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商业道德困境
武励锋
摘要：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文化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但道德文化建设，同经济发展相比仍然是一条短腿。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本文试从分析市场经济下的商业道德困境原因，提出解脱商业道德困境的三条途径。
关键词：市场经济体制 商业道德困境 解脱途径
我国自1992党的十四大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写入我们的党的报告时，就标志着我们走进了市场经济，如今在追逐利润最大化成为共识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中国人凭借自己的勤劳和智慧让曾经“一穷二白”的国家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享受经济发展给我们带来喜悦的同时，我国市场经济下的商业道德问题正在凸显，特别是最近几年爆发了大量的食品安全问题、建筑安全问题等等，这些恶性事件像一把把利刃，划出道道令人触目惊心的伤口。
1 市场经济下的商业道德困境
市场经济下的商业道德困境是指：商家对商业道德规范的具体内容认知清楚，理智上也十分赞同，但在实践中却反其道而行之，也就是平时人们所说的明知故犯。
1.1 诱使商家进入商业道德困境的原因。以供求关系的无形之手来调节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它运行的核心机制是尽一切可能降低成本、扩大商品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差额、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这就是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它外在的表现是竞争规律。因此，市场经济天然地形成二个功能：一方面为了降低成本，它必须促使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创新，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下的竞争规律除了要求提高商品的质量、服务水平和降低价格外，还需要采取各种经营手段，千方百计地抢占廉价资源和扩大销售市场。所以，商人在竞争的游戏规则中，不得不学会挑战法律的各种本领，这就造就了商人具有不择手段的基本特性。马克思曾说过，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铤而走险；如果有2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藐视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润，那么资本家们便会践踏世间的一切。所以我认为诱使商家进入商业道德困境的原因是商家对利润最大化的痴迷追求。
1.2 正确看待商家的逐利行为。近代经济学的鼻祖、市场经济之父——亚当·斯密，他有两部巨著，一部是讲市场经济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研究）（简称《国富论》）这本书是1776年出版的，另一部是讲伦理道德的《道德情操论》(1759年首版，共修改6次)，从两部书的出版时间可以推算出，是先有《道德情操论》，后有的《国富论》，斯密本人把《道德情操论》看得远比《国富论》重的多，而且他的一生中大部分的心血都倾注在《道德情操论》的修订与完善上。从1759年首版到1790年他去世，斯密对《道德情操论》先后进行过6次修改，而《国富论》恰恰是在修改《道德情操论》的过程中完成的。尽管《道德情操论》早于《国富论》但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我们国人只知道《国富论》，不知道《道德情操论》。这主要是因为《国富论》100多年前就由晚清思想家严复翻译过来，《道德情操论》直到1998年才翻译进来，近年来被温家宝总理推荐才引起大家重视。亚当.斯密的全部理论研究出发点是人性，他一生研究的目的就是要以人性为基础构建一个符合人性的秩序。在他看来，人性具有两面性：利己性和利他性。他在《国富论》这本书中说：“我们的晚餐不是得自屠夫、酿酒商人，或面包师傅的仁慈之心，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利益特别关注。我们认为他们给我们供应，并非行善，而是为了他们的自利。”这主要说的是人性中的利己性；他在《道德情操论》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有的民族发达，有的民族落后?他解释说：自私自利是人的普遍本性，但是人还有另一个本性，就是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意思是说，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要受道德观念约束，不要去伤害别人，而是要帮助别人。斯密认为，这种道德情操永远种植在人的心灵里的，人既要“利己”也要“利他”，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永恒。可见，亚当·斯密对人性的认识是全面而深刻的，对人性的看法是双重的。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應该是商家有追逐利润的权利，而且是天经地义的，这是人性利己的表现。但前提是人性还应该有利他的一面。商家行为如果只做到了利己却不利他的话就会体现道德滑坡现象。这样的行为不仅不会被社会认可和尊重而且最终也是没有好结果的。以食品安全事件为例我们看到了：“毒奶粉”事件的出现使“三鹿”一落千丈，老百姓失去了一个本来可以信赖的品牌奶粉，中国从此也少了一个大型的食品企业；“瘦肉精”的出现使“双汇”瞬间陷入了生存和经营危机；“地沟油”的出现也让人们在餐桌失去了胃口，人们谈油色变；还有“染色馒头”的出现让相当一部分的人们不敢再去超市买熟食了。所以说：“没有道德（不利他）的企业如同朝着悬崖开车，跑的越快死得越早，没有道德的经济行为是不会永恒的”。尽管这个道理谁都明白，那为什么还有商家明知故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别人安危呢？笔者个人认为，商家的选择是不是符合这样的等式？收益>成本=利己：商家认为当经营利润远远大于为获得利润而付出的成本时他会选择把人性天平的砝码倾向利己的一端，而不屑利他的那面。如果商家做出了这样等式的选择的话就会自然进入商业困境。
2 市场经济下商业道德困境解脱的途径
从上面的公式中可知商家的只利己不利他的缺乏道德行为是以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因此，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道德建设时，就应该最大限度地使不道德行为获得的利益损失最大化，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根除不道德现象，走出商业道德困境，为市场的健康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具体做法有三：
2.1 建立严格的相关信息登记、搜集、储存、公布、查询制度。在规范的市场环境中，每个商家的相关信息会广为人知，这时商家人性的利己不利他行为就会得到约束，不道德行为就很难得逞，即使侥幸得逞，也会造成严重的后果。那么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在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中，不道德行为就有机可乘。这样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尽快建立严格的相关信息管理制度，使市场中各个行为主体都能较为方便地获知对方的信息。在现代通讯和互联网日益发达的今天，这一点能够做到。
2.2 加大对不道德行为的惩处力度。不道德行为的目的即然是获取最大利润，我们就应反其道而行之，力争让每一个不道德行为都受到利益上的重大损失，惩处力度应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地区视具体情况而定。原则只有一个，就是惩处的额度要足以产生震撼性的效果。要让不道德行为成为一个让敢以身试法的商家倾家荡产的高风险行为。现在我们社会的情况是欺诈、商业贿赂、制假、贩假等不道德行为的成本太低，风险太低，不道德者有恃无恐。我认为对于这些情况发生，必须严惩。
2.3 建立群众反不道德行为机制。仅仅加大对不道德行为的惩处力度，还不能让不道德行为销声匿迹，假如不道德行为的发现率太低，不道德的商家会很容易产生侥幸心理。要杜绝侥幸心理的产生，就应当发动群众，鼓励人民群众自发起来进行举报、让全民打击不道德行为。对于全民的参与行为，政府不仅要给予精神上的鼓励，更要给予物质上的奖励，这个奖励的额度要以能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为标准。只要群众发动起来了，市场中的不道德行为就会随时随地处在严密的监督之下，不道德行为的发生率和危害就会降到最低点。而且政府鼓励群众打击不道德行为，就相当于开启了一场反不道德行为的人民战争。不道德行为在重罚的压力下，在群众监督的高风险下自然会销声匿迹。在当前的情况下，只要我们这样做了，就一定会得到良好的效果。
摘要：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文化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但道德文化建设，同经济发展相比仍然是一条短腿。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本文试从分析市场经济下的商业道德困境原因，提出解脱商业道德困境的三条途径。
关键词：市场经济体制 商业道德困境 解脱途径
我国自1992党的十四大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写入我们的党的报告时，就标志着我们走进了市场经济，如今在追逐利润最大化成为共识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中国人凭借自己的勤劳和智慧让曾经“一穷二白”的国家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享受经济发展给我们带来喜悦的同时，我国市场经济下的商业道德问题正在凸显，特别是最近几年爆发了大量的食品安全问题、建筑安全问题等等，这些恶性事件像一把把利刃，划出道道令人触目惊心的伤口。
1 市场经济下的商业道德困境
市场经济下的商业道德困境是指：商家对商业道德规范的具体内容认知清楚，理智上也十分赞同，但在实践中却反其道而行之，也就是平时人们所说的明知故犯。
1.1 诱使商家进入商业道德困境的原因。以供求关系的无形之手来调节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它运行的核心机制是尽一切可能降低成本、扩大商品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差额、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这就是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它外在的表现是竞争规律。因此，市场经济天然地形成二个功能：一方面为了降低成本，它必须促使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创新，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下的竞争规律除了要求提高商品的质量、服务水平和降低价格外，还需要采取各种经营手段，千方百计地抢占廉价资源和扩大销售市场。所以，商人在竞争的游戏规则中，不得不学会挑战法律的各种本领，这就造就了商人具有不择手段的基本特性。马克思曾说过，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铤而走险；如果有2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藐视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润，那么资本家们便会践踏世间的一切。所以我认为诱使商家进入商业道德困境的原因是商家对利润最大化的痴迷追求。
1.2 正确看待商家的逐利行为。近代经济学的鼻祖、市场经济之父——亚当·斯密，他有两部巨著，一部是讲市场经济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研究）（简称《国富论》）这本书是1776年出版的，另一部是讲伦理道德的《道德情操论》(1759年首版，共修改6次)，从两部书的出版时间可以推算出，是先有《道德情操论》，后有的《国富论》，斯密本人把《道德情操论》看得远比《国富论》重的多，而且他的一生中大部分的心血都倾注在《道德情操论》的修订与完善上。从1759年首版到1790年他去世，斯密对《道德情操论》先后进行过6次修改，而《国富论》恰恰是在修改《道德情操论》的过程中完成的。尽管《道德情操论》早于《国富论》但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我们国人只知道《国富论》，不知道《道德情操论》。这主要是因为《国富论》100多年前就由晚清思想家严复翻译过来，《道德情操论》直到1998年才翻译进来，近年来被温家宝总理推荐才引起大家重视。亚当.斯密的全部理论研究出发点是人性，他一生研究的目的就是要以人性为基础构建一个符合人性的秩序。在他看来，人性具有两面性：利己性和利他性。他在《国富论》这本书中说：“我们的晚餐不是得自屠夫、酿酒商人，或面包师傅的仁慈之心，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利益特别关注。我们认为他们给我们供应，并非行善，而是为了他们的自利。”这主要说的是人性中的利己性；他在《道德情操论》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有的民族发达，有的民族落后?他解释说：自私自利是人的普遍本性，但是人还有另一个本性，就是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意思是说，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要受道德观念约束，不要去伤害别人，而是要帮助别人。斯密认为，这种道德情操永远种植在人的心灵里的，人既要“利己”也要“利他”，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永恒。可见，亚当·斯密对人性的认识是全面而深刻的，对人性的看法是双重的。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應该是商家有追逐利润的权利，而且是天经地义的，这是人性利己的表现。但前提是人性还应该有利他的一面。商家行为如果只做到了利己却不利他的话就会体现道德滑坡现象。这样的行为不仅不会被社会认可和尊重而且最终也是没有好结果的。以食品安全事件为例我们看到了：“毒奶粉”事件的出现使“三鹿”一落千丈，老百姓失去了一个本来可以信赖的品牌奶粉，中国从此也少了一个大型的食品企业；“瘦肉精”的出现使“双汇”瞬间陷入了生存和经营危机；“地沟油”的出现也让人们在餐桌失去了胃口，人们谈油色变；还有“染色馒头”的出现让相当一部分的人们不敢再去超市买熟食了。所以说：“没有道德（不利他）的企业如同朝着悬崖开车，跑的越快死得越早，没有道德的经济行为是不会永恒的”。尽管这个道理谁都明白，那为什么还有商家明知故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别人安危呢？笔者个人认为，商家的选择是不是符合这样的等式？收益>成本=利己：商家认为当经营利润远远大于为获得利润而付出的成本时他会选择把人性天平的砝码倾向利己的一端，而不屑利他的那面。如果商家做出了这样等式的选择的话就会自然进入商业困境。
2 市场经济下商业道德困境解脱的途径
从上面的公式中可知商家的只利己不利他的缺乏道德行为是以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因此，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道德建设时，就应该最大限度地使不道德行为获得的利益损失最大化，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根除不道德现象，走出商业道德困境，为市场的健康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具体做法有三：
2.1 建立严格的相关信息登记、搜集、储存、公布、查询制度。在规范的市场环境中，每个商家的相关信息会广为人知，这时商家人性的利己不利他行为就会得到约束，不道德行为就很难得逞，即使侥幸得逞，也会造成严重的后果。那么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在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中，不道德行为就有机可乘。这样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尽快建立严格的相关信息管理制度，使市场中各个行为主体都能较为方便地获知对方的信息。在现代通讯和互联网日益发达的今天，这一点能够做到。
2.2 加大对不道德行为的惩处力度。不道德行为的目的即然是获取最大利润，我们就应反其道而行之，力争让每一个不道德行为都受到利益上的重大损失，惩处力度应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地区视具体情况而定。原则只有一个，就是惩处的额度要足以产生震撼性的效果。要让不道德行为成为一个让敢以身试法的商家倾家荡产的高风险行为。现在我们社会的情况是欺诈、商业贿赂、制假、贩假等不道德行为的成本太低，风险太低，不道德者有恃无恐。我认为对于这些情况发生，必须严惩。
2.3 建立群众反不道德行为机制。仅仅加大对不道德行为的惩处力度，还不能让不道德行为销声匿迹，假如不道德行为的发现率太低，不道德的商家会很容易产生侥幸心理。要杜绝侥幸心理的产生，就应当发动群众，鼓励人民群众自发起来进行举报、让全民打击不道德行为。对于全民的参与行为，政府不仅要给予精神上的鼓励，更要给予物质上的奖励，这个奖励的额度要以能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为标准。只要群众发动起来了，市场中的不道德行为就会随时随地处在严密的监督之下，不道德行为的发生率和危害就会降到最低点。而且政府鼓励群众打击不道德行为，就相当于开启了一场反不道德行为的人民战争。不道德行为在重罚的压力下，在群众监督的高风险下自然会销声匿迹。在当前的情况下，只要我们这样做了，就一定会得到良好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