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美国大选及其对中美关系影响预估
刁大明
2016年大选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到美国未来至少四年的内政外交政策走向，而中国议题向来是候选人辩论的重要议题。密切关注美国大选初选时其社会内部的选情动向、选民态度、参选人外交政策、对华政策意向的分析等就显得尤为必要。
2016年2月1日，美国中西部农业州艾奥瓦举行党团初选，从而正式拉开新一轮选举周期的帷幕。此次大选将于2016年11月8日产生新一届美国总统，全部435位国会众议员、34位国会参议员、14个州或属地的州长以及巴尔的摩、圣地亚哥、巴吞鲁日等城市政府也都将面临改选。作为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首次换届选举，2016年大选的结果必将直接影响到美国未来至少四年的内政外交政策走向。就中美关系稳步发展的大局而言，2016年大选也将为美国对华政策带来不可低估的变数，值得密切关注。
大选选情走向预估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波尔斯比和威尔达夫斯基曾指出，总统选举中所有参与者的策略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时既定的、难以改变的环境的制约。[1]从选情发展的总体态势看，2016年大选也明显受到三个层次的环境塑造，即后金融危机时期的美国内外状况、总统政治周期约束下的奥巴马政治遗产以及两党初选的选举结构。
首先，后金融危机时期的美国内外环境决定着本次选举的基本背景与关键议题。金融危机特别是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国内的深层次矛盾并未得到有效解决，依旧无法令公众满意。在政治层面上，两党极化缠斗加剧，国会中所谓“否决政治”明显抬头，政治掣肘降低政府效率与公信力，美国政治对民意的回应性每况愈下。在经济层面上，美国经济在统计指标上虽然持续缓慢复苏，甚至在2015年末的失业率已降低至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但考虑到持续下降的劳动参与率，美国经济依然堪忧，且给予民众带来的实际“获得感”有限，与公众期待存在差距。[2]在社会层面上，中间阶层所在比例空前缩水、降至50%以下，移民、控枪、堕胎等议题不断引发争议，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落实也遭遇较大不确定性，种族矛盾与冲突呈现出频发态势。[3]与国内政经环境压力相比，美国在国际舞台上仍尽力维持所谓“全球领导地位”，持续强化亚太战略，实现美古复交、力促伊朗核协议，但面对叙利亚问题以及“伊斯兰国”（IS）等恐怖主义威胁抬头的现实，奥巴马政府却选择了“不做傻事”的廉价平衡，无法令国际社会信服。
根据皮尤民调显示，接受访问的美国民众中至少有60%对当前国家发展方向并不看好，认为国家急需改变的首要议题按顺序大致为经济与就业、反恐、医改、移民以及外交政策。[4]这就意味着，选民对本次选举仍然具有强烈的变革期待，而他们关注的这些首要议题也需要两党参选人认真应对、提出改变方案的选举关键议题。
其次，在任期的约束下，奥巴马的执政遗产构成了两党竞选攻防的核心内容。2016年选举可以被理解为是对奥巴马八年执政绩效的民意测验，满意者可能倾向于延续民主党政府，而失望者则会转而期待实现政党轮替、希冀共和党带来改变。
就奥巴马过去七年的政绩而言，全民医改、经济刺激计划、清洁能源、移民及控枪新政的尝试等，都将作为民主党竭力捍卫、共和党猛烈攻击的重要内容。而在大选年期间，奥巴马被预期将抓住最后时机铸造历史地位，控枪、刑法改革、关闭关塔那摩监狱、促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即TPP）在国会通过、以历史性访问古巴来强化美古复交“不可逆转”等皆为奥氏的可能选项，因而这些议题势必上升为选举焦点，从外部塑造选情。[5]比如，奥巴马在新年伊始推出的控枪行政令，可能激化全美步枪协会等拥枪团体对共和党参选人在竞选经费和社会动员上的支持。又如，在TPP议题上，以希拉里·克林顿为首的民主党参选人不得不与奥巴马保持距离，从而避免失去工会团体的票仓。再如，鉴于古巴裔美国人对美古复交的态度在过去一年中呈现出积极转变，如果奥巴马在11月大选前访问哈瓦那，一定程度上会牵动古巴裔为数众多的大选关键州佛罗里达的选情。换言之，奥巴马的执政遗产更像是一把双刃剑，有助于两党巩固基本盘的同时，也可能反向动员共和党的参与度、弱化民主党的团结度。
第三，两党初选产生的总统候选人决定着竞选战略结构乃至选举结果。在当前所谓“以候选人为中心”的选举政治中，两党候选人的优劣直接左右整个选举。目前，民主党初选选情的基本面比较明朗，希拉里在全美及艾奥瓦、新罕布什尔等关键初选州的民调中持续领先，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始终紧随其后，存在反超可能。如果希拉里得以在2月1日和9日的艾、新两州初选中大胜，她极可能很快锁定提名。不过，“邮件门”司法化、克林顿基金会海外捐款以及其他可能爆出的潜在丑闻仍有可能在初选或大选阶段发酵，进而为希拉里及其民主党的竞选带来无法预期的变数。比较之下，共和党初选陷入十余位参选人的乱战之中。所谓“反建制派”参选人唐纳德·特朗普虽然自7月20日以来持续在全美以及艾、新等关键民调中领先，但其政治上的过激言论备受质疑。具有茶党色彩的参选人马尔科·卢比奥、特德·克鲁兹等人因初具政治经验而被认为是更为务实的提名人选，此前因高知名度而被广泛看好的杰布·布什由于立场温和、表现乏善可陈而选情低迷堪忧。[6]在混乱的初选形势下，3月1日或15日即超过两个州同时初选的“超级星期二”有可能发挥加速明朗化、降低内耗损失的作用。如果无法在3月15日之前明确提名人选，共和党提名人选就将不太多见地拖延到7月中旬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最终产生，进而缩短了大选竞选运作的时间、直接降低了获胜的几率。
从目前两党对阵民调看，希拉里与任何一位共和党参选人比较，虽然得以胜出，却并不存在明显的压倒性优势。具体而言，68岁的希拉里对决69岁的特朗普可以确保胜出，优势可达5%上下。但在对阵44岁的卢比奥或者45岁的克鲁兹时，希拉里则在多数情况下以1%到3%的微弱劣势被反超。[7]这一差异说明，高龄问题在大选中仍可能是一个困扰希拉里的重要难题，特别是在动员年轻选民投票的意义上尤甚。
大选对中美关系的潜在影响
客观而言，中美关系堪称两国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作为事关未来四年美国内政外交走向的选举，也势必对中美关系产生举足轻重的潜在影响。这种影响可以根据选举政治规律划分为选举周期和选举结果两个层次。
就选举周期中的影响方面，首当其冲的即竞选中两党参选人对中国议题的负面炒作。传统上，经济、就业等国内事务往往占据美国竞选纲领的核心位置，外交事务议题相对处于次要地位，只有在国家处于战争或面对威胁时才会重点聚焦外事议题。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议题和中美关系并不会进入2016年大选的核心议题。而本次选举中关于中国议题的炒作却不同以往，不但更为频繁而负面，关注领域也明显有别，必然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议题以及中美关系在本次选举中的突出，至少存在两方面原因：首先是选举周期适逢美国学界、战略界对中国事务的重大辩论，参选人要回应舆论导向，进而“热炒”中国议题；其次，希拉里、卢比奥等参选人具有明显的外交政策导向，前者有四年国务卿经历，后者则是国会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有动机以及专业积累通过外交政策阐释来展现自身能力，中国议题自然是其中重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16年大选中的中国议题明显有别于以往将中国事务与美国经济和就业挂钩的做法，转而将中国议题阐释为南海议题、网络安全议题，将中国视为美国国家发展模式和国际领导地位的所谓“威胁”。这种从“低级政治”向“高级政治”的议题结构转变，必然对并不太熟悉中国的美国公众造成负面印象，侵蚀作为两国关系深化动力的民意基础。
第二，选举期间产生的竞选压力将对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造成牵扯。在这一维度上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作为亚太战略重要基石的TPP能否顺利在国会两院通过。按照一般预期，奥巴马政府将在2月初签署TPP，进而开启为期90天的国会审议程序。而这一审议过程却完全与国会议员谋求连任的初选过程重叠同步展开，从而增加了议员获得提名的民意压力。需要工会组织支持的民主党人将继续持反对立场，而受到党内极端派初选威胁的共和党人也会修正原本的支持立场。[8]一旦TPP进程在选情的牵绊下被迫延缓，将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带来新的变数，也会改变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经贸互动。
第三，选举期间两党内部各自不同程度上表现出的极端化倾向影响对外政策的氛围。在初选过程中，民主党参选人桑德斯作为“平民主义派”的代言人曾一度反超希拉里，而领先共和党阵营的特朗普更是代表着一种反华府、反精英以及反全球化的具有“民粹主义”意味的民怨宣泄。两党如此同步的极端化态势将导致美国政治以及内外政策的“内向化”倾向，其中的新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也将为选举年前后的中美经贸关系深化增加难度。
选举结果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也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考察。
一是两党在美国外交战略上的异同。一方面，从过去两党政治人物的政策表达上可以判断，亚太战略在两党政治中已具有一定共识。换言之，即便是共和党总统上台，也应该不会改变目前亚太战略的整体方向。但比较而言，共和党的亚太战略将更为强调在区域安全意义上的“再平衡”，进而将持续强化军事力量在亚太地区的部署，致使该地区局势进一步紧张。而在目前中东反恐局势骤变的背景下，共和党上台后极可能会放弃奥巴马政府在中东的“廉价存在”，具有对中东事务特别是反恐事务给予更多投入的强烈主观意愿，进而在客观上会牵扯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资源投射。另一方面，与民主党理念截然不同，共和党阵营无视气候变化议题、甚至持有坚决反对立场。[9]可以预见，共和党的上台将最大限度地打压中美在气候变化、减排温室气体上的合作空间。面对这一重大变化，中美必须寻求得以践行“合作共赢”的其他领域。
二是作为最高外交决策者，新任总统的外交理念特别是对华态度至关重要。在2016年大选的两党阵营中都明显存在着对华立场负面的参选人。作为亚太战略的始作俑者之一，希拉里在中国事务上素来强硬，且多次操作“人权”事务，其上任后势必绕开以往新任总统的所谓“学习曲线”，立即着手强化亚太战略，就南海、网络等议题对中国施压。共和党阵营中，以卢比奥、克鲁兹为代表的茶党及极端宗教保守派对中国持有严重的意识形态偏见，特朗普也曾多次毫无依据地公开抨击中国。这样看来，任何一党的新总统在对华政策上强硬的可能性日渐增加。在总统政治周期意义上预估，中美关系可能会延续所谓“低开高走”的传统走势，甚至此次开局可能会“走得更低”。
三是新政府的外交团队对美国对外政策特别是中美关系的负面介入不可忽视。除了关注总统本人的外交导向之外，其外交团队的构成与立场也是预判其对华政策走向的关键指标。目前看，希拉里外交团队基本上延续了其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原班人马，在中美关系的处理上虽然并不积极，但也相对熟悉专业，甚至与中方保留着一定的沟通渠道。反观共和党阵营，多位参选人召回了小布什时期以及罗姆尼2012年参选时的外交顾问团队。比如，卢比奥雇用了曾出任罗姆尼竞选外交政策顾问的“台湾”裔美国人陈仁宜（Lanhee Chan），可能助长其原本对华的强硬与偏见。[10]
四是国会关键涉华议员的变动将影响国会的涉华行动。国会中的某些关键涉华议员在选举中的职位变动将牵动未来一届国会的涉华立法。比如，作为人民币汇率议题鼓吹者之一的纽约州国会参议员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将接替哈里·里德（Harry Reid）出任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其是否凭借领袖权力继续推进包括汇率、贸易、人权等在内的负面涉华议案、从而平衡共和党多数，值得警惕。[11]又如，曾任美中工作小组创始主席之一的伊利诺伊州国会参议员马克·柯克（Mark Kirk）面临极大的连任压力，国会失去这样一位对华态度颇为积极理性、致力于推进中美合作深化的政治人物对中美关系也并不是好消息。再如，现任美中工作小组联席主席的路易斯安那州国会众议员查尔斯·博斯坦尼（Charles Boustany）正在竞选国会参议员，如果其当选，也将在更大的政治舞台上务实推动中美合作。
当前的中美关系正向着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方向稳步发展。虽然中美两国在“相互尊重”哪些核心利益、是否均等地“合作共赢”等问题上仍需要充分沟通与磨合，但奥巴马政府整体上从未否认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两国在“不冲突、不对抗”意义上也达成了高度共识。2017年美国新政府上台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无疑将面临一个是否重新得到美方建设性积极回应的严峻考验。必须看到的是，如今民主共和两党参选人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上表态都颇为模糊，且大多曾公开批评中国，将中国视为美国国家发展模式和国际领导地位的双重威胁。如此过激表达即便存在“竞选语言”的成分，但中国政府也有必要做好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长期性、复杂性乃至反复性的各层次充分准备。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责任编辑：徐海娜）
[1] [美] 纳尔逊·波尔斯比、艾伦·威尔达夫斯基著：《总统选举：美国政治的战略与构架》，管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2] 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data.bls.gov/timeseries/LNS14000000 .
[3] “The Middle Class is Losing Ground”， PewResearchCenter， Dec 8， 2015， 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2015/12/09/the-american-middle-class-is-losing-ground/st_2015-12-09_middle-class-01/ .
[4] “Direction of the Country”， Polling Report， http：//www.pollingreport.com/right.htm；“Problem and Priorities”， Polling Report， http：//www.pollingreport.com/prioriti.htm.
[5] Rebecca Kaplan，“President Obama s 2016 Wish List”， CBS News， Jan 1， 2016， http：//www.cbsnews.com/news/president-obama-2016-wish-list/.
[6]“悬念迭起：5大猜想揭秘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新华网，2015年12月3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12/31/c_128582955.htm .
[7] “2016 Republican Presidential Nomination”， Real Clear Politics， http：//www.realclearpolitics.com/epolls/2016/president/us/2016_republican_presidential_nomination-3823.html.
[8] Paul Kane and David Nakamura， “McConnell Warns that Trade Deal Cant Pass Congress Before 2016 Elections”， The Washington Post， Dec 10， 201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mcconnell-warns-that-trade-deal-cant-pass-congress-before-2016-elections/2015/12/10/b8151f26-9f66-11e5-8728-1af6af208198_story.html.
[9] Emma Foehringer Merchant， “How the 2016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View Climate Change”， New Republic， Nov 30， 2015， 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24381/2016-presidential-candidates-view-climate-change.
[10] Phillip Rucker， “Top Romney Policy Adviser Signs on with Marco Rubio”， The Washington Post， Sep 14， 201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post-politics/wp/2015/09/14/top-romney-policy-adviser-signs-on-with-marco-rubio/.
[11] Manu Raju and Burgess Everett， “Schumer in Line to Succeed Reid”， The Politico， March 27， 2015， http：//www.politico.com/story/2015/03/harry-reid-endorses-chuck-schumer-1164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