策与1998年的政策相比，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加强了民生工程的投资，这对于放大居民消费和提升消费结构将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在今后的投资计划安排时，还应进一步加大民生工程的投资力度。
2，消费政策的完善。投资需求是中间需求，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及其所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必须要有相应的消费能力将其消化，否则投资就将不可持续，经济增长就会昙花一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消费的持续增长，才是一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根本动力。此外，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长期以来消费也是最短的一个，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认为，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两者产出共占中国GDP的75％以上。因此，扩张消费也是我国改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一项重要内容。扩张国内消费，主要是提高国内居民的消费能力，但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的着眼点不能放在居民收入的存量上。有人认为，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高达20万亿元，只要赶出一部分储蓄，就可以迅速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实际上是不现实的，因为在全部储蓄中，高收入者占了大部分，由于高收入者的消费倾向低，这部分储蓄是不可能被赶出来用于消费的。即使是这20万亿元储蓄是平均分配的，全国13.2亿人口平均也只有1.5万元。这1.5万元对绝大多数消费者而言。还要用于教育、购房、防病、防老等，这部分储蓄不但赶不出来，而且还要增加。
因此，扩张居民消费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一是改革初次分配制度，在经济总量一定的情况下提高居民的收入份额。中国社科院2008年社会蓝皮书披露：我国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2003年以前的50％以上。下降到2006年的40.6％，相应资本回报从以前的20％上升到30.6％。只有改革这种初次分配的基本格局，提高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才有可能使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式从投资拉动为主转向消费拉动为主。要实现这种转变，就需要在一段时间内使工资的增长超过经济的增长速度。例如，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工资的增长都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但进入70年代，工资增长就超过了经济的增长，1971至1976年，经济的增长速度为4.5％，但工业部门的工资增长为6.13％，农业部门为5.56％。这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工资侵蚀利润。此外，也要求把多年财政收入过快增长的速度降下来，而实现这一结果的前提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二是改革再分配制度，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总量。目前在我国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来源中，政府转移支付所占的比重较低，显示了政府在这一职能上的严重缺位。三是培育中等收入阶层。富豪阶层对国内的消费贡献相对有限，如胡澜研究院最近发布的2008年中国富豪消费习惯调查显示：富豪最大的消费是奢侈品，其次是礼品。低收入阶层因收入水平低而限制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只有中等收入阶层才是一个健康社会的消费主力。培育中等收入阶层，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教育，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财产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甚至可以说，一个家庭财产收人所占比重的高低，是判断其财政状况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志。
3，外贸政策的完善。在世界陷入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我国把保增长的着眼点放在扩大内需上是完全正确的，但放弃外需或在扩大外需方面不作为也是不明智的。这是因为，一是世界已经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如何利用世界市场和资源发展自己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特别是对我国这样一个产能过剩、资源稀缺、就业压力大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就更是如此。可以说，在上一轮经济周期中，仅仅有1998年开始的积极财政政策，如果没有2001年的中国“入世”，中国经济就不会走出通货紧缩，以及其后的大繁荣。二是中国经济已经形成了很高的对外依存度，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依赖内需的扩大，但内需特别是消费的扩大却需要时间，也就是说，对外需依赖的经济结构在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在这一条件制约下，力争外需不下降或少下降也就成为我国宏观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三是我国在扩大外需方面仍然是有所作为的，因为我国出口的许多产品都是生活日用品，收入弹性较低，而且在经济衰退期间，居民消费越倾向于物美价廉。这就是说，世界市场仍然是有的，关键在于我国出口企业的资金满足程度和成本优势。在这两方面，宏观政策是大有调节空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