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好月圆人何在

    黄娟

    【摘 要】近年来，我国电视荧屏上的历史题材电视剧多以“穿越”“宫斗”等样式呈现，这些剧借着历史的幌子，或讲述爱情传奇，或展现女人们的斗争，与真正的历史相去甚远，所以当《北平无战事》播映时，观众瞬间感受到了真正“历史剧”的魅力，“剧王”、“现象级”电视剧、“第一神剧”等各种溢美之词不断涌现。该剧由刘和平担任编剧，截取了国共两党大决战前夕这一时间节点，通过北平民生物资贪腐案、国民党“币制改革”，全面展现了国共两党之间、国民党内部各势力之间的较量。刘和平以写历史剧著称，本文将对他的几部作品进行简要的对比，然后着重分析该剧的悲剧意识。

    【关键词】《北平无战事》；悲剧意识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5-0156-02

    一、以一概全——刘和平历史正剧的变化对比

    刘和平不仅是一位剧作家，还是一位历史学者，这也导致了他的剧全都偏向历史题材。刘和平不是一位高产的剧作家，近二十年时间共写了五部剧，其中1997年的《雍正王朝》、2007年的《大明王朝1566》和2014年的《北平无战事》影响巨大，刘和平也有意将这三部剧构成“王朝三部曲”（《北平无战事》曾欲取名为《最后的王朝》）。或许是现实的需求，或许只是个历史的巧合，刘和平这三部历史剧刚好分别处于中国历史正剧发展的节点。如果说1986年的《努尔哈赤》点燃了中国历史正剧中帝王将相剧的星星之火，那么1997年的《雍正王朝》无疑是一桶汽油，使得“帝王将相剧”在中国的电视荧屏迅猛燃烧，而2007年的《大明王朝1566》则恰恰是一盆冷水，浇灭了此类剧高涨的气焰，从此归于平淡。《北平无战事》以一种全新的历史正剧姿态呈现于电视荧屏，是否将迎来历史正剧的再度繁荣，我们拭目以待。

    鉴于《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北平无战事》在我国历史剧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又都属于刘和平的作品，以一人之作来看此类作品地发展变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尤其侧重对《雍正王朝》和《北平无战事》两者的变化进行对比。《北平无战事》中有句台词：“历史是人写的，但很多人写不进历史。”雍正和嘉靖无疑都是可以写进历史的人，也都是可以书写历史的人，“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雍正王朝》和《大明王朝1566》讲述的都是历史的胜利者，而《北平无战事》讲述的则是一批写不进历史的人物，他们不是历史的胜利者（也不是失败者），而是历史的亲历者、事实真相的见证者。从这三部剧的人物选择上，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刘和平在历史正剧创作上的巨大改变，也可以体会他的人文情怀：《雍正王朝》讲述了“康乾盛世”的缔造者之一雍正皇帝胤禛的一生，展现了一位拥有“菩萨心肠”的“改革皇帝”高大全的形象；《大明王朝1566》塑造了一位“圆形”皇帝，他同情百姓、尊重朝臣、惩治严党，但也妄弃正义、纵容贪腐、操纵权臣，是一个唯我独尊的封建帝王；而《北平无战事》则讲述了中共地下党员方孟敖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的不懈努力和艰难抉择，描写了一批深处此局势下的共产党员、爱国志士和国民党各方势力代表，他们称不上是英雄，没能名留青史，但值得尊重和铭记。正如《北平无战事》的结尾处所写：谨以此片献给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与独立作出牺牲的无名英雄。

    在反面人物的塑造上也有巨大的改变。《雍正王朝》中，雍正的对立面是以胤禩为首的“八爷党”，他们结党营私、贪污受贿、纵容下属等，“八贤王”美名的背后充斥着不光彩的事件，正反对比更衬托出雍正的“菩萨心肠”，形成非常明显的二元对立关系，而在《北平无战事》中，我们看不到这样简单的对立。一般来说，影视作品中展现国民党方面的人物大多定义为“坏人”，或者是中性人物，但在《北平无战事》中，我们看到了形形色色的国民党人员，他们有如徐铁英般老奸巨猾的大反派，也有如马汉山这样有血有肉的贪官，有曾可达这样一心反贪腐的理想主义者，更有梁经伦这样忧国忧民的文人学者，还有方步亭、何其沧、方孟韦等，他们虽为国民党工作，但个个有情有义、爱国护家。

    还有一个就是选材视点的变化。《雍正王朝》和《大明王朝1566》都是帝王戏，主要展现的是各种政治力量的角逐，明争暗斗、阴谋诡计，各种手段层出不穷，其最终目的一个是为了政权的稳固和国家的繁荣，一个是为了独裁统治，但说到底都是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北平无战事》中各方势力代表的背后也都离不开政治的较量，但该剧却是从经济层面出发，通过民生物资贪腐案、币制改革方案、“孔雀东南飞”计划，将国民党各利益方的面貌展露无遗。

    从主要人物选择、反面人物塑造和选材视点上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刘和平创作理念的逐渐完善和不断创新，越来越尊重历史，深挖人性层面，尊重那些不被载入史册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人，他的作品一部比一部精彩。

    二、月圆花好人何在

    中国人传统的接受心理是追求一种团圆美好、和谐相生的美好图景，所谓“花长好，月长圆，人长寿”，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华民族不具有悲剧精神，恰恰相反，从上古神话中的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到先秦诗作《离骚》《国殇》《孔雀东南飞》，再到元曲《窦娥冤》《桃花扇》《赵氏孤儿》，明清小说《红楼梦》《水浒传》等，无一不充满着悲剧色彩。近年来，中国的历史题材电视剧或表现大国气象、一代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或以“戏说”为主，展现人物间的情爱纠葛，越来越喜剧化、市场化，真正的历史悲剧只能在少数展现民族抗争的战争片中看到。《北平无战事》则完全走悲剧路线，身处战争年代，展现时代悲剧。

    （一）月圆人难“圆”——人物之悲。笔者认为，该剧最具悲剧色彩的两个人物当属崔中石和曾可达，尽管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政党。崔中石身为北平银行的金库副主任，却节俭清贫，家里常无米下锅，西服下的衬衫竟只是个假领。为救方孟敖，他与徐铁英周旋，陷自己于危险之中，为了不暴露方孟敖的身份，甘愿牺牲自己，出事前还将大量钱财转移到共产党的相关账户上。崔中石表面看弱不禁风、斯文儒雅，内心却无比坚定，遇事沉着冷静，敢于为革命献身。曾可达同样有着无比坚定的革命信仰，他身为铁血救国会的骨干，对蒋经国一片忠诚，打击贪腐的决心坚定，他希望在建丰同志的带领下扭转国民党的局势，可现实给了他重重压力和打击，蒋经国渐渐不信任他，而他在蒋经国身上下的赌注也失败了，“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短短一句话就结束了他和蒋经国之间的关系，也结束了他的性命。叔本华认为：真正的悲剧并不是“盲目的运命”即偶然性，也不是因为遭遇极恶之人的陷害，而是“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是普通的人和人之间种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所产生的结果，带有必然性。[1]曾可达的自杀是必然的，作为一个乱世中的理想主义者，视一个政治无力者为人生之至高信仰，信仰破灭之时就是他人生完结之日。鲁迅先生有句名言：“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悲剧产生的前提是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崔中石的性命、曾可达的信仰，如此具有价值的东西被毁，实乃人生之悲。崔中石和曾可达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为人简单，诉求单纯，有一片赤子之心。他们的一生看似短暂，如崔中石不急不缓却坚定有力的话语，如曾可达墓碑上简洁的刻字：江西人曾可达，但他们都拥有丰富的内心和崇高的精神。

    剧中的插曲《月圆花好》虽然无数次地响起，经多人之口哼唱，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家庭能真正地“花好月圆”。崔中石牺牲，崔婶一家被送往香港；谢木兰被害，谢培东孤身一人留守北平；方孟敖虽和家人在一起，却必须满载金银飞往台湾；还有远在美国的何其沧和梁经伦这两位忧国忧民的学者，尤其是梁经伦，他一心热爱祖国，愿为时代的苦难流尽鲜血，所以他深信“古老的夜晚远方的音乐是永恒的，但那不属于我”，可最后木兰因他而死，国民党也抛弃了他，他不在乎这些身份，哀莫大于心死，最后无奈陪师赴美。为了北平、为了新中国亿万家庭的团圆美满，他们牺牲小我，成全大局。

    （二）“明月照人来”——意境之悲。影视剧中对意境营造的最有效方式一是音乐，二是画面，也就是所谓的视听语言，《北平无战事》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精致、出彩。“浮云散，明月照人来，团圆美满今朝醉……”周璇的这首《月圆花好》表达的愿望虽然美好，但在《北平无战事》中更多是一种无奈和遥不可及的憧憬。刘和平自己也说：“这首歌其实是在说，那个大时代，每一家人都要经历生离死别，所以他们特别渴望团圆美满，其实也是在表现人物的命运。”[2]这尤其体现在该剧的结尾处，方孟敖架机带着家人飞往台湾，一轮明月当空照，口琴版慢节奏的《月圆花好》响起，一一呈现的是方步亭、何孝钰、方孟敖向下俯瞰北平夜景的镜头，“小妈”程小云满眼泪水与方步亭对视，北平静谧的夜空上，一架飞机满载着离家的愁绪，没有过多的话语但意境全出。明月照人来，可知来人有多少的无奈和孤独。

    相较于剧中频繁出现的《月圆花好》，插曲《圣母颂》运用得非常之少，而主题曲《雪朝》则有点姗姗来迟。《圣母颂》是在崔中石被捕后，方孟敖邀请方步亭弹奏此曲，寄意于曲名：一路平安，玛利亚。可画面却是崔中石在给家人写信，以及他孤独远去的背影，从其后的剧情也可以看出，这是崔中石生前最后的一笔，没能如歌曲所愿，如歌唱者所愿。《雪朝》则是为木兰之死量身订做，由朱自清的诗作《雪朝》改编成曲（虽然后来证实是樊发稼的作品），剧中的背景是朱自清先生在这天去世了，而谢木兰也因梁经伦身份暴露而被枪杀。“雪花漫天飞扬，黎明静谧得没有声响……”枪声过后，阴灰色的天空中，成千上万只黑色小鸟齐飞，如此低沉的画面配上哀婉的音乐，诉说着一个年轻、单纯的生命的消逝，也为梁经伦的醒悟做了铺垫。

    三、因悲剧而崇高

    悲剧不仅仅给人以悲情之感，还要给人以美感，要从悲痛、怜悯、惋惜的情绪中升华出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这就是悲剧所具有的独特魅力。[3]剧中这些人物的悲剧不仅让我们感到惋惜和哀痛，他们身上具有的精神气质更让我们难以忘怀。崇高的对象以其雄伟的精神气魄向我们压来[4]，崔中石外的无私奉献、方孟敖身上的“骑士精神”、曾可达对信仰的忠诚、梁经伦对国家的忧心、谢培东甘当“写不进历史”的人……他们身上的崇高理想、美好品德，在当下社会或缺失、或被遗忘，“人类唯一有价值就是精神”，如此无价之物，千秋万载之后仍值得铭记、颂扬。

    正如剧中引用《唐·吉诃德》中的话：“我的丰功伟绩，值得被浇铸于青铜器上，铭刻于大理石上，镌于木板上，永世长存。等我的这些事迹在世上流传之时，幸福之年代和幸福之世纪，亦即到来。”为了新中国的到来，无数人牺牲生命、隐瞒身份，他们写不进历史，但不该被历史遗忘，他们的精神更值得永世长存。

    注释：

    ①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635.

    ②http：//ent.qq.com/a/20141023/029269.htm.

    ③郑军，刘国强.论古希腊悲剧的美学价值对于当下影视剧创作的借鉴意义[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3，36（4）.

    ④朱光潜.谈美书简[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

    参考文献：

    [1]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2]朱光潜.谈美书简[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

    [3]李胜利，肖惊鸿.历史题材电视剧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4]郑军，刘国强.论古希腊悲剧的美学价值对于当下影视剧创作的借鉴意义[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3，36（4）.

    [5]程青松.皇帝的新衣与英雄的梦呓——评《雍正王朝》[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0（02）.

    作者简介：

    黄 娟，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广播电视艺术学电视剧史论。